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至十三世纪湖南经济开发的地区差异及原因
十至十三世纪湖南经济开发的地区差异及原因
十至十三世纪是湖南地区经济开发迅速发展时期，但湖南各地由于开发的自然条件和历史基础不同，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和显著的地方特点，根据各地的开发水平，湖南大致上可分成四个地理区，即湘北区，含南宋末年常德、澧、岳一府二州，在自然地理上包括洞庭湖沿岸及沅、澧二水的下游，面积约三万八千平方公里；湘中区，含南宋末年宝庆、潭、衡、武冈、茶陵一府二州二军，在自然地理上包括资水流域和湘水中下游，面积八万二千二百平方公里；湘南区，含南宋末年的郴、永、道、桂阳三州一军，在自然地理上包括湘江上游，面积约四万八千平方公里；湘西区，含南宋末年的辰、沅、靖三州，在自然地理上包括沅水中游、澧水上游，面积约四万七千平方公里。
一
人口密度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志之一，人口的分布和迁移方向是和区域开发过程相互照应的。
1．人口的分布。
宋代各区人口数和密度如下：
湖北 湘中 湘南 湘西
太平兴国 户数 42232 77472 42700 一
户／公里2 0．95 0．94 0．97 一
元丰 户数 196523 635108 201721 29953
户／公里2 4．44 7．73 4．57 0．73
崇宁 户数 237761 706944 210790 39081
户／公里2 5．37 8．60 4．77 0．95
（元）至元 户数 589922 946756 260000 158449
户／公里2 13．33 15．52 5．88 3．87
资料：《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宋史•地理志》、《元史•地理志》。
从上表分析，除湘西因资料阙如无法统计外，北宋初湖南各区户口稀少，分布趋于均衡，湘南区户口密度最高，可能是矿业的兴盛吸引了一定数量的非农业人口。历经大约一百年的人口自然繁殖和人口流动，到元丰年间，湘中区户口密度远在其他地区之上。元丰后，资水流域的梅山蛮、武冈蛮及诚徽蛮纳土归籍，使该地区户口继续猛增，崇宁时已达每平方公里八点六，到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更高达十五点五二户，显见湘中区是这一时期开发的重点。湖北区自崇宁以后成为次于湘中区的第二大人口分布区，这和当地粮食种植业和茶叶等经济作物的发展密切相关。而同时期湘南的户口密度一直持续上升，但上升速度缓慢，到元至元间户口密度仅每平方公里五点八八户，远低于湘中、湘北区。这一方面与当地可耕地少，南宋后矿业萎缩、人口外流有关；另一方面也和当地税收政策有一定的关系。从五代楚国开始，直到南宋绍兴十四年（1144）的二百二十多年，湘南区民户除二税之外，尚纳丁身钱绢米麦，致使“民有嫁老母、不举子以规析户免进丁者”，户口逃亡、隐匿当不在少数。
2．人口的迁徙。
从上表我们已粗知不同时期各地区人口分布的疏密状况。人口密度的大小，和各区人口基数的大小，人口的自然增殖率高低关系密切，也和各区接受的外来移民多寡有关。
终唐之际，南迁湖南人口络绎不绝，唐末诗人韦庄《湘中作》诗：“楚地不知秦地乱，南人空怪北人多。”五代时期，时有避难的移民移居湖南，据《宋史•周渭传》记载，广西昭州恭城县人周渭曾率同乡六百多人逾岭，计划迁往永州零陵县，后因途遇盗贼，改居道州。除少数记载明确外，大多数移民的迁居点很难确知。唐后期迁入湖南的移民，至五代以后其后裔已成为土著，因年代久远，世系失传，明、清人所修的地方志中，于唐代移入族姓的记载寥寥无几，现在我们已无法探索唐代移民散居湖南的确切地区。值得庆幸的是，湖南现存的方志中，如道光《宝庆府志》、光绪《靖州乡土志》、光绪《会同县志》、光绪《湘阴县图志》、民国《醴陵县志》、民国《嘉禾县志》、民国《汝城县志》等，于五代、南宋时迁居上述数县的外籍移民族数的记载较详细。从各地所接受的有原籍可考的移民族数的统计，可见湖南境内人口流动的地区差异及由此显示的地区开发的先后顺序。总计五代时迁入的族数仅二十七族，北宋和南宋迁入的族数分别为六十五、八十四族，共计一百七十六族，其中迁自江西的一百三十六族，占迁入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七点三。即十世纪以后，迁入湖南的主要为江西人。这和十世纪以前北方人大量涌入湖南的情形迥异。北方人迁居湖南的政治因素较多，或因战乱避祸于此，或因为宦从征，卸职、退役后留滞不去。江西移民迁居湖南的政治因素较少，多为经济目的，即因江西人稠地狭，迁居外乡寻求可垦耕地。因此，从江西移民迁居湖南的路线，大致可见各地区开发的先后。
五代，迁入湖南的江西人共二十四族，其中十八族迁入湘阴，一族迁入醴陵。此虽指湘阴、醴陵二县，实可表示当时江西人集中涌入潭州及湘北区情形。光绪《湘阴县图志》引《益阳县志》云：“唐同光二年（924），高安蔡邦领洪州三百户来潭州开垦。”北宋和南宋时期，江西人仍不断迁居上二县，迁入族数共二十二族。《宋史•地理志四》荆湖南、北路后序：“荆湖南、北路……其土宜谷稻，赋入稍多，而南路有袁、吉壤接者，其民往往迁徙自占，深耕溉种，率致富饶，自是好讼者亦多矣。”潭、衡及其以北皆地邻江西，故为江西移民最早的迁徙地。江西人的风习赋性染于土著，传于后裔。
北宋后，江西人以迁居潭、衡以西的邵州和以南的郴州、桂阳军为多。两宋时期，邵州所属邵阳、新化二县共迁入江西人四十一族；桂阳军属县汝城及平阳（嘉禾县置于明崇祯间，宋时地属平阳、蓝山二县，此姑作平阳计）共迁入江西人四十族。可能潭、衡二州及湘北区自五代和北宋的大力垦伐，人稠地狭，可资垦殖荒地不多，导致江西人迁向荒地较多的邵州、郴州、桂阳军一带。
南宋时，江西人由北宋时迁居武冈军、靖州一带的二族上升到七族。显见这时期，江西人仍以开发邵州及其以东地区为主，但已逐渐扩展到邵州以西、以南地区。
二
劳动力的增加，生产经验的提高，生产工具的改进，促进了湖南农业的迅速发展。粮食种植业和茶、桑、麻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有所扩大，并在全国据有重要地位。
1．粮食种植业。
湖南属于亚热带季风，温湿气候，四季分明；热量充足，雨水集中；春温多变，秋旱明显；严寒期短，暑热期长。地形复杂，土壤多样，适宜于水稻、小麦、粟、茶、桑等多种植物的生长。
十至十三世纪，鼎、澧、潭、永等州成为主要产粮区，最根本原因是这一带有着发展粮食种植业的优越地理条件。湘北区石门、桃源二县以东地貌类型主要是湖泊、平原、阶地和丘陵、低山。潭州境内多红岩丘陵和盆地，发育着红壤和紫色土。永州境内有零陵——祁阳石灰岩丘陵盆地。这些丘陵盆地被更有效地利用是在北宋以后。
北宋以前，湖南粮食品种以水稻为主，这种水稻对土壤膏腴程度及水利灌溉要求更高，只能在平原、河谷和地近水源的山冈平地种植。北宋真宗年间，将占城稻由岭南引向岭北，一经引进，其种植面积迅速扩大，占城稻即籼稻，又称早禾，耐旱、粒饱、成熟早，不择地而生，到南宋嘉定年间，“潭之冈土，多种早稻，其视晚禾居什之七”。永、道州也普遍种占城稻。这样，原不适种植水稻的旱土栽种占城稻，粮食亩产量有了一定的提高。
和占城稻引进的同时，真宗诏令将北方粟、麦、黍、豆等旱粮作物推广到南方，以防水旱灾害。南宋以后朝廷仍多次诏令南方旱土种植旱粮。历任地方官也劝民垦种。《宋史•李允则传》记载，真宗咸平间，李允则知潭州，时“湖湘多山田，可以艺粟，而民惰不耕。乃下令月所给马刍，皆输本色，由是山田悉垦”。北宋张溪《云谷杂记》卷四云：“沅湘间多山，农民惟植粟，且多在冈阜，每欲播种时，则先砍林木，纵火焚之，俟其成灰，即播种于其间，于是所收必倍”。北宋后期，水力不及的山田，所种“粟米妙天下”。
湖南地区麦的种植区域远少于粟。直到南宋淳熙间，“湖南一路唯衡、永数郡宜麦，余皆文具”。
粮食新品种的引进，耕作制度的改变，对湖南盆地、丘陵的开发具有重要意义。使宋代湖南粮食种植业的发展有着明显的地区差异。鼎、澧、潭、衡、永五州成为主要产粮区。两宋时期，以潭、衡、永为主的荆湖南路（包括全州）漕粮上供额在六十万到六十五万石之间，以鼎、澧为主的荆湖北路漕粮上供额在三十万至三十五万石之间。其中，北宋时的澧州因“承平日久，户口滋蕃，岁输米以斛计者十五万”，南宋淳熙间，“湖北惟鼎、澧地接湖南，垦田稍多，自荆南、安、复、岳、鄂、汉、沔，污莱弥望，户口稀少”。荆襄、鄂州等处驻屯大军，耗粮巨大，当地产粮不多，无力支付军粮，需从湖南、江西及常德府、澧州等处调入粮食。湖南粮食的另一个重要流向是南宋都城临安。南宋隆兴初，“又籴洪、吉、潭、衡军食之余，及鄂商船，并取江西、湖南诸寄积米，自三总领所送输，以达中都”。嘉定兵兴，军粮“皆调于湖北鼎、澧等处”。又“输湖南米于襄阳，凡五十万石”。
北宋时，湖南粮食种植业在全国的地位虽还不算很高，但土旷人稀，消费有限，耕作粗放，成本低廉，粮价比其他地区低贱。常用来调济邻区。真宗年间，江州饥荒，运荆湖南路漕米数十舟至江州，发以赈贫。哲宗元祐七年，浙江水灾，运荆湖北路米百余万石，赈济饥民。
南宋时期，湖南的粮食种植业在全国（指南宋疆域）地位有了很大提高。两浙地区粮食种植业远比湖南发达，但人口众多，其中军队、官僚等非生产性人口所占比重大，故粮食消费量大。福建山多田少，粮食不能自给。湖北地接金国，战火迭起，田荒地芜。四川地区成都府路虽土地肥沃，生产发达，但土地面积不大，人烟稠密，粮食供不应求。夔州路田少贫瘠，刀耕火耨，粮食产量很低，最好的情形也只是勉强维持自给。四川地区与湖北一样，须维持庞大的军队。广南东、西路粮食种植业虽极有起色，但也仅是自给，少有外销。因此，湖南的粮食种植业也和江南东、西路一样，越来越显重要。
南宋绍兴十三年（1143），“荆湖岁稔，米斗六七钱，乃就籴以宽江、浙之民”。常德府、澧、潭、衡州商人兴贩粮食前往鄂州籴场，“籴在岸常有万石”。鄂州米市的盛衰，全赖于上述诸处，一遇诸处干旱，所产米仅足当地食用，加之水枯港汉绝流，舟楫不通，鄂州米市的粮食，不及常年的十分之二。永州亦为产米处，朝廷多次征集永州粮食，“湘南名郡，旧称甲永乙邵”。邵州农业生产水平次于永州，粮食有一定的外销，常接济武冈军。
上述五府、州、军虽是湖南产粮区，其生产能力不宜估计过高。粮食大量外流，严重影响民间生计。孝宗时彭龟年《乞权住湖北和籴疏》言：“去年，朝廷以淮、浙并饥，江、湖小熟，遂下和籴之令，严遏籴之禁……然州县急欲集事，未免敷籴于民；商贾竞起趋利，又复争籴于下；而江、淮、两浙帅仓，以至总司戎帅，皆散遣官吏，多赍钱物，四处收籴，其所差人争先趋办，迭增价值，以相侵夺。米价既长，害及细民，细民日要添钱籴米，富家愈觉闭粜自丰。遂使江湖小熟之地，反有饥饿不给之民。臣自江西入湖南，所到去处皆病于此，及到湖北，愈觉益甚”。遏粜之风遍及荆湖南、北路。“州县各顾其私，听信城市之民，妄言不可放米出界”。“及遇米船到州郡，强行拘留，更不令向下前来”。州县拘留的只能是米商的船只，而漕船和官船是无法滞留的，高斯得曾说，“湘中粒米狼戾之区，民生其间，本易以得食，乃自近岁有司和籴之令甚严，舳舻相衔，竭九郡之产而北”。
湖南粮食之所以能够大量外流，除了消费人口少，消费人口中军人和官员所占比重小外，气候温湿，客观上不允许大量储粮，不可能出现像京西北路金州民间有积粟支三十年者的例子。民间没有丰富的储备，丰收时，“民计每岁种食之外，余米尽以贸易。大商则聚小家之所有，小舟亦附大舰而同营，辗转赈粜，以获厚利。父子相袭，老于风波，以为常俗”。歉收或兵灾时，则饥殍遍野。因此粮食生产总是维持在一般水平上。
与盛产粮食的鼎、澧、潭、衡、永五州相比，岳、武冈、郴、桂阳、道诸州军农业发展水平较落后。岳州东部山地，西临洞庭湖，平原狭小，发展粮食种植业的自然地理条件较差。其属县华容自北宋中叶始筑堤，捍水为民田，有耕种之事。绍兴间，岳州屡遭兵火，版籍不存，以至“逐年不以田亩收税，唯以种石纽税，以种一石作七亩科敷”。至绍兴二十五年改为“以丁完税”。绍兴三十年，平江县改为以实耕田亩纳税。农业生产渐有起色。乾道间，临湘县“一市百家无十金之肆，一乡千户无百种之藏”。粮食严重不足，所来的米贩，不过是从鄂州通城县而来的小米商。至宁宗时，岳阳、临湘被认为是荆湖北路最穷之乡。邵州、武冈军境内隆回——邵阳和新化——涟源盆地石灰岩丘陵较发育，旱土比重大，粮食少有外销，武冈军财计仰于永、邵二州。南宋初胡寅曾建议，武冈军宜废为县。郴、桂、道三州军，地处南岭山区，可耕地少，可耕地中水田少，旱田多。加之当地从事矿冶的人较多，粮食不能自给。绍兴末，“衡州税米十五万斛……郴州税米三万三千余斛……道州税米三万三千余斛”。郴、道二州粮食种植业远在衡州之下。杨万里评价郴州“厥土沙砾，厥田硗瘠，厥氓窭啬，氛厉浊蒸，旱暵重仍”。稍遇水旱，则“仰哺于衡”。桂阳军地瘠民贫，“全藉步担客米充日粜，往往頳肩负重，运至极限”。米商多来自郴州，以至桂阳军“仰米于郴，每郴闭籴，则桂人坐困”。道州也被认为“民之穷乏莫甚此邦”。湘西农业生产水平与湘南相差无几。朝廷非望其赋入。沅州卢阳县地居盆地，农业生产水平稍高于辰州、靖州，税米二万二千余斛，“视辰所入率皆五倍”。辰州财政费用长期依赖于转运司，每年“钱缗七万，帛匹八千一百，绵两一万七千，一郡岁计粗可了办”。靖州财用由“鼎、澧应付，岁费二十七万”。每年广西还拨钱三万予靖州。开禧间，知靖州魏了翁说，靖州“城中不满四十家，气象萧条”，“五溪，天下穷处，靖又五溪之穷”。
2．茶树的种植。
早在十世纪以前，湖南已是著名的产茶区，唐时岳州所产潖湖含膏茶名重全国，远销吐蕃。衡山所产团饼茶、石廪茶，遐迩闻名，远自交趾之人亦常食之。限于史料不足，无法探知全湖南十世纪前茶叶生产规模和主要产区。但湖南茶叶生产的大发展始自五代马楚，这是肯定的。楚国实行“听民售茶北客，收其征以赡军”的政策，官府也在“汴、荆、襄、唐、鄂、复诸州置回图务，运茶河之南北，以易缯、纩 、战马，仍岁贡茶二十五万斤”。每年楚国内茶税数十万，国用因之充足。
入宋，茶叶是湖南出口的大宗商品，茶税是地方财计的重要利源。茶叶生产有着明显的地区差异。
潭州是全湖南主要产茶区，据曾巩说，北宋天圣初，潭州茶课视“旧课岁增九百万斤”。元祐后，潭州岁课茶中，仅大方茶一项就达一百三十五万斤。大概潭州产茶额从北宋中期以后，开始由极盛走向衰减。据《宋会要》食货二九，现将南宋绍兴末和乾道间各州、军课茶额列表于下（斤）：
地 区 岳州 常德府 澧州 潭州 衡州 邵州
绍兴末 501240 130182 11500 1034800 1675 6250
乾道间 500960 129900 11500 1025300 5449 6250
地 区 武冈军 郴州 桂阳军 永州 辰州 沅州
绍兴末 46615 10994 1325 20310 2339 371
乾道间 9823 1994 1125 20310 —— ——
南宋以后，潭州年课茶在一百万斤以上，为全国产茶超过百万斤的七府、州之一。占全湖南产茶额的百分之五十八。岳州岁课茶高达五十万斤，占全湖南产茶额的百分之二十八，次于潭州，为第二大产茶区。常德府和武冈军亦为重要产区。
茶树的种植范围受到地形的限制。湘北区和潭州、武冈军、邵州等境多丘陵、低山，分布红壤黄壤，气候温湿，适于多年生、根系深、喜弱酸性土壤的茶树生长。安化县内山高雾重，光线散漫，降雨量大，茶产量很大。县东伊溪、东坪一带茶“不种而生，味稍佳，民趋其利”，宋时于县境置龙塘寨，统兵戍守，以防茶民聚集闹事。湘西多“蛮徭”，故茶课额很少，实际产茶量远超过史籍所载。湘南山多地少，可资种粮的耕地已不多，故茶树种植范围小。南宋淳熙前，桂阳军每年应卖茶引二十二道，每道一百斤，一年计二千二百斤。该军“非产茶地分，又非商旅孔道，自旧准买引价钱均敷于民”，淳熙元年后，每年卖茶引四十五道，于民不便。可见桂阳军因地少产茶，茶商不至。
茶树的广泛种植，使不适宜栽培水稻、粟、麦等粮食作物的地区，有可能获得较高的土地利用价值，促使地区开发向纵深发展，极大地影响了十世纪以后湖南地区经济地理格局，此后，茶叶成为湖南地区占优势的经济作物。
三
湖南矿藏丰富，矿种繁多，类型复杂，随着采矿技术的不断提高和人们对矿藏资源利用范围的不断扩大，湖南矿冶业在唐代兴盛的基础上，继续保持着较高的发展水平。十世纪以后勘查到的矿源基本集中在湘中、湘南区。湘北区几乎无矿冶业可言。湘西区开发迟，因民族复杂，基本无官营冶铸业，私人开采可能不少。
湘中区坑冶少，开采期短，但开采量大，主要产品是铜、铅、锡。湘南区矿藏分布广，矿种多，开采期长，但大型坑冶少。主要产品是锡、铅、银。《宋会要》食货三十三记载了全国各地坑冶业。据此制表如下：
地 区 元丰 元丰 乾道 元丰 乾道
（银） （铜） （铜） （锡） （锡）
湘中 29013 1082600 3414 —— 1531
湘南 4008 84 —— 248354 7326
（铅） （铅） （铁） （铁）
湘 中 —— 123921 5981 —— 13095
湘 南 —— 81234 61 504 ——
元丰时，湘中区浏阳县永兴场为大型综合型矿场，产铜、铁、银、铅、矾等，与信州铅山场、韶州岑水场号称天下三大场。湘南区除锡外，各种矿的产量均在湘中区之下。
两宋时期，湘南区冶铸业落后于湘中区，还可从铸币中心的北移显示出。唐元和年间，郴州因地产铜、锡，朝廷遂建桂阳监置炉鼓铸，年铸钱五万贯，占当时全国年铸钱十三万五千贯的百分之三十七。为全国铸币中心。同时期的潭、衡、岳等州私人铸币成风。五代时楚国专设桂阳监负责铸币，湘南区继续为全湖南冶铸中心。同时湘中区铜官渚亦为铸钱地之一。及至北宋熙宁间，湘中矿冶业发展水平超过湘南，朝廷遂于衡阳县置熙宁监，年铸钱二十万贯，为全湖南唯一的铸钱监。湘南区铸币业中心地位不复存在。
湘南区矿产品中，铜产量极低恐怕是导致铸币中心北移的主要原因。而锡产量之丰富也是其他地区难以比拟的。元丰间，湘南锡产量占全国产量的百分之十点七，南宋乾道间随着全国锡矿的沦陷或停废，湘南区锡产量虽只有七千三百二十六斤，不及元丰时产量的零数，却占全国产量的百分之三十六。
南宋以后，湘中区坑冶停多兴少，矿业衰退，由于缺乏有价值的史料，很难窥视出矿业停滞的原因。湘南区的无业矿民多次要求重新开矿，开禧间知郴州赵彦谈，嘉定间知州罗克开，端平间知州蔡籥等皆阻挠开矿，至景定间本区矿冶业几乎全部禁闭。郴县葛藤坪方圆百里，永兴人邓雷玉等请在葛藤坪开矿，未获准，邓雷玉又集合二百余人擅开绍兴时停废的兴宁县浦溪、东思洛、黄岭、白石等坑。知郴州王橚上书请禁停。此后，湘南区矿冶业基本停废。知平阳县汪纲和知郴州王橚的《封坑治疏》、《申禁坑治碑记》总结了矿冶停废的原因：
其一，政治经济因素。矿区集居矿民、农民、蛮徭，成分复杂，“郴田硗确，郴民匮穷，岁荒姑置未言，年丰亦仅自足。今乃集千百辈游手，日增千百升粮食，籴价骤长，细民阻饥，势使然也。烹淘恶水，损人田亩而不问，穿求苗脉，坏人坟墓而不顾，群聚恶少率皆外乡无赖之徒，联结峒苗，便成不测之变”。主持开矿者多为富家，互招坑丁，两相杀害，以至当地“居民为之流徙，行旅为之退避”。地方官以坑冶致祸，力主罢之，“郴安，湖南九郡始可奠枕”。
其二，湘南区矿冶开采期长，唐时以产银为主，宋代锡、铅、银、铁均有一定的开采量，在当时采矿技术条件下，开采已相当不易，矿源已告枯竭。淳熙间，知平阳县汪纲已指出：“向者银矿坌发，故可勉应。今地宝已竭，力请蠲省。”景定间王橚也指出：“境内故有坑，大率多产铁，岁解经课者是矣。昌黎所谓白金之产者，今乌有之。贪夫嗜利，刮摩抉剔，指银之锱铢以眩于有司”，银矿藏量减少，铁、锡也不多，“所得者不过锱铢，是以累朝独置郴之坑利而勿取者，为此也”。矿源的减少，是导致湘南区矿业废除的直接原因。
四
十至十三世纪是湖南农业经济、手工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城镇商业发展的高潮期。唐元和前，湖南境内存在着“丰年贸易不出境，邻部灾荒不相恤”的自给自足、自我封闭的旧法，元和末年，崔倰为湖南观察使，削去这种落后习俗，从此商贾流通。五代马楚实行免税政策，四方商旅辐凑，楚国所铸铅铁钱只流行于境内，商人出境无所用之，皆购买货物而去。于贸易中处有利地位。
宋代，随着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的日益丰富，商品经济渗入农村，联系城乡经济的镇市蓬勃兴起，地区性的商业中心不断涌现。从《宋会要》食货一五载熙宁十年（1077）湖南全地区税务的商税额，和《元丰九域志》所载镇的分布，我们可以明了北宋中期湖南城镇和商业发展的地区差异。
湘中区，本区商业繁华，城镇密布。商税额超过五千贯的税务多集中在潭州、衡州。衡山、湘潭、湘乡、醴陵、耒阳等县城商税额皆很高。本区十四个镇中，十二个镇分布在潭州、衡州，这些镇多未设税务（永兴镇除外），估计这些镇规模尚小。
湘北区，商业繁盛程度仅次于湘中区。鼎、澧、岳三州州城及临湘县税务的税额超过五千贯，除华容、沅江二县税额低外，一般县城税额均在千贯以上。洞庭湖东部三镇皆设税务，其中公田镇商税高达四千八百一十二贯，超过大部分县城税务的商税额。而洞庭湖西部的四个镇无一设税务。
湘南区，商业经济较落后。本区东部郴州、桂阳军境内税务密，有十九个之多，但税额低，除郴州城、桂阳军超过五千贯，永兴县及浦溪坑税务超过千贯外，其余多不足百贯，最低的板源银坑税额仅七百五十六文。本区西部情况截然相反，税务少但税额高。永州三个税务税额均在千贯以上，道州仅州城一税务，商业活动较集中，故其税额超过永州城。湘南区仅有香风、永明二镇，而后者原为县，熙宁五年省为镇，元祐元年复为县。即实际上湘南区仅一镇而已。
湘西区，商业城镇经济落后，辰州城为全区商业中心，税额为二千六百一十六贯。沅州境内税务多至七个，但税额总计只有三百九十四贯。没有较大的地区性商业城市。诚州（后改名靖州）境内无一税务，溆浦县属下有长律镇，此镇的军事意义大于经济意义。
商业和城镇经济的繁荣程度，既取决于其经济腹地的开发水平，也取决于交通位置的优劣与否。
十世纪前，唐朝都城长安和东都洛阳，与岭南的交通，不外东、西二路：东路由汴河、江淮和江南运河经杭州，由浙江至衢州，改经陆路至洪州下赣水达虔州，越大庾岭，到达广州。西路由长安经武关，或由洛阳经方城路，并南下襄阳、江陵，经洞庭湖，下湘水，分道入岭南。二路之中，汴河与江淮、江南运河，是漕运江南地区粮食、物资的运输要道，行旅者亦较安适，但迳往岭南，水陆二途迂远，而武关和方城路直下长江中游至岭南，道路比较近捷，所以朝廷官员和商人行旅取道此路者为多。
北宋建都开封，南宋都临安，赣江水陆交通地位上升，成为朝廷官员和商旅通往岭南的便捷之途，经大庾岭，“下真水者十七八”。湘江水运地位的降低，影响或决定了其流域内商业和城镇经济的发展。
十世纪前，洞庭湖西部因地近繁华的经济大都市江陵，其城市经济远高于东部地区。十世纪以后，鄂州的经济地位取替江陵，商贾米船，泝江而上则聚于鄂渚，沿江下则先经由华容、巴陵。岳州地近鄂州，北通巫峡，南极潇湘，经济腹地十分广阔，故其商业极盛，熙宁十年商税额高达二万五千六百八十四贯，为全湖南第二大商业城市。临湘县虽被认为是最穷之乡，因其滨临长江而征收到较多的商税。洞庭湖西部开发水平远高于东部，但当地的商业活动是难与岳州比拟的。
潭州城地处南北、东西水陆交通枢纽，一直是全湖南经济都会和商业中心。潭州城北的桥口镇，湘潭县境湘江东岸的储洲市的兴起，都是因交通繁盛的缘故。
永州，地处通往广西的湘江沿线上，十世纪前后，商业活动发生巨变。在唐代，由于湘水是联系岭南的主要通道，永州江面上“巨舰时遭迥”，“商筏逶迤”，商业最为繁华，“浪里争迎三蜀货，日中喧泊九江船”。宋代，随着湘水交通地位的下降，永州商业活动、逐渐失去往日的气派。熙宁十年（1077）商税额仅四千七百二十七贯，不及郴州的一半。南宋理宗时高斯得说：永州“市民为户不过三千”。郴州，宋代时交通地位虽有所下降，仍不失为湘、粤交通要冲。加之其较发达的矿冶业，矿民集中，百货汇集，交换发达，熙宁十年商税额高达万贯以上，为湘南最大的商业城市。
湘西僻居西部，酉水以北为羁縻蛮区，东以雪峰山与商业城镇不发达的宝庆府、武冈军为邻，西接开发程度十分低下的川、黔蛮区。高山深谷，交通不便，经济落后，产品不丰，因而商业和城镇经济均无足道。
十至十三世纪湖南的开发，在湖南地区开发史上占重要一页，其后直至今天，农业和矿冶业仍是湖南主要的发达的经济部门。与全国发达经济区相比，这一时期湖南的开发程度还不可过高估计，但毕竟为十三世纪以后的进一步开发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