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善书

四川善书

“四川善书”又名“圣谕”、“宣讲”、“格言”。韵散相间有说有唱地叙述故事。因其说唱之内容全为宣扬“忠孝节义”劝人为善，带有明显的化俗作用而有是名。流行四川全省。

四川善书源于明代之善书(见《明史·后妃传》)，亦称“宝卷”、“宣卷”。清代，由于善书具有特殊的社会功能，进一步受到统治者的重视与提倡。康雍两朝不厌其烦地颁发“六训”、“圣谕十六条”、“圣谕广训”等强加在善书的头上，并规定了一套有着浓厚封建色彩的仪式(搭高台、供“圣谕”牌及举香烛、焚黄表、诵读圣谕后，方能开始讲唱故事)。故统一称为“圣谕”，但其他名称仍在民间通行。

立于四川安岳县文庙之清道光十七年七月(1837年8月)的“圣谕”碑之碑首与全碑，系全省现存唯一的一块“圣谕碑”。(安岳县文化馆 供稿)

清初的几个皇帝(顺、康、雍、乾)，为巩固其封建统治，十分重视昌明理学，尤其是对知识分子的控制。所以“十六条”最初是令“悬各地学宫”，并令各学官“每月朔望，令儒学教官传集该学员宣读，务令遵守。违者令教官并地方官详革治罪”(《清朝通考·学校考》)。后来各地地方官出于同样的目的将此项活动推行到了学宫以外的民间。乾隆二十年(1755)四川布政使司下令各州县衙宣讲皇帝政令及劝农桑、尽忠孝、守节义等内容，令“士民环集听讲”。很明显已不是只在学宫内对诸生说教，而是对广大百姓宣讲了。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风俗性的文化活动。如清末徐心余在其《蜀游闻见录》中说：“川省习俗，家人偶有病痛，或遭遇不祥事，则向神前许愿，准说圣谕几夜。所谓说圣谕者，延读书寒士，或生与童，均称之曰讲师。或设位大门首，或借设市店间，自日暮起，至十点钟止，讲师例须衣冠，中供木牌，书圣谕二字，高仅及尺，宽三寸余，香烛燃之，主人行三跪九叩首礼。讲师先将圣谕十六条目录读毕，即将木牌换转，现出格言二字。讲师设座于旁，择格言中故事一则，或佐以诗歌，或杂以谐谑，推波助澜，方足动人观所。有著名讲师，能处处引人入胜，围而听者，途为之塞云。”

故有清代讲唱善书的活动十分普遍。

清末民初由于社会动荡，特别是辛亥革命的冲击，宣讲善书的活动逐渐衰落下来。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当时政府及各地慈善机构大力提倡，这一活动又出现了一个高潮。各种“宣讲业务改进会”、“宣讲堂”、“宣讲社”之类的组织应运而生。这一时期由于各种社会原因，善书的形式与内容都发生了一些变化。供奉的木牌在一些地方由“圣谕”二字换成了“孙中山先生之位”，“格言”二字改为了“遗训”，意为孙中山遗嘱。讲唱的内容除仍讲那些善恶果报故事外，增加了“讲解当日之重要新闻”。抗日战争时期出现了反映抗战及现实生活的新善书。如《周建章独守三山峰》《同胞悟》《半升米》等。这时的善书宣讲已或多或少地抛弃了它往日封建主义的神圣，而和其他民间曲艺一样，或出没于街头，或献技于茶馆而受着人们的欢迎。

新中国成立初期，各地尚有此活动。一些艺人也力图跟上时代，曾将《白毛女》《小二黑结婚》《刘胡兰》《血泪仇》等小说、戏剧改编为善书讲唱。但终因内容与形式的尖锐矛盾无法解决而为时代所扬弃，上世纪50年代后彻底消亡。

四川善书以说为主，唱为辅，唱腔比较简单，“依字行腔，倚情运腔”是其突出特点。

早期的善书没有专业艺人，而是学宫的先生或有功名的举贡生员，他们的所谓唱即是平日诵读诗文的声调，即在吟哦的基础上拖长声音，遵循着“依字行腔”的原则，随“剧”情的悲喜而唱出抑扬高下，即“倚情运腔”。虽有“平词”、“歌词”、“讴词”之分，但这些称谓都不是指某一曲牌或板式，只是吟哦时的一种情感提示。

清末至民国部分“四川善书”的坊刻本书影。其中有同治十二年(1873)刊本《八仙图》(原件藏泸州市图书馆)，光绪四年(1878)刊本《凤凰记》，宣统元年(1909)刊本《小乔哭夫》等。(原件藏重庆市图书馆)

清嘉、道以后出现了专业民间艺人，且日渐增多。加之当时川剧盛行，善书即对川剧高腔音乐作了模仿性的借鉴。将高腔曲牌［幽冥钟］［红衲袄］作为善书的主要唱腔，逐渐形成似川剧又非川剧的带有高腔味的新腔。

善书唱腔为上下句结构。其唱段一般都比较长，故演唱中多采用节奏的伸展或压缩造成上下句的不平衡，以破除单调沉闷之感，增强曲调的表现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