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1963年3月，中共中央批转文化部《关于停演“鬼戏”向中央的请示报告》，点名批评鬼戏《李慧娘》：“近几年来，‘鬼戏’演出渐渐增加，有些在解放后经过改革去掉了鬼魂形象的剧目（如《游西湖》等），又恢复了原来的面貌；甚至有严重思想毒素和舞台形象恐怖的‘鬼戏’，如《黄氏女游阴》等，也重新搬上舞台。更为严重的是新编的剧本（如《李慧娘》）亦大肆渲染鬼魂，而评论界又大加赞美，并且提出‘有鬼无害论’，来为演出鬼戏辩护。”报告指出：“戏剧界对‘鬼戏’问题的看法，目前还不一致。对于思想反动、形象丑恶恐怖的‘鬼戏’，大家都认为不能演出；但对于那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被压迫者的反抗和复仇精神的‘鬼戏’，则觉得还可以演出。我们认为，这两类剧目虽则有所不同，但不能否认无论哪一类都首先肯定了人死变鬼的迷信观点。即使有的‘鬼戏’有它的好的一面，对于缺乏科学知识，还有浓厚的迷信思想的广大群众来说，还是存在着助长迷信的副作用。这是和当前我们要加强群众的社会主义教育、克服各种落后习惯的任务相抵触的。”因此，报告明确要求：“全国各地，不论在城市或农村，一律停止演出有鬼神形象的各种‘鬼戏’。”[139]
4月3日，中宣部发出停演鬼戏的通知。鬼戏禁令与此前文化部禁演剧目最关键的区别，就是它禁演某类戏剧而非禁演某些具体剧目。虽然此禁令也涉及大量传统戏，但主要针对孟超的新编昆剧《李慧娘》，大量传统剧目似乎只是被殃及的池鱼[140]。由于禁演剧目的权限已下放地方政府，各省市纷纷公布本地禁演剧目。6月，《陕西省文化局关于对当前应立即停演的五十五出“鬼戏”的处理意见》开门见山：“（一）下列鬼戏、鬼魂形象贯穿全剧，问题较大，难作修改，应立即停止上演。如何处理，以后再研究。1．《游西湖》秦腔老本、改编本、移植昆曲本，《红梅记》越剧本，《李慧娘》豫剧本。”就连一向作为传统戏经典剧目的《窦娥冤》移植蒲剧本，也被要求“修改鬼魂惊梦”[141]。
5月6、7日，上海《文汇报》连续发表梁壁辉的“‘有鬼无害’论”，针对两年前廖沫沙的剧评“有鬼无害论”展开论辩，作者即人称苏中才子的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俞铭璜。1962年江青对戏曲界有更多了解后，就想要中宣部、文化部批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遭到冷遇。1963年元旦，柯庆施针对文艺现状与问题，在上海提出“写十三年”。4月中宣部召开文艺工作会议，周扬、林默涵等认为这不符合“双百”方针，张春桥、姚文元则列举“写十三年”的十大好处，从中可见京沪对峙，形成角力。因此江青见到柯庆施就表示支持，还要把上海作为文艺革命试验基地[142]。1966年11月首都文艺界大会上，江青重提“‘有鬼无害’论”及其认识过程：“首先我感到，为什么在社会主义中国的舞台上，又有鬼戏呢？然后，我感到很奇怪，京剧反映现实从来是不敏感的，但是，却出现了《海瑞罢官》《李慧娘》等这样严重的反动政治倾向的戏，还有美其名曰‘挖掘传统’，搞了很多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东西。在整个文艺界，大谈大演名、洋、古，充满了厚古薄今、崇洋非中、厚死薄生的一片恶浊的空气。我开始感觉到，我们的文学艺术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那它就必然要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个阶段，我只想争取到批评的权利，但是很难。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是在上海柯庆施同志的支持下，由他组织人写的。”[143]
鬼戏论争也使毛泽东对意识形态问题更为关注。1963年5月8日，他就在制定《前十条》的杭州会议上指出，“有鬼无害论”是农村、城市阶级斗争的反映。9月底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提出反对修正主义要包括意识形态方面，除了文学之外还有艺术，比如歌舞、戏剧、电影等等，都应该抓一下；要“推陈出新”，“陈”就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要把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推出去，出社会主义；要提倡搞新形式，旧形式要搞新内容，形式也得有些改变；上层建筑总要适应经济基础，等等。11月，他又连续批评了《戏剧报》和文化部：一个时期，《戏剧报》尽宣传牛鬼蛇神。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将相的、才子佳人的东西很多。文化工作方面，特别是戏曲，大量的是封建落后的东西，社会主义的东西很少。文化部是管文化的，应当注意这方面的问题。要好好检查一下，认真改正。如果不改，文化部就改名“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外国死人部”[144]。12月，中宣部文艺处编印的《文艺情况汇报》刊登了“柯庆施同志抓曲艺工作”，介绍上海抓评弹长篇新书目建设和培养农村故事员的做法。柯认为，有无思想上、文艺上都不错的长篇现代书目，关系到社会主义文艺能否占领阵地的问题；故事员配合市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大讲革命故事，起到了红色宣传员的作用。毛泽东就此作了对文艺工作的第一个批示：“一、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二、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145]1964年6月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期间，他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插了话：唱戏这十五年根本没有改，什么工农兵，根本不感兴趣，感兴趣的是那个封建主义同资本主义，所谓帝王将相，才子佳人[146]。而在同期有关《人民日报》的谈话中，他也明确表示支持对“有鬼无害”论的批判，一见面批评总编吴冷西，批评《人民日报》提倡鬼戏。他说，《人民日报》1961年发表赞扬《李慧娘》的文章，一直没有检讨，也没有批判“有鬼无害论”；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就提出抓阶级斗争，《人民日报》对外讲阶级斗争，发表同苏共领导论战的文章，对内却不讲阶级斗争，对提倡鬼戏不作自我批评，这就使报纸处于自相矛盾的地位[147]。
1963年9月，根据中宣部的部署，文化部、剧协和北京市文化局召集首都戏剧界举行戏曲“推陈出新”座谈会，回顾总结十三年来戏曲改革、整理改编传统剧目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强调“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乃是当前主要任务。此外还征求意见，准备将经过整理改编的75个优秀剧目，修订后出版国家定本。会议期间，《光明日报》发表了“关于戏曲推陈出新问题的讨论”“关于上演鬼戏有害还是无害的讨论”“关于戏曲舞台艺术问题的各种意见”和“关于历史剧问题的讨论”等讨论资料，并加周恩来修改过的“编者按”，言辞颇多斟酌。但会议指导思想是批判“保守观念”，因而对包括“人民性”等问题在内的重要观点都进行了公开批判[148]。《文艺报》《戏剧报》也发表社论或专论，呼应之中仍见种种分歧。作为新成立的中宣部文艺反修写作组的成员，李希凡也参加了戏曲座谈会，领命撰写鬼戏问题的评论。他从《人民日报》借阅了十几年来讨论鬼戏的百余篇剪报，很快写出“社会主义戏曲舞台不应再演鬼戏”，全文五部分：（1）鬼戏争论的由来；（2）我国神鬼的产生和它们的特点；（3）给所谓“好鬼戏”以历史的评价；（4）神戏、鬼戏和“好鬼戏”；（5）舞台上出现鬼对人民有害无利。《光明日报》出小样时题目已改成“非常有害的‘有鬼无害论’”，“突出了对繁星观点的批评，说理也更充分了”[149]。较之1965年《人民日报》刊发的齐向群“重评孟超新编《李慧娘》”（编者按称该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李文与“‘有鬼无害’论”都还属于文艺思想领域展开批判的说理论辩之文，此间种种意涵，限于篇幅，容后详之。
1966年2月，《李慧娘》的演出单位北方昆曲剧院撤销建制，大部分武戏演员和个别文戏演员（如洪雪飞等）六十余人划归北京京剧团，李淑君等人则调往一字之差的北京市京剧团，待遇和处境天差地别，因为后者是安置“牛鬼蛇神”之地。北昆剧院及所属长安戏院的全部资财也统归北京京剧团所有，包括图书资料近万册及艺术档案、服装头面、灯光器材、乐器家具等等[150]。这个北京京剧团，就是江青致力于“京剧革命”的“样板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