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卑未敢忘忧国

第一节　位卑未敢忘忧国

“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把战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神州大地顿时一片血雨腥风。

“怒发冲冠”，“壮怀激烈”。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地处后方的大西南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运动，作为四川省会的成都及西南重镇的重庆等更是如此。昔日宁静的寻常巷陌激荡着救亡的声浪，汹涌着抗日的波涛。

在整个抗日救亡的战斗中，当时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曲艺艺人们也贡献了他们所能贡献的一切。

植根于民间的曲艺艺术，在旧社会是所谓不能登大雅之堂者。它的从业者——艺人——便当然属于三教九流者了。他们身背花鼓连箫，手执檀板碰铃，为一夕温饱而到处流浪，强笑作场。受尽欺凌，辛酸的泪水只有往肚里流。抗日战争爆发，后方社会动荡，经济萧条，这对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曲艺艺人，无异于雪上加霜。作家阚士春在《文学修养》1942年四卷五期发表题为《卖唱者》的诗，描写了曲艺艺人的悲惨生活：

一面花鼓，
一张铜锣，
一双笨重的瘤足。
辛酸地卖唱，
三个人到处流浪！
从乡村流到城市，
从城市流到村庄，
……
用颤抖的声音，姐姐唱：
说东洋，道东洋，
东洋军阀多猖狂，
……
姐姐的脸红了，
观众掷下冷笑，
把他们抛在荒街上。
山坡上熬着寒夜，
土路上冒着风沙。

病魔坏了妈妈的身躯，
哀愁白了爸爸的额发；
在冷落的小山庙里，
妈妈终于死了，死了！
悄悄地死亡，
无声地埋葬！
……

然而，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一些国民党达官显贵收拾细软逃之夭夭，更有甚者则卖国求荣，充当汉奸。而这一批名不见经传的“三教九流”之辈却没有逃避退让，而是抛开了屈辱，忍受着饥饿，勇敢地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或参加抗日宣传组织，演唱宣传抗日的新曲目，或编印宣传唱本演唱售卖，或积极参加各种义演活动……

当时，成都的曲艺艺人大多数都加入了“四川省抗敌后援会·成都市清音业职业公会支会”，积极参加各种抗日救亡活动，时任该支会宣传主任的艺人罗跃光即用［五更盼郎］的曲调编写了清音《五更叹国情》并刻印成木刻小册子广为散发传唱，并在封面刻上“抗战新曲”四字。这种创作方法当时被称做“旧瓶装新酒”。为存史料，现将清音《五更叹国情》记录于下：

鼓打一更里
月儿照窗台
恨倭奴侵中华妄把兵来排
占芦宛据平津中华地界
毁文化改教育该也不该
人民任杀害

战区尽遭灾
轰炸学校活把伤兵埋
是这样禽兽行公理又何在
愿同胞把抗日旗快快撑起来

鼓打二更里
月儿正正高
恨倭奴心狠毒蹂躏我同胞
逞蛮横全凭贼瓦斯毒气炮
抢民物劫财宝强盗手段高
皇军美名号
风纪实太糟
奸淫妇女坑杀人不少
破和平乖人道居心横暴
非战区被摧残外人亦难逃

鼓打三更里
月儿正当空
我同胞团结联合去冲锋
要努力来抗日一道把员动
争生存要国民奋斗才成功
越想越心痛
愤恨五内中
奉劝我国民
大家去从戎
勤操练苦工作加入民众
上前线齐努力扫灭敌凶

鼓打四更里
月影照西斜
可叹的灾区民哪里来为家
逃生命财产业尽被敌人霸
肚又饥身又冷流落在天涯
双亲也分化
夫妻各一达
骨肉离散惨杀真惨杀
这就是倭奴的侵略计划
可恨的汉奸贼暗地帮助他

鼓打五更里
月沉金乌升
国难当头要把命来拼
在后方同胞们大家齐展劲
或捐资或出力需钱又需人
穷的要拼命
富的舍金银
要救国买公债才能抗敌人
备械弹与武器一切军用品
壮军威振国力胜利属我们

倘若再悭吝
说钱痛进心
试看那亡国的高丽琉球人
财产家业被贼来占尽
亡了国灭却种那才叫痛心

同胞快猛醒
贼已进了门
若再迟延玉石俱遭焚
要齐心共同去与贼来拼命
急防空清汉奸民众要一心
后援速整顿
任务早推行
军民一致联络抗敌人
哪怕他武器精背城战一阵
听元帅指挥下把三岛来荡平！

(据约1937年木刻本录，原件藏四川省图书馆)

这段清音唱词，今天来看虽觉粗糙，但就当时的抗日宣传而言，内容还是比较全面的，且唱词通俗易懂，十分利于普通群众接受，收到良好的宣传效果。同时，也基本上唱出了后方广大群众同仇敌忾的决心和抗日必胜的信心。这种方法在当时即受到普遍的肯定的，说“打花鼓的拿着通俗宣传的旗帜了，老舍先生提倡的‘旧瓶装新酒’的办法，我们很赞成”(1946年10月25日《川中晨报》)，“小调子作了号召群众的工具，金钱板代替了枯燥无味的演词(讲)”(1944年4月27日《自贡市抗敌歌咏话剧团周年纪念特刊》)。

此外，罗跃光还利用［玉娥郎］［叠断桥］两支清音曲牌连缀编写了歌颂爱国将领、国民党某部营长姚子靖率部抗击日军，壮烈牺牲事迹的四川清音《吊姚营长》，首段词如下：

［玉娥郎］丁丑之年孟秋辰，起刀兵，倭奴入寇据平津。假捕日逃兵，轰炸宛平城。卢沟桥贼发炮任意来横行，燕山烽火遍地生，吊北平，三代旧都城，国粹宝珍奇，唐朝果，宋朝槐，古迹属敌(人)。

［叠断桥］想罢痛在心，倭奴太横行，不顾公理，炸学校残我华民。(后略)

当时，曲艺艺人们尽管生活得十分贫苦，但在抗日救亡运动浪潮的鼓舞和影响下，纷纷在全川各地组建或加入了各种形式的“抗日宣传队”组织，以各种方式作着宣传抗日救亡的努力。如泸县(今泸州市)由评书、竹琴、花鼓、清音、金钱板等艺人组成的“泸县通俗评话社”就明确规定，每个艺人无论在何时何地作场行艺，都必须先演唱一至二段宣传抗日救亡内容的曲目后，方能开始卖艺。像金钱板《六十年国耻》《赵金彪大战卢沟桥》等便是经常演唱的曲目。资中县艺人阳青云、阳志青兄妹持资中县杂艺人员抗战建国会证明，徒步到成都各县做宣传。以花鼓、金钱板等曲艺形式演唱了《卢沟桥事变》《华北失陷》《王铭章大战滕县》等抗日曲目。

1939年3月27日晚，成都的扬琴艺人郭敬之、叶南章、廖阿阿、老九(名不详)等在提督街“协记茶社”演唱抗敌扬琴新词《王上将胜战殉职光荣记》，即受到听众热烈欢迎。一致认为这是“崇拜民族英雄，激起社会爱国情绪之有效宣传”，赞扬上述诸人“努力合作，始终不懈”的爱国热情。一位刘姓艺人因不愿演唱此曲还受到听众的责备。 ⁽²⁾

在当时的陪都重庆，其抗日宣传活动更加活跃。全国文化界抗敌协会在重庆成立了通俗文艺工作委员会，“号召说唱艺人和有条件的话剧等表演团体积极开展演唱新曲艺活动，以加强抗敌宣传……并且，在文协领导下，说唱界还组织了抗日宣传队，分赴川中各地演出。如由队长孙海山，队员余顺和、余金枝、刘少华、谢子林、李远德等组成的重庆市区宣传队，除在本市演出外，还巡回到泸州一带，并结合演出出售木刻小唱本(俗称“挂挂书”)以扩大宣传。特别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他提倡文艺通俗化，强调为抗战服务而大力扶持说唱艺术，亲自编写唱词，并于抗战初期就收留了河南坠子演员到重庆宣传抗日，后又支持永川县民众教育馆周敬承出版了《四川金钱板研究》一书，并为该书题词。他还带领周敬承等组织的一支说唱艺术小队，从重庆到内江、自贡、乐山等地演出，为抗日将士募款捐制寒衣”(《重庆文化艺术志》)。

抗战时《文艺阵地》第一卷第六期发表周文提倡通俗文艺(曲艺)的文章书影。

《文艺阵地》第一卷第四期探马的文章《成都的通俗文学运动》，图为该文后半部分书影。

当时曲艺艺人的种种努力，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刊发在1938年《文艺阵地》第一卷第四期探马的文章《成都的通俗文学运动》即指出：“但我们不能忘记，这其间又有一支人马斜刺里杀将出来作这种努力(指抗日宣传——引者注)，他们乃是从不为文坛人士注意的‘清音业者’。所谓‘清音业’，就是包括‘清音’、‘说书’、‘打金钱板’等职业的组合。原来四川成立省抗敌后援会，各行各业都奉命成立了支会。清音业这一支的人还不明白他们自己的力量，不知什么人点醒了他们，他们作了许多金钱板一类的时事唱词给‘省抗会’……他们先后刊行了‘抗敌新文’《上海大战》，有一册是‘汉奸新文’《枪毙李服膺》。每册不过售铜板两枚(不到二分钱——原注)。”

音乐家沙梅创作的抗战金钱板《打东洋》书影。原载1939年《抗战艺术》第二期。(原件藏重庆市博物馆)

在整个抗战时期，四川曲艺艺人不仅参加各种抗日救亡活动，同时也积极参加节约救国献金运动，从自己十分菲薄的收入中拿出部分捐给前方抗日。成都的盲艺人贾树三就曾于1939年冬天，将自己三天的演唱收入全部捐献，供前方抗战将士制寒衣，并亲送儿子贾玉林从军抗日。 ⁽³⁾ 1941年1月7日的《自贡民报》亦报道：“此间清音会爱国不落人后，自动组织会员到各乡镇，口唱竹琴劝募寒衣，所有伙食用度亦会员自给，结果募得寒衣代金三百五十五元二角五分，除该会出发时购置卡片等共用去洋六十一元外，净余法币二百九十四元二角五分，业已缴存裕商银行汇解。”1944年7月9日《新运日报》也报道说：“大文堡执花鼓书唱业之邱俊章、王惠家呈送法币一千元，请第三警察局转献冯玉祥将军……为数虽甚少，但其热忱至堪敬佩，可谓已尽到出钱出力挽救国家之责。”这类报道在四川各种报纸上实在不少，这里不能一一例出，足见四川曲艺艺人抗日爱国热情之高，书于史册应是当之无愧的。

抗日战争时期四川曲艺及艺人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做了大量的工作，同时四川曲艺艺术也得到了一个长足的发展与提高。这是因为有一大批进步文化人、作家、戏剧家、诗人、音乐家自觉加入到曲艺(当时称通俗文学、俗文学等)的创作活动中的结果。

“抗日战争爆发后，全民总动员，一切为了抗战。客观现实要求文学与新的斗争形势相适应，通俗文学从而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钟敬文语)茅盾先生也提出“抗战文艺中如果没有民间文艺形式的作品，那就决不能深入民间”。

宣传抗战的坊刻小册子的封面书影。(原件藏重庆市图书馆)

周恩来同志在“全国文协”成立大会上就特别强调：“文艺的大众化，应该是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最主要的任务。”因此“文协”提出了“文章入伍”、“文章下乡”的口号。当时，“全国文协”主持日常工作的老舍先生就是一位积极的倡导者和实践者。老舍说过：“在战争中，大炮有用，刺刀也有用。同样的，在抗战中，写小说、戏剧有用，写鼓词、小曲也有用。我的笔须是炮，也须是刺刀。我不管什么是大手笔，什么是小手笔，只要是有实际功用和效果的，我就肯去学习，去试作……我不会放枪，好，让我用笔代替枪吧。既愿以笔代枪，那就写什么都好，我不应因写了鼓词、小曲而觉得有失身份。”老舍先生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先后创作了大鼓词《王小赶驴》《新“拴娃娃”》《张忠定计》《游击战》《打小日本》《抗战一年》、相声《中秋月饼》等曲艺作品。并曾和艺人欧少久合说相声《中秋月饼》，反应非常热烈，甚至有听众不让老舍下台，欢迎他接着说。被誉为“大兵诗人”的冯玉祥也加入到曲艺(通俗文学)创作的行列中。先后创作了快板《守滕县》《小英雄》《大傻瓜》《莫斯科》及《抗战道情三首》(即竹琴)。赵景深的鼓词《大战平型关》、王冰洋的唱词《杏儿山尽忠》、郑菁士的唱词《南京浩劫》、席征庸的唱词《太行烈士》等，此外，还有陆文俊、周文、老向、施谊、沙梅以及周敬承、王永梭等一大批进步文化人及民间艺人投身其中，或创作曲艺作品，或撰文鼓吹提倡发展“通俗文艺”，或参加各种宣传义演活动，真可谓不遗余力。 ⁽⁴⁾

老向创作的抗战新“善书”《周建章独守三山峰》书影，载1938年《文艺月刊·战时特刊》第二卷第六期。(原件藏重庆市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