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成都的一次“相声大赛”

第三节　宋代成都的一次“相声大赛”

宋代，对于中国曲艺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代，是中国曲艺成熟的时代。四川亦然。

随着唐王朝的结束，旧的防市制的崩溃，商品经济的空前活跃，市民社会形成与市民阶层兴起，出现了都市文化娱乐市场——瓦市(亦称瓦肆、瓦舍、瓦子)。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记述北宋都城东京(河南开封)便有：新门瓦子、桑家瓦子、宋家桥瓦子、州西瓦子、保康门瓦子、州北瓦子等数处。

周密在《武林旧事》追记南宋都城杭州的“瓦子勾栏”即有“南瓦、中瓦、大瓦、北瓦、蒲桥瓦、便门瓦、候潮门瓦”等23处之多。

这些所谓的“瓦子”，既是市民文化娱乐的场所，更是商品贸易的市场。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卷二记述“桑家瓦子”时说：“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内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数千人。自丁先现、王团子、张七圣辈，后来可有人于此作场。瓦中多有货药、卖卦、喝故衣、探博、饮食、剃剪、纸画、令曲之类。终日居此，不觉抵暮。”

《武林旧事》卷六记述“诸色伎艺人”时便列出了“书会、演史、说经诨经、小说、影戏、唱赚、小唱、嘌唱赚色、鼓板、杂剧、杂扮、弹唱因缘，唱京词、诸宫调、唱耍令、唱《拨不断》、说诨话”等五十余个项目，记载的各色艺人多达七百余人，真可谓三教九流齐聚，诸行百业杂陈。如此热闹繁华之处，怎不令人流连忘返“不觉抵暮”呢。故当时人说：“顷者京师甚为士庶放荡不羁之所，亦为子弟流连破坏之门。”(《梦粱录》卷十九“瓦舍”)“这种都市世俗娱乐是违背儒家传统观念的。……民众似乎在这里无视礼法，任情享乐，以放荡的态度在消费中寻求感官的刺激，致使他们接受了新的世俗享乐意识而改变淳朴的精神状态，尤其年轻人所受的影响最为严重。我们可以从其否定的意义理解为都市民众人本意识的觉醒。” ⁽²⁸⁾

商业的繁荣、商品经济的活跃及市民阶层的兴起，为中国曲艺艺术的发展成熟，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和坚实的基础。

两宋时期的四川以“交子”(世界上第一张纸币)的出现、商税增加，城市和集镇的发展显示出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和城市商业的繁荣， ⁽²⁹⁾ 都市娱乐的兴盛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上引诸书所记之民间技艺，如杂剧、滑稽戏、唱赚、小唱等在四川均有流行。在四川有关的史籍中，虽未见“瓦舍(瓦子)”一词，但类似于“瓦舍”的“集市”的确存在。如成都大慈寺及其周遭即是。宋张溥《寿宁院记》说：“佛以静为乐……独成都大圣慈寺据阛阓之腹，商列贾次。茶炉药榜，篷占筵专，倡优杂戏坌然其中。” ⁽³⁰⁾ 可见是何等热闹。不仅如此，大慈寺及其周边还有各种市场云集。曹学全《蜀中名胜记》引《方舆胜览》说：“成都古蚕丛之国，其民重蚕事，故一岁之中，二月望日，鬻花木、蚕器，号蚕市。五月鬻香药，号药市。冬月鬻器用者，号七宝市。俱在大慈寺前。”当时成都太守田况即赋有《大慈寺前蚕市》诗：“高阁长廊门四开，新晴市井绝纤埃。老农肯信忧民意，又见笙歌入寺来。”以记其盛况。

此外，有李良臣的《东园记》亦说“素号繁丽”的成都“万井云错，百货川委，高车大马决骤于通逵，层楼复阁荡摩乎半空。绮觳昼容，弦索夜声，倡优歌舞，妩媚靡曼，裙联袂属。奇物异产，瑰琦错落，列肆而班布。黄尘涨天，东西冥冥”(同治《成都府志》卷十三)。 ⁽³¹⁾从以上引文看，尤其是“倡优杂戏坌然其中”与“弦索夜声，倡优歌舞，妩媚靡曼”等描述看，与上述诸书介绍的东京、杭州“瓦舍”的情形是十分一致的。证明当时的四川虽无“瓦舍”之名，却有“瓦舍”之实，这难道不是四川曲艺发展成熟的优良沃土吗？

两宋时，四川秉承唐五代之遗，奢侈游乐之风十分盛行。宋庄绰《鸡肋篇》(卷上)记述各地岁时习俗时说：“成都自上元至四月十八日，游赏几无虚辰。使宅后圃名西园，春时纵人行乐。初开园日，酒坊两户各求优人之善者，较艺于府会。以骰子置于合子中撼之，视数多者得先，谓之‘撼雷’。自旦至暮，唯杂戏一色。坐于阅武场，环庭皆府官宅看棚。棚外始作高凳，庶民男左女右，立于其上如山。每诨一笑，须筵中哄堂。众庶皆噱者，始以青红小旗各插于垫上为记。至晚，较旗多者为胜。若上下不同笑者，不以为数也。”

这条史料摆在面前，确实令人十分兴奋。笔者对这条史料认真研究后，惊喜地发现，原来作者为我们记述了800年前成都举行的一场“像生”(相声或类似相声)大赛。在整个一天的时间里“自旦至暮，唯杂戏一色”。那么，何以说“杂戏”(杂剧)是相声或类似相声的东西呢？宋杂剧，包括当时流行的滑稽戏，“严格地说起来，实在都不能算是戏剧。不过它们后来却都演进而成为备具舞台条件的戏文与杂剧(指元人杂剧)，数典不宜忘祖，于是我们不能不也以戏剧目之了。” ⁽³²⁾ 这里说得非常清楚，无论“杂剧”或“滑稽戏”虽“以戏剧目之”，但实非“戏剧”，对于前辈学者谭正壁先生的这个观点，我是非常赞同的，并给了我极大的启示。

前辈任二北先生在所编《优语集》“总说”中引冯沅君《古优解》说：“宋杂剧的题材，则包括‘故事’与‘世务’。‘故事’当是过去的史事或传说，‘世务’当是当时的现有事件。……《都城纪胜》所谓‘先做寻常熟事一段’，或即指‘世务’言，次做正杂剧，或即演故事者。因为‘世务’是当时现有的事件，为人所熟悉，故曰‘寻常熟事’。”并说“宋人笔记所记载的‘优语’，王先生(王国维)所目为宋滑稽戏者”，《鸡肋篇》虽然只说是“杂戏一色”而没有具体说明“优人”们演出的剧目和怎样的演出，但我们从“每诨一笑，须筵中哄堂。众庶皆噱”的描述推断，当日演的是“滑稽戏”，应是大致不错的。

前面已说了，“杂剧”、“滑稽戏”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戏剧，那应是什么呢？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宋人的“优语”，即王国维先生认为的“宋滑稽戏”是怎样的面貌。

宋人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三“优语”条记载了在成都所演的一出“滑稽戏”：“有袁三者，名尤著。有从官姓袁者，制蜀，颇乏廉声。群优四人，分主酒色财气，各夸张其好尚之乐，而余者互讥诮之。至袁优，则曰：‘吾所好者财也。’因极言财之美利，众亦讥诮之不已。徐以手自指曰：‘任你讥笑，其如袁丈好此何？’” ⁽³³⁾ 对那位“颇乏廉声”的“姓袁”的“从官”进行了辛辣地讽刺。

这个例子是十分典型的，看作品的形式，不就是一段“四人相声”么。与春节联欢晚会上马季等人合说的相声《五官争功》不是完全一样么。

四川广元罗家桥南宋石椁墓出土“唱赚、杂剧”石雕。(李成渝　摄、供稿)

再如宋岳珂《程史》所记《钻遂改》 ⁽³⁴⁾一篇，讽刺当时的“选人”(候补、候选的官员)。“优人”(演员)数人着古衣冠出场，都自称孔门弟子，同时都是“选人”。互相诘问姓名，一人答“常从事”。“从事”乃官名，系刺史之属吏，官名系以姓，乃当时很普遍的称呼(如后世之称“某厅长”、“某局长”之类)。一个答“于从政”。一个答“吾将仕”。有趣的是这三人的姓名均从孔子的《论语》曲解而得：“常从事”——“曾子曰：‘……昔者尝(常)从事予斯矣。’”(《论语·泰伯》)；“于从政”——“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论语·子路》)；“吾将仕”——“阳货云：‘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子曰：‘诺，吾将仕矣。’”(《论语·阳货》)。因三人还都是“选人”，即还未得官，三人去向孔夫子求教，孔夫子告诉他们三个字：“钻遂改。”此语一出，“坐客皆愧而笑”。因“坐客”(此段讥刺的对象)中多为“选人”。这“钻遂改”三字亦是《论语·阳货》中原句，但曲解“钻”字，教他们去“钻营”便能改变其“选人”的身份，即可得官。《宋史·王子韶传》说：“子韶为‘衙内钻’，指其交结要人子弟。”宋方勺《泊宅编》亦说：“古今巧宦者，皆谓之‘钻’。”“今人求贵宦关节者，谓之‘钻人情’。”(明徐充《暖暖姝由笔》)这段“相声”对所谓“选人”的讽刺不可谓不辛辣，可见今之跑官要官者亦有其“祖”。

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亦记有宋优人的“丁丁董董”(叮叮咚咚)之谐音，讥刺理宗时宰相丁大全、董宋臣二人专权之事。并说：“方今事皆丁、董，吾安得不‘丁董’？”

讽刺乃相声主要功能之一。“曲解”、“谐音”等正是相声常用的表现手法。故我以为“宋杂剧(“世务”部分)”或“滑稽戏”以“戏剧目之”，倒不如以曲艺(相声)“目之”，至少也应是今日相声之先河吧。

此外，宋代之“唱赚”在四川亦颇流行，广元南宋墓出土的一组伎乐石雕中有“唱赚图”一幅即可为证。 ⁽³⁵⁾ 今日成都颇流行的所谓“中江表姐”、“中江表妹”者，亦可目之为宋代“方斋郎”之“学乡谈”(《武林旧事》)。除此，宋代四川还有些什么民间艺术(曲艺)形式流传呢？缺乏史料不好妄说，只待后来者增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