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结语

本文通过对史料的社会性别分析凸显了陈波儿的女权革命者人生，旨在说明：一、她领导和介入创作的工农兵影片成为新中国电影范式，是她个人有意识的作为和特定时空中发生的事件综合作用的结果。陈波儿力挺的女革命英雄片1950年获国际奖，1951年5月20日毛泽东批《武训传》，将1942年确立的党的文艺观推向全国文艺界，1951年11月10日陈波儿去世，被树立为开创工农兵文艺的楷模。显然，女革命者在早期社会主义文化生产中举足轻重。二、社会主义早期电影出现了有别于以往的性别叙事范式、女工农兵成为理所当然的艺术再现对象，同这位女领导者的清醒、坚定的女权立场与呕心沥血的投入密切相关，绝非什么抽象的男权国家偶然制造出来。三、参加了革命的众多女权主义者随着共产党成为执政党而进入新中国国家政权机构，她们是独特的一代有女权目标（或曰妇女解放目标）的掌权者，在各个领域里艰辛地推进对男权社会文化的改造，构成社会主义时期并不一帆风顺却成效卓著的妇女解放的图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场景中，妇女在再表现领域中也不再仅作为男权意识形态的修辞存在。相反，她们成为生产新的社会主义男女平等文学艺术的核心力量。《中华女儿》这类女英雄影片再现的是女共产党人对男尊女卑秩序和阶级等级的颠覆，开创了女革命者主体视觉再现的范式，对新中国改造社会性别和阶级等级秩序产生过重要话语效应。四、陈波儿对创造以工农兵为主体的文艺的倾心投入与她的革命理想密切相关，即通过新的文化生产来改造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阶级和社会性别等级制度和权力关系。而后往往混淆了旨在消除阶级和性别特权的革命理念，与剥夺人的尊严的政治权力斗争的根本差别，用反对对人的尊严的剥夺的正当性，来否定消除各种特权和等级制度的革命理念和实践的正当性。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我们有必要重温那份改造中国各种等级制的革命理想和发掘那些由革命者开拓的改造中国男权等级文化的革命实践的遗产。五、我们在批判父权国家和男权意识形态的同时，需要解析国家和主流意识形态形成的具有社会性别含义的历史过程，着力挖掘当年女权主义革命者的历史活动，从而不去与遮蔽历史上的妇女的男权文化政治机制合谋，并从历史上的妇女的实际活动中建构起一个有母辈参与的知识谱系。

当然，陈波儿的开拓不能代表17年电影生产实践的复杂性和局限性。当一种开创性的性别叙事结构变成了政治正确的公式被创作人员复制时，不仅其原有的鲜活锐利被磨损，男性创作人员的男性中心意识也会渗透叙事结构，在表现女英雄的同时制造男女的从属或主次关系。这类在社会主义革命电影中含蓄地复制了男女等级和传统社会性别观念的影片不在少数。此外，当女革命者故事被反复叙述，在“外”的空间的妇女形象成为主导性的视觉再现内容，“她们”在改造男强女弱文化观念的同时，也挤压了对尚留在“内”的空间的妇女的再现。或者说，对女革命者主体的集中再现既产生了颠覆意义，又产生了压抑多样复杂女性主体身份再现的效应。但那是后话，不由陈波儿负责。

当代对17年社会主义电影批评很尖锐地指出女性自主的情欲没有得到再现。陈波儿的女英雄电影确实都不涉及女性情欲，可以说她是“无性”电影的开创者。我们若回顾她所处的历史语境，可以看到，从秋瑾开始的女革命者竭力要摆脱的是把女人当性工具对待的男权性文化的束缚，而展现女人的情欲却有落入男性窥视陷阱以及巩固在男权性文化中女人作为性工具角色的可能。对“人”的尊严的追求在艺术再现中则导致了保守的文化含义，这类历史上的矛盾、两难、反讽是屡见不鲜的。尽管许多女革命者在实际生活中敢于突破性的禁忌，她们建构的主流男女平等社会性别话语和艺术再现则往往回避性议题。这个局限性确实需要当代女权主义文化生产者去努力突破。而在今日男权性文化急剧泛滥的情况下，如何能再现女性自主情欲而不落男性性文化霸权和市场消费的双重陷阱，依然是严峻的挑战。

对陈波儿女权革命人生历史的追溯也是从社会性别视角去重新认识中国革命的一个途径。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知识界对毛泽东时期社会主义实践中教训的揭露和批判基本形成了当代青年所有的关于社会主义的历史认知。在这样的历史叙述中，不仅多样的革命者的丰富的人生经历和参与社会文化改造的革命意义被彻底遮蔽和抹去了，就连革命的正当性也被瓦解。陈波儿和大批同她一样参加了革命的女权主义者逼迫我们去思考中国革命与女权主义的关系。正是改造中国实现平等正义公正的社会的革命理念吸引了20世纪上半叶的女权知识分子。尽管中国共产党始终是由男性占统治地位的组织，它的平等理念和对妇女参与革命的实际需求的结合构成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中一个特殊的空间，使得参与革命的知识妇女和劳动妇女得以摆脱男权宗族制度的掌控，在奉献革命的过程中获得自我赋权。同时，这些能动性极强的女革命者虽然不据最高权力中心，却不可避免地在革命进程中留下了颠覆男权社会文化和权力关系的痕迹，改变了革命的模样，如陈波儿对毛泽东无性别的“工农兵”的社会性别化改写与艺术再现。

虽然中国革命中这条社会性别的维度贯穿于整个革命历史，但党内女权主义者改造男尊女卑社会文化制度、推进男女平等的历史实践尚处于历史研究的边缘。“文革”后，邓颖超等党内女权主义者开始了妇女运动史的大规模书写项目，搜集了大量珍贵的史料，出版了一系列内容翔实的回忆录和传记，这是她们力图拒绝主流党史写作遮蔽妇女贡献的实际行动。但是在妇运史撰写中，因为无法跳出官方党史框架，在一个“党领导下的妇女运动”框子的笼罩下，历史叙述既难以彰显个体女权革命者的能动性、创造性和挑战性，更无力揭示革命过程中诸多复杂议题和纷争的社会性别含义及其背景^[89]。而在学术界，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精英主流更感兴趣的是，否定社会主义的男女平等政策和实践，而非探究女权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上升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新自由主义着力于把阶级和社会性别等级都自然化和合理化，对男女平等的追求也随之成为“非自然”的“异化”形态。于是在当代中国会出现新自由主义与新儒家结合的奇葩，联手倡导把妇女赶回厨房去做“有女性味”和“有女德”的“真正的”女人，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要义。从社会性别角度审视，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女权革命触及了男性精英的性别特权，引起了强烈反弹。男性精英出于维护性别特权对社会主义女权革命实践的反感，往往是他们各种保守政治立场的无意识层面。我们只有把中国革命的社会性别维度提到意识和智性层面分析，才可能深刻解析男性精英的社会性别化的无意识场域，从而进一步理解当今男性精英立场的差异与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