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然而，当时的文艺界真的是“以不写爱情为最高尚”吗？洪常青与吴琼花的爱情真的如梁信等人所认为的那样无私、纯真、美吗？“上海市委”、那位观众和演员的意见真的毫无道理吗？
事实上，如上所述，当时的文艺界自下而上普遍赞同在文艺作品中表现恋爱，电影制片机构也拍摄了许多表现恋爱的影片。就在影片《红色娘子军》中，也还有另外一条爱情线——红莲和阿贵的爱情线。影片浓墨重彩地描写了两人从相逢到相爱、结婚、撤退、得子、重逢的经过。在导演总结中，谢晋曾说：“剧本和影片中存在着一些和主线无关或并未紧密联系的场景，或则成为闲笔，或则舍主求次；例如……‘红莲结婚’‘撤退’等情节，或则与琼花关系不大，或则没能集中刻划主要人物琼花。”但是在历次修改中，他都没有修改或删掉上述情节[170]。他为什么可以“明知故犯”，保留“红莲结婚”、“撤退”等情节呢？对此，党的有关部门和一般群众为什么也都未加反对呢？可见，问题不在于能否表现爱情，而在于表现什么样的爱情。
在影片中，吴琼花是因为阶级压迫而参加革命，符红莲则是因为性别压迫而参加革命，她们分别代表了妇女的两种“冤仇”和“责任”。符红莲反抗的是女性所受到的性别压迫，所以，她在革命队伍中恋爱、结婚、得子都让人觉得顺理成章，而吴琼花代表的是被统治阶级普遍受到的阶级压迫，她是不是应该和洪常青恋爱则的确值得商榷。首先，影片中已经有一条红莲和阿贵在革命事业中“恋爱”“结婚”的线索，如果吴琼花和洪常青也“恋爱”的话，可能会给人“爱情”戏太多的感觉，结果如茅盾所说，“恋爱”穿了件“革命”的外套；其次，洪常青是“娘子军”的党代表，他对吴琼花的解救和教育表征的是中国共产党对整个被统治阶级的解救和教育。影片把解救者设计为一个年轻英俊的男性，被解救者设计为一个年轻漂亮的女性，这与上述主旨已经有些相悖了，如果他们再“闹恋爱”的话，的确有些“乱套”。从他们“恋爱”的结果，人们有理由怀疑，洪常青当初从“南霸天”手里救出吴琼花时就动机不纯，吴琼花是一个被压迫者，同时也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女性，即使不能说后者是洪常青救她的主要原因，至少也是主要原因之一。从这个角度看，的确会有损英雄人物形象甚至有损主题思想。第三，洪青常是吴琼花的“首长、领路人”，他们之间的关系和红莲与阿贵的关系是不同的。红莲和阿贵是平等的村民、平等的战士，洪常青和吴琼花之间则是有领导与被领导的上下级权力关系的。梁信在编剧时对这种权力关系显然也有所考虑，所以才会设计为吴琼花主动向洪常青表白爱情。上文已经指出，旧时期电影人主要是通过美国电影认识和学习摄制电影的，建国后，他们不仅在上海电影制片机构，在全国电影界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力。从这个角度看，影片编导包括电影口的领导对这条爱情线的欣赏、执着，其背后是否有好莱坞电影“英雄救美”“美人以身相许”性别模式的影响呢？我们知道，历史上真实的女子军特务连是没有男性指导员的，编剧梁信设置了男性党代表洪常青和洪常青解救、教育吴琼花的情节，已经流露出明显的男性中心主义意识，如果再设置洪常青与吴琼花恋爱，吴琼花主动追求洪常青，两人互订终身等情节，会不会使影片所建构和宣扬的男性中心主义意识、等级意识等更加浓厚、更加露骨呢？此种爱情是不是像那位天津观众所说的有点“庸俗无聊”和“肉麻”呢？
综上所述，当时的情况是：一方面，包括电影在内的社会主义文艺被赋予了一个重要的时代任务——表征或者说建构一种新的自由的社会关系，新的自由的主体性，也就是说，要创建一种新的自由的文化并使此种文化在现实社会中获取领导权（hegemony）；但是另一方面，旧的男权意识、等级意识等意识形态和旧的文艺模式在现实中还具有强大的力量，对前一个目标形成了有力的干扰。这是当时中国文艺和文化所面临的困境，但同时也是一种孕育新的可能性的重要契机。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改革开放以后，创建一种新的自由的文化的目标和尝试被逐渐否定，而旧的意识形态和文艺模式等则重新成为主流。
毋庸讳言，1949—1976年社会主义中国创建一种新的自由的文化的目标并未真正实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彻底否定这一时期的文化，否定这一时期为实现上述目标而展开的行动，甚至否定这一目标本身。事实上，1949—1976年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化追求、文化实践以及作为结果的文化产品对于我们今天都具有重要的启示与借鉴意义：首先，创建一种新的自由的文化这一目标本身为我们今天想象并创建一种替代性的文化形式提供了精神空间和动力；其次，围绕这一目标而展开的种种实践——有追求的、支持的、阻碍的、反对的，等等，为我们今天想象和创造一种替代性的文化形式提供了经验和教训，使我们在追求这一目标时不再两手空空；再次，这一时期的文化产品，如影片《红色娘子军》等，虽然还包含着旧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模式的残留（如男性中心主义、好莱坞模式等），但同时因其在一定程度上表征和建构了新的社会关系（如阶级平等），并在此基础上询唤了新的主体性（如斗争、解放、自由等），因其对旧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模式等构成一定程度的超克，从而具有独特的意义。
雷蒙德·威廉斯在《漫长的革命》一书中，把过去几个世纪欧洲人在政治、经济、文化上追求自由的斗争命名为“漫长的革命”。他认为：“推动漫长的革命得以进行的人类力量源自于这么一种信念，即坚信通过破除旧的社会形式所造成的各种压力和束缚，通过发现新的共同的制度，人能够主导自己的生活。”革命的过程既有成功也有失败，“比如有些改变是被拽回到了旧的体制当中，又比如从以前的经验中习得的思维方式仍然顽固地盘踞着，限制了变革的潜能”[171]。因此，他呼吁人们：“反对一切专制势力，不管它是武力的还是金钱的；反对一切意在扰乱并削弱这一漫长而又艰苦的人类努力的行为，追随并拥护那些以许多不同的方式推动这场革命不断向前发展的人民。”[172]
也许，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内的中国人近几个世纪追求独立、富强、民主、自由等等的斗争也可以说是一场“漫长的革命”，或者说是世界性的“漫长的革命”中的一部分。也许，今天我们该做的是像雷蒙德·威廉斯那样，在思想上和精神上给予“漫长的革命”足够的赞同[173]，重拾“人能够主导自己的生活”的信念，反对一切专制势力，推动这场革命不断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