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杂耍遍蓉城”
第二节 “新年杂耍遍蓉城”
在清代，不仅四川，即在全国都还没有用“曲艺”一词作为民间说唱艺术的总称，各地称谓相当复杂。在四川则有“游玩杂耍”、“杂耍”、“杂技”(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杂技)、“杂艺”等。而这些称谓并不十分明确和严格，即并非专指“说唱艺术”，还包括“测字看相”、“卖打药”等，也便是“杂”的含义，这个意义的称谓从清代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民国末。
例如民国三十年(1941)四月二十三日的《新运日报》即有这样的报道：
“蓉杂艺人员训练班短期内可开学，训练期定一月。
(今日社)行辕市府为改进通俗宣传，定开办成都市杂艺人员短期训练班(清音、什技、看相、花鼓、卖打药)……凡未经训练者，一律不准营业。”
此外“自贡市民众教育馆三十二年(1943)度工作概况”中亦记载：“(六)举办杂技人员训练班。” (16)
“本馆为在市区看相、算命、海湖及金钱板、说评书者，明了抗战意义起见，特于五月二十日举办杂技人员训练班……”当时正值抗日，四川各地都组织了这样的训练班，都称“杂艺人员”或“杂技人员”。
四川曲艺艺术十分丰富，仅曲种的数量即可说明问题。据《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中国现代曲艺曲种表”的统计，即有“四川清音”、“四川扬琴”等15个曲种，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个统计尚不完全，特别是甘、阿、凉三州的少数民族曲艺曲种未予计入，粗略统计四川应有曲艺曲种25个左右。一个省有如此多的曲种，这在全国也是比较少的，说四川是曲艺大省，那是当之无愧的。
形成此种情况，与四川为全国最大的移民省份之一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四川历史上曾经有六次大规模的移民，其中尤以明末清初的一次移民为最。“这次移民是四川历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移民活动，对四川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产生了深远的良好影响。” (17)作为“文化”的一个部分的四川曲艺当然不会例外。
经过清朝前期(顺、康、雍)的努力，四川经济出现了快速恢复和发展的局面，农村经济的复苏，城市商业的发达，必然带来文化艺术的繁荣。在四川各地城乡各种民间曲艺更见其活跃。
清人吴好山的《笨拓理言》(竹枝词)说成都是“名都真个极繁华，不仅炊烟廿万家。四百余条街整饰，吹弹夜夜乱如麻”。 (18)这夜夜吹弹者不一定尽为曲艺，但必然包括民间曲艺在内。此种情形，川东重镇重庆与成都亦不相上下。清人吕燮枢《渝州竹枝词》云：“城中商贾竞繁华，土著居人俗习奢。深巷夜凉风定处，红灯相对拨琵琶。”同时的甘丙昌《渝州竹枝词》亦云：“茶棚酒肆纷弦索，盲女能弹花鼓词。”(见《中华竹枝词》五)
清嘉庆初六对山人及定晋岩樵叟所作“竹枝词”则说得较详：“清唱洋琴赛出名，新年杂耍遍蓉城。淮书一阵莲花落，都爱廖儿《哭五更》(廖贵——原注)。”“说书大半爱吴暹，善拍京腔会打跹。一日唱来闲半日，青蚨一串尚嫌廉。”
这“新年杂耍遍蓉城”、“吹弹夜夜乱如麻”正是民间曲艺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真实写照。上引“竹枝词”说到的曲种有“花鼓词”、“洋琴”、“淮书”、“莲花闹”、“说书”(即评书)、“小调”等。词中的《哭五更》便是“小调”的一支曲牌名，《成都通览》中的“小调及小调丝弦”条所记载的104支曲牌、曲词名，便有《哭五更》一名。
四川善书《纱灯记》光绪壬午年(1882)刊本封面书影。
《成都通览》之“打连三”。按：亦作“打连陞”，尚不清为何事象。作者疑为北方之“撤拉鸡”又名“三岔板”。参看云游客《江湖丛谈》之“穷家门”。(巴蜀书社1987年重版)
此外，清末傅崇矩的《成都通览》在“成都之游玩杂技”中记载的曲种有“打连三”(有人说“打连三”为“金钱板”的前身，余以为尚待商榷)、“车车灯”、“胖胡琴”、“洋琴”、“说评书”、“相书”、“打花鼓”、“唱书”、“莲花闹”、“唱道情”，在“成都之音乐及曲牌腔调”中记有“小调”等曲艺形式。在四川各地的方志及一些杂记亦多有类似的记载，尚有“善书”、“连厢”等曲种。
如此众多的曲种汇集于四川，使四川曲艺形成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格局，而这一格局的形成正是移民入川所致。各省入川的移民在四川各地“构成自己的集团，各省人有各省人独特的祀神，独特的会馆”，各省入川之民不仅带来了各地的生产技术，同时也带来了各地的习俗，特别是各地的各种民间艺术，并在四川这块沃土上生根发芽，开出新的花朵。
在四川曲艺中，“四川清音”这个曲种最能体现移民文化给予四川曲艺的深远影响。
首先，在称谓上就显得颇为复杂，现在称做“四川清音”，过去有各种称谓，“唱小调”、“唱月琴”、“唱琵琶”、“海湖”、“调子”等。“清音”系承袭明代的“小唱”、“小曲”，清代称为“清音” (19)。流传各地便出现了各种称呼，而“清音”一名反倒被部分地遗忘了。而各地的不同称呼随着移民的入川传到了四川。
其次，仅从“清音”曲牌的名称就能推断它来自四面八方，如［陕五更］［武昌调］［汉调］［扬州调］［下江十杯］［贵州调］［东北风］等。
清代曲艺人行艺的场所及方式主要有如下三种：一、茶馆；二、出堂会(即到顾主家中演唱)；三、沿街卖唱。
川人喜饮茶，且历史悠久，故四川无论城市乡镇茶馆特多。这茶馆正是人们休息、休闲之最佳去处，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说：“诗歌起于劳动和宗教。……至于小说，我以为倒是起于休息。人在劳动时，既用歌吟以自娱，借它忘却劳苦了，则到休息时，亦必要寻一种事情以消遣闲暇。这种事情，就是彼此谈论故事，正就是小说的起源。”就中讲得好的或特别好的，自然就被称为“专门家”，自然就出现了艺人。当讲到动情之处，不免就会讴吟数句，这不正是说唱艺术——曲艺之滥觞么。故窃以为“曲艺”亦是起于休息的。因此茶馆便自然成为曲艺艺人的主要卖艺场所，曲艺自然被称为茶馆艺术。如《成都通览》所说：“成都之茶铺多，名曰茶社。……省城共计四百五十四家。在前之斗雀、评理等事已禁止，惟评书、洋琴二事尚仍旧也。”前引《渝州竹枝词》即有“茶棚酒肆纷弦索”句。
清末《成都通览》(傅崇矩著，成都通俗报社1909年出版)“成都之游玩杂技(曲艺)”图。(原书藏于四川省图书馆)
清人丁治棠的日记《晋省记》中详细记叙了成都中莲池街一家茶馆：“十四日，阴，微晴……午后，闻中莲池畔有茶社，临水开窗，荷香沁鼻，为夏月逭暑地。邀吴镜川、任九成偕往。几榻疏朗，明窗四照，荷池数千本，碧叶粘空，花红媚水，晚凉风起，万绿翩翻，如在西湖玩景……中设高座，有说评书者，待久未来，社灯明矣，兴尽归。” (20)
在茶馆卖艺有两种方式：一是较长时间固定在一茶馆行艺，称为“坐馆”。二是临时入茶馆行艺，唱几段，收了钱便离去，称为“打老闯”、“钻黄馆”。
“出堂会”即艺人受邀到顾主家中演唱。一些大户人家遇婚丧节庆、生朝满日，即请艺人(包括魔术等)到家中演唱以增热闹喜庆的气氛，这在当时成为一种时尚。本土著名作家李劼人先生曾抄过其“外家家存的一本旧账簿……乃系一百余年前一桩大丧事的用账”，发表在1945年的《风土什志》上。其下卷记有一笔“堂会”用账，系李劼人先生的外曾祖为其母亲做60大寿所请的“堂会”，时间是清道光二十一年八月(1841，9)，此账记有：“十六、十七、十八日福泰班戏钱四十千文……初八、初十、十一日洋琴钱四千文。”这记载实在太过简单，但毕竟告诉了我们一百六十多年前“洋琴”出堂会的些许信息。
前引《晋省记》亦记有在朋友家做客时“茶罢排席，忽有二花至，俱廖姓，长者名么，风致婀娜，弹唱俱佳……俄又一花至，姓牟名红玉……色艺俱妙，弹唱数曲……宾主俱沉酣大醉”。 (21) 此是作者记载在合州的事，可见除成都外，四川各地均有此风尚。
“沿街卖唱”，此类多属色艺稍次的一些艺人，即《成都通览》所说：“有瞎子携胡琴者，有女子抱月琴者，有陕人弹太仓弦者，有唱小曲者，每折戏不过费钱四十文。公馆内多喜之，外则贫民沿街聚唱，亦有可听者。”
【注释】
(1)转引自《大清历朝实录四川史料》，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上册第84页。
(2)见清孙桐生辑《国朝全蜀诗钞》卷一。
(3)转引自《清代四川财政史料》，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出版，上册第45、47页。
(4)转引自《清代四川财政史料》，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出版，上册第45、47页。
(5)转引自蒋维明《清代前期四川的戏剧活动》，《川剧学习与研究》(成都)1985年第1辑。
(6)《直隶绵州志》卷四《风土习俗》，清乾隆元年(1736)版。
(7)转引自《清代四川财政史料》，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出版，上册第60页。
(8)清六对山人《锦城竹枝词百首》，《中华竹枝词》五，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3176页。
(9)《郭沫若选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上卷第10-11页。
(10)转引自蒋维明《移民入川与舞台人生》，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23页。
(11)转引自《清代四川财政史料》，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出版，上册第77、79页。
(12)转引自《清代四川财政史料》，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出版，上册第77、79页。
(13)杨梦生《北门花桥与杨四老爷》，载《绵竹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
(14)同①，上册第74页。
(15)孙晓芬《清代前期的移民填四川》，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
(16)自贡市档案馆藏41-1-2423号。
(17)孙晓芬《清代前期的移民填四川》，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6页。
(18)参看一文《“清音”名辩》，《成都艺术》(成都)2003年第3期。
(19)参看一文《“清音”名辩》，《成都艺术》(成都)2003年第3期。
(20)《丁治棠记行四种》，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第165页。
(21)同①，第1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