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盘子与四川车灯
四川盘子与四川车灯
“四川盘子”和“四川车灯”是四川曲艺中既古老又年轻的两个曲种。说它古老，是指它的母体“打盏儿”与“车车灯”，这两种民间艺术形式，清初后便流行各地；说它年轻，是指它正式定型、定名作为一个曲种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事，距今不过50年历史。
“四川盘子”因以竹筷敲瓷盘击节歌唱为其主要特征而得名。过去称这种演唱形式为“唱盘子”、“唱小曲”、“碟子小调”等。主要流行于川东、川西一带的城镇乡村。
以竹筷敲瓷盘击节而歌这种曲艺形式，源于民间流行的“打盏儿”，这种民间演唱形式早在清康乾年间便已流行南北。清人李声振《百戏竹枝词·打盏儿》说：“以牙筋(筯)击瓷器，唱西调小曲，能与丝竹相和，都门市坊多有。”清乾隆时苏州人沈复在《浮生六记》卷一中亦有“‘久闻素娘善歌，可一聆妙音否？’素即以象箸击小碟而歌”的记载，可见“打盏儿”此时已流行南北。
清光绪年间，四川巫山一带出现了盲艺人敲碟子唱小调以售卖唱本之事。以后在该处的大昌、官渡等地又出现了敲盘子唱小调的玩友。
在上世纪20年代，由于灾荒，邻近四川的湖北，许多人入蜀，其中不少民间艺人也随之入川卖艺。他们不仅演唱花鼓，而且唱碟子小调(即盘子)，很受听众欢迎。因此，盘子这一演唱形式便被四川的花鼓、清音艺人学了过来，随着艺人的流浪卖艺，便在四川一些地区流行开来。
抗日战争时期，演唱盘子的艺人逐渐增多，演唱形式一度有所发展。这些艺人不仅演唱盘子，同时兼唱清音、花鼓、连箫等，增加了宣传抗日内容的新曲目，如《抗日新闻》《逃难从军》《抗战十二月》等。同时还将当时流行的抗日救亡歌曲作为演唱的曲目。
成都市曲艺团田临平(左二)等演唱四川盘子《三个媳妇争婆婆》。(一文 摄)
新中国成立后，各地纷纷建立了专业曲艺团、队，盘子演唱得到了更大的发展。由一人站唱逐渐发展为两人或多人的走唱以及与舞蹈融为一体的表演唱。并增加了琵琶、二胡、扬琴等弦乐器为主的小乐队伴奏。出现了一批反映四川人民新生活及建设成就的新曲目，如《庆祝开国两周年》《土地改革》《抗美援朝》《成渝路通车》等。1958年首届四川省曲艺会演中，由重庆张志凤、邓碧霞演唱的《看女儿》受到大会好评。此曲目后由李静明、曾维秀演唱，赴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曲艺会演，被大会评为优秀节目。此后，这个曲目连同这种演唱形式很快为全川不少曲艺团、队接受，至此，四川盘子作为一个独立的曲种方最后确立了起来，并正式定名为“四川盘子”。四川省曲艺团创作演出的《三个大妈看女儿》《春满食堂》、重庆曲艺团创作演出的《三个媳妇争婆婆》，均参加了1976年、1982年分别在北京和苏州举行的全国曲艺调演，并受到好评。
成都市锦江区“水井坊社区艺术团”演唱四川盘子《府南河畔去踏青》。(一文 摄)
在群众业余文艺活动中，四川盘子也得到了发展。如南充丝厂演唱的《缫丝五姐妹》、重庆财贸文工团创作演唱的《财贸战线十姐妹》都曾参加过地区性和全国性的会演。直到现在，盘子仍是专业曲艺团、队经常上演的曲种之一，也是群众业余曲艺活动中常演唱的形式。2004年，成都市“水井坊社区艺术团”还创作演唱了四川盘子《府南河畔去踏青》。
四川盘子音乐系单曲体(基本曲调反复)结构。唱词常以“四季”、“五更”、“十二月”等形式重头。其特点节奏轻快跳跃，唱词通俗。故四川清音“小调”多系盘子主要的和经常演唱的曲目。如《十想》《十绣》《四季相思》《哭长城》《五更盼郎》《干妈问病》等。
新中国成立前，四川盘子因受其演唱内容之制约，音乐较为单一，新中国成立后有了较大的发展。各地曲艺团、队在长期创作演唱实践中，［卖杂货］［学生歌］［青杠叶］等数支清音曲牌逐渐成为盘子的基本曲调，音乐渐趋规范，对四川盘子这一曲种的确立与普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并在单曲的基础上发展了联曲体的结构。如《想红军》即以［青杠叶］［卖杂货］两支曲牌连缀而成。
四川盘子过去无弦乐器伴奏，仅以竹筷敲击瓷盘击节而歌，新中国成立后增加了小乐队伴奏，其伴奏方法与四川清音同。但竹筷与瓷盘仍是“盘子”不可缺少的、具有特色的伴奏乐器，由演唱者自击。演唱者左手食指、拇指捏住直径约12厘米的小瓷盘，中指与无名指配合夹竹筷一支；右手亦持竹筷一支，同时或先后敲击盘边、面、背、底等不同部位发出不同的音响。其敲击技法有：敲盘、滚盘、戳盘、单点、双点及花点数种。其技法之组合尚无一定规范，因人而异。盘子的敲击主要使用于前奏、间奏等处，这也正是表现技巧之处。唱腔中亦适当加入，起到控制节奏、速度，同时也起伴奏作用。
“四川车灯”的前身系流行各地的“车车灯”、“幺妹灯”、“划旱船”、“竹马灯”等，是年节时以假车、假船为道具的载歌载舞的民间艺术形式，其历史颇为悠久。宋人范成大在成都时所作《上元节物诗》即有“旱船遥似泛”句，其注说：“夹道陆行为竞渡之乐，谓之划旱船”。
清末《成都通览》亦有“车车灯，一男子着妇女装，乘假车步行，口唱词曲”的记载。所唱腔、词因地而异，如《巴县志》所说：“上元车灯，间以锣鼓歌词，各操土风……”
现在所说的“四川车灯”即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由曲艺艺人与音乐工作者合作，在上述“车车灯”的基础上创造的一人或多人载歌载舞说唱故事的新曲种。演唱者两手各握持一对长约15厘米左右的竹板——“四叶瓦”，击节演唱。
1951年，重庆艺人唐心林用遂宁“车车灯”的唱腔以坐唱形式演唱了《共产党的光辉照耀着新中国》等新词，去掉了民间“车车灯”唱腔的原帮腔、锣鼓，以二胡伴奏。后改坐唱为站唱，并在演唱时随唱词做即兴表演。这时将此形式取名为“车灯调”。
1952年，唐心林又将站唱“车灯调”发展为单人表演唱，恢复了“车车灯”原有的帮腔，又增加了锣鼓、四胡、月琴、木鱼、碰铃等伴奏乐器。同年10月，在重庆一川大戏院演唱《共产党的光辉照耀着新中国》这个曲目时，河南坠子艺人孙清河为其设计了前奏及间奏音乐，并将这一演唱形式定名为“车灯”。
1953年，唐心林、孙清河二人在李康生的帮助下，对车灯的前奏、间奏及结尾音乐、锣鼓和伴奏进行了较大的修改，使其渐趋规范化。同时，唐心林在为一些新曲目设计唱腔时，将原来每段起、承、转、合的四句腔发展为三部分，加强了曲调的叙述性，同时，逐渐完善了“四叶瓦”的敲击技法。并在表演上形成了出场、亮相、台步、身段等程式，使车灯这一曲种的唱腔、表演方式及伴奏基本定型。
1953年起，四川各地专业和业余曲艺团体乃至贵州省的曲艺工作者，纷纷向唐心林学习车灯，使这一新曲种迅速地传播开来。
1957年，重庆江陵机械厂文工团将唐心林的车灯《歌唱重庆大跃进》改为群唱。以后，唐心林又将此曲目改为双人表演唱，并于1958年参加四川省首届曲艺会演。此曲种在会演时被正式命名为“四川车灯”。从此，它的帮腔由原来的“金钱梅花落，荷花闹海棠”一种发展成十余种，表演形式也由单人发展为双人、三人、群唱等多种形式。
四川车灯是四川各地曲艺团、队经常上演的曲种，也是群众业余演唱活动中常见的曲种。但过去那种民俗性的歌舞车车灯仍在川内各地存在，其中较成形的有涪陵车灯与宜宾车灯。
但在上世纪60年代以后，四川车灯这种曲艺形式却很少见到了。
成都市曲艺团青年演员吴丹等演唱四川车灯《懒汉和鸡蛋》。(一文 摄)
四川车灯系基本曲调反复的单曲体。每段由四句唱腔构成“起、平、落”结构。每段唱词首句，其旋法多为高起低落。第一乐逗往往停留(任意延长)在全曲的最高音上，腔尾则落低音，并自然地带出具有特点的衬词“啰呵喂”或“哟喂”。平部由上、下两句反复组成，唱词句数可多可少。其唱腔接近口语，叙述性较强。演唱时处理较灵活。根据内容可作“扩展”或“压缩”等句幅变化。落部即尾腔，句中加入各种衬词的帮腔，是四川车灯具有特色的部分。四川车灯全段无特殊的结束句。其结束方式为：最末一句帮腔减慢速度，最后一个音翻高八度，造成完全终止的感觉。
四川车灯唱词全为韵文，以七言为主。每段长度不固定，依内容划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