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非会议与日本对非外交的起点
关于战后日本对非外交的起点，有不同的划分方法，也存在着争议。
最早的时间，是将1951年9月在旧金山召开的对日和会视为战后日本对非外交的起点。虽然通过此次会议，日本与非洲大陆当时的4个独立国家南非联邦、埃及、利比里亚、埃塞俄比亚有了接触，并在《旧金山和约》生效后正式解除了敌对关系，但并没有真正展开彼此关系。
也有将非洲国家大量独立的1960年视为日本对非外交开端，但实际上20世纪50年代非洲已经存在着8个独立国家，非洲北部已经大致完成独立运动，1957年加纳的独立也拉开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独立的序幕。因此，这一划分法也存在缺陷。
如果将1952年《旧金山和约》生效视为日本战后外交的起始元年的话，那么1955年召开的第一届亚非会议，可以视为日本真正意义上的对非外交的起点。此次会议是日本在恢复主权后作为独立国家参加的第一个重大国际会议，也是日本真正接触非洲国家的开始。
战后初期的非洲，绝大部分地区仍处于西方列强的殖民统治之下。日本与非洲地区之间，在战后有着一定的贸易来往，但事实上主要与英国、葡萄牙以及南非这些或是殖民帝国或是白人国家的所谓“白非洲”之间有较多的联系。通过第一届亚非会议，日本接触到了“白非洲”之外的非洲国家、为实现民族独立而进行不懈努力的非洲民族解放组织等。那时，日本对战后的新非洲有了初步认识，而这一认识影响着此后日本对非外交的展开。
一、亚非会议前的国际格局与战后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
1947年3月，杜鲁门主义出笼，标志着美国对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冷战”的开始。1949年7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欧美军事合作由此得以实现。1949年1月，苏联与东欧5国成立了经济互助委员会，实现了同东欧国家的经济合作。1955年，苏联同东欧国家在华沙缔结了友好互助条约，并设立了统一的武装部队司令部和政治协商委员会。这样，20世纪50年代初，北约和华约两大军事集团在欧洲形成，标志着严重对立的两极格局的形成。
20世纪50年代也是冷战向全球扩展的时代。在亚洲，中国是一个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国家，美苏都极力想拉中国进入自己的营垒。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站在社会主义一边，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战略。美国在其“失去中国”后，加紧规划以挽回在亚洲争夺中的颓势，其中一大举措就是实施通过“扶植日本”，对抗社会主义的中国之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形势还发生了另一大显著变化。由于“二战”使得帝国主义体系被削弱，加上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为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1947年英国失去了其在亚洲最大的殖民地——印度，随后巴基斯坦、叙利亚等国家也纷纷独立。而法国在越南的失败导致其不得不退出印度支那，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在亚洲摇摇欲坠。20世纪50年代初，民族独立浪潮已经从亚洲蔓延到了非洲。这一时期非洲独立运动的重心在北非，利比亚取得独立、苏丹成立自治政府。亚非这些新独立国家，作为一支重要的国际政治力量，逐步登上世界政治的舞台。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段时期，美国仍在延续其反殖民主义传统。1949年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明确表示：“美国支持那些逐步向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自治或独立目标前进的人民的民族主义意愿……我们政府的政策，是支持一切以自己行动表明他们值得、并已准备享受自由的人们来获得自由。”[1]但是，随着东西方两大阵营逐渐形成，美国不得不更重视与西欧盟国的关系，不再积极地倡导殖民地的独立。艾森豪威尔入主白宫后，延续了杜鲁门政府的态度，将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看作一种对美国及西方阵营极其不利的力量，认为“国家的独立绝非解决亚洲与非洲复杂问题的一剂灵丹妙药”[2]，实质上与亚非兴起的民族主义站到了对立面。
与之相反，1953年，在斯大林逝世后，苏联转换路线，尝试利用第三世界的民族独立运动扩张自身势力。1953年夏，苏联主动放弃了对土耳其的领土要求，并主动向伊朗提出解决边界、财政等问题。除了与蒙古、土耳其、朝鲜等国家签订经济合作协议外，1954年苏联与阿富汗、1955年与印度也签订了协定。苏联主动接近第三世界国家，并对于中立主义表示支持。而美国对中立主义持批判态度，国务卿杜勒斯认为“冷战是事关善恶的道德战争，所以中立主义是颓废的，是不道德且近视的”。因而，美国加紧建立军事同盟来遏制苏联。
1954年9月，美国主导成立了东南亚条约组织，但该组织遭到区域大国印度的抵制。在中东，美国试图成立的中东防御体系也遭到了埃及的抵制。亚非新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中，不乏不愿卷入美苏冷战之中，因而推行中立主义的国家。
亚非会议前，日本刚刚恢复独立不久。对于当时的日本而言，最重要的外交课题是回归国际社会、参与国际事务。一方面日本努力恢复与各国的邦交，另一方面则积极争取，加入各个国际组织。不言而喻，加入各种国际组织意味着日本作为独立国家得到认可。同时，对于资源匮乏的日本而言，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还意味着可以通过战后的国际经济体系，实现“贸易立国”的发展目标。
1952年，日本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55年，加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然而，日本却迟迟无法加入联合国这一战后最重要的国际组织。日本尤其重视加入联合国一事是因为，在旧金山和约的签约国中，不包括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而要求日本进行赔偿的一些国家也没有批准该和约，也就意味着日本独立国家的身份并没有在国际社会中得到广泛认可。因此日本认为：“加入联合国，意味着完全回归国际社会得到了国际认可，这一点对于被指责为侵略、好战的我国而言，意味着和平志向、国际协调这一战后我国的旗号终于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正式认可。”[3]
但是，在东西对立的冷战框架下，日美安保条约的存在，突出了日本是西方阵营重要成员的不争事实。因此，其加入联合国的诉求，必然会遭到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特别是拥有一票否决权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家苏联的反对。所以，日本在加入联合国的道路上，也遭遇了重重困难。
二、亚非会议的召开与非洲意识的酝酿
美苏之间日益加剧的冷战对峙局势，严重威胁着亚非国家的独立与安全。新独立的亚非各国意识到国家建设的成果，会被有可能爆发的战争毁于一旦，有必要加强国际合作，协调彼此立场，避免被卷入冷战之中。1954年12月底，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5国总理在印度尼西亚茂物举行会议，研究召开亚非会议事宜。由于巴基斯坦的极力主张，日本被列入了万隆会议的受邀名单之中。
1954年12月29日，决定召开万隆会议的茂物会议决议在茂物当地发表。第二天一早，日本各大报纸都对此进行了报道。对于参与万隆会议，日本国内舆论高涨，认为这是回归亚洲的绝好机会。当时日本社会正处于反美浪潮之中，而“反美爱国”常常“与亚洲的合作”结合在一起。但是对于当时的日本政府而言，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是，参加这一会议是否会招致美国的不快。外务省对此态度谨慎。在得到正式邀请之后，日本政府立刻向驻日美国大使馆报告，就是否出席万隆会议，希望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同时，亦表明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时受到邀请，但日本无意利用这一机会接近中国。驻日美国大使馆在该报告上加了如下批注：“应注意到该报告是对鸠山内阁重光外相所阐述的——与中国的关系接受美国的建议——这一声明的首次实践”[4]，然后送交美国国务院。
1954年12月31日，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美国并非亚洲一员，也未被会议所邀请，所以这一问题与美国没有直接关系”。事实上，美国也担心由于会议邀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而使会议成为亚洲各国共同反美的发泄场所，进而导致亚洲社会主义国家与非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团结的加强，从而使欧美各国与之裂痕加深，进而出现“亚洲人的亚洲”[5]。然而，美国也没有阻止会议召开的任何有效措施，所以对于日本是否应该参加亚非会议，美国一度态度暧昧。
1955年年初开始，日本外务省和驻日美国大使埃里森等，向华盛顿报告了就日本参加该会议、同时承担反共职责所达成的共识[6]。1955年1月25日，美国做出了最终决定，所有驻外使馆接到指令，称“1. 应由各国决定是否参加万隆会议；2. 如果参加，希望选送最好的代表；3. 各国应充分留心共产主义国家将会利用这一会议；4. 如果非共产主义国家开展有效合作，就可在会议上挫败共产主义阵营的图谋，取得建设性结果”[7]。随后，日本正式表示接受邀请，参加万隆会议。而在万隆会议召开前，设计日本在该会议上基本方针的亚洲局第一课课长小泽，就以一周一次的频率与美国大使馆负责政务的外交官会面并交换信息[8]。对于万隆会议，日本外务省的方针是，即便是亚洲政策，仍需优先考虑与美国统一步调，日本应该以符合对美协调的形式来实现“回归亚洲”[9]。
代表日本参加万隆会议的高崎达之助，在回忆万隆会议时曾说道：“由于‘台湾当局’、韩国政府未收到邀请，万隆会议主要是由共产主义色彩强烈的各国组成。因此自然预料到了会出现以共产阵营各国的主义、主张为基础的决议。但是日本是以美国等民主主义国家为背景而出席的，如若处理不善，很容易陷入孤立之中。但因此就与共产阵营同步的话，与美国等的外交关系又可能出现裂痕。日本处于这样微妙的立场。而我的想法是尽量不要深入涉及政治问题，将问题局限于经济关系来进行沟通。”[10]
在会议召开前，巴基斯坦之所以极力主张日本的与会，是为了“通过日本的参加，防止会议被导向一边”[11]。因为1954年5月巴基斯坦与美国签署了互相防御条约，并加入了东南亚条约组织，是当时参加茂物会议的5国中唯一的美国盟友。万隆会议排除“台湾当局”和韩国，却招待中华人民共和国，显得具有很强的反美色彩。由于与印度的关系，巴基斯坦希望通过日本的参与，作为自由主义阵营的反共代表，来减少坚持中立的印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新生国家以及正在努力争取独立的国家中的影响。除了日本，巴基斯坦也积极开展工作，说服同是“自由主义阵营”的土耳其参加。但此时的日本仍处于经济恢复时期，与亚洲国家的战后处理也未了结，而在申请加入联合国的过程中又几次被苏联以否决权拒之门外，在会议上显示积极的反对共产主义的姿态，并不符合日本当时的利益。
在决定邀请日本后，茂物会议各国呼吁日本积极参与会议议程。印度更是表示，“工业国日本会成为亚非会议理所应当的领导者”[12]，说明日本被期待作为“经济发达”国家来领导亚非会议。然而，出席万隆会议的日本政府首席代表既不是首相，也不是外相，而是经济审议厅厅长高崎达之助。印度对此评论道：“高崎代表的演说并没有什么积极的内容，这一演说给予我们的印象是，日本由于与美国的关系，对于万隆会议，明显并不积极也不重视。鸠山首相、重光外相都没有出席，就反映了这一情况。”[13]在万隆会议上，日本强调与亚洲各国的经济合作，是希望借此来回避探讨政治问题。而在涉及其他国家所提出的各项政治议题时，日本也“只发挥了观察员的作用”[14]。
日本的消极不仅让亚非国家失望，也让美国不满。会议上亲美的土耳其、巴基斯坦、利比里亚等9国提出了针对苏联的“纠正包含诉诸暴力、渗透、颠覆等手段的各种形态的殖民主义”提案，日本只是发表了支持该提案的发言而已。对于印度所提出的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与裁军分离，避开联合国框架进行讨论等，日本也只是向对此持有异议的巴基斯坦、土耳其表示支持[15]。
万隆会议结束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会见了在会议上采取追随美国立场的各国大使，并表达感谢。然而其中却没有日本。据说是因为在会议中日本的态度并没有达到需要国务卿表示感谢的“积极”程度。[16]
参与万隆会议的有分属于两个不同阵营的国家，也有提倡中立路线的国家。会议之所以能跨越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分歧得以成功举行，是源于会议主导国家反帝反殖民主义的共同诉求。在万隆会议最后的公报中“特别谴责种族主义”，宣布殖民主义是“应当迅速予以根除的祸害”，支持殖民地人民追求自由和独立的事业。而此时的日本，还没有意识到正在形成的第三世界的政治价值，却首先感受到了自身与万隆会议的格格不入。
有记者这样描写道：“万隆会议使日本人感觉到热血沸腾，一方面他们有一种冲动，想大喊‘我们也是亚洲人，亚洲的人们，我们和你们一起前进。中国人哦，我们必须重新建构与中国人的关系’；另一方面，来到万隆的日本人，又发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将日本与欧美联结在一起。那并不仅仅是因为日本与美国的军事同盟，更是源自日本与欧美各国属于同样的经济圈——这一更为永久、更加深层次的事实。”[17]
众所周知，由于与《旧金山和约》同时缔结并生效的《日美安保条约》的存在，日本当然是西方世界的一员。同时，日本虽然在地理上属于亚洲，但是在政治、经济结构上与欧美近似，而与万隆会议的其他国家有着很大的不同。早在万隆会议之前，吉田茂就提出了：“我们日本除去被占领的时期，自古就是独立国家，因此独立才是(我国之)本来姿态、是常态。这一点上，应与之前所说的那些国家分清楚。事实上今天的日本，在国内政治、经济、产业、社会状况等方面，与其说是亚洲性的，不如说是与西欧所类似的。”[18]
万隆会议事实上印证了吉田茂对日本国家身份的判定。与日本相似的，并不是亚洲的邻居们，所以日本在万隆会上“看上去就像是谁也不认识、也不被任何人认识的陌生客人”[19]。
万隆会议同时也反映出非洲国家对于日本的误解。争取民族独立的非洲各国很大程度上将反帝反殖民等同于反白人反人种歧视，当时并没有充分认识到黄色皮肤的日本实际上也曾是万隆会议所反对的帝国主义国家、殖民国家之一。战败使得日本失去了原来的殖民地，但美军占领的7年时期并不能改变日本的国家属性。它确确实实是一个“类白人国家”。而在会场的低调行事，又将日本的这种属性进一步隐藏在了“中立”的表象之后。非洲所理解的万隆会议是深受殖民主义迫害的反抗者集会，是可以帮助自己实现政治要求的舞台。参加万隆会议的29个国家中，非洲独立国家只有6国，非洲大地的绝大多数地区当时尚未获得独立。
非洲各地的民族主义政党和组织——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突尼斯新宪政党、摩洛哥独立党、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南非印度人大会，均是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的大会。在万隆会议期间，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哥组成的北非代表团举行记者招待会，明确表示要求消灭任何地方的殖民主义，并希望万隆会议支持“结束北非的殖民主义”。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南非印度人大会发表书面声明，要求南非白人当局放弃不公平的种族隔离、种族歧视政策。对于非洲国家而言，参加此次会议的日本也应该是“反帝反殖民地”的伙伴，而且日本是唯一实现了工业化的有色人种国家，是非洲国家未来自主进行国家建设的榜样。于是，非洲在无意识中形成了对日本的不合实际的过高期待。
日本接触非洲，是在亚非集团这一框架内开始的，对亚非集团的政策很长时期内也就是对非洲的政策。而就亚非集团内部排序而言，非洲排在亚洲之后。一方面是出于地理位置的远近因素，另一方面从参与万隆会议的国家数量、实力对比来看，当时的非洲也确实没有什么足以引起日本重视的资本。非洲获得独立或者名义上独立的国家甚少，在与会的29个国家和地区中，只有埃及、埃塞俄比亚、黄金海岸(现加纳)、利比里亚、利比亚和苏丹(当时为苏丹自治政府)6个非洲国家。如果将北非国家划入阿拉伯国家内，则参加会议的阿拉伯国家有11国，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只有3国，所以“亚非会议”更像是一场“亚洲·阿拉伯会议”。无论如何，当时亚非集团的重心是亚洲，非洲就像是个附赠品。所以在制定对亚非集团的政策时，日本首先偏向亚洲也是自然。对于非洲的考量，被放置在对亚洲认识的延长线上。而本质上“亚洲”又并非是日本真正的归属，不存在完整意义上的作为“亚洲一员”的日本，就更谈不上作为“亚非一员”的日本。
出席万隆会议给日本带来的好处，首先体现在政治上。1955年联合国十周年大会上，日本被打包在加拿大所提出的18国加盟方案里，似乎可以越过苏联这一关。但由于台湾当局不同意蒙古加入而行使否决权，使得18国加盟方案功亏一篑，于是日本再次入联失败。
这时，日本外交当局意识到加入联合国实际上“是日美关系问题……有关联合国的想法，我国与美国不得不一致”[20]。日本认识到由于美国的原因，日本有可能无法加入联合国。而对于迫切希望加入联合国、得到最广泛认可的日本而言，必须转换思路，调整过渡依靠美国的方针来实现加入联合国这一目标。1956年6月6日，在土耳其的提议下，联合国内部的亚非集团一致决定邀请日本参加该集团。对于这一由23个国家构成的非正式组织的决议，日本国内舆论认为“作为还没有加入联合国、被孤立于国际社会的日本，在对此决定感到莫大喜悦的同时，必须深深感谢亚非各国的好意”。[21]
之前，在联合国大会上，亚非集团强烈要求讨论阿尔及利亚问题，导致法国一度从联合国撤回代表。这被视为亚非集团在联合国讨论各问题时，可以发挥极其重要作用的一大例证。有意见认为日本之所以在加入联合国一事上屡屡失败，是因为没有有力团体支持日本的加入。在加入亚非集团后，日本要加入联合国就会极有希望。根据这个决定，加濑俊一大使得以出席6月12日举行的讨论阿尔及利亚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相关会议。
此外，由于鸠山一郎首相的努力，日苏实现了邦交正常化，日本扫清了加入联合国的最大障碍，在1956年12月18日终于实现了加入联合国的愿望。在1957年的联合国大会，由于得到了亚非集团和西方阵营的支持，日本作为新加入国首次当选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由此，日本实实在在地意识到了亚非集团在联合国的能量，这也顺理成章地成为日本战后正式对非外交的肇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