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相书

四川相书

“四川相书”又名“口技”，亦名“隔壁戏”，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成都称“文明像声”。已故相书艺人曾炳昆就曾在自家门口所挂的木牌上书“京都堂彩、文明像声”八个字。“堂彩”即“戏法”(魔术)，因当时“相书”多与“戏法”一起“出堂会”献艺故有这样一个木牌，不过这块称得上是“曲艺文物”的木牌早已不知去向了。据说，后来戴质斋、娄外楼(松樵)等人入川，在成都说“像声”(相声)时，感到两种不同形式都叫“像声”容易相混，似乎不大恰当，经艺人商量后将“文明像声”更名为“相书”。

“相书”应是曲艺中完全述诸听觉的艺术形式。只一名演员在高约五尺、宽约两尺见方的布帐内，凭着一张口和几件简单的道具发出各种音响描绘环境，以不同的声音、方言模拟人物对话以陈述故事、表现人物活动等，这是与单纯“口技”相区别的地方。

“口技”在清康熙年间已流传南北，起初没有布帐，只以布幔或屏风遮挡，故又称“隔壁戏”。《百戏竹枝词》说：“口技俗名‘象声’。以青绫围，隐身其中，以口做多人嘈杂声，或像百物声，无不逼真，亦一绝也。”词云：“围设青绫好隐身，‘象声’一一妙于真。谁知众口空嘈杂，绝技曾无第二人。”

此外，清道光时人平步青在其著《霞外捃屑》中对扬州艺人郭猫儿所表演的“口技”亦有十分详细和生动的记述。关于这郭猫儿，清代四川罗江才子李调元在所作《弄谱百咏》中亦曾道及。诗云：“扬州明月二分时，人人能歌绛树词。万状千声听不尽，扬州只数郭猫儿。”以此看来，李调元是见过或听说过这位善“口技”的郭猫儿。

大约在清咸丰、同治年间(1851－1874)，“隔壁戏”由长江下游传入四川，经过艺人的努力，逐渐形成具有四川语言方音特点的“四川相书”。但有关“隔壁戏”初始传入的情况如何、几多艺人行艺等，现已无从考查了。仅清宣统元年(1909)出版的《成都通览》有一点记载，该书在“成都之游玩杂技”中记载：“相书现经警局禁止，然有雅不伤俗者。成都只有李姓说得好，名李相书……住东华门街一瞎子耳。”从文中“警局禁止”一语推测，当时相书艺人可能还不少，否则不会引起“警局”的注意而加以“禁止”的。与此同时，还有一位吴姓(名不详)相书艺人入川，在川东重庆一带行艺，后于1948年客死江津。

1961年，成都市文化局组织相书老艺人罗俊林、曾小昆赴京向中央领导人作汇报演出。朱德、陈云、陈毅、董必武等观看了演出。图为在中南海紫光阁演出时印发的“说明书”。(付兵供稿)

李相书名李相成，系陈相书(名不详)之徒。李有徒弟二人：大徒弟邹明德，有“相书大王”之称。新中国成立后加入成都市杂技团，但未说相书；二徒弟曾炳昆颇为驰名。对“四川相书”贡献特大，不仅全面继承了乃师的技艺，并有所发展与创新。创作改编了不少新曲目，如《霉登堂》《骗总爷》《双灵牌》《写对杀猪》《花子闹街》等四十余段。新中国成立后出版有相书专集《骗总爷》和《曾炳昆笑话集》。

曾炳昆传有刘玉清、罗俊林、曾小昆等弟子。1961年成都市文化局曾组织罗俊林、曾小昆二人赴京向中央领导人作汇报演出，演出了《双灵牌》《骗总爷》《写对杀猪》《打面缸》《推磨》等传统曲目。朱德、陈云、陈毅、董必武等中央领导人观看了演出。北京市曲艺团为此次演出组织了座谈会，进行艺术交流。这是“四川相书”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进京演出。

相书艺术的最后守望者——鲁国华。(一文摄)

曾炳昆的传人中较有成就者当推罗俊林。罗俊林(1920－1978)，成都市大邑县人，从1945年起即在成都、重庆等地行艺，新中国成立后加入成都市西城区曲艺队。罗俊林去世后，其传人鲁国华承其衣钵，坚守着这块即将消失的“土地”。然而鲁国华已是六十余岁的老人了，他还能坚守多久？真有点令人不寒而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