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工人阶级经历了巨大变迁，对政权基础、社会结构和数以亿计的个人与家庭产生了深远影响，并成为我国社会学界的关键研究议题之一。众多学者从社会分层、组织管理方式、社会分配、主体性、政权、全球化等方面做出了重要研究（Walder，1986；冯同庆等，1993；李强，1993；常凯等，1995；吴清军，2006；于建嵘，2006；佟新，2006；沈原，2006，2007[175]）。其中，尽管性别（gender）早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起，在英语世界中就和阶级、种族、族裔等概念成为学术研究中必不可少的关键视角，但在我国社会学界，从性别角度对工人阶级和正在由农民向工人转化的庞大农民工群体进行的研究寥寥无几，而且有性别研究等于女性研究的倾向，如金一虹（2005）[176]、潘毅（2005）[177]对打工妹群体的研究，佟新（2003）[178]、谭深（2004）[179]对中国产业结构转换中的女工及其健康的研究，都集中于女性。但实际上，男性同样作为有性别的人，男性研究（men’s／masculinity studies）对理解和构建我国当下正在发生的工人阶级再造有着巨大意义。
男性研究出现于上个世纪70年代，既是性别研究的一部分，也是对传统上更关注女性的性别研究的学术回应。尽管产生时间相当晚近，但发展非常迅猛，正如Newton[180]（1998）所说，男性研究“这块曾是人迹罕至的边陲现已变成了熙熙攘攘的淘金之地”（that untraversed frontier has become gold rush territory），其研究主题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上至抽象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下至寻常生活中的自我认同、衣食住行与亲密关系，都产生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成果。下面简要介绍两方面的国外研究，作为本文的思考起点。
1．在传统性别制度中，男性赚钱养家被视为是男性获取合格男人资格的核心[181]。那么，当大量工人阶级男性因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而失去工作，尤其是处于长期失业后，他们的男性气质会发生哪些变化呢？
显然，许多男性会感受到工人群体的无力、绝望、羞耻和被阉割（Groes－Green，2009）[182]，或如Klubock，Thomas Miller（1996）[183]所说的阶级创伤（class trauma）。尤其对理解中国当下正在发生的工人阶级再造有启发的是，Oates－Indruchova（2006）[184]和Tereskinas（2009）[185]研究了从前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独立出来的捷克和立陶苑工人阶级，发现，在原先的共产主义文化中，男性气质的界定依据是工作、纪律和英雄主义，但随着苏联统治的瓦解、工业和社会的巨大变迁、经济危机，男性工人阶级失去了昔日的光环，工人阶级男性气质正在一步步地边缘化。工人阶级中的许多中年男性通过酗酒这种自我损毁的方式来应对男性气质危机，但一些年轻的无产阶级男性做出了其他调整。如，Groes－Green（2009）在莫桑比克的研究发现，当许多年轻男性由于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影响失去工作后，相应地他们的男性气概标准由基于经济权力和社会地位调整为相对于女性的身体权力，包括能力和体力（如性表现、身体力量、外貌等）；他们中的有些人通过向女性施加暴力来寻找平衡，有些则通过为女友提供性满足、做温柔爱人来重构非暴力的男性气质和权威。那么，在男性气质的再构中，是否可以索性放弃男性必须是养家人的传统角色呢？Willot和Griffin（1996）发现，尽管会导致自尊受损并有被阉割的感觉，但长期失业而导致的无法赚钱养家并没有让众多男性否定“赚钱养家是男性气概的根本”这一观念，也没有促使他们倾向于女性主义选择，因为在他们看来，赚钱养家与其说是责任，不如说是权利。Fuller（2003）进而指出，对于未婚的年轻男性来说，赚钱是个人自主性的来源，是进入男人世界的关键；对于成年已婚男性而言，工作的意义则在于显示男性有能力、有责任养家糊口，并借以而积累声望。所以尽管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经济的今天，男性“养家人”这一传统身份界定让许多工人阶级男性备受困扰，但与其所得相比，这一身份值得保留。换言之，做“养家人”是其男人身份的献祭。
2．工人阶级的男性气质是如何代际传递的？
阅读相关文献发现，至少有两个基本途径。一个是学校。学校被认为是生产阶层化男性气质的关键场所（Connell，1989[186]；Willis，1977[187]；Corrigan，1979[188]；Ghaill，1994[189]，1996）。如，Willis（1977）发现，与教育可以缩小阶级鸿沟、促进下层阶层向上流动的乐观假设相反，工人阶级子弟在学校里构建了一种高度强调工人阶级男性气质的反文化：厌恶学业，认同和追求体力工作所带来的所谓自由和独立；直到他们进入工厂后，才意识到工人阶级的社会下层处境，但由于没有教育文凭，很少有机会摆脱。Cohen和Haddock（1994）[190]也发现，工人阶级男孩高度抗拒学校，并将学校与女性气质、中产阶级相联系，认为这与工人阶级的硬（hard）男性气质不相符。换言之，学校中的工人阶级男性气质文化再生产着新一代的工人阶级。
另一个途径则是工厂文化（shop－floor culture）。Collinson（1992）[191]等人指出，工人阶级的男性气质标准经常是对中产阶级社会价值观念和意义的倒置，男性工人中的反文化经常强调他们自以为工人阶级特有的真正男子汉气质：诚实、独立和实在；有时工人们甚至不愿意被提拔，因为这意味着这与他们所理解的男子汉的自由相冲突，男性体力工人们经常强调这会把他们变成了唯命是从的人（Yes Men）。对于新加入的青年男性工人，这些已得到同事和自我认可的成熟男性工人，经常戏弄新成员，不停地检验着他们的男性气质，看他们是否能男人味十足地接受这些玩笑兼侮辱，特别是能否经受非常明显的性玩笑所带来的尴尬[192]。
在这些研究发现的基础上，本文所探讨的核心问题是：在我国社会经济发生巨大且迅猛变迁的当代，大型国企男性工人群体的男性气质正在发生着怎样的变化，政权、阶级、性别、单位制、代际关系等是如何交织互动的？需要指出的是，称这一群体为“共和国工业的长子”并非笔者所创，而是源自中央电视台对辽宁省铁西区一篇报道中所用的称谓。
铁西区是辽宁省沈阳市的一个地区，建国前日军就在这里建了几个工厂以供应军需物品和少量民品。建国后，中国政府在这里兴建了大量的工厂，从而使这个占地仅40平方公里的土地云集了400多家工厂，最兴盛时达625家，其中仅大型重工业工厂就37家，创造了无数个新中国工业史上的第一：如第一个金属国徽、航空轮胎、五吨蒸汽锤、组合机床等[193]，由此铁西区被誉为“共和国的工业长子”。但长子地位并没能维持太久，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至21世纪初，整个铁西区由繁华迅速衰败[194]。王兵所拍摄的纪录片《铁西区》[195]的第一部《工厂》就记录了苦苦挣扎的铁西男性工人。
由于从男性研究视角看来，“共和国的工业长子”这一称谓简洁且寓意丰富，所以作为本文题目和研究问题。之所以将大型国企的男性工人当做研究对象，是因为计划经济中的大型国企作为众多工人及其家人的生产生活共同体，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亚文化，强烈影响着工人群体的自我认同、日常生活和代际传递等，并在改革30年中经历着沧海桑田般的巨变，无法不令人注目。
本文的研究方法为文本分析。主要文本来自由贾樟柯导演的纪录性质影片《二十四城记》和其为拍这部影片所整理的《二十四城记——中国工人访谈录》。由于纪录片《工厂》提供了《二十四城记》中所没有的一些工人生活细节，本文将其作为辅助文本。
《二十四城记》是一部以纪实为主、以演员表演为辅的电影。“二十四城”是成都近几年开发的一座楼盘的名称，取自唐诗“二十四城芙蓉花，锦官自昔称繁华”，从这一附庸风雅的名称上看，开发商显然希望这一楼盘能成为繁华之地，而且这也基本是事实，因为这一地段位居地租迅速上涨的成都市中心。这一楼盘所在的地段本属于420厂，又称为“成发集团”，拥有3万职工和10万家属，是20世纪60年代从东北迁至成都的一家以制造飞机发动机为主的军工厂。从那时起到现在，随着中外战争的开始与停止，军工产品订单从供不应求到屈指可数，成发集团起起落落，直至目前的举步维艰。导演贾樟柯通过招募访谈者，搜集工人们与这座工厂的历史，将其中的一些访谈现场拍摄下来，作为电影的组成部分。基于搜集到的资料，导演共安排四位演员表演。三位女演员表现三代厂花（即整个工厂三代工人中最美的女性）的生命故事，一位男演员以工厂办公室副主任的身份在片中接受访谈。除此四人外，片中出现的所有人均为受访对象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