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语

回望新中国戏改实践中刻意彰显的民众主体意识与社会政治能量，痛感其精神越强、能量越大则越容易被现世政治斗争的风云变幻所裹挟和遮蔽。在此意义上，即使因鬼戏牵连被批判和迫害的冤主们“文革”后得以平反昭雪，而其内在精神之光恐怕也会冥灭不彰。

时过境迁，如今我们还能否更深入地探析，新中国文艺实践所置身的历史情境与情理脉络？这里确实有太多的难题，也因其难，不易看得见。譬如，在鬼戏改编及其论争过程中，我们如何领会当时人们对“戏改”方向感和着力点的把握？而在李慧娘事件背后，在所谓高层政治斗争中（包括政治性的路线之争和非政治的权力之争），到底缠绕着哪些更具“政治性”的文艺理论与社会实践问题？这些问题又如何经由各种现实困境及世道人心的酝酿，整合，推动，具体而微地诉诸新中国试图建设新文化的大众文艺改造？

慷慨通幽明，婉转知人心。为尽可能探析所谓鬼戏问题与新中国大众文艺实践以及社会主义文化政治间的错综离合关系，本文拟作续篇“‘幽魂’与‘革命’：从‘鬼戏之变／辩’看新中国大众文艺改造”，希望能在细致梳理考察中有所发覆，好让这一缕文化政治的“幽魂”，真正从共和国历史与现实生活的壅塞、幽闭处解放出来，抖擞精神，再励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