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牛马放屁

偶然看到国外的一条消息：说是有人研究牛马放屁，说每匹马和每头牛每天能放多少屁，成千上万匹牛马能放多少屁。开始我以为这是外国幽默，可再看下去，竟然是科技简讯。为了防止地球的温室效应，一个外国科学家对成千上万的牲畜每天放屁很感忧虑，因为这是在排放甲烷和二氧化碳，会像汽车产生废气一样加速地球变暖。于是这位科学家开始研究一种牲畜的饲料，这种饲料的功能是大大减少牲畜放屁。细细想想，这个科学家的担忧还确实不无道理，牲畜的屁股比人的屁股大，放出的屁来肯定气量很大，全世界成百万成亿万的牲畜，每天要放亿万万个屁，那是多么可怕的污染！于是这篇开始使我忍俊不禁的文章，却又令我肃然起敬。坦率地说，我感到国外尤其是发达国家的人，干什么工作都比较认真。

我所居住的城市曾是深受殖民主义侵略的城市，殖民主义者在我们的城市留下了不少建筑，每当我走到这些建筑跟前，都会惊讶不止，那么厚重的基石，那么坚固的结构，每一块砖的质量和造型都非常考究，这让你不由自主地想到坚不可摧，想到千秋万代。而你再看看新中国成立后我们自己建的房子，简直就像搭地震棚似的，偷工减料，草三了四，用极其粗糙的材料，毛毛糙糙地建出一片片简陋的“板楼”。用一个作家的话说：我们的房子盖着盖着就旧了。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盖的新房子，有的已经拆掉重建了多次，可是人家侵略者在我们国土上建的楼房，至今岿然不动，而且还雄踞城市的主要风景之列。近日到上海开会，从外滩望浦东，看到改革后拔地而起的新建筑甚为壮观。但走到每处新建筑跟前认真细究材料的质量和外观工艺，就立即意兴索然了。如果再从浦东回首外滩，你就不能不钦佩殖民主义者留下来几乎近百年的老房子，还是那么坚实那么稳定那么富有城市的豪华感。前些年，辽东半岛闹地震，大家这才惊愕地发现，我们新中国成立后建的成千上万座楼房，竟然没有一座有建筑参数的技术资料，而同时又惊异地发现，殖民主义者在半个多世纪前建的楼房，却完好地保存着建筑技术资料，上面明确地写着建筑的日期、质量标准和抗震级别。我觉得我们实在是应该感到脸红，这样得过且过地凑付，就像明天就要逃走似的。

十多年前我以作家的身份访问日本，一个搞电视的日本朋友邀我和同行的女作家陈祖芬去他家做客。他听到我是大连的作家，便找出一盘录制的黑白录像带，让我看看我没出生以前的大连是什么样子。我看后大吃一惊，那上面有大连的工业、农业、交通和文化教育状况，有钢产量、粮食产量乃至教职员工的数量，真是各行各业如数家珍，怕是我们大连人自己都不会有这么详细的记录。后来，他又放了一盘《今日大连》的彩色录像给我看，镜头竟深入到农贸市场的小货摊和平民百姓的家里，其详尽的生活场景连我这个大连人也目瞪口呆。走出那个日本朋友家，我竟感到“太伤自尊”，心里很不是滋味。

我们常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可是我们却从来就没害怕过。不用说城市建筑，其实任何一个行业你都能看到稀里糊涂。近些日子大喊警惕“地沟油”，说是不法分子用饭店下水道的剩余废油和饭菜炼油，然后再卖到饭店里。人们大呼小叫，甚感不安。但至今我没看到农村山沟里的“野炼油厂”有谁去管过，饭店里的“剩余材料”有谁去查过。可是在外国，每天都有卫生部门人员到饭店里去检查化验，监督回收一天用过的废油，所有的饭店，一家不漏。我在公安局挂职，整日里接触案件，可是至今我没看到公安局有一辆拉伤员和尸体的救护用车。我到非洲，就是一些经济落后的国家，只要出了交通事故和什么案件，立即就会开来一长串警车和印有公安字样的救护车。另外，倘若我们真正按章办事，不靠搞不正之风弄些小车，那么今天绝大多数的警察只能是骑着自行车去追赶罪犯。最可笑的是警察为了办案，经常加班，但从来没有加班费一说，因为加班费还是“文革”时制定的每小时三角五分钱。我不知道我们的各级领导每天都在干什么，建国六十多年了，办公大楼豪华起来，办公室阔气了，但管理状态还是“战时帐篷里筹建”状态。所以，别看我们的领导和部门多如牛毛，但下面出了事儿，你却找不到属哪一家管理。也许我们总是高喊形势逼人吧，所以无法去认真干工作，连文坛也粗糙得令人莫名其妙。无论是创作、评论和阅读，都像赶大集一样，一阵风一阵雨。就拿评奖来说，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在文学上都有有稳定名称的国家级奖种。可建国才几十年，我们的国家级文学奖却似商店里的酒瓶子一样，不断地改头换面出新花样。新中国成立以来已经有好几个花样，改革开放后，本来制定评全国优秀文学作品奖挺好，可不知怎么就消失了。换了几个花样后，现在又换了××奖，像个大箩筐一样，什么都往里装。后来人们才发现，只要换一朝官员，就换一个奖种方式，不用说，下一届官员又会发明出来另一个花样的奖种。

过去搞政治，我们用运动方式，大喊大叫，雷声滚滚，似乎压倒一切，其实只是震动人们的肚皮，所以人们的思想至今空空如也。今天搞经济，我们还是沿用过去搞运动的方式，没有法律式的认真，这就太可怕了。坦率地说，我们大概连“害怕”二字也没认真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