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和唐、宋帝国的统一

大运河是中国人民在广阔无垠的中华大地上兴修的伟大的水利工程。全长近1800公里，北起北京，流经天津和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四省，沟通海河和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其规模仅次于万里长城。唐、宋时期是大运河的鼎盛时期，其经济功能和政治功能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本文将从大运河的开凿和连接，大运河的整治，通航情况及其对农业、手工业与环境的消极影响，与国家统一的关系等四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大运河的开凿和连接

大运河，是由多段运河连接而成的，它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沧桑变化的历史过程。各段运河最初大都由分裂时期的各个区域性政权独自修凿，其主要目的是巩固它们在本地区的统治。

汴河起源于鸿沟。战国魏惠王至襄王期间，开凿了鸿沟，自荣阳之北引黄河水东南流，经今淮阳东，南流入颖水；再东南流，至今安徽寿县西与淮水相接。约到西汉初，开凿菑获渠，使鸿沟与获水相通，称为汳水（又称丹水）。东汉时，多称汴水或汴渠。宋朝人认为汴水始凿于西汉元帝和成帝之间，其实不过是指这时又加疏浚而已。

江淮运河（邗沟）首凿于吴王夫差时期。夫差为北伐齐国，与晋国争霸中原，利用江、淮之间的水道，开凿了邗沟，沟通长江和淮河。至汉、魏时期，陈登等人又将原来连接博芝、射阳各湖的弯曲河道改变为由津湖径渡。

江南运河（今镇江至杭州）的南段和中段，也初创于春秋末年。《越绝书•吴地传》载：“百尺读，奏江，吴以达粮。”百尺读，是从苏州往南经吴江、嘉兴等地直达钱塘江边的运河，以载运越国的粮食。北段（今丹阳至镇江）约在吴王夫差时期开通。三国孙吴末年，岑昏“凿丹徒至云阳，而杜野、小辛间，斩绝陵袭，功力艰辛”，开辟了蜿蜒曲折的新河道。西晋末年，陈敏还开筑练湖，作为调剂运河水量的一个人工水库。

浙东运河约开筑于春秋末年。《越绝书》中“山阴故水道”，乃指今浙江上虞至绍兴的一段运河。至两晋之际，司徒贺循将东自上虞通明堰，西至钱塘江西兴堰的运河段连接起来。

这些短程运河的作用在于增进了所在地区的活力，促进了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巩固了这些区域性政权的统治。同时，各区域性政权的统治者并不以此为满足，而是以此为基地，积极与境外开展交往，甚至向周邻用兵，藉以取代邻国。因此，在客观上这些运河又起着促进中国统一的作用。

历史证明，要将这些短程运河贯通成为沟通南北的大运河，在更广的地域发挥效益，没有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稳定是不可能的。这些短程运河在初具规模后，这一历史使命便十分自然地落到隋代统治者的身上。隋场帝大业元年（605）开浚通济渠，从洛阳西苑引谷、洛水入黄河，又从板渚（今河南荣阳县泛水镇东北）引河入汴（东汉汴渠），至今开封近郊与东汉汴渠分流，折向东南，经今商邱县南，又经永城和宿县、灵璧、泗县，在盱眙之北注入淮河。大业四年，又在黄河以北开永济渠。由今河南武陟县西北沁水北岸向东北开渠，至今淇县境利用曹操所开的白沟（大致今卫河）达今馆陶，馆陶以下另开新渠，流经今清河、德州、东光、沧州、青县、静海，至独流口折向西北，经信安镇、永清县与漯水（今永定河前身）相接，直达蓟城（涿郡治，今北京市）。大业元年，还重开江、淮间的邗沟。大业六年，循秦以来故道开凿江南运河，从京口（今江苏镇江市）起，绕太湖之东，直达余杭（今浙江杭州市）。

隋代国运短促，但因建立了统一的国家，故能在不长的时间里，完成了中国古代的一大壮举，即初步建成了一条沟通南北的大运河。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分成两大系统，一是通向东北的永济渠，一是通向东南的通济渠和邗沟、江南运河，从而将海河、黄河等五大水系联结起来，构成四通八达的水上运输网。大运河对国家的统一、南北的文化交流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这些影响到唐、宋时期得到充分的反映。

二、唐、宋时期大运河的整治

对于那些区域性政权而言，因为不需要也不可能利用大运河运输漕粮，所以统治者们不关心大运河全线的疏浚，最多只去修治局部的河段。因此，当中国陷于四分五裂的时候，大运河往往湮废堵塞。但一旦分裂局面结束，新的统一王朝立刻会动用充分的财力和人力加以修浚，以确保全线或基本畅通。唐、宋两朝虽然没有再兴大规模的修凿工程，但改建和疏浚、利用隋运河仍然极其引人注目。唐代尤其是唐中叶以后至宋代，经济重心已不可逆转地移到了江南，唐的政治权力中心在长安，北宋的政治权力中心在开封，大运河就成为维系这两个政治权力中心与江南地区的大动脉。

大运河的北段，即隋、唐的永济渠，宋称御河，走向基本一致，向东北流至乾宁军（今青县）入界河，即北宋和辽分界的河北塘泺。御河是北宋向河北漕运军粮的主要供应线，但因黄河的泛滥和注入，河道相当紊乱。大运河的中段是汴河和邗沟。汴河引黄河为水源，黄河含沙量高，唐时已有人说“汴流浑浑，不修则淀”。引黄河的汴口屡有变化，成为整治的重点。邗沟，到宋代称楚州运河，其水沙条件较汴河为佳，主要变化在北段，南段变化较少。汴河和邗沟是当时政府悉心整治、穷于应付的河段。大运河的南段即江南运河，基本流畅，疏浚之役不算太大，线路无甚改动。

一、汴河的整治：汴河的整治，大致分为调整汴口、疏浚河道、狭河工程、减水措施和济运水柜。

第一、调整汴口，即黄河之水进入汴河的口子。汴河在唐初因隋代板渚汴口之旧。至唐玄宗开元二年（714），河南尹李杰重开梁公堰（即汴口堰），恢复了汉魏汴口。北宋大部分时间以此为汴河分水口，板渚口则未见记载。北宋时，“大河向背不常，故汴口岁易；易则度地形，相水势，为口以逆之。”汴口难以固定一地，因而每年要预先制订“拟开”、“次拟开”、“拟备开”等四、五处“口地”的计划，轮换启用。由于汴口易变，无法建筑水闸来控制水量，因此只能采用既简单又最费工的办法——人工控制汴口深浅和宽狭，藉以控制流量：汴水涨时，垫高和束狭汴口，减少进水量；汴水落时，挖深扒阔汴口，增加引水量。神宗熙宁四年（1071），创开訾家口，才三月即浅淀，乃复开旧口。熙宁八年，同判都水监侯叔献建议因使用訾家旧口与迁左故道，每年减省上万人夫和物料。熙宁十年，黄河在澶州曹村决堤，汴口上下黄河主流北移，退滩高阔。河水不能直接入汴，需开挖引河，将河水引入汴口。元丰初年（1078），在王安石主持下，进行了北宋治汴中的最大工程即导洛清汴工程：从任村（巩县境）沙谷口至汴口开河50里，引伊、洛水入汴，水深一丈，水流清澈，故称“清汴”；洛河旧口置水躂，通黄河，以泄伊、洛河暴涨的洪水；自汜水关北开河500步入黄河，上下建闸节制水量，需要时使黄河通舟。清汴工程是宋代运河技术的一次重大尝试，对改善汴河航行起到一定作用。但洛河暴涨暴落，水量不稳定，时感不足以漕运，仍需引黄济运。新河凿于广武山北麓黄河退滩上，土质疏松，黄河水势南著，便冲啃新堤。于是，到哲宗元祐五年（1090），堵塞洛口，重新导黄入汴。汴口问题在北宋始终无法妥善解决。

第二、疏浚河道。唐代汴河泥沙淤积情况已较严重，在前期，每年正月组织民工疏浚整治河道，“安史之乱”前航道基本畅通。“安史之乱”中，汴路受阻十年不通。代宗广德间（763——764），转运使刘晏曾主持疏浚汴水，分段运输。德宗建中二年（781），因藩镇叛乱，汴路阻绝，至兴元元年（784）底恢复漕运。此后，汴河畅通，基本上维持到唐末。昭宗乾宁四年（897），军阀朱温与杨行密大战于清口，以水代兵，自埇桥东南决汴堤，汇为污泽。汴河漕运完全废止。北宋时，黄河结束了几百年安流局面，开始进入善淤、善决、善徙时期。受水于黄河的汴河也形成善淤、善决的特点，逐渐与黄河一样成为地上悬河。神宗熙宁五年，从东京东水门至襄邑的一段，“河底皆高出堤外平地一丈二尺余，自汴堤下瞰民居，如在深谷”。东京城里相国寺一带，“积沙几及屋檐”。治理淤积的主要方法有二，一是人工开挖，二是狭河工程。真宗时，有些河段开挖中流，阔五丈，深五尺，以省修堤之费。仁宗皇祐三年（1051），设立河渠司，规定每年开浚汴河一次。到北宋后期，岁浚制度逐渐松懈，以致“汴渠有二十年不浚，岁岁堙淀”，一旦长久失修，河床迅速淤高。

第三、狭河工程。唐代汴河有些段落已经修堤，北宋则全线筑堤，且高大坚固。北宋还在较浅的河段，用木岸束狭河身；在特别浅的河段，改筑河堤成锯状，或修筑锯牙木岸，以束水势，藉以增加汴河的水深和流速，利于清淤和通航，是运河技术上的一项创举。宋初已经采用木岸狭河法。至仁宗嘉祐元年（1056），命三司从东京至泗州设狭河木岸。嘉祐六年，再次下诏修置从应天府抵泗州的木岸，使河道平直，水势深驶。神宗元丰三年清汴工程后，汴河“河道漫阔，多浅涩”，网船毁坏颇多，乃再修狭河600里。

第四、减水工程和济运水柜。这是保证汴河水源的两个措施。减水工程主要有三，一是控制汴口。汴河暴涨，即将汴口垫高塞狭，减少黄河进水量。二是开减水河。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于中牟和荣泽各开减水河一道。神宗熙宁六年，在京西北岸开新河。三是开堤分洪。汴河沿线的陂塘、湖泺均储存一定的水量用以调剂汴河，称“水柜”。早在太祖建隆间（960——963）已修建沿汴水柜，大规模兴建则在神宗元丰间（1078——1085）导洛通汴以后。

汴河的重要性，使宋廷不惜代价，保证160余年水运的基本畅通。宋室南迁，汴河归入金朝版图，由于失去漕运价值，任其逐渐淤淀。只在金章宗时，为防止汴水侵入汴城，一度填筑修补汴堤。宋孝宗乾道五年（1169），楼钥出使金朝，自泗州循汴水北行，这时“河益堙塞，几与岸平，车马皆由其中，亦有作屋其中”，有些河段成为麦田。上距北宋亡国不过40余年。联系南北水上运输的大动脉，在跳动500余年后，终于大段被泥沙所湮没

二、江淮运河的整治：隋、唐邗沟的北口在楚州山阳县北末口，淮河在此形成一大河湾，称山阳湾，水势湍悍，漕船多罹覆溺。宋太宗雍熙元年（984），淮南转运使乔维岳开凿沙河，长40里，自末口至淮阴县北磨盘口入淮，以避山阴之险。这是江淮运河北口的第一次变迁。仁宗庆历间和神宗熙宁四年，在淮河南岸与淮河平行两次开修从磨盘口至洪泽镇的洪泽新河，元丰六年又开凿了从洪泽镇至盱眙县龟山的龟山运河。通过洪泽新河至磨盘口与沙河连接，于是江淮运河的北口从洪泽镇移至龟山脚下，上与汴口仅距30里，大大减少了漕船行驶中的风险。江淮运河的南口，隋和唐代前期在扬子（津、桥、亭、镇）。至唐玄宗开元间，由于长江主泓南冲，北淤南退，瓜洲北侧江汊堵塞严重，漕船难入扬子津。润州刺史齐浣在瓜洲沙碛上开凿伊娄河（又名新河），直达扬子津，于是南运口南移到了瓜洲。江淮运河最初并不筑堤，至唐宪宗元和间（806——820）淮南节度使李吉甫在高邮诸湖东部拦河置平津堰，才开始陆续筑堤。北宋时，正式全线筑堤。如真宗朝制置江淮等路发运使李溥，在新开湖（高邮湖）中用石块筑成长堤。仁宗初，张纶在高邮北筑堤200里，“旁锢钜石为十躂，以泄横流”。光宗末年，淮东提举陈损之兴筑自扬州江都县至楚州淮阴县堤360里，又在堤岸旁开一条新河，以通舟船；保留旧堤，以捍风浪。运河两岸有堤，与诸湖仅一堤之隔，至此航道基本固定。仁宗天圣间（1023——1032），运河上还设“复闸”，省去了舟船过埭之苦。复闸即今双闸，是解决河段间水位差的先进方法。

三、江南运河的整治：江南运河的入江口，隋以前在丹徒。唐玄宗开元间，齐浣开伊娄河时，又在京口塘下直趋渡江，缩短航程，于是运河的入江渡口从丹徒口移至京口。作为镇江至丹阳段运河蓄水库的练湖，唐、宋时疏浚频繁，“湖水放一寸，河水涨一尺”。唐代宗时，刘晏、韦损之曾重开此湖，作斗门，能灌溉，河漕得以不涸。宋哲宗、高宗和理宗时，都曾重加疏浚，或增设斗门、石躂等。宋代还在丹阳至镇江段，废堰为闸，先后置望亭和吕城、奔牛、京口四闸，分级蓄水。望亭至平望间的河段，因受太湖泄水的影响，船只常遭汹涌波涛所覆溺。至唐宪宗时，在苏州和平望间筑吴江塘路，即今吴江运河西堤，从而阻断了太湖和运河的沟通。至宋仁宗朝，苏州通判李禹卿又筑太湖堤80里，“为渠益漕运”。这一长堤筑在唐堤之东，成为运河的东堤。运河杭州段的南口，在今杭州市西南的大通桥下。每当钱塘江潮水不足济运时，即引西湖水为源。唐穆宗长庆二年（822）杭州刺吏白居易引西湖水北出余杭门外，流入运河。懿宗咸通二年（861），在杭州城南开凿沙河塘，直通钱塘江。当时钱塘江外涨潮退，运河口需要东移。五代吴越国在杭州上塘河南口挖茅山河通钱塘江，在引潮水口建龙山、浙江两闸，阻遏钱塘江泥沙进入运河。北宋初，两闸淤废。哲宗时，知杭州苏轼开浚茅山、盐桥二河，分受江潮和西湖水，公私舟船通利。但江潮仍然不断淤浅运河，所以南宋时在运口（即通江桥）置板闸，水浅时“启板纳潮，继即下板，固护水势，不得通舟；若河水不乏，即收闸板，听舟楫往还为便”。直到元代，钱塘江继续外涨，始与运河隔绝。

四、浙东运河的整治：浙东运河东与余姚江、甬江相接，可于镇海县南入海。唐代孟简、陈亘曾在越州境开凿河道、修建运道塘和斗门。宋代屡次逐段疏浚，增设堰闸，还解决了钱塘江岸不断北移而运江闸被沙淤的问题。

五、永济渠的整治：隋代永济渠引沁水向南抵达于黄河，又引清、淇二水为水源。沁水暴涨暴落，容易泛滥东向冲去，约至唐初，引沁会清的一段河渠已经淤塞，唐、宋均未再开凿沁、清之间的渠道。永济渠的上源原有清、淇二水，至宋代百门泉（百泉河）成为正源。百门泉原是清水的支流。

唐太宗、高宗和玄宗时，均曾对永济渠进行整治，如筑石堰、永济北堤（在清池县南）。尤其是开元末，魏州刺史卢晖徙渠水，自石灰寨引流至贵乡城西注魏桥，以通江淮之货。卢晖所开新道称为“西渠”。此后，渠水流经地区藩镇林立，彼此攻伐不已，渠道无以及时修治。如德宗建中三年（782），朱滔为抵御官兵，在魏州附近“堰永济渠入王莽故河，绝官军粮道及归路，明日，水深三尺余”。这种人为的破坏，加速了部分渠道的湮废。唐代后期，藩镇联合进行了永济渠唯一的一次大型水利工程，即宪宗元和九年（814）春在卫州以南的魏滑分河工程，以分泄滑州境的黄河洪水。北宋时流入御河的漳河、葫芦河、滹沱河等泥沙俱增，导致御河淤浅。庆历八年（1048）河决澶州商胡埽，元丰四年（1081）河决小吴埽，元符二年（1099）河决内黄口，三次北决的河道流向大致相同，即下合御河入海，成为黄河的北派。从此，御河的水沙条件明显恶化：上游虽仍为地中之河，但下游已近于半地中河了，依赖人工修治，免为悬河。宋、元之际，御河失修，“清州之南，景州以北，颓阙岸口三十余处，淤塞河流十五里”。后经整修，继续通航。

唐、宋时期大运河的整治情况表明，在它畅通无阻的时期，一般都是国家兴旺发达的时期；反之，一般都是国势衰颓，严重到了岌岌可危的紧急关头，甚至国家陷于四分五裂的时期。

三、大运河的通航情况及其对农业、手工业与环境的消极影响

唐、宋时运河的通航情况并不尽如人意。唐代江南漕船，每年正月或二月启程，至扬州入斗门，停留一个月以上，至三月或四月后，始渡淮入汴。遇汴河干浅，又要停航，至六、七月才到河口适逢黄河水涨，又须停驶一两个月，然后上河入洛。总之，从江南到东都，“停滞日多，得行日少，粮食既皆不足，欠折因此而生”。加上河南百姓不习黄河水性，皆转雇河师水手。由于各河段地貌条件不一，河床宽狭深浅有异，同时连接处水位落差大，需筑堰置闸才能行船，而堰坝对航行颇为不便。到唐玄宗时，裴耀卿改革漕法，在河口设仓，江南漕粮运抵河口卸下入仓，漕船返回，以免在黄河水涨或洛河水浅时空等。肃宗后，刘晏进一步完善转搬法，将漕运中转点由开封以西向东南推进至扬州。“江南之运积扬州，汴河之运积河阴，河船之运积渭口，渭船之运入太仓”，由此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初步解决了各河段因水文条件之异而造成的种种问题。

北宋时，因每年开闭汴口，加固堤防，汴河一年“通漕才二百余日”。为充分利用“通漕”期，进一步完善转搬法，增设真、楚、泗三州转搬仓。凡荆湖、江南漕米输入真州，两浙漕米输入扬州，淮南漕米输入泗州，避免漕粮过分集中扬州装卸的弊病。转搬法的优点在于，一、漕粮运至转搬仓，再视水情起运。每段河道由专门船只行驶，这些船只载重量适合水情，提高了运输效率。二、江南、荆湖每年漕米运至淮南，再从淮南真州或涟水军运盐回去。这样，提高了漕船的使用率，刺激船工的积极性。但转搬法也有缺点，一是各仓皆须设官管理，派兵把守。漕粮的装卸动辄数百万石，漕丁不敷需要，另须征调民夫，付出数目可观的装卸费用。二是漕船停靠装卸，为官吏、梢工提供了舞弊之机。“作弊移易于交装之时，减缩郖面优量及当来籴纳米斛，多用湿恶，或米杂糠秕”。虽有严刑峻法也不能阻止侵盗。三是江淮之地潮湿，粮食不易久储。北宋漕粮额大，如果漕粮不及时上供，便会变质霉烂，而转搬法增加了粮食库存的时间。针对转搬法的缺点，宋人逐步改用直达法。仁宗天圣间，改真、楚州堰为复闸，漕船不再靠推的方法过堰而进入另一河道。这时，仅直运东南地区的金帛、茶、布之类至汴京，而六路漕粮仍旧。至徽宗时，废除转搬法，规定六路州县各认岁额，即使湖南、湖北最远地区，也直抵京师，称“直达纲”。但直达纲法也有弊病，导致“河道日益浅涩”，所以又部分恢复了转搬法。神宗时，还设法延长“通漕”期，实行冬运，每年入冬后，在汴河派遣专人击冰，以通漕船。魏泰记载：“汴渠旧例，十月闭口，则舟楫不行。”王安石“欲行冬运”，冬天开放汴口，“以脚船数十，前设巨碓，以捣流冰，而役夫苦寒，死者甚众。”同时，又造筏堵截河面上的浮冰。于是，过去发运司每年到清明节才发头纲进入汴河，在导洛清汴后已提前至二月一日，而现在则冬天也照常通航了。可惜此制实行未久，即告中辍了。

大运河对农业的消极影响，表现在一、漕运与农田灌溉争水。唐时每年春、夏漕运繁忙，正值农田用水高峰，汴河“多被两岸田莱，盗开斗门，舟船停滞”。沿河的屯兵还决汴灌田，政府也不加阻止，致使汴河水位下落，“舟舻曝滞，相望其间，岁以为常，而木文多败裂，自四月至七月，舟佣食尽不能前”。白居易曾审理过一起由漕运和营田灌溉引起的争讼，结果判转运使胜诉，因为漕运必须优先。宋神宗时，一度取汴河清水注入水塘，以溉开封、陈留、咸平三县的稻田。还掀起淤灌农田的高潮，且颇见成效，但不可避免地使漕运受阻。如熙宁六年（1073），有一次汴河水位突然大降，甚至断流，“其洼下处才余一二尺许”，原因是上游放水淤田，下游船只不知情况，因而皆搁折损坏，滞留很久。漕运和灌溉之间的矛盾始终存在，只是视临时需要而定缓急。二是漕运与农业争田。宋仁宗时，江淮运河两岸的田土“多被权要之家请射”，“种作成田”，“却致湖塘渐成湮废，有妨灌溉民田，并运河因兹浅涩，阻滞官司舟船”。沿汴的许多沼泽地早已被百姓垦为农田，北宋时将有些辟为水柜，以调节汴河的水量。至哲宗初年，决定退还原主，已为水占则还以官田，无田可还则给原值。但至绍圣间（1094——1098），政府又在中牟、管城以西强占民田，潴蓄雨水，以备清汴乏水之用，最后中牟一县就被占850余顷。徽宗时，镇江府练湖四周堤岸“多有损缺，春夏不能贮水，才至少雨，则民田便称旱伤。县官又禁止民间不得引湖水灌田，且以益河为务，故丹阳等县民田失于灌溉，亏损税赋。”但地方政府对豪民侵耕则常常束手无策。南宋时，“兵火以后”，练湖“多废不治，堤岸圮缺”，再度“春、夏不能贮水”，于是豪民乘机“专利”，“耕以为田”，严重影响了江南运河的通航。

大运河对手工业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与茶叶、粮食加工争水。大约晋代以后，中国的水磨有了发展，用来加工食品原料。宋太祖时，汴京已设水磨务，“掌水硙磨麦，以供尚食及内外之用”。其中水磨西务的规模甚大，“将造其门，水声先出乎林间。行及其旁，则长槽泻波，巨轮激涛，雷轰电射，雪迸雨飞，若并谷帘，若临洪崖，使人毛发森然，语言不能相接。”此情此景极其壮观。仁宗时，另设内茶汤步磨务，“掌硙末茶汤，供翰林司”，由北排岸官兼领。神宗元丰六年，始由政府在通津门外汴河沿岸设水磨100所，专磨末茶，供民间茶铺销售。哲宗初年，右司谏苏辙上疏提出：“近岁京城外创置水磨，因此汴水浅涩，沮隔官私舟船。其东门外水磨，下流汗漫无归，浸损民田一二百里，几败汉高祖坟。”于是政府决定停办水磨茶场。至绍圣初年，修复水磨，并推广到许多地区。徽宗时，再次禁止民户磨茶，改为“官用水磨”，在长葛、郑州等处京、索、潩水河增设水磨260余所，“借用汴水”，隶属都提举汴河堤岸司管辖。这些水磨不免与漕运争水，妨碍汴河的正常通航。

大运河对沿岸自然环境的消极影响，在唐代和宋初尚不明显。到宋仁宗天圣前，汴河年年疏浚，“故河行地中”。后因长期失修，“日以堙塞”，终于变成了地上河，导致沿岸自然景观发生许多变化。王曾说：“汴渠派分黄河，自唐迄今，皆以为莫大之利。然迹其事实，抑有深害，何哉？凡梁、宋之地，畎浍之水，凑流此渠，以成其深。隋炀帝将幸江都，遂将黄河之派，筑左右堤三百余里，旧所凑水，悉为横绝，散漫无所归。故宋、毫之地，遂成沮洳卑湿。”王安石也指出，诸水不入汴，加速了汴河的淤积和汴堤的增高。他说：“旧不建都，即不如本朝专恃河水，故诸陂泽沟渠清水皆入汴。诸陂泽沟渠清水皆入汴，即沙行而不积。自建都以来，漕运不可一日不通，专恃河水灌汴，诸水不得复入汴，此所以积沙渐高也。”沿岸诸水不能入汴，潴积于汴堤脚下，形成许多陂塘，侵害民田。真宗时，郑希甫说过：“汴河两岸皆是陂水，广侵民田，堤脚并无流泄之处。”土地趋于盐碱化。太湖平原的水患，唐以前并不严重。至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筑吴江长堤。庆历八年，修吴江长桥，便于挽纤。其下设涵洞排泄太湖之水，日久涵洞泥沙淤积，茭蒿丛生，造成太湖经常决溢，侵灌苏、湖、常三州之田。每年五、六月间，在“湍流峻急之时”，“吴江岸之东水常低岸西之水不下一二尺”，可见堤岸阻水之严重。苏轼在向朝廷进呈《吴中水利书》时指出，以往苏州以东，官私船舫皆用篙撑，无陆地挽纤者。庆历后，开始大筑挽路，“自长桥挽路之成，公私漕运便之，日葺不已，而松江始艰噎不快。江水不快，软缓而无力，则海之泥沙随潮而上，日积不已，故海口湮灭，而吴中多水患。”可见江南运堤的修筑，是宋、元以后太湖东部平原排水不畅而常闹水灾的重要原因。永济渠两岸筑堤，河北平原上的主要河流都被拦截入运，其中洪量大、含沙高的漳水和滹沱水等常因宣泄不畅而泛滥。唐代前期先后在沧、景州境开凿多条河道，作为永济渠的分洪渠。但至宋仁宗庆历八年黄河夺御河入海，因泥沙日增而被堵塞。黄、御合流，“横遏西山之水，不得顺流而下，蹙溢于千里”，致使河北“百万生齿居无庐，耕无田，流散而不复”。滹沱河也因无下尾，常泛滥于深州诸邑。

综观唐、宋时期大运河的通航情况，可知并不尽如人意：春启秋闭，每年通航时间约200多天。对沿岸农业的破坏大于放淤带来的利益，促使沿岸土壤的盐碱化和洪涝旱灾的增加。显然，中国东部平原上洪涝碱灾不断发生，正是大运河带来的副作用。

四、大运河与国家的统一

大运河对唐、宋帝国的统一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作为水上大动脉，大运河贯串了东部平原广大地区，沟通了首都与黄河下游、淮河和长江三角洲、浙东平原富庶地区的联系，向首都输送了无以计数的粮食和物资，成为唐、宋帝国赖以立国的经济基础。大运河的主要功能是漕运粮食和其他物资，而这些又是统一王朝所必不可少的。唐中叶以前，中国统一王朝的政治权力中心和经济重心地区基本保持一致，维持政府和军队的粮食等主要取给予附近，运输路程较短。王朝中央能够凭借北方的雄厚财力、物力控制南方，并向西北和东北周邻民族地区开拓疆土。中叶以后，由于南方的经济发展迅速，经济重心逐步南移。然而，历朝的首都大都设在北方，政治权力中心和经济重心地区脱节。诸如唐初以长安为首都，显庆二年（657），高宗复建洛阳为东都，恢复了隋场帝时代的东、西两都并建制，皇帝和百官常往返于两京之间。光宅元年（684），则天皇帝正式以洛阳为首都，号神都，长安成为陪都。神龙二年（706），中宗返都长安。直到天祐元年（904），昭宗被迫迁都洛阳，拆毁长安的宫室和官衙、民舍，驱民东迁。长安从此失去了首都的地位。此后，洛阳名为首都，其实政治权力中心在朱温的驻所汴州。五代时期，洛阳曾是后梁、后唐、后晋三朝的首都。天福三年（938），后晋定都汴州，改原东都为西京。从此，洛阳也失去了首都的地位，只是作为陪都维持到北宋末年。金代后期迁都开封后，也以洛阳为陪都。再如唐代“安史之乱”后，汴州成为宣武军节度使的治所。唐末朱温以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起家，陆续兼并两河、关中诸镇。天祐四年（907），篡唐称帝，升汴州为东都开封府，定为大梁的首都。开平三年，迁都至西都洛阳。乾化三年（913），朱温之子均即位，还迁开封。龙德三年（923），后唐灭梁，又迁都洛阳。后晋天福三年（938），“以大梁舟车所会，便于漕运”，以汴州为东京开封府，定为首都。此后，历后汉、后周至北宋相沿不改。

长安和洛阳、开封皆地处黄河流域，洛阳和开封还地当大运河的转运枢纽。唐代以长安为首都，“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故常转漕东南之粟”。唐高祖和太宗时，朝廷开支较少，水、陆漕运每年不过20万石。自高宗后，“岁益增多”。这时，洛阳开始显示出经济上的优越，东南可以通过汴河和邗沟，沟通与江淮的联系；东北取道永济渠，通向涿州。江淮和河北的租米直接输至洛阳城里的含嘉仓。唐高宗和则天皇帝、玄宗多次“行幸”洛阳，或者迁都洛阳，实际上有明显的经济原因。高宗七次“行幸”洛阳，是因为关中遇到旱灾，或因供求失调而引起粮荒，因此带领百官和军队从长安就食于江淮漕米容易运到的东都洛阳。这些统治者不惜做“逐粮天子”，是唐代前期解决漕米不足的一项无可奈何的措施。此外，他们改革漕运制度，保证江淮的粮食输往关中。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裴耀卿为避免三门砥柱湍险，采用分段运输法，三年内运入关中700万石。直到天宝中，每年漕粮还达250万石，保证了长安官员和军队以及百姓的粮食供应，从此，不再“行幸”东都。“安史之乱”使北方的经济遭到严重破坏，黄河流域变得满目疮痍，无力供应大量的漕粮和物资；加之，河北藩镇拥兵自养，贡赋不入中央，永济渠失去了漕运的功能。于是唐中央政府在经济上更加依赖于江淮地区，而汴河成了它的生命线。李敬方《汴河直进船》诗写道：“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为害亦相和，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脂膏是此河”。汴河的重要性，促使唐中央政府可以容忍河北藩镇的专横不法，而绝不坐视沿汴藩镇的叛乱。肃宗至德二年（757），安禄山之子庆绪派兵13万围攻汴渠重镇唯阳，激战16日，唐军取得胜利。此战对维护汴渠、保有江淮起了决定性作用。代宗大历十一年（776），新任汴宋等八州留后李灵曜图谋效法河北诸镇，以汴州为中心进行割据，“公私物过汴者皆留之”，汴渠漕运岌岌可危，代宗急诏周围淮西、淄青等军镇四面进击，杀死李灵曜。德宗建中间（780——783），唐中央与藩镇争夺汴渠漕运的斗争达到了高潮。唐中央提升汴州为宣武节度使，增广城郭规模，士兵多达10万人。首先是淄青节度使李正己派兵控制徐州埇桥、涡口，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阻兵襄阳。埇桥在徐州南界汴水上，即今安徽宿县；涡口是涡水入淮之口，在今安徽怀远东北。于是“运路皆绝，人心震恐”，“江、淮进奉船千余艘，泊涡口不敢进”。接着是淮西镇李希烈遣兵袭取汴州，自称大楚皇帝，“东南转输者皆不敢由汴渠，自蔡水而上”。同时，长安发生泾原兵变，德宗逃奔奉天（今陕西乾县）。随后，副元帅李怀光率兵谋反，德宗率朝臣和将士狼狈逃往梁州（今陕西汉中东北）。梁州地薄民贫，租赋不多，德宗一行“粮用颇窘”，形势极为严峻。两浙节度使韩滉“运米百艘，以饷李晟”，于是军心稳定。不久，官军收复长安，德宗重返都城。从兴元元年（784）二月至唐末农民起义前夕，大运河基本畅通，江、淮漕米以每年50万斛的定额，源源不断地运至长安，唐王朝又在风雨飘摇中延续了一个世纪。诸如德宗贞元二年（786），“关中仓廪竭”，有的禁军“自脱巾呼于道”曰：“拘吾于军而不给粮，吾罪人也！”德宗愁肠百结，恰遇韩滉自江、淮运米3万斛至陕，德宗欣喜异常，“遽至东宫，谓太子曰：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神策六军闻讯，“皆呼万岁”。

五代时期，汴河基本断流。唐末汴河溃决，“自埇桥东南悉为污泽”，不再有航运之利。至后周世宗显德二年（955），为发兵攻打南唐，“因故堤疏导之，东至泗上”。当时“议者皆以为难成”，世宗说：“数年之后，必获其利。”显德五年，世宗又疏浚楚州西北鹳水及汴口，于是江、淮舟楫始通汴京。

北宋的统一，结束了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的局面。宋太祖承袭后周之制，定都开封。但他一直有迁都洛阳之意，他说：“吾将西迁者无它，欲据山河之胜，而去冗兵”。如不迁都，“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然而若都洛阳，漕船需由汴河入黄入洛，漕运路线长，黄、洛风险大，难免有“军食不充”之虞。真宗时，洛阳百姓曾联名恳祈“驻跸”，真宗说出了不能建都洛阳的奥秘，是“但今艰于馈运耳！”秦观在《安都》一文中指出：“本朝惩五季之弊，举天下之兵宿于京师，名挂于籍者号百余万，而衣食之给，一毫已上皆仰县官。又非府兵之制，一寓于农也。非都四通八达之郊，则不足以养天下之兵。”所以，北宋在开封定都是当时可以选择的最佳方案。这样，大运河的重要性就更加突出了。有一次汴河在浚仪县决坏连堤，泛民田，太宗亲自坐步辇出乾元门，在泥淖中走了一段路，“从臣震恐”。太宗说：“东京养甲兵数十万，居人百万，转漕仰给在此一渠水，朕安得不顾！”命令殿前都指挥使戴兴率兵数千堵塞决口。张方平在《论汴河利害事》中说：“今日之势，依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运为本，漕运以河渠为主。”“今仰食于官廪者，不惟三军，至于京师士庶以亿万计，大半待饱于军稍之余，故国家于漕事至急至重。”又说：“京师有食则京师可立，汴河废则大众不可聚。汴河之于京师，乃是建国之本，非可与区区沟恤水利同言也。……大众之命，惟汴河是赖。”既可避开黄河之险，又靠近江淮地区，运程较短，这些因素决定了开封作为首都的命运。但开封位于平川旷野，“并无险固，所谓八面受敌，乃自古一战场”。故只能以兵士为营卫，在京师内外驻扎大批军队。为此，必须增加粮食的供应，极尽全力保持大运河的畅通无阻。北宋初，江、淮地区上供粮食尚未定下岁额，至太宗太平兴国六年（981）始定汴河岁运江、淮粳米300万石、豆100万石；连同黄河等共550万石。淳化四年（993），上供米岁额620万石。至道初（995），汴河岁运米达580万石。真宗景德四年（1007），规定“船般上供”600万石，“永为定额”。但次年便突破此额，达700万石。此后，岁漕东南米经常保持在600万石上下，仅在仁宗某年汴运江淮米达到800万石。著名画家张择端所绘《清明上河图》，描绘了开封境内汴河两岸的繁荣景象，正是汴河所起作用的真实写照。徽宗时，不惜民力，大搞花石纲，“拘占直达纲船，以应花石之用”，加上漕船往来频繁，“启闭无节，堰闸率不存”，江南运河和汴河“河道日益浅涩”，严重影响正常漕运，汴京迅速感到粮食不足，引起恐慌。钦宗时，汴河上游多处决口，“塞久不合，乾涸月余，纲运不通，南京及京师皆乏粮”。钦宗命立即采取措施，修复汴河，“纲运沓至，两京粮始足”。

南宋严格说不是一个统一的帝国，因为北宋以来的淮河、汉水以北地区已被金军占领，大运河中段（汴河）和北段（永济渠）纳入了金朝的版图。南宋初年，“河口决坏，汴水湮塞，纲运不通”，虽曾派官前去修治，但收效甚微。绍兴四年（1134），宋廷曾下令烧毁扬州湾头港口闸，开决江淮运河上的各堰，“务要不通敌船”，“无令走入运河，以资敌用”。次年，则又募民开浚瓜洲至淮口运河浅涩之处。此后，常年疏治江淮运河及江南运河，以确保舟船畅通。宋朝的运输供给线变为主要是长江和连接长江与行在所临安府的江南运河。在长江和江南运河沿岸的镇江府、建康府、湖口、隆兴府分设转般仓，在平江府设百万仓。高宗绍兴二十九年（1159），两浙、江、湖诸路岁上供米额达429万石，实征332万石。直至南宋末年，江南运河仍然畅通无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曾有官员说：“水运之程，自大江而下，至镇江则入闸，经行运河，如履平地，川、广巨舰直抵都城，盖甚便也。”

在现代交通兴起以前，水运是最经济、方便的运输方式。确实，大运河给唐、宋帝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唐代水路运输比陆路运输要便宜得多，车载1000斤物，行100里，需运费900文，而汴河船载100斤，行100里，上、下水平均需运费10文。两者的运费是9比1。低廉的运费是大运河在唐、宋时期被充分利用的主要原因，虽然当时有发达的陆路运输，但长途运输大宗物品仍主要依靠大运河。如果没有大运河，没有每年数百万石的东南漕粮，就很难想像会出现长安、洛阳、开封的繁荣和文明，很难想像会长期保持唐、宋帝国的稳定和统一。可见大运河成了决定唐、宋帝国兴亡盛衰的关键所在，是唐、宋帝国维持统一局面的物质保证。

第二、依靠大运河运送兵员、战船和给养，以进行统一南北的战争。唐、宋统治者极其重视汴河，且引为骄傲。北宋初，吴越国王钱俶进献宝带，宋太祖回答说：“朕有三条带，与此不同。”钱俶请求明示，太祖说：“汴河一条，惠民河一条，五丈河一条。”钱俶听后，既惭愧，又佩服。宋太祖把汴河视作宝带，是因为一个在黄河流域择地为首都的国家，必须依赖大运河从经济发达的东南地区运输巨额的粮食和物资，以养活首都的大批军队和官吏，并利用汴河的水上交通，进行统一的战争。早在宋太祖之前，五代末年的周世宗有意统一中国。为了攻占南唐的江北州县，他首先疏浚汴河重要河段，以通陈、颖、青、郓等地漕运；接着在大梁城西汴河畔造战舰数百艘，训练水军，指挥水军由闵河（即琵琶沟、宋蔡河）沿颖水入淮，再由淮达于长江。为了收复北方契丹占据的关南故土，又疏浚沧州至独流口的永济渠河段，世宗还乘龙舟沿流而北，至瓦桥关（即雄州）而止。宋太祖在开宝七年（924）十月，派兵攻伐南唐，亲自赴迎春苑，登汴堤，“发战舰东下”。第三天，又登汴堤检阅诸军训练，然后到东水门，“发战棹东下”。说明北宋水军是在汴河进行操练并由此出发攻灭南唐的。周世宗和宋太祖对大运河的疏浚和利用，说明一个新兴的政权，为了进行统一南北的战争，有时也依靠大运河输送给养、兵员和船只。

第三、大运河促进了沿岸地区商品的流通，形成了许多重要城市和经济都会，从而推动了整个唐、宋帝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大运河犹如一串光彩夺目的珍珠，沿岸的城市就是一颗颗明珠。大运河孕育了明珠，明珠烘托出大运河的繁荣，使它增添了无限的生机。自隋代开通大运河后，由于交通运输的发达，为城市和集镇的兴起和发展创造了条件。唐代的长安和扬州，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长安既是政治中心，又是重要的工商业城市。长安东市工商业尤盛，市内店铺鳞次栉比，中外商贾云集，货财达220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扬州位于大运河与长江的交叉口，是最繁华富庶的工商业城市，当时流行“扬一益二”的民谚。史称“扬州地当冲要，多富商大贾、珠翠珍怪之产。”唐诗中“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都生动地描绘了扬州的繁盛景象。北宋的开封和南宋的临安，也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人口最多的城市。仅开封的水路交通已是“舳舻相衔，千里不绝，越舲吴艚，官艘贾舶。闽讴楚语，风帆雨楫，联翩方载，钲鼓镗铃。”临安的人口高达100万，即使外城，也是“南西东北各数十里，人烟生聚，民物阜蕃，市井坊陌，铺席骈盛，数日经行不绝”。临安的繁荣程度更胜过开封20倍。大运河沿岸的其他城市，如幽州（今北京）、魏州（宋北京，今河北大名）、宋州（宋南京，今河南商邱）、泗州（今江苏境）、楚州（今江苏淮安）、润州（今江苏镇江）、常州、苏州、秀州（今浙江嘉兴）、越州（今浙江绍兴）、明州（今浙江宁波）等，无不都是唐、宋时期的重要城市。这些城市主要以大运河为发展的杠杆，由此带动了大运河两岸广大地区的进步，出现了城镇林立，商业繁盛，商贾、游客，舟车往来，夜以继日的景象；同时还推动了一些落后地区的发展，促进了各地区人民的交往和了解。这一切使大运河及其沿岸城镇成为维系南、北方和先进地区、落后地区的重要纽带，加强了唐、宋帝国统一的物质和精神的基础。

第四、大运河不仅促进了唐、宋帝国各地区经济和文化的交流，而且促进了唐、宋帝国与世界各国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大运河的贯通和东南终端的延伸，使传统的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连接起来，有助于唐、宋帝国不断摄取外来文化的营养，同时也把本国文化的硕果奉献给世界各国。唐代通过陆上和海上丝路，与西方各国的使臣和商贾保持密切的联系，又加强对亚洲各国和红海、波斯湾沿岸的交往。在这些交往中，大运河成为常用的渠道。运河的两岸城镇，都留下了胡商的足迹，带来了外国的物质文明。北宋时，陆上丝路因西夏的阻隔，不甚通畅，因而主要依靠汴河和江南运河衔接海上丝路，开展对外贸易和交往。南宋时，进一步依赖运河。又由于淮河以北的运河河段归入金朝，只能依赖淮南运河和江南运河，尤其是浙东运河。浙东运河自从北宋初在明州设置市舶司后，逐渐成为海外交通的通道之一，许多明州商人去高丽和日本、南海诸国贸易，高丽、日本等国的商人也来明州经商。史称：明州“乃海道辐辏之地”，“南则闽广，东则倭人，北则高句丽，商舶往来，物货丰衍”。陈造诗说，明州定海县“宦廨盐烟外，居人杂胡贾，听言须画字，讨海倚输租。”浙东地区的米、盐、蔬果等，都由浙东运河转运到临安。福建和广东的米、海鲜、土产以及海外的奇珍异宝等，则主要由海路北上，再经浙东运河转运到临安。总之，唐、宋大运河将陆上丝路和海上丝路连成一线，使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得以在较高的水平上实现。

（载《中国历史上的分与合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5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