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理学家唐仲友

宋孝宗淳熙年间（1174～1189），学术界发生了一桩轰动朝野的公案：两浙东路提点刑狱、大理学家朱熹连上六次奏状，按劾知台州、理学家唐仲友，措辞之激烈，揭露之彻底，颇为空前。立刻，朝廷上下舆论哗然，唐仲友自然不甘示弱，也驰奏辩白，并且指责朱熹执法违法。据说，孝宗对于朱、唐之争一时难以判别是非，没有加罪唐仲友，只是撤销其江南西路提点刑狱的新的任命。嗣后，历代的文人学者或是尊朱抑唐，或是抑朱尊唐，莫衷一是。八百年后的今天，笔者试图在了解唐仲友的生平事迹及其理学的基础上，探究他与朱熹争论的原因和实质，同时，判明一些宋代笔记小说记载的失实之处。

一、唐仲友生平事迹

有关唐仲友的经历，由于《宋史》不为立传，后人所撰唐仲友传或简历等错讹甚多。首先，唐仲友的出生地问题。一般史书肯定他是婺州（治今浙江省金华市）人。宋代婺州的治所在金华县，所以也可说他是婺州金华县人。周必大撰《帝王经世图谱序》说“金华唐仲友”，正是指此。陈骙《南宋馆阁录》卷七《官联上》和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卷九《秩官门二》，都说唐仲友是“东阳人”。这一东阳并不指东阳县，而是指婺州的郡号“东阳”，所以“东阳人”就是指“婺州人”。朱熹在按劾唐仲友的奏状中，也多次提到唐仲友“本贯婺州”、“婺州邻人”、“婺州住宅”等。清代黄金声等纂《道光金华县志》卷四《宅墓》记载，“吕祖谦宅旧在光孝观西，即今儒学址。……唐仲友故宅在其侧。”还记载仲友墓在“县南二十五里宝华寺前沐尘山原”。清代张荩等纂《康熙金华府志》卷二三《丘墓》也记载唐说斋仲友墓在金华县南宝华寺。可见唐仲友是婺州金华县人无疑。

其次，唐仲友进士科登第的时间问题。现有两种说法：一是陈骙《南宋馆阁录•官联上》，肯定唐仲友是“张孝祥榜进士出身，治《诗》”。张孝祥在高宗绍兴二十四年（1154）三月考中殿试状元，说明唐仲友也是在这一年进士登第的。陈骙几乎与唐仲友生活在同一时代（比唐早生晚卒近二十年），应该相信他的记载是最为可信的。二是《康熙金华府志》卷一八《科第》和《道光金华县志》卷六《选举表》，一致记载唐仲友是“绍兴辛未（案即二十一年）赵逵榜”进士登第的，在二十四年张孝祥榜登第的则是唐仲友之兄唐仲温。清代全祖望在《宋元学案》卷六0《说斋学案》中，认为唐是“绍兴二十一年（1151）进士，兼中宏辞”，将进士科和宏词科中第的时间放在同一年。陆心源《宋史翼》卷一三《唐仲友传》、《宋人传记资料索引•唐仲友》（第1785页）也采用此说。笔者觉得前一记载出自唐仲友的同时代人，是比较可靠的，而后一记载较为晚出，姑且不信。顺便提及，唐仲友进士登第后，担任衢州西安县的主簿或县尉，官阶是左迪功郎。《宋会要辑稿》选举12之14记载，绍兴三十年（1160）二月七日，唐仲友以“左迪功郎、衢州西安县主簿”的身份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及格。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八四却作“西安尉唐仲友”。究竟是西安县主簿，还是县尉，暂难定论。

第三，唐仲友担任建康府通判的问题。唐仲友博学宏词科考试合格后，得到“减二年磨勘”的优待，在绍兴三十一年（1161）十月以从事郎的官阶出任建康府（治今江苏南京市）府学教授，至孝宗隆兴二年（1164）正月任满。在绍兴三十一年（1161）十月至三十二年（1162）二月期间，黄石也充任教授。唐仲友在绍兴三十二年（1162）二月离任时，撰《送同官黄教授序》说：“时永嘉黄君圯老方为金陵泮宫师，仆始忝同僚，从容言及之。”更能证明唐仲友这时的职任。《康熙金华府志》卷一六《人物二》和《道光金华县志》卷七《列传》都记载唐仲友“累官判建康府”。《宋元学案•说斋学案》也认为唐仲友考中博学宏词科后立即“通判建康府”。《宋史翼•唐仲友传》、《宋人传记资料索引》、《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第399页）均沿袭此说，都搞错了。其实，在这段时间里，担任建康府通判的是苏师德和葛祺。

第四、唐仲友担任馆职问题。孝宗隆兴元年十二月，唐仲友应诏赴临安府参加馆职召试，成绩合格。次年十二月，被任以秘书省正字。乾道元年（1165）二月监南岳庙。六年十一月，又任正字；八年五月，迁著作佐郎。其间七年二月，以秘书省正字身份被朝廷委派，充任铨试、公试、类试的考校点检试卷官。同年七月，兼任实录院检讨官。八年正月，唐仲友再次以正字职与吕祖谦、蔡戡任礼部试点检试卷官。《宋元学案•说斋学案》认为，唐仲友在孝宗时“召试，除著作郎”。《宋史翼•唐仲友传》、《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沿袭此说，都是不对的。其实，著作郎是从七品官，著作佐郎则正八品，两者不可混淆。

第五，唐仲友出知信州和台州的时间问题。唐仲友充当著作佐郎约三个月左右，于乾道八年（1172）八月出知信州（治今江西上饶市）。事见《南宋馆阁录•官联上》。在信州，曾推荐迪功郎郑建德“堪应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在信州任满后，唐仲友肯定待阙过数年或改任他职，因为直到淳熙六年1179）十二月，他才以“朝奉大夫”阶充任知台州。《嘉定赤城志•秩官门二》记载，唐仲友是在淳熙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以朝奉大夫知”台州，“九年八月十八日，除江西路提点刑狱”。但据他所撰《重修台州郡学记》，他是在淳熙庚子（七年）孟春至首夏主持重修台州州学的工程，这时已“奉命假守至郡”。又据他所撰《新建中津桥碑记》，他“以淳熙庚子来守”台州，四月开始主持建桥工程。由此推断，唐仲友必定是在淳熙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受命知台州，而到七年（庚子）初赴台州上任的，所以《嘉定赤城志》说他七年十二月才知台州，实际迟记了一年。另外，《嘉定赤城志》说他以“朝奉大夫”知台州，也有问题，朝奉大夫实际是朝奉郎之误。唐仲友在淳熙八年七月十七日因去年修举荒政，受到升转一官的嘉奖。同年十一月甲申，他在所撰《唐杨惊注＜荀子〉后序》中自署为“朝请郎、权发遣台州军州事”。朝奉大夫比朝请郎高一阶，朝请郎比朝奉郎高两阶。如果唐仲友在知台州之初官阶是朝奉大夫，升转一阶便是朝散大夫，不可能反而降低一阶变为朝请郎。所以，只能是最初以朝奉郎知台州，后来陆续晋升两阶，才达到朝请郎。

第六，唐仲友受命江南西路提点刑狱的时间问题。前引《嘉定赤城志》记载，唐仲友在淳熙九年八月十八日“除江西路提点刑狱”。但据《宋会要辑稿》职官72之37记载，同月十七日，“知台州唐仲友放罢，以浙东提举朱熹按其催科刻急、户口流移故也”。可见前一日已被“放罢”，何来新的任命呢？再据朱熹《辞免江西提刑奏状》说：“……八月十八日三省同奉圣旨，除臣江南西路提点刑狱公事，填见阙。”可见八月十八日朝廷任命朱熹为江西提刑，《赤城志》却改成任命唐仲友，显然是不对的。唐仲友确实一度受命担任江西提刑之职，时间则在七月。朱熹在七月二十七日所撰《按唐仲友第三状》中说：“近侍贵臣或未知其（按指唐仲友）所为，犹以故意期之，以至交章论荐，上误宠擢。”在八月十二日所撰《按唐仲友第五状》中又说：“仲友近日又为吏部尚书、侍御史所荐”。两天后，又在《乞罢黜状》中指出：“其台州守臣唐仲友既已改除江西提刑”云云。可见唐仲友受荐改任江西提刑是在七月二十七日稍前，八月十七日因为朱熹的按劾而朝廷撤销了这一任命，八月十八日乃改命朱熹充任此职。

第七，唐仲友的生卒时间。宋宁宗嘉泰元年（1201），周必大在《帝王经世图谱序》中指出，“孝宗深奇其（案指唐仲友）才，不幸得年仅五十三。”肯定唐仲友只活了五十三岁，但周必大没有说明具体的生卒年月。从唐仲友所撰《重建学校记》，可以知道他直到淳熙十五年（1188）十一月三十日还健在。因为到这一天，婺州浦江县学再次重建竣工，学职于瑑邀请唐仲友为此事撰记，于是唐仲友写下了这篇文字。唐仲友以后的活动由于记载阙如，不得而知。《宋人传记资料索引》和《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唐仲友条，一致把他的生卒年份定为公元1136年至1188年，不知以何为据？

二、唐仲友的理学

唐仲友是一位偏重经制的理学家。以往，人们在研究他的学术体系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元代学者黄溍，首先把唐仲友归入“经制之学”。他在《送曹顺甫序》中说：“盖婺之学，陈氏（亮）先事功，唐氏尚经制，吕氏（祖谦）善性理。”另一位元代学者戴良，又把唐仲友说成是“事功之学”者。他在《送胡主簿诗序》中说：“异时吾婺（州）文献……龙川陈氏（亮）、悦斋唐氏（仲友），则又以事功之学而致力焉。”把唐仲友与陈亮一起，归入“事功之学”派。清代全祖望在《宋元学案•说斋学案》中，采用了黄溍的见解，他说：“乾（道）、淳（熙）之际，婺学最盛，东莱兄弟（案即吕祖谦等）以性命之学起，同甫（案即陈亮）以事功之学起，而说斋则为经制之学。”清代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唐仲友“虽以不附和道学得罪，此书（案指唐所撰《愚书》）却有《道学篇》；其言不必求合洛、闽，而醇正笃实、有体有用，为洛、闽之学者或莫能先焉。”《宋元学案•悦斋学案》也提到唐仲友在孝宗时“疏陈正心诚意之学”。似乎想把唐仲友与理学联系一起。

笔者认为，有宋一代，特别到唐仲友生活的时期，思想界只存在理学一家。当时唯有属于理学的各个派别，不存在一个所谓反理学的学派。这正如当今人们都讲哲学，哲学领域存在着如唯心论、唯物论等许多流派，而没有人专门去创建反对哲学的反哲学派。同样，唐仲友也是一位理学家。他不仅大谈理气性命，而且有自己的一套基本理论。同时，他并不赞成功利之说。在《馆职备对札子二》中，他提出：“伏望陛下远师三代，近法祖宗，进用道义之言，抑退功利之说；专讲治安之策，不急富强之计。使德泽流洽，政教修明，下慰人心，上当天意。”明确表示“功利之说”无益有害，不然，国家“中兴”遥遥无期。所以，将他列入功利或事功学派也不甚合适。不过，他与其他理学家相比，又有自己的特点，即偏重经制。他的代表作《帝王经世图谱》十六卷，“凡天文、地志、礼乐、刑政、阴阳、度数、兵农、王霸，皆本之经典，兼采传注，类聚群分，旁通午贯，使事时相参，形声相配，或推消长之象，或列休咎之证，而于郊庙、学校、畿疆、井野尤致详焉。各为总说附其后，始终条理，如指诸掌。”该书的编写宗旨是“折衷于圣人，示适治之路”，“学者能因之广记备言，精思博考，守以卓约，则他日见诸行事，岂不要而有功也欤？”一言以概之，即要为帝王和士大夫提供为治的理论和方法。此外，他还撰有《六经解》一百五十卷、《孝经解》一卷、《九经发题》一卷等，大都已经失传。在他的现存著作中，可以看出，除了讲求经世之道外，还探讨理气、性命、天人关系等，表明他是一位偏重经制的理学家。

唐仲友的理学的基本观点是这样的：首先，他提出万事万物的根本是“气”，是“五行”。他说：“五行之理，广大悉备，汉儒未举其一隅，而况尽之乎？且五行，万物之本也。”又说：“天地之与人，其势辽绝而不通，其所以相为感召者，惟一气耳。一气播而为五行，降而在人为五事。”指出天、地与人“同禀乎”具有物质性的“一气”，所以三者可以互相作用。他还提出了对理与气和道与太极等关系的见解。他说：“一念之中，万物无不包覆者，理也。一气不顿进，一形不顿亏者，理之寓于势也。”认为物与理紧密结合，不可分离。又说：“道者，事之理；事者，道之实。”说明“道”是事物的道理，事物是“道”的实体。他进一步指出：“道散乎形气之间，无乎不在”。“道在太极之先，生生不穷，互万世而无弊，孰知其始？孰知其终？”认为道即理具有绝对性和永恒性，存在于“太极”之前，无始无终。

唐仲友在人对于事物的认识方面，提出了“心”在认识上的作用、心、”的本质、消除物欲等主张。他说：“百体运动，心虚于中；列星回环，辰居其所。心以其虚，为运动之主；辰以其居，为回环之枢。”又说：“人之心本虚而静，反观内融，道将安往？惟窒于物，则失其所谓虚；惟诱于知，则失其所谓静。本心一丧，道非我有矣。”认为心是人体的中枢、运动的主宰，人心的本质是虚而静的。由于外物的干扰和引诱，才使心失去“虚”和“静”。如果“外物不干，天理自见，私心何自而萌？”所谓外物的干扰，便是指人欲。他说：“倘吾方寸之中，若天道之公，无人欲之累，湛然虚明，洞见物理，虽天地犹将鉴之，而况于人乎？”人心之中，按照天理的自然，无外物的干扰即人欲的牵累，便能保持虚静状态，可以洞察事物的理。他承认“道”的可知性，并且告诫学者不能为了要认识“道”而废事。他说：“谓道为难，若涂若川；谓道为易，如天如渊。谓易，轻而失；谓难，畏而止。勿畏勿轻，学而已矣。”既不要害怕“道”，也不要轻视“道”，只要学习，就能了解和掌握“道”。他又说：“于道默而识之，于事敏而求之，不以道而废事，不以性而废学，其惟圣人乎？《论语》曰：‘子入太庙，每事问。’”主张人们在平时去思考“道”，遇事去求“道”，不因为要认识“道”而影响做实事。

唐仲友在人性问题上，提出了人性的先天性和可变性说，并赞同孟轲的性善说。什么是性呢？他说“天下之易知者莫若性，难言者亦莫若性。性者，生之质，人所受之于天者也。性不可见而寓于心，隐于吾心而求之，性岂难知哉！然性之端甚微，而其动则杂出于情欲之间，自其外而观之，性与欲殆不可辨，此言性之所以难也。”指出性即人性，是天生的本质，寄存、隐藏在人的心中，无形无影。性处于静止状态，头绪极微，一旦发动后，与情欲杂出，性、欲往往难以分辨。因为人性的来源是相同的，人性本来应该一致；又因为知觉有先后，人性又不可能完全相同。他说：“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均有是极，而建用皇极，其责在君。均有是中，性不得为异；觉有先后，性不得为同。故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性相近而不同，性之所无，不可强也。尽性者圣，复性者贤，建用皇极者善。民之习而复其性也，复能使之近，不能使之同。”通过后天的学习，可以使人性接近，但不可能使它完全相同。“圣”人可以“尽性”，“贤”人可以“复性”。他还说：“知觉，性也；见闻，学也。上焉者，先知觉而后见闻；下焉者，先见闻而后知觉。及其知觉，一也。”把知觉列入先天的人性的范围，见闻列入后天学习的范围。同时，把人分成“上”、“下”两等，上等者先天具备知觉，然后接触事物而有所见闻；下等者只能先接触事物而有所见闻，再理解知觉。等达到了知觉的境界，上等或下等便毫无二致。依据这个理论，在孟轲、荀卿、扬雄、韩愈等四种人性理论中，他选择了孟轲的性善说。他说：“吾于四子之说，窃有取于孟子，故不得不助孟子，而与三子辩。”他反驳韩愈的性三品说，指出：“今见人之有智、愚、中人，因谓性有三品，然则水、木之性复有几品乎？”又反驳扬雄的善恶混说，指出：“今见人之有不善，遂以为善恶混，然则水、火之性亦上下混乎？”他最反对荀卿的性恶说，认为“为害尤大”，指出：“卿之言性曰人性恶，其善者伪也。夫善之可以伪为，则仁义礼信何适而非伪？四者既出于伪，何适而非霸者之心？其去王者不亦远乎？吾以是知卿之用必为霸者之佐也。”用人性本善、出自天赋，来驳斥性恶说。还提出人性经过后天的学习，会发生变化。他说：“由恶近善，蓬生于麻；由善近恶，丝湼于墨。日改月化，遂移其质，习可不宙耶？”这里的“质”，就是天生的人性。经过学习，促使人性“日改月化”。

唐仲友在天、人关系上，提出由于“气”的作用，天人“相为感召”，人应该“修人事以奉天道”，帝王应该畏天。如前所说，他主张天地与人之所以“相为感召”，是因为“一气”“流行上下”的缘故。“天非屑屑以是应人，人非区区以是感天，同禀乎一气，机缄之相关，此动而彼随，桴鼓未足喻其速也。”他进一步提出人与天的依存关系：“人不天不成，岁月、日时、星辰，天之所为而人所不能违也。天不人不因，历数，人之所推而天所不能违也。”所以，人要“修人事以奉天道”，“钦天道而治人事”。根据这一原则，他提出“人君”（帝王）要有“三畏”：畏天命，畏民心，畏辅相之臣。只要“畏其一”，就“无不畏也”。他特别指明，“人君”一定要畏天，藉此防止“以启小人无忌惮之说”。这是吸取了北宋后期蔡京利用王安石“三不足说”，而引导徽宗胡作非为的历史教训的结果。蔡京曾极力宣扬“人言不足恤”的理论，还隐瞒灾变，只谈祥瑞。

以上只是介绍唐仲友理学的主要观点。与程颐、朱熹等人相比，唐的理学的范畴、逻辑结构和基本理论，与他们几乎是相同的。当然，他的理学比不上朱熹那样严密、深刻，显得有些粗糙，或许是因为他传世的文献不足的缘故吧！

三、唐仲友和朱熹之争

唐仲友和朱熹的争论，原来是因为学术思想的分歧而引起的，应该说是属于学术思想领域的一场争论。但在宋孝宗淳熙九年，由于朱熹向朝廷公开按劾唐仲友，从而变成了他们两人在政治领域的争斗。

唐仲友和朱熹虽然同样都在探索理学，但在具体见解上又出现许多歧异。清人张作楠在唐仲友《九经发题》跋语中，已经约略指出了这些歧异。现依照这一线索，详述如下：

第一、在《周易》方面。朱熹比较肯定邵雍创建的象数学，认为“自有《易》以来，只有康节（案即邵雍）说一个物事如此整齐”。还用“先天卦位”来解释“天地定位”章，指出：“邵子（案即邵雍）‘天地定位，否泰反类’一诗，正是发明先天方图之义。”唐仲友则不然，他说：“国朝《易》家，大抵本王（弼）注、孔（颖达正）义，参以己说。象数之学，始自陈抟，稍复派别，更相诋訾，学者罕传。初，扬雄拟《易》作《太元》，后儒复有《洞极（真经）》、《元包》、《皇极经世》、《潜虚》之属，虽参差不齐，皆《易》之支流余裔。夫《易》道深矣，人更数圣，辞、变、象、占四者具焉。去圣既远，传者失其本真，术数烦碎，学者厌弃，所尚止辞而已。”对陈抟、邵雍的象数学评价极低，视为《易》的“支流余裔”，并且“术数烦碎”，被学者“厌弃”。

第二、在《尚书》方面。朱熹对《尚书》大小序持怀疑态度。他估计大序不是孔安国所作，因为该序文字细腻、软弱无力，不像西汉文章“浑厚近古”、“粗枝大叶”，而且直“至东晋方出”，所以“疑是晋、宋间文章”。他又断定小序不是孔子所撰，“只是周、秦间低手人作”。唐仲友则反之，他说：“夫《书》，政事之记文，虽《尔雅》要之，上下相敕，主于开谕，据经文反覆之，坦然明白，虽传注章句亡缺，孔学独存，而《书》之大义略可睹矣。庶事万几，细大毕举，固未可一言谈，至于奉顺天地、敬育民物、反身修德、任贤去邪、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者帝王一辙，而君臣更相责望之意，大抵在是。以序文观之，思过半矣。”认为《尚书》虽然“传注章句亡缺”，仍然“独存”“孔学”，同时从序文考察，更加显而易见。

第三、在《诗序》方面。朱熹力攻小序，认为小序“皆是妄生美刺，初无其实”，“不可信”，估计是汉代“山东学究等人”所做，“不是个老师宿儒之言”。唐仲友则完全肯定《诗序》。他说：“《诗序》先儒谓子夏所作，毛公、卫宏颇加润色。近世诸儒议之不一。自欧阳修论《诗》，颇疑《序》有舛误，苏辙独存《大序》。夷考其说，鲜不本《序》义者。……盖古者采诗以达下情，岂不纪所为作者之意！至于《雅》、《颂》，乃祭祀燕飨所奏乐章，安得不明着其义！子夏、毛、卫之传，盖有所授之矣。舍《序》义而言《诗》，犹适千里而无向导也。……在心为志，《诗序》一言而尽作诗之本”。不赞成人们对于《诗序》的怀疑，认为《诗》与《序》浑然一体，不可分割。在有些《诗》的主旨的理解上，他也提出了与朱熹不同的见解。

第四、在《左传》方面。朱熹认为《左传》所记春秋之事较详，但作者“见识甚卑”，“是个猾头熟事、趋炎附势之人”，“好以成败论人”，“只知有利害，不知有义理”。唐仲友则全盘肯定《左传》，他说：“《左氏》载事得实，《春秋》之案牍也。譬诸用法，后人莫得其意，得案牍而考之，犹庶几焉；舍案牍而臆测之，岂无偶合于用法之意，而其事已不可考，是则《公羊》、《穀梁）》而已矣！”不赞成脱离《左传》而寻求《春秋》的“微言大义”，否则就好像审案子的人毁弃案牍的文字、灭证左的口那样。他还说：“至于象数变现视为偶然者，反以《左氏》所记为‘淫巫瞽史’之说而不加省，亦可悲矣。”反对把《左传》所记当作“淫巫瞽史”之说而不予重视。

第五、在《大学》、《中庸》方面。朱熹高度评价《大学》，认为“《大学》一篇乃入德之门户，学者当先学习，知得为学次第规模，乃可读《论语》、《孟子》、《中庸》。先见义理根原体用之大略，然后徐考诸经，以极其趣，庶几有得。”朱熹还把《中庸》一书当作“孔门传授心法”之作。唐仲友则不赞成突出《大学》、《中庸》两篇。他说：“本朝诸儒《礼》学不名一家，而行于世者郑（玄）注、孔（颖达）义而已。至胡翼之（瑗）、程颐、吕大临、杨时专以《中庸》、《大学》二篇传授，谓之精义，而制度文为之学寖以微绝。盖《礼记》之书，杂出诸儒，其师传或异，故有两存之说。……《中庸》、《大学》诚为入道之门，此外四十七篇之书（案马融编为四十九篇）孰非道者？视为土直绪余，则学者将荡而无守。思而不学则殆，《礼记》之书与注义，或几乎息矣！”指出专讲《大学》、《中庸》，将使“制度文为之学”失传，学者也将“荡而无守”。

第六、在《孝经》方面。朱熹怀疑《孝经》是“圣人之言”，估计由战国时期人缀辑而成，不可全信。唐仲友则从《孝经》的成书、出现和传播，指出：“孔子为曾参言孝道，门人录之为书，谓之《孝经》。……本朝邢昺增损之，为正义、训诂，引证详矣。先正司马公光、范公祖禹皆为《古文指解》，所发明益以通畅。夫孝，百行之本，学者所当先。圣人之言，简严易直，而天人备，固非一家所能究其说。”完全肯定《孝经》为孔圣人的话，不容置疑，后世任何一家不可能透彻理解它的深刻意义。

第七、关于《四书集注》方面。朱熹十分重视《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撰成《四书集注》一书。他声称该书的写作，“添一字不得，减一字不得”，“如称上称来无异，不高些，不低些”，“其间有一字当百十字底”。唐仲友则提出：“学者能以心会，于一言有所悟解，即为入道之门，所到浅深，则视力之勤怠、心之作辍。汉儒数十家，大抵训诂通而已。以为圣道深远，未易以言语发明，略着大义，使学者自求之，而自得之也。近世释者极力探讨，各以己意为说，以为圣人之道尽在是，他所说者皆非，则过矣。”唐骧在此篇跋语中指出：此段“为《集注》而发”，还认为“如‘道未始私于圣人’云云，则笃论也”。虽然在唐仲友生前，《四书集注》尚未最后定稿，但《论语集注》和《孟子集注》已于淳熙四年（1177）写成，《中庸章句》也可能定稿较早，所以唐仲友至少是针对《论、孟集注》而发的。

唐仲友和朱熹之间学术见解的分歧，在当时是正常的现象。朱熹和陈亮，朱熹和陆九渊、吕祖谦，都曾用书信往来或讨论会的形式，进行过激烈的学术争论，但都没有扩大到政治上的你死我活的争斗。朱、唐之间的矛盾后来之所以会发展到这样的尖锐程度，与其他人的从中挑唆不无关系。宋孝宗淳熙九年（1182），朱熹按劾唐仲友事件发生后，有些士大夫认为吕祖谦曾经与唐仲友“有隙”，朱熹“主吕，故抑唐”。对此，南宋后期学者周密不以为然。事实是吕祖谦已在淳熙八年去世。周密根据当时的大臣周必大和宰相王淮的“日记”，指出：唐仲友“平时恃才”轻视朱熹，而陈亮“颇为朱所进，与唐每不相下”。陈亮游历至台州，曾嘱唐为一名官妓脱籍，唐将陈家境实情告诉官妓，官妓不肯从陈。于是陈认为“为唐所卖”，立即去见朱熹。朱熹问：“近日小唐云何？”陈答道：“唐谓公尚不识字，如何作监司？”“朱衔之，遂以部内有冤狱，乞再巡按。既至台，适唐出迎少稽，朱益以陈言为信，立索郡印，付以次官，乃摭唐罪具奏，而唐亦作奏驰上。时唐乡相王淮当轴，既进呈，上问王，王奏：‘此秀才争闲气耳。’遂两平其事。陈亮在朱、唐之争中所起的作用，在他淳熙十年写给朱熹的一封信中透露：“台州之事，是非毁誉往往相半，然其震动则一也。世俗日浅，小小举措已足以震动一世，使秘书（案指朱熹）得展其所为，于今日断可以风行草偃。……去年之举，《震》九四之象也。以秘书壁立万仞，虽群阴之中亦不应有所拖带。至于人之加诸于我者，常出于虑之所不及，虽圣人犹不能不致察。奸狡小人虽资其手足之力，犹惧其有所附托，况更亲而用之乎！物论皆以为其平时乡曲之冤一皆报尽，秘书岂为此辈所使哉！为其阴相附托而不知耳。”这段话表明：一、当时士大夫们对朱、唐两人，“是非毁誉往往相半”。二、在朝野引起了震动。三、陈亮实际站在朱熹一边，认为朱熹按劾唐仲友不过是朱的“小小举措”；还反驳“物论”，指出物论说朱熹把唐仲友平时的“乡曲之冤”全部报尽，朱熹怎么会受唐的“乡曲”指使呢！陈亮接着又说：“亮平生不曾会说人是非，唐与正乃见疑相谮，是真足当田光之死矣。”表明当时唐仲友确曾怀疑陈亮从中挑唆诬陷，而陈亮极力辩白。由此判断，陈亮在朱、唐之争中起到了挑唆的作用，促使一场学术之争变成了政治纠纷。朱、唐之争的实质，正如当时宰相王淮所说，不过是“秀才争闲气”而已，归根到底，还是学者之间因为学术见解的分歧而引起的。

四、严蕊其人

朱熹经过周密的调查和紧张的审讯，掌握了唐仲友在台州的大量不法行为的详细情况，案件牵连到数百人。根据当时朱熹和唐仲友的地位和处境，朱熹不可能凭空捏造唐仲友的罪行，这就是说，朱熹六篇奏章中所说的都符合事实。但是，这些不法行为在官场中屡见不鲜，士大夫们司空见惯，并不感到惊讶。所以，宰相王淮认为只是“秀才争闲气”，孝宗也“笑而缓唐罪”。在朱熹所揭露的唐仲友不法行为中，涉及台州官妓严蕊，她成为案件的一个重要人物。后来的南宋文人不惜笔墨，替严蕊立传，把她描绘成一位多才多艺、坚贞不屈的奇女子。但其中有一些情节不符合事实。

最早记载严蕊的，是洪迈在宋宁宗庆元二年（1196）所撰《夷坚支庚》卷一0《吴淑姬、严蕊》。该篇记载：“台州官奴严蕊，尤有才思，而通书究达今古。唐与正为守，颇属目。朱元晦提举浙东，按部发其事，捕蕊下狱。杖其背，犹以为伍伯行杖轻，复押至会稽，再论决。蕊堕酷刑，而系乐籍如故。岳商卿霖提点刑狱，因疏决至台，蕊陈状乞自便。岳令作词，应声口占云：‘不是爱风尘，似被前身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是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岳即判从良。”宋末元初人邵桂子撰《雪舟脞语》也记述：“悦斋眷官妓严蕊奴，晦庵捕送囹圄。提刑岳商卿霖行部疏决，蕊奴乞自便，宪使问：去将安归？蕊奴赋《卜算子》，末云：‘住也如何住，去也终须去。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载《说郛》卷五七）内容与《夷坚支庚》大同小异。另一位宋末元初人周密，在《齐东野语》卷二0《台妓严蕊》中更详细地描写“天台营妓”严蕊，“色艺冠一时，间作诗词有新语”。唐仲友知台州时，酒边，曾命严蕊赋《如梦令》、《鹊桥仙》等词。“其后，朱晦庵以使节行部至台，欲摭与正之罪，遂指其尝与蕊为滥。系狱月余，蕊虽备受棰楚，而一语不及唐，然犹不免受杖。移籍绍兴，且复就越置狱，鞫之，久不得其情。狱吏因好言诱之曰：‘汝何不早认，亦不过杖罪。况已经断，罪不重科，何为受此辛苦邪？’蕊答云：‘身为贱妓，纵是与太守有滥，科亦不至死罪。然是非真伪，岂可妄言，以汙士大夫！虽死不可诬也。’其辞既坚，于是再痛杖之，仍系于狱。两月之间，一再受杖，委顿几死，然声价愈腾，至彻阜陵（案即孝宗）之听。未几，朱公改除，而岳霖商卿为宪，因贺朔之际，怜其病瘁，命之作词自陈。蕊略不构思，即口占《卜算子》云：‘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即日判令从良。”明代凌濛初还将严蕊的故事，编成《硬勘案大儒争闲气，甘受刑侠女著芳名》，收入《二刻拍案惊奇》卷一二。

在以上几种宋人笔记小说中，严蕊其人其事被大加渲染，形象越发高大，不过离开事实也越发遥远。第一、严蕊在狱中的表现并不那么词色凛然、坚强不屈，并非“一语不及”唐仲友。如朱熹在《按唐仲友第四状》中说，据严蕊招供：“每遇仲友筵会，严蕊进入宅堂，因此密熟，出入无间，上下合干人并无阻节。今年二月二十六日宴会，夜深，仲友因与严蕊逾滥。”“五月十七日，仲友贺转官燕会，用弟子只应，仲友复与严蕊逾滥，仲友令严蕊逐便”。“高宣教与弟子行首张蝉，曾在书院逾滥。”严蕊还供认了她利用与唐仲友的关系，“交通关节，受纳财赂”等情况。宋代官府在庆祝良辰佳节或招待宾客时，可以征召官妓承应，负责劝饮和表演歌舞，但不允许命她们私侍寝席。严蕊招供自己与知州唐仲友多次“逾滥”，这无疑增加了唐仲友的罪状，显然对唐仲友是不利的。但《齐东野语》记述严蕊在狱中“虽备受棰楚，而一语不及唐”，甚至回答狱吏说“虽死不可诬也”，似乎从未招认过什么。对照朱熹的奏状，这些记述显然与事实不符。

第二、严蕊并没有写过《卜算子》那样脍炙人口的词。从《夷坚志》、《雪舟脞语》到《齐东野语》，都记载严蕊在岳霖面前“应声口占”《卜算子》词，藉此证明严蕊确有不同凡响的才华。但据朱熹的上述奏状，严蕊供认：“至五月十六日筵会，仲友亲戚高宣教撰曲一首，名《卜算子》，后一段云：‘去又如何去，住又如何住。但得山花插满头，休问奴归处。’”把高宣教所撰《卜算子》与《夷坚志》等书所载严蕊“口占”《卜算子》相比，不难看出，这首词的最初作者是高宣教，《齐东野语》等书所载《卜算子》词肯定已经过一些文人的加工，决计不是严蕊创作的。高宣教是唐仲友的表弟，其名不详，宣教是他的官阶宣教郎的省称。高与唐关系甚为亲密，《卜算子》词是他在五月十六日参加的一次宴会上撰成的。朱熹《按唐仲友第三状》说：“又其间婺州亲戚，如妻之亲兄何知县……其表弟高宣教者甚多，止宿郡斋，争受关节”。清楚地说明了高宣教与唐仲友的关系。

《东轩笔录》等有关严蕊事迹的记载，提醒我们对宋代笔记小说中的许多资料要进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科学鉴定工作，不可轻信。

五、结语

唐仲友，婺州金华县人。宋高宗绍兴二十四年，登进士第，任衢州西安县尉或主簿。绍兴三十年，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及格。次年至隆兴二年初，任建康府学教授。隆兴二年十二月，任秘书省正字。乾道元年，监南岳庙。乾道六年十一月，再任秘书省正字；八年五月，迁著作佐郎。乾道八年八月，出知信州。淳熙六年十二月，知台州。淳熙九年七月，调任江南西路提点刑狱，尚未赴任，被浙东提刑朱熹按劾，罢任。

唐仲友是一位偏重经制的理学家。他反对急功近利，但又主张经世制用。他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理气、人性、天人关系等的理论，与同时的理学家基本一致。但他在对于邵雍象数学的评价，《尚书》大、小序的真伪，《诗序》的作者和主旨，《四书集注》的评价，等等，都与朱熹相左，有些甚至是针对朱熹而发的。

宋孝宗淳熙九年，唐仲友和朱熹之间出现的一场政治上的纠纷，是陈亮从中挑唆的结果。纠纷的实质是“秀才争闲气”，即学术见解的歧异。

有关唐、朱纠纷中的重要人物之一严蕊的事迹，宋代一些笔记小说的记载有渲染、失实之处。严蕊在受审过程中，并不像描写的那样坚强不屈或者拒不招认与唐仲友的关系；一唱三叹的《卜算子》词，出自唐仲友表弟高宣教之手，不是严蕊的作品。

（载《刘子健博士颂寿纪念宋史研究论集》，日本同朋舍出版，1989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