两宋时期的台湾——与张崇根同志商榷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神圣领土，这是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人民日报》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三日曾经载文指出：“台湾是我国东南沿海最大的岛屿。还在很古的时候，台湾与祖国大陆就有着文化上经济上的密切关系。早在公元二三0年，三国时孙吴派将军卫温、诸葛直率甲士万余人，航海到‘夷洲’。‘夷洲’就是现在中国的台湾省。澎湖在十二世纪南宋时已隶属福建晋江县，成为中国行政区的一部分。十三世纪中叶，当时的元朝政府在澎湖设立巡检司，管辖台湾等岛屿，隶属于泉州路的同安县。从此，台湾正式列入中国版图。”我认为，这是概括了大量史料而得出的比较科学的结论，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这就是说，南宋时澎湖已经正式纳入我国大陆中央王朝的行政系统，成为我国行政区域的一部分；到元代，台湾等岛屿也正式纳入我国的版图。

不久以前，张崇根同志在《社会科学战线》（吉林）杂志，发表了《南宋已在台湾地区建立政权机构》一文，提出“至迟在南宋孝宗乾道七年（1171），已在台湾地区设立政权机构”的新见，比目前通行的十三世纪中叶台湾归元朝管辖的说法“要早一百多年”。我认为，张崇根同志撰写此文的用心是好的，但是，他没有拿出足够的可靠史料来证实他的新见，并且避而不谈两宋时期台湾本岛上的“流求”，因此，他的新见是值得商榷的。

我认为，根据现有资料，在两宋时期特别是南宋，今天的台湾地区存在三种不同的情况：

第一，彭湖或平湖，即今澎湖岛。南宋人赵汝适《诸蕃志》卷上《毗舍耶国》条说：“泉（州）有海岛，曰彭湖，隶晋江县。”赵汝适撰此书《序》是在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九月，此时赵汝适任提举福建路市舶司官，他根据各国海商所述海外情况，并披阅《诸蕃图》，而撰成此书。所以，他的记载一般地说是比较可靠的。这说明，至少在公元一二二五年以前，澎湖已经直接归宋朝官府管辖。另一位南宋人楼钥，在《攻媿集》卷八十八《敷文阁学士、宣奉大夫致仕、赠特进汪公（大猷）行状》中记述，宋孝宗乾道七年（1171）四月，汪大猷知泉州，“郡实濒海，中有沙洲数万亩，号平湖，忽为岛夷号毗舍耶者奄至，尽刈所种。”我们知道，今天的澎湖岛面积为六十四平方公里，土地瘠薄，以砂土为主。从“平湖”所处方位、面积、土质等方面判断，可以肯定就是今天的澎湖。由于澎湖位于我国大陆和台湾本岛之间，距离大陆较近，尽管这里土地贫瘠，但宋代大陆汉族劳动人民仍然徙居于此，不辞辛劳地开辟农田，种植庄稼。为了控制徙居澎湖的汉族劳动人民，宋朝官府就将澎湖划归泉州晋江县辖理。以上史实说明，宋朝官府业已有效地管辖澎湖，使澎湖成为我国大陆中央王朝的行政区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澎湖这个问题上，我跟张崇根同志的看法基本一致，但张崇根同志通篇只讲澎湖，不讲两宋时期的台湾本岛，也没有明确指出南宋的彭湖或平湖即今天的澎湖，似乎想把澎湖与台湾本岛等同起来，这是我所不敢苟同的。

第二，“流求国”，即今台湾本岛。从隋代开始，我国大陆中央王朝称台湾本岛为“流求”。这一名称，历经唐、宋、元数代，相沿不改。直到明代初年，才开始用“大琉球”来称呼冲绳岛上的琉球国，而改称台湾本岛为“小琉球”。

在两宋时期，台湾本岛上显然存在着一个“流求国”。这个“流求国”是宋朝人对台湾本岛的习惯称呼。虽然被称为“国”，但实际上这时的高山族祖先可能比《隋书》所载处于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略为进步，但尚未达到建立一个阶级压迫的机器——国家的程度。这跟宋代周邻各少数族建立的国家，为契丹族的辽国、女真族的金国、党项族的夏国、蛮族的大理国、羌族的吐蕃国等颇为不同。

在北宋，著名的书法家蔡襄撰有《荔枝谱》一书。此书记述福州的海商将当地的特产荔枝用船运销各地的情景：“其东南，舟行新罗、日本、琉球（原注：一作流求）、大食之属，莫不爱好，重利以酬之，故商人贩益广，而乡人种益多。”蔡襄是北宋仁宗、英宗时人，治平四年（1067）死。此书写于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 八月。他所记载的福州海商用船贩运荔枝到流求，并受到流求人的爱好，是完全可信的。这说明北宋时台湾本岛仍称流求，台湾本岛上的高山族祖先与祖国大陆的汉族商人有着频繁的贸易往来。

南宋宁宗嘉定十一年（1218）十一月，知泉州真德秀在《申枢密院措置沿海事宜状》中说，泉州“永宁寨（地名水澳），去法石（引者按：寨名）七十里。初，乾道间，毗舍耶国入寇，杀害居民，遂置寨于此。其地阚临大海，直望东洋，一日一夜，可至彭湖。彭湖之人，遇夜不敢举烟，以为流求国望见，必来作过。”这里，真德秀所说宋孝宗乾道年间“毗舍耶国”人“入寇”事件，正是楼钥《攻媿集》汪大猷行状所载乾道七年四月稍后“岛夷”毗舍耶人侵掠一事。这一记载说明，泉州与彭湖间相隔“东洋”，从泉州到彭湖的航程（当指坐顺风船）为一日一夜；彭湖离流求更近，彭湖的居民每到晚上不敢生火，害怕“流求国”的人望见，渡海前来扰乱。这正证明在南宋时，台湾本岛仍然存在一个“流求国”，虽然澎湖邻近台湾，但这时的彭湖尚未统辖流求，流求也尚未统辖彭湖。

赵汝适《诸蕃志》一书中，还列有“流求国”专条。虽然赵汝适写此条时，主要节录《隋书》卷八十一《东夷列传•流求传》的文字，但是，他在最后又增补了“流求国”在宋代出现的新情况，即：“无他奇货。尤好剽掠，故商贾不通。土人间以所产黄蜡、土金、牦尾、豹脯，往售于三屿。旁有毗舍邪、谈马颜等国。”这说是说，在赵汝适任提举福建路市舶司时，可能因为毗舍耶人的干扰，流求的“土人”即高山族的祖先，与大陆之间的商业不盛，他们有时拿黄蜡等物产跟三屿（一说在今菲律宾境）的居民互相贸易。《宋史》卷四九一，也有《流求传》。尽管此传绝大部分资料摘自《诸蕃志》中流求和毗舍耶国条，但说明两宋时期在台湾本岛上确实存在“流求国”及“毗舍耶国”。

宋代的福建路，农业方面已逐渐出现人口密集而耕地缺乏的现象。宋高宗绍兴五年（1135），福建路共计一百三十三万多户、二百五十九万多口。宋孝宗乾道九年（1173），增为一百四十二万四千二百九十六户、二百七十一万六千七百九十二口。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更增为一百七十万四千一百八十六户、三百五十五万三千零七十九口，其口数比同一年的两浙路还多七十多万。由于人口的激增，福建路“地狭人稠，虽无水旱，岁收仅了数月之食”，不得不靠舟船往来两广、两浙，搬运米谷，以补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势必会有一部分福建沿海居民渡海谋生，到达澎湖和台湾。明代末年有人说过：“台湾土番种类各异，有土产者，有自海泊（舶）飘来，及宋时零丁洋之败遁亡至此者。聚众以居，男女分（婚）配，故番语处处不同。”这就是说，台湾的居民中，有土著的高山族人，有从大陆驾船渡海而来的，还有一部分人是在南宋末年张世杰、陆秀夫等在海上进行抗元斗争失败后逃到台湾的。清代也有人说过：“相传台湾空山无人。自南宋时，元人灭金，金人有浮海避元者，为飓风飘至，各择所居，耕凿自赡，远者或不相往来，数世之后，忘其所自，而语则未尝改。”说明在金代末年，我国北方有一部分人徙居台湾，数世以后，只能从所保持的故乡口音上知道他们的来历。除此以外，台南很早就曾发掘到唐、宋时期的瓦瓶和铜钱。这些钱币和器物自然是唐、宋时期或者稍后，由汉族带到那里的。

以上这些情况表明，两宋时期的台湾本岛跟祖国大陆的关系，表现在：一、祖国大陆南方和北方均陆续有人迁到台湾；二、祖国大陆的商人贩运货物到台湾进行贸易。直到目前为止，尚未见到有关宋朝官府特别是南宋官府在台湾设官置治、建立政权机构的记载。

张崇根同志在文章中，避而不谈两宋时期的流求，似乎这时的台湾本岛并不存在一个“流求国”。事实上，所谓台湾地区，当然首先是指台湾本岛，其次才是指澎湖等岛屿，如果脱离台湾本岛而奢谈台湾地区的历史，怎么能够把台湾地区的历史搞清楚呢？张崇根同志引用了《清朝续文献通考》编者的按语、《凤山县志》编者以及《台湾史纲》的作者近人汤子炳的话，比如台湾地区“自隋迄元，以琉球或澎湖统称之。”“或元以前，此地与澎湖共为一国”；“历来台澎一体”等等，以此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此时（按：指宋代）的澎湖也包括台湾在内”，“因此，对赵汝适关于澎湖‘隶晋江县’之说，应理解为包括澎湖、台湾在内的整个地区。”言下之意，南宋时澎湖已经隶属泉州晋江县管辖，跟澎湖有“共为一国”或“一体”关系的台湾本岛也必然隶属于泉州晋江县管辖。我认为，《清朝续文献通考》、《凤山县志》和近人汤子炳的上述这些断言，至少跟宋代的史实不相符合；同时，他们的这些断言也没有什么事实作为依据，因此，张崇根同志在这些断言的基础上作出的所谓“理解”，同样也缺乏根据，实际上只是一种以点代面即以澎湖来代表整个台湾地区的做法，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第三，“毗舍耶国”，即今台湾本岛西南部。赵汝适《诸蕃志》“毗舍耶国”条说：“毗舍耶，语言不通，商贩不及，袒裸盱睢，殆畜类也。……彭湖……与其国密迩，烟火相望，时至寇掠，其来不测，多罹生噉之害，居民苦之。”又说：“淳熙间，国之酋豪常率数百辈，猝至泉（州）之水澳、围头等村，态行凶暴，戕人无数，淫其妇女，已而杀之。喜铁器及匙著，人闭户则免，但刓其门圈而去。掷以匙著则俯拾之，可缓数步。官军擒捕，见铁骑则竞刓其甲，骈首就戮而不知悔。临敌用标枪，系绳十余丈为操纵，盖爱其铁不忍弃也。不驾舟楫，惟以竹筏从事，可摺叠如屏风，急则群舁之泅水而遁。”前引楼钥《攻媿集》汪大猷行状，也谈到乾道七年四月后，“岛夷”毗舍邪（耶）人突然闯到平湖（澎湖），“尽刈所种”。“他日，又登海岸杀略，擒四百余人，歼其渠魁，余分配诸郡。初则每遇南风，遣戍为备，更迭劳扰。公（汪大猷 ）即其地，造屋二百间，遣将分屯，军民皆以为便，不敢犯境。”这表明毗舍耶人是一个居住在靠近澎湖的台湾西南岸的强悍部落，宋孝宗时，经常突然到澎湖抢掠，又曾由其“酋豪”率领，渡海到泉州沿海的水澳、围头等村庄抢掠。在此以前，宋朝人似乎并不知道隔海的岛屿上还有毗舍耶人，直到这时，因为他们多次出没于福建沿海，才使宋朝人有所了解。为了防备他们登岸杀掠，如同真德秀在《申枢密院措置沿海事宜状》中所说，宋朝官府在泉州水澳村设置永宁寨，派兵驻守。这就是汪大猷行状所说的“即其地，造屋二百间，遣将分屯”一事。可能正是由于他们从中作梗，使南宋大陆与流求的联系大为减少，以致达到了赵汝适《诸蕃志》所说的“商贾不通”的程度。

元代旅行家汪大渊曾经到澎湖和台湾游历过。他所撰《岛夷志略》一书中有《毗舍耶》条，此条记载：毗舍耶人“僻居海东之一隅，山平旷，田地少，不多种植。气候炎热。”又记载：“俗尚虏掠。男女撮髻，以墨汁刺身，至疏颈门，即缠红绢，系黄布。俗以国无酋长，地无出产，时常裹干粮，棹小舟，遇外番，伏荒山穷谷无人之境；遇捕鱼采薪者，辄生擒以归，鬻于他国，每一人易金二两重。盖彼国之人递相仿效，习以为业。故东洋闻毗舍耶之名，皆畏而逃焉。”说明到了元代，毗舍耶人仍然居住在台湾西南部，不过这时候他们已经不再抢掠铁器和粮食，而把人口作为掠夺的对象，以便卖给邻国。

根据以上史实，南宋乃至元代的毗舍耶人尚处于野蛮时代的低级阶段，比同一时期台湾本岛的“流求国”人要落后得多。这里便产生一个问题：毗舍耶人为什么跟“流求国”人不同？他们是台湾高山族祖先的另一个部落或分族，还是从外边迁来的？早在二十世纪初年，外国汉学家中就曾有人认为，在菲律宾西部有维萨雅（Visaya）岛，毗舍耶人就是该岛的居民；又有人认为，毗舍耶人是徙居台湾西南海岸的菲律宾人。五十年代，我国学者即把毗舍耶人定为高山族，还有人进一步认为，毗舍耶人是指台湾东部的阿眉（Ami）分族，阿眉人自称为Panchia。张崇根同志在这篇文章中也曾提及，毗舍耶人是高山族。我认为，近代的台湾高山族，大致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称“平埔族”，分布在平原及山麓地带，受汉族的影响较深；另一部分称“高山族”（即狭义的高山族），主要分布在高山地区，保留原来的民族特征较深。后者又可划分成七个至九个分族。由此估计，两宋时期台湾高山族的祖先，也可能存在较多的部落或者分族，除了被当时大陆居民称为“流求国”人的一些部落以外，毗舍耶人则是居住在台湾西南部的高山族祖先的另一个部落，不一定是从菲律宾或维萨雅岛迁来的。

总之，我认为，两宋时期的台湾地区大体上分为三部分，一是南宋时已经隶属福建路泉州晋江县管辖的澎湖，成为我国行政区域的一部分；二是北宋时与大陆保持贸易关系，南宋时贸易减少的台湾本岛的流求人，他们是高山族祖先的 一些部落，这一时期大陆的南方和北方也陆续有一部分汉族或其他族的居民迁徙到那里；三是南宋时曾不断浮海到澎湖和泉州沿岸抢掠的毗舍耶人，他们居住在台湾西南部，可能是高山族祖先的另一个部落。现有史料尚不能证明南宋时期宋王朝已经在台湾本岛建立政权机构。台湾本岛正式列入我国版图，应该是在十三世纪中叶元代。

（载《中国古代史论丛》1981年第1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