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汉州听“变文”

第二节 　唐玄宗汉州听“变文”

唐代四川是中国经济发达的区域之一，政治上也比较安定，故有“时号扬、益，俱为重藩，左右皇都”之说。 ⁽¹⁷⁾ 北方每遇战乱，封建王朝在关中无法立足之时，往往都逃奔四川。唐玄宗、唐德宗、唐僖宗均在战乱之时逃往四川。安史之乱，叛军进攻关中时，高力士即向玄宗建议逃往四川时说：“剑南虽窄，土富人繁，表里山河，内外险固，蜀道可行。” ⁽¹⁸⁾ 唐玄宗接受了这个建议，带着后宫嫔妃、文武百官惶惶逃出长安，向蜀中进发……

据传，行至蜀汉州(今广汉市)时被大雨所阻，临时驻军于城外白云庵中。玄宗旅次寂寞，加之日夜思念在马嵬驿自缢身死的爱妃杨玉环，更觉愁肠百结，无从排遣。听从高力士所言，宣召一名叫万年松的艺人到庵中为玄宗讲唱变文，其中唱了一段《季布骂阵》。这《季布骂阵》便是敦煌写本的《捉季布传文》。 ⁽¹⁹⁾《季布骂阵》说的是汉高祖(刘邦)捉楚将季布的故事，全为韵文，共640句，且全为七字句。其末尾云：“具说《汉书》修制了，莫道词人唱不真。”可见这是当时僧人或艺人演唱的底本，而且是根据《汉书》编写的。

的确，关于汉高祖捉季布事，《史记·季布传》和《汉书·季布传》都有记载，但《季布骂阵》却并未完全按《史记》《汉书》所载之事演唱。而是说(唱)：“季布既被购求(悬赏捉拿——引者注，下同)，暗投故人濮阳周氏。高祖命朱解为专使，赉勅文前往濮阳捉布。周氏用布计，卖之于朱解。解返洛阳月余，始知所买为季布也！大惧，将系送之朝，又恐获罪。复用布计，请夏侯婴、萧何来饮，季布得间说之。婴为奏于高祖，乃释其罪，拜为齐州太守(即《季布骂阵》所唱“若论骂阵身登贵，万古千秋只一人”)。情节与《史记》《汉书》传文多不合。然正因具此种种不同之点，乃其以为小说也。盖词人演义史事，藻绘剧情，第一不脱时代色彩，第二加入个人想象(如朱解、周谥之名均不见史传)，而后方合于社会心理，将死历史作成活戏剧。” ⁽²⁰⁾

上面这则故事是上世纪80年代初笔者搞民间音乐调查时，在广汉所听到的传闻，有位老人(忘其姓名)还告诉我说：“听我上辈老人讲：曾有人见到过记载此事的石碑。”时过境迁，事隔千年，那白云庵已不存在，所谓石碑也早不知去向，曾请广汉的同道查阅当地方志，也未见到碑文，艺人万年松则更无从稽考。但唐代“变文”在四川流传却是有史可稽的事。

《高僧传》就有“浙左、江西、荆、陕、庸、蜀，亦有转读”的记载。可见早在六朝时期，佛教僧徒们的“转读”、“梵音”便在四川(蜀)流传。这“转读”便是唐代“变文”的先导，它们不同之处只在于“转读”为讲说经文，而“变文”则不限于佛经故事了。《敦煌变文集》所收录，既有《妙法莲华经讲经文》《佛说阿弥陀经讲经文》等，同时又有《伍子胥变文》《孟姜女变文》《王昭君变文》等历史故事与民间传说。“变文”在唐代是十分繁盛的，尤其是京城长安。日本僧人圆仁在他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便有较详细的记述：“及敕于左、右街七寺开俗讲。左街四处：此赞圣寺，令云花寺赐紫大德海岸法师讲《华严经》，保寿寺令左街僧録三教讲论赐紫引驾大德体虚法师讲《法华经》，菩提寺令招福寺内供奉三教讲论大德齐高法师讲《涅槃经》，景公寺令光影法师讲。右街三处：会昌寺令内供奉三教讲论赐紫引驾起居大德文溆法师讲《法华经》，城中俗讲，此法师为第一；惠日寺、崇福寺讲法师未得其名。又敕开讲道教，左街令敕新从剑南道召太清宫内供奉矩令费于玄真观讲《南华》等经；右街一处，未得其名，并皆奉敕讲。” ⁽²¹⁾上所列均为佛、道经文，同时也有经文以外故事的，其听众更为踊跃。赵璘《因话录》就说：“有文淑僧者，公为聚众谈说，假托经论，所言无非淫秽鄙亵之事。不逞之徒转相鼓扇扶树，愚夫冶妇乐闻其说，听者填咽寺舍，瞻礼崇奉，呼为和尚。” ⁽²²⁾ 可见那场面之热烈，并不亚于今日之各种演唱会。这里所说是指“俗讲”，但这“俗讲”的“底本”便是“变文”。 ⁽²³⁾

唐时在安史之乱、黄巢起义等战乱时，玄宗、德宗、僖宗等均逃往蜀中避难，众多的“法师”僧人随着逃难的队伍将“俗讲”(变文)带入四川，这当是情理之中的事。现藏法国的《维摩经讲经文》(pelliot2292号)第二十卷。卷末便有如下两段题记：“广政十年八月九日在西川静真禅院写此第二十卷文书，恰遇抵黑书了。不知如何得到乡地去！”“年至四十八岁，于州中应明寺开讲，极是温热！” ⁽²⁴⁾“广政”系后蜀孟昶的年号，“十年”即公元948年，从题记中“不知如何得到乡地去”一句看，这位书写经文的僧人当是逃难入蜀的，一时回不了家乡，思乡之情与日俱增。便“于州中应明寺开讲”经文，以排遣客居他乡之孤寂。我想他讲的大约应是所书写的《维摩经》吧。在《敦煌变文集》收录有《维摩诘经讲经文》六段，其文体为韵散相间。不少的韵文末句都有这样的唱词“我闻次第处唱将来”、“在何处听说也唱将来”、“便请唱将来”、“广陈妙法唱将来”等，这当然是又说又唱的了。引文中所说的“静真禅院”、“应明寺”现在已考证不出它的具体地址，但文中强调“西川”，因此，这些经文俗讲在四川流传则是毫无疑问的。如此一来，四川的一些僧人与艺人将这些经文俗讲学了过来应是没有问题的。

宋人黄休复《茅亭客话·李聋僧》即记载有“伪蜀广都县，三圣院僧辞远，姓李氏，薄有文学，多记诵。……行坐念《后土夫人变》，师止之，愈甚，全无资礼，或一日大叫转变，次空中有人掌其耳，遂聩。二十余年，至圣朝开宝中，住成都义井院”。

广都县即今双流县，汉置，因避隋炀帝讳改双流县，故城在今双流县东南。

所谓《后土夫人变》即《太平广记》卷第299引《异闻录》所记唐时京兆人韦安道，一日邂逅“后土夫人”与之相恋结婚的故事，这人神相恋结婚已远不是佛经教义或故事了，故“师止之”。文中说讲唱者为“三圣院僧”，这是僧人讲唱“变文”的例子。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俗讲”、“变文”的专业艺人，甚至还有女艺人。

晚唐吉师老《看蜀女转昭君变》诗云：“妖姬未着石榴裙，自道家连锦水，檀口解知千载事，清词堪叹九秋文。翠眉颦处楚边月，画卷开时塞外云。说尽绮罗当日恨，昭君传意向文君。”(《才调集》卷八)。

这首诗说得非常清楚，这位女艺人——“蜀女”，第一可能是成都人，或至少住在成都，因此“自道家连锦水”；第二唱的是“王昭君和番”的故事；第三诗中有“清词堪叹九秋文”和“画卷开时塞外云”句，说明唱者一定持有词本，讲唱之际并有图画展开，与讲唱相辅而行。这首诗使我们大致知道了当时讲唱变文的情形。此外，王建《观蛮妓》诗说：“欲说昭君敛翠娥，清声委曲怨于歌。谁家少年春风里，抛与金钱唱好多。”(《全唐诗》第五册)这就把当时艺人卖艺的情形也告诉了我们。

傅子云先生在《俗讲新考》中说：“王建这首七绝(《观蛮妓》——引者注)里，虽然没有变文明显的迹象，试若据吉师老前一首(《看蜀女转昭君变》——引者注)看来，自然也是咏的那歌唱《昭君变文》的蜀女。因蜀在古时称为蛮地，所谓蛮妓似乎指的便是吉师老所称的蜀女罢？我们纵观这两首唐人诗，可以考知唐代确有一种以歌唱变文为职业的女性……歌唱完毕，当场还有人掷与金钱，有如今世露天表演杂技的艺人，演毕观众掷钱一般……” ⁽²⁵⁾

再则，无论“蜀女”也好，“蛮女”也罢，以及前面说的“三圣院僧辞远”均系蜀人，甚至是成都人，这就充分证明了唐代“变文”在四川的流行，因此，传说的唐玄宗在汉州听艺人万年松讲唱“变文”一事，是否确实，便显得并不重要了。

唐代除“变文”十分流行，再一个流行的民间艺术形式便是“说话”，即后世的“平话”、“评书”。唐元稹《酬白学士代书一百韵》诗“翰墨题名尽，光阴听话移”中的“话”便是指“说话”。其诗自注：“乐天每与余游，从无不书名屋壁，又尝于新昌宅说《一枝花话》，自寅至巳，犹未毕词也。”这注释告诉我们，这说话讲的是《一枝花》的故事。便是当时流传民间的李亚仙与郑元和的故事，且“自寅至巳”、“犹未毕词”，讲了四个时辰，约相当于今天八小时，还未讲完，可见这故事之精彩。白行简的《李娃传》便是根据这些传说而敷衍成的一篇小说(唐传奇)。 ⁽²⁶⁾

这“说话”实在唐以前的隋代便已盛行，据《启颜录》记载，有侯白者便擅长此技。隋时“白在散官，隶属杨素，爱其能剧谈，每上番日，即令谈戏弄。或从旦至晚，始得归。才出省门，即逢素子玄感，乃云：‘侯秀才，可以玄感说一个好话。’” ⁽²⁷⁾ 这“说一个好话”便是讲一个好故事的意思。

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卷四“贬误”记载：“予太和末，因弟生日观杂戏。有市人小说呼扁鹊作褊鹊，字上声，予令座客任道昇字正之。市人言二十年前尝于上都斋会设此，有一个秀才甚赏某呼扁字与褊字同声，云世人皆误。”他们在那里讨论字的读音，我们可不管他。文中所谓“市人小说”实为“市民小说”，因避唐太宗李世民之讳，故改“民”为“人”。这“市民小说”即当时流行之“说话”。按“太和”为唐文宗李昂之年号，共九年(公元827－835)，据方南生编《段成式年谱》称：太和六年至九年，段文昌复节度西川，其时段成式随父任住在成都，是书所记当为成都发生之事。而所谓“市人小说”(即“说话”)能进入官府宴饮去表演(相当于后世之“堂会”)可见当时“说话”在成都之流行。《唐会要》卷四说：“元和十年(815)……韦绶罢侍读，绶好谐戏，兼通人间小说。”李义山《杂纂·冷淡》条亦说：“斋筵听说话。”可见这“市人小说”则应是唐代流行之“说话”了。

总之，唐代“变文”与“说话”在四川是十分流行的，并给予了四川曲艺不小的影响。这一点后面还将谈到，此处便不赘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