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1959年春节，应北方昆曲剧院邀请，孟超选取《红梅记》传奇中的相关情节（游湖、杀妾、幽会、谋刺、脱难、鬼辩及恣宴），并借鉴秦腔《游西湖》、川剧《红梅记》、梆子《阴阳扇》、粤剧《红梅记》，特别是京剧《红梅阁》等剧目，创作了新编昆剧《李慧娘》。
……我爱这戏，亦自不例外。自总角之年起，每于草台社戏，得睹李慧娘幽魂之丽质英姿，光彩逼人，作为复仇的女性，鬼舞于歌场之上，而不能不为之心往神驰；形影幢幢，见于梦寐，印象久而弥深。……这原因固不止由于一向上演《红梅阁》时，舞台上增加了不少喷火、变脸、跌扑、舞蹈等特技身段，足以引人入胜；而更重要的还在于塑造出李慧娘这一庄严美丽的灵魂，强烈的、正义的化身。一个无辜的牺牲者，身为厉鬼，而心在世间，与一代豪势苦斗到底，并同千古被压迫者同命运、共呼吸，因而也就不能不使人心头供养，只觉其气贯长虹，可敬可爱，而不觉其鬼气森森，不计其缥缈虚幻，未足征信，而予以最大的同情、最高的估价了[121]。
该剧1961年6月首演，8月公演于长安戏院，深得戏迷欢心，社会各界也都赞誉有加。如《北京晚报》刊登廖沫沙署名“繁星”的《有鬼无害论》为之“作护法”，《人民日报》发表陶君起、李大珂《一朵鲜艳的“红梅”》，《戏剧报》发表张真《看昆曲新翻〈李慧娘〉》，等等，一时间“南有《十五贯》，北有《李慧娘》”，南北这两出昆剧都被誉为戏改“推陈出新”的典范。庆祝建国12周年的天安门彩车游行中，就有这出红极一时的《李慧娘》。除公演及各地巡演外，此剧还要参加名目繁多的内部演出和晚会，前后共演出两百多场[122]。
值得一提的是，孟超借鉴的京剧《红梅阁》，可能不单指花旦祭酒筱翠花擅演的传统戏，也许还包括1959年上海京剧院在“挖掘传统”的戏改号召下，把李玉茹从地方戏学来的表演技巧“改编、重写、发展”之后创排的新戏[123]。沪版京剧改本《红梅阁》有七场戏（游湖、杀姬、鬼怨·冥赠、夜访、遣刺、放裴、鬼辩），给人第一印象是“简洁、爽朗、强烈，要阐述的问题说得很清楚，思想意义鲜明，毫不含混，也不拖泥带水”[124]。与之相近，新编昆剧《李慧娘》六场戏（恣宴、游湖、杀妾、幽恨、救裴、鬼辩），开场即见时代氛围，剧情也不枝不蔓，干净利落：贾似道携姬妾游湖，裴禹斥其荒淫误国，李慧娘赞裴美哉少年。贾回府即杀慧娘，又将裴生诱禁红梅阁，暗藏杀机。慧娘冤魂不散，明镜判官赐以阴阳宝扇，准其暂回人间，搭救裴生。贾遣人刺裴，慧娘施展法力救裴脱险，劝勉他为民除害。贾拷问众姬妾，慧娘现形解围，痛斥权奸，最后火烧半闲堂。
《李慧娘》的改编意旨，剧本以《序曲》明之：“南渡江山残破，风流犹属临安。喜读箦庵补《鬼辩》，意气贯长虹，奋笔诛权奸。拾前人慧语，伸自己拙见，重把《红梅》旧曲新翻。检点了儿女柔情、私人恩怨。写繁华梦断，写北马嘶鸣钱塘畔。贾似道误国害民，笙歌夜宴，笑里藏刀杀机现；裴舜卿愤慨直言遭祸端，快人心，伸正义，李慧娘英魂死后报仇冤。”[125]于是该剧突出政治斗争，含蓄男女情爱，保留李与裴素昧平生只因一赞被冤杀的情节，而把太学生与贾似道的政治斗争推到中心，使这出新编《李慧娘》激扬着一种超越生死的豪情。对此，《红梅记》中虽有《城破》《恣宴》《劾奸》等折反映元兵入侵的时代背景与正邪之争，也抒发作者“笔酣墨饱的沉痛愤激的感情”。如《泛湖》中就有“锦乾坤一片平分了，叹衣冠半染腥臊，还只怕着半壁江南犹未保。莫怪追欢买笑频，寻思离乱可伤神”，“平章心太骄，势倾朝，飞山立海恣凶暴。君心懆，国势摇，民情扰”，等等。但记中裴李形象的刻画难尽人意：裴禹“寻风觅月”，既爱昭容又与鬼魂有私，“反复的缠绕于男女间柔情欲障，格调并不够高”，如《脱难》中“小生被平章厮禁，甚是无聊。夜来幸遇佳人见爱，颇解愁怀”；李慧娘呢，“虽说为爱的压抑、爱的追求而致死，为爱的驱使、爱的反抗而幽恋，豪情足以震人，惟如《幽会》中‘又向人间魅阮郎’的情趣，毕竟使人物挫了分量”。因此，孟超觉得：“如果以时代背景为经，李裴情事为纬，而着重于正义豪情、拯人为怀、斗奸复仇为志，虽幽明异境，当更足以动人心魄。”[126]
于是在昆剧《李慧娘》中，人物何所思、何所求、何所为随之变化，其性情、格局及形象塑造也得以纯化和提升。对裴李关系，此前有三种处理方式：一种常见于旧本戏曲，两人素昧平生，慧娘对裴一见倾心，死后仍苦苦追求，阴阳相配；另一种，以马健翎《游西湖》为例，改为裴李曾有才子佳人式的花园定情，被贾破坏，慧娘生不能遂愿，死后也要与所爱相会；第三种，同样素昧平生，慧娘因赞一辞而丧生，得知裴也受牵累，引以为疚，前往救护中产生爱情，而非“幽会”，更无生死纠缠之意，由此显示其正义、热情与反抗性。1959年沪版京剧《红梅阁》采取后者，评论认为这么一改就提高了主题思想和人物形象：“李慧娘之所以脱口称赞裴生，起因于她和姐妹们对他的胆识与气度的倾倒，也就是说，她们敬佩他敢于触犯权奸，由敬而生慕。至于裴生和贾府人役之争，并非意气之争，它反映了当时爱国的太学生反对祸国殃民的贾似道的正义斗争。虽然是以男女关系为主线的戏，却从一开始就揭示了政治斗争的背景，并作为一条纠缠的副线在发展着，因此，这个戏的格调就超越了一般才子佳人戏的范畴，而主要人物之一的裴生的精神面貌也就大大提高了一步。”[127]
要说裴生之“提高”，决非一时一剧之功。地方戏通常更突出旦角，裴原本就像大多数生角一样无力、无奈，也无光彩可言，恰是戏改让他脱胎换骨。在情感态度上，如马健翎等改编的秦腔《游西湖》，当慧娘说出已是鬼魂即将永别时，不同于旧本中的惊慌失态，裴生对此毫不恐惧，高唱“我不愿做人愿做鬼”，曹禺觉得“戏到了此地，已经超过了爱情的境界。这句话，道破了戏里的最高命题，诉出一切被统治阶级蹂躏的人们向黑暗的旧社会的反抗”，因此“裴生这个角色改写得好，忠实、坚决，不怕强暴”[128]。与之参差对照的，则是1959年港版粤剧《再世红梅记》，编剧唐涤生保留了两条爱情线，也不涉政治，把裴禹写得多情又体贴，还为其见异思迁开脱，“失梅用桃代，对慧娘是爱才，对昭容是借材”[129]。而从格局气象来看，《红梅记》中裴生寓居湖畔，准备会试，以期日后施展抱负，对贾相侍妾之顾盼不以为然，“乍逢留盼，亦人情所难”。汤显祖看到“裴郎虽属多情，却有一种落魄不羁气象，即此可以想见作者胸襟矣”，但也不满裴一进相府“不提起卢氏婚姻，便就西席，何先生之自轻乃尔”。对此关节，港版粤剧《再世红梅记》改为贾以甘词厚禄相诱，裴自欺自解道：“丞相既能为天下惜才，我何不留身献策，以转其心，为民间造福。恩师，既蒙不弃，愿粉身碎骨，把恩义酬还。”如是几笔，勾画出裴生骨格之轻贱。同年沪版京剧《红梅阁》中，同样诓裴入府，裴曰：“舜卿才疏学浅，更不善于吟弄风月。相爷若是关心朝政，虚怀下问，舜卿倒欲面禀，若不屑一见，可将我旧日所上之书，再为审阅，或可纳其忠言一二，谨望相爷以社稷为重，黎民为念。别无他言，就此告辞！”两下对照，清浊判然[130]。再看新编昆剧《李慧娘》，湖上两船相遇，裴非但不让，还将背后议论改为当面质询：“俺问你，为什么劫民盐，重利盘剥？为什么占民田，压榨抢掠？为什么增赋税，强索豪夺？……闹得这大宋朝，哀鸿遍野，黎民失所！……俺再问你，为什么襄樊军情狼烟急，高卧湖山不出兵？……你这大大的卖国奸贼，难道还想一手掩尽天下耳目！”如此翻新擢升的裴生形象，正色而大气，怎能不让李慧娘深长期待：“他威武不屈，七尺昂藏，忧国心切，拯民意张，冲出你的天罗地网，怎能饶过你贾阎王！”
随着裴生形象被翻新擢升为“政治小生”，慧娘形象也步步提升。从“美哉一少年也！真个是洛阳年少，西蜀词人，卫玠潘安貌”（《红梅记》），到“真乃浊世佳公子……美哉呀少年”（京剧《红梅阁》），再到“壮哉少年！美哉少年！”（昆剧《李慧娘》），慧娘对裴生的恋慕之情不再是单纯的知慕少艾，或曰“清盼勾引少年郎”，而是敬慕裴不畏权奸的政治立场、豪迈气概与磊落节操，则贾杀妾也随之产生同等的政治性，裴李情义遂成乱世抗争中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并且气贯全剧，逐场翻新。如《游湖》中，慧娘认出“这逞雄辩的，正是题诗的裴家少年”，更添敬慕，“几曾见似这般磊落奇男，不畏权势，敢把这人间正气显”，不觉低声赞叹：“壮哉少年！美哉少年！”[131]《杀妾》则一改慧娘惊恐求饶状，表现她从惊惧、分辩、激动到愤然回应的全过程，更见其情之冤屈、其性之贞烈：“俺从来胸襟正大，坐得正，站不歪斜，千般罪状由你加，俺，没奸诈。……宰相腰悬上方剑，看你横行到几时？俺死不瞑目啊！”《幽恨》中，慧娘鬼魂且舞且歌，怅孤魂之凄冷，忧邦国之阽危：“忧的是灾黎苦，愁的是人间流离怨。……俺游荡着，瞅机缘，报仇冤！”听闻裴禹被陷，事在危急，慧娘当机立断：“贾似道，任你奸险凶残，俺要做一个南无观世音鬼菩萨，救苦救难，害人的有你，救人的看俺！”《救裴》中，为和原作及旧戏的人鬼幽媾撇清干系，慧娘上场就表明心迹：“到此来，不是偿还风流债，莽书生遭祸灾，为国事，困书斋，做鬼的再不怕瓜田李下流言在。壮一壮胆子，要把他救出了望乡台。”裴生怕连累她，不肯冒险同逃，慧娘不得不道出真情，婉言相慰：“咱二人，苦相怜，幽冥路隔，难得相逢同患难。……又何须娟娟明月回廊畔，向人间偷度金针线；就这样结就再世如花眷，纵海枯石烂，俺魂儿冉冉，心，永不变！”有感于慧娘深情高义，裴无意逃生，她又劝勉道：“国事为重，性命为重，留得青山在，哪怕贼横行。”到末场《鬼辩》，慧娘故意羞恼老贼，“俺把你这集芳园当作了西厢，刚和他拜盟焚香……愿结下这来生的姻缘账”，并痛斥其罪孽：“俺笑君王无知昏庸，认你作好平章。你却向元兵称臣投降，任意诛杀，苦害善良。……俺李慧娘，生作冤禽，死为厉鬼。愤火千丈，正气凌人，喷血三尺，足制贼命。牡丹花下是俺的埋骨处，集芳园中有你的受刑台！……千古正气冲霄汉，俺不信死慧娘，斗不过活平章！”
回看秦腔改本《游西湖》，因是患难夫妻，裴唱“今夜晚好鸳鸯同枕共语，定巧计出牢笼并肩齐飞”，慧娘唱“恨老贼做此事太得凶残，叫裴郎强挣扎往前赶，有为妻我保你性命周全”。京剧改本《红梅阁》中则是患难知己，裴唱“但愿得凑机缘同逃性命，除奸贼与慧娘永不离分”，慧娘唱“感君情义海样深，慧娘泉下把目暝。锦绣前程君当爱，莫为一女自轻生……愿君此去多安泰，若要相逢梦中来”。而到新编昆剧《李慧娘》中，“白云老（即导演白云生——笔者注）和孟超都特别强调，把裴禹和李慧娘爱情的戏砍掉，慧娘对裴禹只是赞叹，赞叹什么呢？有志之士”[132]。
对此，张真肯定昆曲《李慧娘》“强调了人物的政治态度和政治感情，突出了人民对反动的统治者的义愤”，但觉有些地方表演略嫌强硬，救裴时还可加强感情描写，“强调了主题也不要忽略了生活的复杂性；强调了政治感情，也不要忽略了人物形象的丰满、含蓄和感情的深化，这正是许多剧种演《红梅阁》时，那些老艺人演技上值得学习的特殊优点”[133]。李大珂等也认为强调政治斗争“完全必要”，同时指出这段爱情“暧昧难明”，反而削弱了全剧的“思想性”：
我们认为这段故事可以含蓄，却不要“含糊”，色情宜避，爱情则不须避。不仅不须避，而且应该突出。因为，在封建社会里，李慧娘与裴禹始无一面之交，徒因一赞即被冤杀，死后因裴被陷而发生了爱情，这里面含蓄着有怜惜，有向慕，也有报复，这种爱情是复杂微妙的，总之，又都是对封建专制的大胆冲击，正是原作中浪漫主义色彩最鲜明的地方。尤其是针对贾似道那种极端残害妇女的暴行，已经到了近似奴隶社会中人身隶属的程度，用死后的爱情行动来反戈一击，正蕴有很大力量。这种爱情关系的本身，就寓有反专制的思想内容；不能简单地看作一般的“苟且”爱情，这爱情的背后正蕴藏着一种进步的社会理想。因而，这一段爱情所以不同于裴禹与卢昭容的姻缘者在此，李慧娘的形象所以具有特色者亦在此。这个戏有了这段爱情穿插，不但不会冲淡政治斗争，降低剧本的思想性，相反，倒会更提高其思想性，比写李慧娘直接加入太学生的行列，更有说服力[134]。
郦青云认为，李慧娘故事之所以“激荡”，一是表现了慧娘“对自由和幸福的渴望”，二是揭露了封建统治者的残暴本性，三是鬼魂反抗既是“理想的化身”也是“现实的化身”，但改编本过度的政治性让“这使人难忘的一切”都“黯然失色”，所以“新人不如故”。因为慧娘形象一旦“提高”，因赞被杀就是“政治性的杀害”（如贾所言“欲平学府乱，先斩萧墙根”），鬼魂反抗随之也成为“政治性的斗争”，而这种斗争方法与其斗争内容是否相称呢？
……虽然，在形式上，她仍然是以个人面目出现的，但由于她对贾似道的痛斥，主要已不能不是着眼在他的政治立场和民族意识方面（“卖国害民““向元兵称臣投降，任意诛杀，苦害忠良”），因而观众便不觉感到，这个斗争，实际上已带上了全民的性质。而这样的斗争，要由一个鬼来进行，就不免缺少力量了。这给人一种印象，好像被压迫者，倒真的永远是弱者了……因为，她的斗争方法和她的斗争内容，是不相称的。
……问题在于，并非所有的完美的情节都可以和政治事件联系在一起而自身不会受到损害的。……而且，作品的思想性高不高，也并不全在于其中有没有政治性事件。往往有些作品，其中并不出现什么政治性事件，但是他们所反映的政治性问题，却比那些生硬地加进一些政治事件的作品要深刻得多。自然，这些其中不出现政治事件的作品，就其社会意义来说，会带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任何艺术作品都是不能表现所有的社会问题的。观众也不要求一切作品的社会意义都一般大小。主要的是，艺术作品应当从独特的方面来表现生活，揭示社会的本质；同时，要遵循艺术的规律，使观众进入新的形象世界，通过他们的感性认识而触动他们的理性思维，使他们能够从新的角度更深刻地认识生活的真理[135]。
此文感受细腻，说理清透、平实，因而也更引人深思：在政治性、政治／政治性事件、政治性问题、社会意义、社会的本质、生活的真理等之间，到底存在着怎样的内在关联？怎么才能更好地辨析和把握，此间种种关联与其特定历史情境、情理的对应关系？
话说回来，对编导、演员和观众们而言，《李慧娘》之所以动人，关键还在其精湛的演技、鬼影婆娑的“幽怨情调”和由此激扬出的被压迫者的复仇豪情。建国后整理改编的李慧娘戏曲，无论是改动较大的秦腔《游西湖》、京剧《红梅阁》，还是更忠实于原作的川剧《红梅记》[136]，都有各自出彩的表演特色和技巧。《李慧娘》在舞台表演中更是广泛吸收地方戏的表演精华，使《游湖》《杀妾》《幽恨》《救裴》《鬼辩》诸折唱做俱佳，而这恰恰也是主演李淑君为之着迷的地方。1963年，她在请人代笔的检讨中这样写道：
……我开始努力练功，下决心钻昆曲的传统。……我不再坚持从生活出发、从人物性格出发，而是从程式、从技术出发去进行艺术创造，这就不能不导致我在创作道路上走弯路。……因而当我接到鬼戏《李慧娘》的剧本时，是很喜欢的，因为它有技术可钻。同时自己也欣赏李慧娘的幽怨情调。这一点还由于我受芭蕾剧《吉赛尔》的影响，我欣赏吉赛尔那种幽怨的美，那轻飘的鬼舞，而李慧娘与她很有相似之处。可是这些都必须有较高的表演技巧才行。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我还拜了老师专学传统的鬼步。……我没有更好地考虑这出戏的主题思想如何，脑子里想的只是怎么才能练的像老师说的要像秋风扫落叶那样。我当时只想到如何演得美，而没有想到我演的是鬼，演出后会有什么样的效果[137]。
据说，当年报刊上猛批《李慧娘》时，北京就有读者致信《光明日报》编辑部：“今之妄评昆曲《李慧娘》，余不服，口占一绝，寄孟超先生指正。”此信未署名，其诗云：“鬼影婆娑舞更香，人情足可傲荒唐；为文轻薄凭他去，醉步狂影李慧娘。”[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