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献综述
冷战结束伊始，非洲在日本对外战略中并不占据特别重要的位置。但是，近来日本开始积极调整其非洲战略。因而日本在非洲的一系列活动，也引起了国内的关注。如张宏明主编的《非洲黄皮书》[1]，就对日本的非洲政策有所涉及。在2011年出版的《中国非洲研究评论》中，还特别收入了外国学者所写的两篇文章：《缺乏战略性的日本外交与非洲》《日本的非洲史学》[2]，以资比较。同年出版、由商务部研究院亚洲与非洲研究所编的《大国对非洲经贸战略研究》[3]一书中日本赫然在列，是其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6个世界大国之一。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大国非洲战略研究”课题，日本的非洲战略仍旧占据一席。由此足见，近年来国内学术界正在逐步重视对日本的非洲外交的研究。除论文[4]之外，在对日本经济、国家战略研究的专著内也有章节涉及日本的对非外交。比如金熙德《日美基轴与经济外交——日本外交的转型》[5]、廉德瑰《“大国”日本与中日关系》中，皆有专门章节论及。但遗憾的是，至今国内还未见系统研究日本非洲外交方面的学术著作。
在日本国内则是另一番景象。除了大量学术论文以外，还有不少著作。比如小田英郎主编的《非洲与日本》[6]、石田洋子著《被非洲抛弃的日本》[7]等。此外，还有从2005年持续出版至2008年的《非洲政策市民白皮书》[8]，2013年日本外务省《外交》杂志特集《日本战略外交的死角：非洲》[9]等。而在国别、地区研究上，则有森川纯的《南非与日本——历史·结构·课题》[10]，川端正久、佐佐木建主编的《南部非洲：后种族隔离制度与日本》[11]等。
一、时间划分
对于日本非洲外交的时间划分，日本学者佐藤诚从ODA实施的角度对日本政府的对非外交所进行的时间划分，认为可以分为以下5个阶段[12]：
第一阶段：1954(科伦坡计划)—1972年，追求短期经济利益；重点援助亚洲、对非援助政策缺失；
第二阶段：1973(第一次石油危机)—1980年，扩大对非援助，维护经济安全因素增加；换取非洲在联合国对日本的支持；
第三阶段：1981(ODA五年翻番计划)—1988年，利用援非消化日本贸易顺差，援非与增加全球贡献度的考量；减贫和粮食安全计划考量；
第四阶段：1989(第一大援助国)—2000年，成为非洲最大援助国；介入政治领域；召开TICAD，争取主导权；
第五阶段：2001(美国是第一援助国)—2004年，援助与维和相联系；发展伙伴关系；支持“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NEPAD)”和非盟(AU)；
中国学者金熙德认为可分为[13]：
第一阶段：20世纪60年代前的对非关系准备期；
第二阶段：20世纪60年代在联合国外交中的对非关系；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能源外交中的对非关系；
第四阶段：20世纪70年代之后政治外交中的对非关系；
第五阶段：冷战后的调整，目的是扩大在非洲的政治影响，在“入常”等方面争取非洲国家的支持。
日本学者森川纯则提出冷战时期日本对非洲的政策是一种“二元结构”，即对以南非为代表的“白非洲”与之外的“黑非洲”国家的外交，因此时间划分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4]：
第一阶段：1951—1960年，二元外交的形成；
第二阶段：1960—1975年，二元外交的确立期；
第三阶段：1975—1989年，二元外交的动摇、解体期。
从以上划分可见，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被普遍视为日本对非外交的一大转折点，而冷战结束的1989年则被视为另一转换点。日本著名学者田中明彦则认为，1993年TICAD会议之后，日本外交的中心并没有转向非洲；而进入21世纪之后，日本对非援助增加，标志着冷战后开始重视非洲[15]。石田洋子却认为，冷战后“非洲外交作为支撑日本外交大国化取向的手段，处于重新讨论、重新建构中”[16]。
进入21世纪后，日本的非洲政策确实出现了重要变化。至于具体的时间节点，有鉴于日本积极“入常”与其对非外交之间的关联，以及2006年日本《外交蓝皮书》中首次出现了“对非洲外交的理念与基本政策——为什么是非洲”——这样涉及日本政府冷战后对非外交进入理念层次的考量，所以本书认为，2005年可以作为冷战后日本对非外交的转折点。
二、研究角度
对于日本非洲外交的研究，一般有两种角度：
首先，认为在日本与非洲的外交关系中，ODA是支柱，所以“日本的对非政策=日本的对非援助政策”[17]，因而着重于研究日本对非援助政策的演变，尤其集中于对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的研究。比如白如纯、吕耀东的《日本对非洲政策的演变与发展——以非洲发展国际会议为视点》[18]、周玉渊《从东南亚到非洲：日本对外援助的政治经济学》[19]、日本学者佐藤诚《日本的非洲援助外交》[20]、吉田荣作《非洲开发新课题——非洲发展会议与洞爷湖峰会》[21]、大林稔与石田洋子合著《非洲政策市民白皮书》系列等。
其次，综合性研究。比如森川纯的《日本的非洲外交——结构·轨迹·课题》、青木一能的《缺乏战略性的日本外交与非洲》[22]、远藤贡的《从反应到理念——对非外交》[23]，中国学者罗建波的《冷战后日本对非洲政策的调整变化》[24]等。这些研究，在援助政策之外，还涉及日本自卫队的海外派遣等涉及安全领域的内容。然而，就如上述《缺乏战略性的日本外交与非洲》《从反应到理念——对非外交》——标题所显示的，一般认为日本的对非外交缺乏理念和战略性。
经济外交一直是战后日本外交的主要方式，对非外交研究的维度因此缺失也无可厚非。由于21世纪之后非洲的“价值”上升，各国对非洲的关注度也随之提高。日本的对非外交除经济之外，也多有拓展。譬如根据《海盗对策法》，日本2009年在东非吉布提建立基地，并在2011年派驻自卫队。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首次在海外建立基地并派驻自卫队。鉴于日本对非外交的现实，停留于经济援助层面的研究局限性越发明显，更需要涵盖经济、政治、安全等各方面的综合性研究，而本书即是这样的一次尝试。
三、日本的对非外交理念
被誉为日本非洲研究第一人的青木一能认为，“20世纪60年代到第一次石油危机发生时，可以说日本政府对于非洲几乎没有政策上的考量”，而石油危机后的援助外交，是“对紧急事态的一种应急处理”；此后“日本政府不断重申重视对美关系、重视西方，并为此不惜任何代价履行国际责任等口号，其中一种尝试就是加大对第三世界各国的援助”；进入21世纪后，日本外交的基本特性至今并没有改变，“仍是为应付突发问题而行动”[25]。
大林稔认为除了南非之外，日本与非洲各国的经济、政治关系相对稀薄，人员交流也不活跃。日本的非洲外交是在“受到外压(特别是美国)”以及 “非洲的要求”下展开的。而且，首先注重的是与欧美的协调[26]。
佐藤诚在美国政治学者肯特·卡尔德的“反应型国家”概念基础上，试图为日本这种应激性的对非政策进行理论解释。佐藤认为日本冷战后的对非政策，“在支援对象国的考虑上是以海湾战争为背景，围绕向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和欧洲各发达国家展示日本的国际贡献这一目的而展开的。通过三次TICAD的召开，主导非洲发展援助，可以看作不仅是向非洲各国，也是向各援助国展示日本的做法。也就是说，无论在哪种情况下，日本对于非洲之外的第三国、第三地区的行为进行反应，继而采取在非洲的具体行动”。[27]这里，佐藤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非洲以外的所谓“第三方”。
森川纯则有不同意见。他认为日本的非洲外交在冷战期间，由于反共战略、欧美协调、二元外交这种框架的存在，日本的可选项受到限制。对于日本外交当局而言，在非洲应该采取的是“阻止东方特别是苏联的进入，加大作为西方一员并不断做贡献的日本的存在”。日本对非外交有指导理念，即反共主义与经济扩张主义[28]。其实，从森川的观点同样可以推导出日本的“非洲外交中缺少非洲的影子”这一结论。
而对于日本对非外交的理念问题，望月克哉从日本对非洲的援助角度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日本作为国际社会主要国家，“作为经济发达国家在人道上、国际团结上理所应当的责任，是加强对非洲区域的援助，对非洲国家走向自立与发展进行有效协助是必要的”[29]。“人道主义考虑”与“相互依存”这两个日本开展对外援助的基本理念中，日本对于非洲的援助显然出于前者。[30]而青木一能也提出日本的援助在于解决非洲贫困问题，日本是人道主义的“优等生”，其对非洲的援助是基于“人道主义”理念。[31]
是否果真如此？在第一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举行前，当时《朝日新闻》就非常明确地指出，日本召开非洲发展国际会议，是为了成为常任理事国而需要获得非洲各国的支持，日本举办该会议的目的在于强调自己是“世界大国”。田中明彦认为，冷战后非洲更多被视作推进联合国外交的“大票田”[32]。石田洋子指出，“非洲外交作为支撑日本外交大国化取向的手段，处于重新讨论、重新建构中”[33]。在2012年日本的《外交蓝皮书》中，对于日本的非洲外交有如下表述：“1. 真挚地致力于解决非洲所面临的各种问题，是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国家所应当承担的责任，同时也与获取国际社会的信赖相连。2. 非洲拥有丰富的天然资源、不断增加的人口，是具有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潜在巨大市场，因而应加强与非洲的经济关联。3. 在推进安理会改革、气候变动等问题的解决时，非洲各国的合作是不可或缺的。”显然，日本对非外交出于“人道主义”理念这一结论，并非无懈可击。
而中国学者态度比较统一，也比较透彻，认为：“日本对非洲的援助政策被认为，一是为了获得非洲资源以维持其作为经济大国的基础，二是争取非洲国家支持日本入常以成为政治大国，从而扩大其国际影响力”[34]；“东京非洲国际发展会议的根本目的，在于推销日本的对非援助理念与价值观，谋求能源安全保障与实现入常。”[35]
四、南非问题
非洲地区大国南非在冷战后才变成了“发展中国家”，适用于日本的ODA。南非问题是日本对非外交难以仅用援助政策来解释的最明显例证。在1994年出版的《非洲与日本》中，小田英郎对日本非洲外交的考察，是从对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进行经济制裁开始的。其从南非延伸到南非周边黑人国家，在考察了双方人员往来、经贸关系以及ODA的变化之后，认为“至少在非洲开始进入独立期的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至1970年前半期为止，日本对于非洲的态度是消极的”。由于与南非的经贸关系，日本“立足于以民间为中心的经济主义，以权宜之策处理对非关系”。[36]
森川纯专门写了一本专著，研究从冷战前开始的日本与南非之间的关系，并提出冷战时期日本对非洲的外交是一种“二元外交”。也正是基于对“白非洲南非与黑非洲即肯尼亚、尼日利亚、坦桑尼亚、塞内加尔等”[37]的划分，青木一能在其研究中，将日本对南非的政策单列在外。
日本曾经是南非最大的贸易伙伴。与南非的关系是日本在非洲大陆至今为止最重要的一组双边关系。日本与南非的关系在受到“第三方”影响的同时，南非自身也成为“第三方”之一，直接影响着日本对其他非洲国家的外交。而冷战前后的南非自身又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将南非与南非之外的非洲分开考察，有助于更为清晰地看到冷战与冷战后日本对非洲外交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