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1年5月，中共琼崖特委在今海南省琼海市成立了一支由青年女性组成的武装——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第三团女子军特务连，全连指战员共100人，除庶务员、挑夫和号兵三人为男性外，其余全是女性。1932年7月，国民党陈汉光旅3 000余人入琼围剿，琼崖苏区和红军反围剿失利，损失惨重，同年11月，女子军特务连余部疏散解体。从成立到解体，女子军特务连在大约一年半的时间里，曾转战乐会、万宁、定安、文昌等五县，参加大小战斗50余场，取得了一定的战绩[152]。
1957年8月，《解放军文艺》刊载了一篇根据女子军特务连事迹采写的报告文学作品《红色娘子军》，作者是时任海南军区政治部宣传干事的刘文韶。从现有材料看，这可能是最早公开发表的表现女子军特务连事迹的文艺作品，也是最早将女子军特务连命名为“红色娘子军”的文艺作品。此后，海南行政区文艺工作者吴之、李秉义、朱逸辉、王平、杨嘉等也根据女子军特务连事迹编创了现代琼剧《红色娘子军》，1959年4开始在海南、汕头、梅县等地上演。报告文学和琼剧《红色娘子军》在当时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不过，可以说是影片《红色娘子军》才真正使“红色娘子军”享誉全国，并成为流传至今的重要文化符号。该片由梁信编剧、谢晋导演，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1959年投拍，1961年7月1日作为建党40周年献礼片开始在全国公映。影片上映后引起巨大轰动，长映不衰，据说曾创下了8亿人口有6亿人观看的盛况[153]。在1962年举办的第一届电影“百花奖”评奖活动中，该片共获得了最佳故事片、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和最佳配角等4项大奖[154]。
在崔永元制作的《〈红色娘子军〉：青春》节目中，编剧梁信介绍说，1958年，他被派往海南岛写“大跃进”，但他对“大跃进”不感兴趣，倒是对海南军史中记载的“娘子军”连发生了兴趣，于是他根据这一素材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琼岛英雄花》。剧本完成后，曾先后送给八一电影制片厂（北京）和珠江电影制片厂（广州），但都被拒绝。后来，剧本又被寄给了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导演谢晋看中了这个剧本，并说服了天马厂厂长陈鲤庭等领导，决定拍摄这部影片，并将片名改为《红色娘子军》。
为什么八一厂和珠影厂拒绝投拍的剧本，上海天马厂可以拍摄，也愿意拍摄呢？这就需要了解一下当时中国的电影管理体制和上海电影制片机构的情况。1957年初，中国电影管理体制曾发生过一次比较大的改革，在电影生产方面，核心内容是下放艺术创作的权利和责任。首先，改变了过去由中央电影局统一给各电影制片厂分配剧本的做法，由各电影制片厂自选剧本，所以，对于八一厂和珠影厂拒绝投拍的剧本，上海天马厂可以做出不同的决定。其次，各制片厂以导演为主，成立了若干创作组织，负责艺术创作工作。原上海电影制片厂改组为企业性质的上海电影公司，下设江南、海燕和天马三个故事片制片厂，著名电影导演应云卫、沈浮和陈鲤庭等分别任厂长。可以说，在当时的上海电影制片机构，导演特别是解放前著名导演的影响力大大增加。我们知道，解放前电影导演主要是通过美国电影认识什么是电影并学习怎样拍摄电影的。比如，谢晋就曾说：“夏衍同志一直讲，中国的电影导演过去确实没有进过电影学院，他们是从美国影片里一点一点学的。美国片要看五遍、十遍，是这样慢慢学的，美国电影是我们中国电影的第一个老师。”[155]受美国影片的影响，解放前导演已经形成了比较固定的电影观和拍摄电影的模式。这是当时上海电影制片机构不同于北京、长春、八一等电影制片厂的重要特点之一。此次改革后，虽先后发生了“反右派”和“反右倾”运动，但上述电影管理体制及上海电影制片机构的特点并未发生重大变化，可以说这正是导演谢晋及上海天马厂可以拍摄，也愿意拍摄剧本《琼岛英雄花》的重要原因之一。
那么，剧本《琼岛英雄花》吸引导演谢晋的具体原因是什么呢？在《〈红色娘子军〉：青春》节目中，谢晋直截了当地回答说：“因为它带传奇性啊！”传奇性的来源主要就在于剧本设置了洪常青这一男性角色，设置了洪常青两次化装进入南府，洪常青解救、教育吴琼花，洪常青吴琼花恋爱等情节。谢晋又选择英俊小生王心刚饰演洪常青，并大胆起用新人祝希娟饰演吴琼花，这更增加了影片的观赏性、娱乐性。
据说现代琼剧《红色娘子军》在创作期间，也曾有人提议设置一名男性指导员，但遭到了中共海南区党委领导和创作组多数成员的反对，理由之一是不符合历史史实[156]。事实上，琼剧和影片《红色娘子军》都是虚构的文艺作品，记录史实并不是它们的主要任务，在笔者看来，影片《红色娘子军》设置了洪常青这一人物和洪常青解救、教育吴琼花，洪常青吴琼花恋爱等情节，追求传奇性的效果，关键的问题不在于违背了历史史实，而在于其表征（represent）了什么意义，也就是说，这种设计建构并宣扬了什么意识形态，并在此基础上试图建构并询唤（interpeller）什么主体？
在最浅白的层面上，影片《红色娘子军》借由吴琼花从一名女奴成长为女战士并进而成长为共产主义先锋战士的过程，表征了中国被压迫妇女顽强的斗争性、革命性。毫无疑问，女性所受到的压迫中既包括性别压迫，也包括阶级压迫，阶级意识的觉醒、阶级层面的解放是女性意识觉醒和女性解放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由于影片设置了一名男性党代表，并由他来解救并教育吴琼花，这就又生产了另一层意义，即女性无论在肉体上还是精神上都需要男性拯救，男性是女性的救星，而女性则相对无能和无知，这种人物和情节设计相当明显地建构并宣扬了男权中心主义意识形态，同时也遮蔽了女性的性别意识觉醒和性别解放问题。然而，就笔者所掌握的材料看，当时几乎没有人对此种设计提出质疑，相反，倒是有人从影片得出结论：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可以解决所有的妇女问题。例如，当时著名作家魏金枝在《吴琼花为什么如此坚强》一文中称，影片《红色娘子军》“叫我联想起‘五四’时期所曾经热烈讨论过的一个妇女问题：妇女走出家庭怎么办？……根据当时较为先进的说法，就是主张妇女要在社会上有平等的地位，必先在经济上有平等的地位。但是要有经济上平等的地位，又必须先具有怎么样的条件呢？这却并没有人明确地提出过。但在今日看来，这岂不是一个极为简单的问题么，只要妇女参加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的革命，随着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所有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男女平等问题都解决了”[157]。更有甚者，时任中国影协第一书记的袁文殊还撰文称：
在反映海南人民的斗争方面，影片通过娘子军这一支队伍的描写来反映海南人民的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通过个别来反映一般，这是有成效的。但是整个看来，影片所反映的视野究竟还是不够宽阔，因为海南人民的斗争和斗争的主要方面，毕竟是在“男子军”方面，而娘子军的斗争只是一个小小的角度罢了。像现在影片中的表现却过多的局限在这一个角度上，无法使人通过这个角度感受到整个海南的斗争形势，从而也就有可能使人发出一个疑问：男子们哪里去了，怎么只剩下妇女们在斗争[158]？
事实上，正如袁文殊本人所说，影片通过“娘子军”来反映海南人民的斗争，以个别反映一般，是没有问题的。有问题的是他相当明显而强烈的男性中心意识，所以他才会对影片没有反映海南人民斗争的主要方面——“男子军”方面产生不满，还貌似很有绅士风度地追问：男子们哪里去了，怎么只剩下妇女们在斗争？言下之意似乎是斗争是男子们的事，妇女们应该在男子们的保护下过幸福的生活。
魏金枝、袁文殊等人的观点并非个别性的，影片《红色娘子军》上映后，在观众中引起巨大轰动，并因此获得了第一届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和最佳配角等四项大奖。以上种种都表明了当时社会上男性中心意识的强大力量，也反讽地证明了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尚未解决所有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男女平等问题。
如上所述，对于影片设置洪常青这一人物和洪常青解救、教育吴琼花等情节，当时几乎没有人提出质疑，不同的是，对于洪常青吴琼花恋爱问题，当时却产生了相当激烈的争论。在开始讨论这个问题前，我们先了解一些相关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