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们知道，中国“左翼”文艺工作者包括电影工作者一贯热衷并擅长创作“革命与恋爱”式的作品，深谙此道的茅盾曾经总结道：
我们这“文坛”上，曾经风行过“革命与恋爱”的小说。这些小说里的主人公，干革命，同时又闹恋爱；作者借这主人公的“现身说法”，指出了“恋爱”会妨碍“革命”，于是归结于“为了革命而牺牲恋爱”的宗旨。
有人称这样的作品为——“革命”＋（加）“恋爱”的公式。
稍后，这“公式”被修改了一些了。小说里的主人公还是又干“革命”，又闹“恋爱”，但作者所要注重说明的，却不是“革命与恋爱的冲突”，而是“革命与恋爱”怎样“相因相成”了。这，通常是被表现为几个男性追逐一个女性，而结果，女的挑中那最“革命”的男性。如果要给这样的“结构”起一个称呼，那么，套用一句惯用的术语，就是“革命决定了恋爱”。这样的作品已经不及上一类那样多了。
但是“革命”“决定了”“恋爱”这样的“方式”依然还有“修改”之可能的。于是就有第三类的“革命与恋爱”的小说。这是注重在描写：干同样的工作而且同样地努力的一对男女怎样自然而然成熟了恋爱。如果也给这样的“结构”起一个称呼，我们就不妨称为“革命产生了恋爱”[159]。
茅盾认为，第一类“革命与恋爱”小说往往将“恋爱”写成了主体，而“革命”成了陪衬，“恋爱”穿了件“革命”的外套。第二类也不免给读者一个不好的暗示：“恋爱”和“革命”同样重要。第三类，“革命产生了恋爱”的小说则完全从一种新的角度来观察“恋爱”和“革命”的关系：在这里，“革命”是主要题材，“恋爱”不过是穿插；“革命”是唯一的“人生意义”，而“恋爱”不过像吃饭睡觉似的是人生例行事务的一项罢了。茅盾认为，这种“革命”与“恋爱”的关系庶几近于所谓“革命的恋爱观”，并呼吁多创作这样的作品。
解放后不久，时任中央电影局领导的原国统区电影人史东山就明确提出：“我们也无妨来写写恋爱与革命相结合、两者互增热力的故事。”[160]上文已经指出，上海电影制片机构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旧时期电影人发挥着较强的影响力，这些电影人积极响应史东山的号召，保持并发扬了他们的传统，摄制了许多“革命与恋爱”式的影片，如《沙漠里的战斗》中的杨发与张珍、《为了和平》中的江思远与万方、《母亲》中的梁承文与颜佳、《护士日记》中的高昌平与简素华、《聂耳》中的聂耳与郑雷电等。在这些影片中，要么女主角选中了最“革命”的男性，要么男女主角在革命或在生产建设的过程中产生了爱情。
对此，党的文化和宣传部门都未加干涉，但是，对于一些军事题材影片能否处理成“革命与恋爱”模式，少数部队和文化部门领导却持比较强烈的反对意见。在《南征北战》电影文学剧本初稿中，本来有营长和女地方干部的爱情描写，时任电影指导委员会常委的江青认为这样有损于人物形象，不利于表现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所以，电影文学剧本定稿和影片都把爱情戏删去了。对此，不少文艺工作者甚至是党的宣传、文化部门的高层领导都持反对态度，1953年3月，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在全国第一届电影剧作会议上做报告时，曾提到《南征北战》中的恋爱问题，他说：“关于写恋爱问题我是主张写的，以后还可以向这方面大胆研究。”[161]不过影片中的高营长由冯喆扮演，女地方干部由张瑞芳扮演，冯喆当时年轻帅气，张瑞芳则是当红的“大明星”，他们演男、女主角，还是给观众留下了有关“爱情”的想象空间。
影片《渡江侦察记》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样片本来直接表现了李连长和刘四姐的爱情，在样片的结尾，他们俩分别时，刘四姐还向李连长表白道：“我永远等着你！”样片送审时，部队领导罗荣桓等认为爱情戏太多了，时任中央电影局副局长的陈荒煤则认为：“有意见说恋爱戏太多了，我看不但应该保留，还应该加些镜头丰富它。结尾可以加些浪漫气氛。”[162]该片导演汤晓丹只好采取折衷的办法，“把原来李连长和刘四姐两人说的‘我永远等着你’这句话剪去，改成李连长和刘四姐两人含情默默的对望，成为似发展、非发展的爱情线”[163]。
对此，梅朵评价道：“影片通过刘四姐这个线索，也描写了在为共同事业斗争中所成长起来的她和李连长的爱情。虽然在一些场合，没有能够真实地描写出他们的感情，但是整个爱情的描写，在那种战斗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基本上还是合情合理的，真实可信的。”[164]白桦也认为：“李连长……和刘四姐由患难相助到并肩战斗以至发生爱情是必然的。”[165]可见，当时文艺界普遍赞赏“革命与恋爱”模式，并要求军事题材影片也沿用这一模式，只有少数部队和文化部门领导对此持反对意见。
影片《红色娘子军》中洪常青吴琼花恋爱问题所引发的争论，可以说是上述分歧和争论的延续。据编剧梁信介绍，剧本初稿曾比较详细地描写了洪常青与吴琼花恋爱的经过。第一，“禁闭室中。在两个女儿独处的情况之下，琼花向红莲敞开了心灵的窗子，表达了对常青爱慕之心。”“这儿仅仅是爱情的提起，剧本在此伏下一笔，给观众一个精神准备。这是一方背地里的一种真情流露。对方不知道，暂时也不必叫对方知道。”第二，洪常青和吴琼花在分界岭相遇时，有一段这样的描写：
……常青慨叹道：“一切都变样了！”（他指苏区扩大了，革命发展了）
琼花用同样慨叹的口气说：“人也变样了。去年从南家出来，好像是前一辈子的事了！你知道那时候（指去年走出南家之时）我对你们又恨、又怀疑。可真是……”她做了个无法说明的手势，“说不明白！”
常青看着她，微笑着问：“现在呢？”
“现在？”她抬起头，温情地看着他，又垂下视线：“也说不明白啊！……”
“以上就是为他们安排的、心照不宣的‘爱情的发生’，或者像人们常说的‘爱情的萌芽’。”第三，在红莲和阿贵的婚礼上：
……他俩走向山坡。身边几对伴侣走过。
从联欢会上传来表演者歌声：“十里长亭槟榔林，送郎当红军。槟榔自古为媒证，一片槟榔一片心。”他二人相互看看，同时对对方笑笑，同时对对方说：“唱的真……好。”都坐在山石上，沉默。
一对黎族青年男女，手牵手肩挨肩走过。
琼花包好一包槟榔，问：“你喜欢嚼槟榔吗？”
“喜欢。”
“给……”她将包好的槟榔递过去。
常青没有立刻去接，却异常感激地说：“在我们家乡一带，是不能随便接姑娘的槟榔……”
“我也不是随便啊，常青同志！这是头一次……也算，最末一次……”常青用激动的双手，捧住琼花捧槟榔的两只手。
远处歌声扬起：“……槟榔自古为媒证，一片槟榔一片心。”
“这就是‘定情’。”最后，在常青就义后，作者描写道：
琼花的头部占满银幕。迭印：
在分界岭上。几个月前的事件又重演了：常青笑着、无声地问她：“现在呢？”她抬起头，温情地看看他，又垂下视线。无声地答：“也说不明白啊！”
观众熟悉的、联欢会上的音乐响声。但那：“十里长亭槟榔林……”变为无词唱曲。在女声的“啊——啊”歌声中，他和她坐在山石上。她把槟榔递过去，他用双手又捧住她的手。两人激动地久久相望。
梁信认为，他所设计、描写的洪常青与吴琼花的爱情“是无私的、纯真的、是美的”。另外，他设计、描写洪常青与吴琼花相爱的目的是“把同志、首长、领路人、爱人的关系溶合在一起，加强主人公对阶级敌人不共戴天的仇恨。告诉人们，先烈也深知生命与爱情的可贵，但为了我们的今天，生命与爱情——两者皆可抛！”[166]
那么，影片中为什么没有以上情节，没有直接表现洪常青与吴琼花的爱情戏呢？导演谢晋回忆说：
1959年年底《红色娘子军》开拍的时候，全党展开了“反右倾”运动，一下子就影响到了这个小小的作品上。拍着拍着，各种舆论就针对编导而来，摄制组也开始讨论导演创作思想，提出什么“战争残酷”啦，“爱情多余”啦，等等，反反复复地“折腾”。这样，后半部中就出现了不少概念化的东西。爱情戏也剪掉了。
《红色娘子军》样片送审时，夏衍、荒煤都吃惊地问：“洪常青与吴琼花这条爱情线怎么都没有了？”我说这是“组织决定”。上海电影局党委审查影片时，我和作者梁信都有不同意见，我们坚持不删，除非组织决定。当时正是反右运动不久，大家都小心谨慎。电影局领导很为难，说就算是“组织决定”吧！这样就剪掉了。“文革”时说这是上海市委的意见。说我反对市委负责人。影片横改竖改，现在后半部较概念化。这桩公案说明在中国要拍一部好影片是非常不容易的。
《红色娘子军》里的感情戏——琼花对洪常青的非常、非常健康的爱情，夏衍、陈荒煤同志曾极力保护，说不能再遭《渡江侦察记》的命运（该影片的女游击队长与连长的感情线也被砍），还是没保住，被砍掉了[167]。
可以看出：编剧、导演等电影工作者，中央电影局局长陈荒煤、分管电影的文化部副部长夏衍等党的文化部门领导都赞同描写洪常青和吴琼花的爱情，上海电影局党委也只是奉命行事，坚持删掉洪常青与吴琼花的爱情线是当时“上海市委的意见”，具体是谁的意见，谢晋没有明说，不过他透露此人在“文革”期间是市委负责人。据此推测，也许他所指的是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张春桥。“上海市委”为什么坚持删掉爱情戏呢？据谢晋回忆，是因为“当时红军的纪律里头，不准谈恋爱……”[168]
除此之外，据编剧梁信介绍，也有部分观众、演员等反对描写洪常青与吴琼花的爱情，影片上映后，一位天津观众给他写信说：这封信是由梁信转述的，梁信强调说：“那么这位观众是个别的一╋位╋吗？不是的，因为我回想到就在讨论文学剧本时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当时有的同志提出：‘何必叫他俩谈恋爱呢？同志关系是最高尚、最亲密、最伟大的。’……这种混乱的看法，我在今天的工作中又遇到了（另一部电影又有爱情）。一位演员谈到剧中的爱情情节，无限感叹道：‘我真腻味了，那情啊爱啊……”[169]
……这封信我考虑了很久，不写我心中难受……《红色娘子军》是一部不错的电影……但当我看到琼花出院后，在分界岭又遇上洪常青，他俩又走上大桥，我想坏了！作者又用那庸俗无聊的爱情塞给观众看了。但是还好，作者成功之处（！），就是没写他们谈情说爱。……如果真写下去，不知怎样肉麻……这一点应该感谢作者……如果真写了爱情，像作者所说的那样（大约指我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那篇文章）：“首长、领路人、同志、爱人”，那就乱套了……
梁信由此得出结论——相当一部分人“诚惶诚恐视爱情如蛇蝎”，并“深深感到作为一个电影编剧的严重责任”——改变文艺界“多写不如少写、少写不如不写、以不写爱情为最高尚”的局面，纠正人们对爱情的“混乱”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