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一个关于建构性别和性最有争议的空间是主流的电视和商业电影，一般认为它们涉及有害的性别刻板印象、性别歧视，琐碎化或者忽视女性的关注点，并剥削女性的身体。当独立纪录片涉及再现妇女形象时，它将发生何事呢？在这些影片中，女性群体，比如性工作者，该如何被描述呢？制片人在什么程度上，以及如何被性别意识和伦理问题指引呢？观察类纪录片、社会问题类以及行动主义纪录片是否会碰到类似和不同的理论问题？关于纪录片中性别和性工作者再现的研究很少。关于卖淫、性工作者、非法交易的纪录片经常会引起关于伦理问题的讨论，例如是否同意拍摄、隐私、伤害以及关于再现、发声和能动性的议题。在作为局外人的影片制作者和性工作者之间，也存在着潜在的以及复杂的权力关系，这可能会导致关于“居高临下的同情”或者“偷窥狂”的指控。这些问题都会涉及影片制作者的角色和责任，电影制作中的伦理以及社会上对于卖淫、性工作者的理解和态度^[16]。

在本文中，笔者将讨论和比较三个纪录片中性工作者的再现，分别是徐童关于中国题材的作品《麦收》（2009），罗斯·考夫曼和扎娜·布里斯克（Ross　Kauffman　and　Zana　Briski）关于印度题材的作品《生于妓院》（2004），以及艾伦·布鲁诺（Ellen　Bruno）关于泰国和缅甸题材的作品《牺牲》（1998），本文也讨论影片制作者所面临的伦理关怀以及这些影片所引起的伦理辩论。应该提及的是，徐童的影片采用的是观察性纪录片的拍摄传统，布里斯克和布鲁诺采用的是较偏行动主义的传统，也就是用影片来陈述社会议题，并促进觉醒和社会改变。这也意味着，不仅他们拍片的动机相当不同，并且他们对拍摄、发行、放映本身以及放映脉络的观点也大不相同。不同的社会脉络、拍摄者的动机和目标、不同的制作脉络、拍摄实践和放映脉络也意味着，围绕这些影片的争论将呈现不同的面貌，聚焦于不同议题。参加这些争论的也有不同人群，包括观众、学者和非政府组织等。尽管如此，制片人如何处理影片中的性工作者主题，以及如何在拍摄弱势群体的过程中处理伦理问题，都使这一比较性讨论显得有趣且有价值。这样的比较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在不同类型的纪录片中，制片人是如何面对并处理伦理问题的，而在不同的社会、不同的语境和影片制作的不同阶段，伦理决议又是如何做出的，同时也使我们了解放映和（或）观看这些影片时的伦理责任问题。

鉴于中国的特殊情况，本文还简要陈述了关于性工作的政策、官方媒体对性工作者的观点，以及非政府组织在此的有限角色。这些背景将会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徐童的影片提供了一种对待性工作的新的方法和新的视角，以及它为什么遇到了许多的关注和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