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情境下的个案：《画报》杜撰的女将领

在《视觉快感与叙事电影》中，穆尔维分析好莱坞情节剧的时候认为，观众可以将个人带入影片主角的视角和体验，“与屏幕和镜子的外来的相似性相当不同（例如，在人形的周围加上边框）的是，电影院足够强大的魅力组织／构造容许暂时的丧失自我但同时亦可强化自我”^[49]。但需要注意，好莱坞叙事电影中的观众暂时丧失自我代入电影男主角的“完美镜像”的目的是获取视觉快感。尽管上面的论述认为女兵出现在战场与性别观看关系密切，然而，对这四幅版画的讨论同样不能脱离晚清国族危机的社会背景：描绘女性投身战场（其中不乏捷报场景），是否能带来有别于视觉快感的享受，即通过文字的叙述减轻读者的国族认同焦虑感，并且鼓舞民族主义热情？

对19世纪末的清代中国视觉文化的探讨，不得不涉及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过程。目前，现代化、现代性仍处于广泛的讨论当中。尽管富有争议，多元现代性却是被广泛接受的观点。19世纪末，欧美国家无疑借技术优势在中外交流中占上风，通过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和战争的胜败表现得十分充分。然而，随着中外交流日渐频繁，各种技术、思想也交流传播开来，知识阶层也迅速吸收西方的观念和思想，包括对国族的认识和宣传，而民众则在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想象中，构筑着中国化的西洋图景。《点石斋画报》的存在本身就是个很好的例子：这份刊物不光介绍西洋的新奇事物，也包涵大量市井传统题材，其“观看”、解读西方和邻国的方式又完全基于中国人的视角。在中外战争爆发的时候，《画报》跟随战争动态，连续推出相关内容，其中不少激励民众的作品。在“《点石斋画报》所展现之近代历史脉络”中，王尔敏数次提到《画报》对重大时闻的叙述刻意夸饰。但是，纵然这些内容“可信之处亦不甚多”，鉴于目的为“认真鼓吹国人同仇敌忾”^[50]，也值得理解。以黑旗军的台湾战绩为例，刘永福率军于1894年9月抵台，1895年6月2日清政府向日方递交割台清单，6月17日，桦山资纪在台北主持始政典礼，随后日军先后攻陷新竹、彰化，至10月刘永福军困守台南，无奈弃守台湾并辗转返回大陆^[51]。在这段时间里，刘永福大多处于失利的境况，但《画报》内容对台湾的战事介绍却倾向于报道局部胜利的喜讯或给读者带来不切实际的希望，且以“台友某君述其事甚详”的字样表明其叙述的可信性，可以说是国内民众对国族前途和认同焦虑的一种体现，亦可认为时当时民众体现出的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的表征。也正因为民众的态度，尤其是《画报》的性质以及读者群中男读者占据的比例，这四幅插图很可能应时地选择宣扬尽忠报国的思想。《为国捐躯》《刘家军》和《女将督师》不仅描绘女子奋勇杀敌，也从文本上叙述巾帼英雄的爱国热忱和对未来战事发展的乐观展望。《刘家军》内文乐观，估计“复台地而捣扶桑岂非意计中事乎。请拭目俟之”^[52]；《女将督师》则在赞佩女兵诱敌围歼的智勇的同时，描述日军败退的窘态“倭人力不能支。败北而逃。又被追杀无数”^[53]，足以使读者沉浸在民族主义的狂喜当中，可供投射读者渴求战胜、光复失地的期待。更加重要的是，《刘家军》《女将督师》和《别树一帜》当中的主角，均在名分或是事实上被父权制的家长所保护，没有只身投军的情况，《木兰辞》、沈云英事迹当中的尽孝，或是韩贞女事迹当中的守贞的必要性也就不再有效。《为国捐躯》实际上宣扬的是属国妇女明知带领的义兵缺乏组织、寡不敌众，仍力战侵略军，不惜身负重伤、为国捐躯的忠义。领导义军的阮夫人，乃是“番邦女将”的典型代表，她们忠勇的行为或可被认为是通俗小说中番邦女将通过联姻归降汉族男将领的变奏，唯《画报》没有杜撰清军将领与当地人联姻抗敌，而是令两位阮夫人以更加直接的方式展现忠君报国的大义，率领当地民众组成的义军，与侵略军激战。

饶有趣味的是，如果这四幅版画的短文可以将女英雄的名字和个人经历多加交代，她们个人色彩会更加鲜明。在这一点上，《画报》对女英雄的个人介绍，无疑远逊于对男将领的大肆宣传，也正因为如此，国族危机和父权制家族的家长的声望在叙事中变得更加突出，而走上战场的女将领的身份却不太清晰。这种文字叙述的特征表现在图像上，则是作为主角的刘小姐、左夫人和阮夫人们并没有明确的身份标识。《女将督师》当中，只能依靠旗帜附近的骑马女将和远景观战女将推测她们可能是刘小姐。“恨法人无道”“恨叶、卫二草员之畏缩不救……又恶倭人以众击寡”^[54]，只是借女将领之口说出的对侵略者和玩忽职守的官员的愤恨。

因此，选择性的突出广泛意义的忠勇义烈和传奇化女英雄背后的男性家长，模糊女英雄的个人成就，成为代表着有着广泛男读者、态度“温和”^[55]的《画报》，在清帝国被现代“民族国家”法国和日本侵略被迫反击时更加合乎情理的宣传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