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幽默

我小的时候，比现在的孩子们笨好几倍。老师问一斤棉花重还是一斤铁重，我们几乎全体一致举手，大言不惭地说一斤铁比一斤棉花重。看到老师对我们闪着惊讶的目光，大家便赶紧改口，高喊着一斤棉花比一斤铁重！

然而我们却活得很革命，天天唱着动听的歌曲，什么“我们是新中国的儿童”啦，“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啦，“我们是多么地幸福快乐”啦……唱饿了就跑回家里啃玉米面窝窝头就咸菜。那时，除了唱歌时感到幸福以外，其余的全是艰难困苦，我们穿着补丁摞补丁的破衣烂衫，上课的教室是普通的民房，斑驳的墙皮，吱吱嘎嘎的课桌，而且夏天漏雨，冬天透风。我们没有任何玩具，那时还没发明出塑料这个玩意儿，更谈不上电子玩具了。但儿童是不可能没有玩具的，于是我们就玩蚱蜢，玩蟋蟀，玩蜻蜓，最多的是玩苍蝇。那时的苍蝇比今天的品种多，也比今天的苍蝇漂亮，特别是那种绿身红头苍蝇，真是闪着宝石般的绿和晶莹光彩的红，绝对比蜜蜂好看。我们专门捉大个头的苍蝇，然后将它的翅膀拽掉，让它们只能按照我们的要求爬行，并比赛哪只爬得快。对蜻蜓更残酷，捉到后就把它们后半截身子折断，然后再放飞。折断半个身子的蜻蜓痛得直线地往空中飞，我们称为“蜻蜓钻天”，一个个都仰着小脑袋，看哪只钻得最高。玩腻了玩够了我们就把这些小昆虫踩死，然后跑回家里从水缸舀一瓢凉水咕咚咕咚地喝一肚子，再用脑袋顶起沉重的大木头锅盖，用小脏手掰块玉米饼子或菜饼子，大口大口地吃，吃得极香。我从来没记得我在玩苍蝇和蜻蜓后洗过手，但我从来没得过病，就是有点什么病，躺在炕上盖大被捂半天汗，立竿见影地就痊愈。今天人们谈虎色变的什么“禽流感”，其实就是当年的鸡瘟。那时经常闹鸡瘟。然而，闹鸡瘟时却是我们小孩的节日，因为我们可以大吃瘟死的鸡，瘟死的鸡往往是一群群的，所以，那香喷喷的鸡肉，管够你吃。好像也没听到过吃瘟鸡死过人的事。

但我们即使穷得那个倒霉的样子，却充满理想和信心，总想当一个小英雄。因为那时的教育全是奋勇战斗，不怕牺牲。好像那时候到处都是坏蛋，而且这些坏蛋总是想方设法地来破坏我们的幸福生活，所以，有很多小英雄与坏蛋做斗争的故事，感动得我每天都热血沸腾。为此，我和同学们走在大街上，总是警惕万分地注视着对面走过来的人，意在发现哪个是坏蛋。坏蛋一眼就能看出来，因为无论是电影里演的或画报上画的，坏蛋全都是歪鼻斜眼面孔凶恶。有一天，我还真就发现了一个坏蛋，形象和电影里演的、画报上画的一样，歪鼻斜眼面孔凶恶，并且眼睛叽里咕噜乱转，鬼鬼祟祟的。我一下子警惕并激动起来，这个坏蛋一定在干坏事，在秘密接头，在搞破坏，否则他为什么这样慌张呢？我一定要像老师教育的那样勇敢，做一个敢捉特务的小英雄。我毅然决然地跟踪那个坏蛋，不远不近地盯住他。为了怕坏蛋逃跑，我还偷偷捡了块沉甸甸的石头，紧紧握在手里当武器。那天天气格外晴朗，头上的太阳金灿灿的，一群小麻雀在屋檐下叽叽喳喳地唱，一些更小的孩子在路边玩耍。这样美好的和平时光，我惊险万分地在跟踪坏蛋，心里又骄傲又紧张。不幸的是前面突然出现了公共汽车站，而且还驶过来一辆可恨的公共汽车，那坏蛋跳上汽车，汽车“咔”的一声关上门，开走了。我傻眼了，因为我压根就没有买车票的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坏蛋逃走。沉甸甸的石头在手心里握出了汗，可什么用也没有，最后我只好垂头丧气地回到家里，告诉爸爸妈妈说我发现了一个坏蛋，可惜让他逃跑了。妈妈立刻斥责我：“别胡说八道了！”我当然不服气，继续坚持确实看到一个贼眉鼠眼的特务，爸爸竟然火了，狠狠地给了我一巴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