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诉求与对非外交的调整
日本作为资源贫乏的经济大国，其脆弱性在第一次石油危机后暴露无遗。在其外交战略转向“资源外交”时，对非外交也经历了同样的调整。
一、资源诉求下重视对非外交
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经历了由煤炭转向石油的“能源的液体化革命”，获得廉价而稳定的石油，已经成为日本经济发展的前提。而中东地区，是日本石油最重要的进口来源。
所谓的中东地区，除了海湾地区这一世界上石油储量最多、产量和出口量最大的地区外，还包括非洲北部地区。1956年，阿尔及利亚和尼日利亚发现石油后，非洲被探明的石油储量和产量迅速增加。20世纪60年代后，北非的阿尔及利亚、利比亚等国石油产量大增，迅速成为世界主要产油国。
到1974年时，日本的一次性能源消费中，石油占74.4%。而在1963—1972年间，日本进口中东石油占其年均全部进口额的86.8%。在石油危机爆发后，对于日本而言，当务之急是打开与中东各国的僵局，争取被认定为“友好”国家，从而获得稳定的石油供应。
此外，为了防止石油危机再次发生，日本争取扩大进口石油的渠道，并开始从中东地区以外的产油国进口，以减少对中东石油的依赖程度。对日本而言，东南亚地区地理位置相近且是有丰富资源的市场，是分散风险的最佳选择。1974年1月，日本与印度尼西亚签订协议，开发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北部和加里曼丹东部的油气田。然而，1974年1月，当田中角荣作为日本首相首次遍访东南亚各国时，“欢迎”他的却是反日游行。在1974年11月第九次东南亚开发部长级会议召开前，印度尼西亚与马来西亚明确表示不参加这一日本所主导的东南亚发展会议。日本与东南亚的关系持续恶化，撒哈拉以南非洲随之受到日本重视，被视为有助于分散资源来源风险的资源大陆。
撒哈拉以南非洲蕴藏着丰富的资源。1956年尼日利亚就发现了石油，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第一大产油国。1957年法国在加蓬发现石油并开始开采。而在20世纪70年代，几内亚湾沿岸又有许多国家发现石油。撒哈拉以南非洲油田的最大优点在于，靠近大西洋，远离动乱的中东地区。
此外，非洲矿产资源也极其丰富，尤其在中部与南部非洲。非洲拥有可观的金、铁、铜、钻石、锗、钻、镉、锡、锰、铀、钨、铝土矿等。号称“铜矿之国”的赞比亚，北部有一条长220千米、宽65千米的“铜带”。这条铜带上铜的储量占世界总储量的11%。非洲是世界天然钻石的主要产区，蕴藏量超过世界总藏量的90%；稀有金属方面，比如铂，非洲拥有世界储藏量的90%，而世界50%以上的铂产自非洲。其中南非是世界最大的黄金储备国、生产国，也是锰储量、铬储量最多的国家，世界上最大的铂族金属蕴藏和生产国[4]。这样，日本有了对整个非洲大陆积极开展外交的最直接动力。
二、积极改善对非关系，换取能源资源供应
(一) 积极改善与非洲的政治关系
日本尝试改善与非洲的政治关系，首先体现在首脑外交上。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前，非洲访问日本的政要有埃塞俄比亚皇帝(1957年、1970年两次到访)、马达加斯加总统(1964年)、扎伊尔总统(1971年)、毛里塔尼亚总统(1972年)、喀麦隆总统(1973年)。日本方面，除了1960年皇太子夫妇访问埃塞俄比亚之外，在1974年之前，日本的首相、外相等政府要员从未到访过非洲。而日本与非洲各国之间的相互访问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成果。
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后，以副首相三木武夫和海外经济合作基金会会长大来佐武郎为代表的政府高级使节团，踏上了前往八大中东产油国的“乞油外交”之旅，其中也包括埃及。而在1974年1月上旬，前外相小坂善太郎作为政府特使出访中东地区八个产油国，其中包括北非的阿尔及利亚、摩洛哥、苏丹和利比亚。到了1974年10月31日，木村俊夫外相开始访问加纳、尼日利亚、扎伊尔、坦桑尼亚、埃及。这是日本外相首次正式访问非洲。
此外，日本开始采取比较积极的态度回应非洲的一些政治诉求。但日本要拉近与非洲的关系，无法回避的是南非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北非的阿拉伯国家此时也改变策略，对黑非洲开始进行援助。而通过1973年9月第四次不结盟首脑会议、11月的非洲统一组织外交部部长会议以及同月举行的阿拉伯首脑会议，阿拉伯国家与独立的黑非洲国家合成一体，以色列问题和南非问题被视为是同一性质问题。石油输出国组织对南非实行石油禁运，而黑非洲各国则与以色列断绝关系。这样，以北非为链接，非洲与中东团结起来，在共同的“反白人”诉求下进行抗争。
由于美国的关系，日本无法与以色列断交，如果在南非问题上继续无视非洲国家的不满，维持消极姿态，就有可能被赶出整个非洲大陆。1974年6月5日，日本政府宣布停止与南非的体育、文化教育交流。时间刚好在第十一届OAU首脑会议举行的一周前。而此次会议强烈谴责了包括日本在内的与南非保有关系的西方阵营各国，更指责日本违反联合国决议，与罗德西亚进行秘密贸易。7月，日本外务省、通产省以及经济界最主要团体“经团联”组成小型特别委员会，开始讨论实际情况以及相应对策。在访问非洲前召开的记者会上，木村俊夫外相表明会要求南非政府出具出口证明，以证明日本并没有违反联合国对罗德西亚的经济制裁，继续进口该国出产的铬[5]。同年8月1日，日本先于西方阵营各国承认了几内亚比绍的独立。就在一年前的1973年11月，联合国大会通过承认几内亚比绍独立、谴责其宗主国葡萄牙的决议时，日本还投了弃权票[6]。1974年9月的联合国大会上，木村俊夫外相在演说中强调：“再次确认我国反对南非的种族歧视、占领纳米比亚以及南罗德西亚的少数白人支配这一历来的基本立场，同时今后也会遵守对南罗德西亚进行经济制裁等相关联合国决议，继续为非洲各国人民能快速达成愿望提供协助。”[7]
出访非洲期间，在与各国领导见面时，木村反复强调日本的反殖民地主义、反人种主义立场，同时承诺要加强对非洲的经济合作。非洲对日本这一立场转换表示欢迎，但是对日本政府这种“应急处理”也保持谨慎态度[8]。确实，除了在1971年制定了禁止直接投资法之外，在木村访问非洲前日本都没有采取任何具体的措施来对南非的种族歧视进行抗议。因为南非本身就是日本在非洲大陆最为倚重的贸易对象，日本与南非一国的贸易量几乎等同于与整个黑非洲的贸易量。南非还是日本的矿产资源、特别是稀有金属的最大供应国。
(二) 以经济援助换取能源资源供应
在无法以“与以色列断交”“为阿拉伯国家提供军事援助”来达到“友好”国家标准的背景下，日本为了确保石油的稳定供给，必须打开与中东产油国之间的僵局。这时，日本选择了以最擅长的经济援助为中心，开始开展“亲中东”外交。而这一“经援换资源”的外交方针也同样体现在此时的对非外交中。
其实，在石油危机爆发之前，日本已经对非洲开展了一定的经济合作。但是由于日本仍是发达国家中的“小国”，由于英法等原宗主国在积极提供援助，希望维持对非洲的战略控制。而且美苏也在非洲展开援助竞争，并不需要日本介入。日本在非洲的经济援助“量力而为”，重点置于与自身有经济利益的、对美国而言比较重要的国家，范围并不广泛，态度也并不积极。最大的诉求是为表明自身是美国的合格“伙伴”。
由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非洲与欧美的矛盾日渐突出，有了转为支持中国的可能性，从而使得中国有可能凭借中小国家的支持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出于对此的担心，美国开始认可日本作为“有色人种”工业国的价值。日本开始比较积极地在反共这一“大义名份”下介入非洲，通过团结尼日利亚、象牙海岸(现科特迪瓦)、马达加斯加等亲西方的国家，拉拢美国无法介入的坦桑尼亚来“中和”中国在非洲的影响。1966年，日本向尼日利亚、坦桑尼亚和乌干达提供了贷款援助。
20世纪70年代初期，日本仍在为阻止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四处活动。身处西方阵营的“有色人种”发达国家日本所承担的“反共”责任，最具体目标一直是“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日本本身也视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对手。日本官方在《七一年经济合作的现状与问题点》(后来的《经济合作白皮书》)中分析：由于国际货币体系的动摇，发展中国家成为牺牲者，在1972年的联合国贸发会议上必然会与发达国家进行对决。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席位，就会给予想增加发言权的发展中国家更大的力量，“今后中国作为援助国，作为亚非集团的领袖在国际舞台开始活跃时，会给日本造成巨大压力”，所以日本的新援助需要放宽条件，充实“质”[9]。1971年，日本给予刚果5 000万美元贷款用于铁路建设项目[10]；1972年给予赞比亚、扎伊尔共计1.5亿美元贷款，也是用于铁路建设。之前日本给予乌干达、坦桑尼亚以及尼日利亚的贷款几乎都用于农业项目，可见，1970年中国开始援建的坦赞铁路对于日本的影响不小。
1968年，日本超过联邦德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时候在西方阵营内日本已经不再是“小国”，欧美国家对于日本的要求也在日趋严格，增加援助金额被视为一个军事开支一直处于低位的和平国家理所应当承担的责任。1972年OECD发布了中国援助实绩报告，首次对中国的援助进行了总结。而两相比较之下，无论是政府发展援助对GNP的比率，还是援助条件，日本都不如中国。这份报告，某种程度上是对日本援助政策的“敲打”。
但在非洲问题上，日本有自身的利益，而这一时期对非洲增加的援助可视为具有一定自主性。而这种自主性在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后上升到了顶点。
为了应对石油危机，既无法与以色列断交，也无法提供军事援助来向阿拉伯世界示好的日本，决定运用经济援助为外交武器，打开与产油国间的僵局。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后，当年12月三木特使出访中东8国，表明对阿拉伯地区产油国进行30亿美元援助的意图，其中包括给埃及的、用于改造苏伊士运河的1.3亿美元的日元贷款。而在1974年1月上旬，前外相小坂善太郎作为政府特使出访中东地区，其中包括北非的阿尔及利亚、摩洛哥、苏丹和利比亚，并为这些国家带去共计1 400亿日元的低息优惠日元贷款。
此后，日本持续加大了对北非地区一些产油国的援助力度。比如对于1974年与美国恢复邦交的北非产油大国阿尔及利亚，在1974年日本的ODA之前一直低于10万美元，而到了1976年增加到329万美元，1977年猛增到1 425万美元，1978年继续增加到将近2 000万美元[11]。
日本对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同样接连不断地承诺提供庞大的经济援助，作为获得资源的回报。从数据上来看，1972年日本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双边ODA仅为505万美元，1973年猛增到1 858万美元，1974年增加到3 635万美元，1975年则为5 907万美元，分别占ODA总量的2.4%、4.1%、6.9%[12]。其中对产油国、原来的纺织品第一大出口市场尼日利亚的ODA从77万美元上升到1974年的382万，再上升到1975年的2 731万美元，而不产油的加纳则为41万美元、39万美元、199万美元。此外，还有对扎伊尔、赞比亚这些不产油、却拥有大量矿产资源的国家所进行的大量援助。两相对比可见，在不得不持续扩大ODA的过程中，受到1973年石油危机的影响，从本身能源、资源的保障出发，日本对非洲的ODA在同步扩大的同时，更多流向了拥有能源、资源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
出于石油危机后确保石油能源、矿物资源进口的考虑，日本对非洲的经济合作有了明显的扩张，对非ODA的增长尤为明显。到了1976年，日本对非洲ODA回落到了4 627万美元，1977年为5 826万美元。1976年之所以援助额会暂时回落，是由于当时资源市场的情况好转。日本为确保所需资源进口而持续扩大对非援助、积极地开展对非双边关系，就此也告一段落。
由于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日本外相再次踏上了非洲大陆。访问的国家变成了尼日利亚、科特迪瓦、塞内加尔、坦桑尼亚和肯尼亚。这五个国家都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其中只有尼日利亚是产油国。对于经历过产业结构调整、并与中东一些产油国维持着良好关系日本，石油危机导致的冲击已经减少许多，而非洲自身的一蹶不振使得南非以外的非洲各国，本身对日本的经济价值开始下降。
这一时期日本对非洲的“资源诉求”，越发向非洲“白人国家”——南非聚拢。因为南非可以为日本的高科技产业提供不可或缺的稀有金属资源。由于石油危机的爆发，出于分散风险的需要，日本不得不重新利用煤炭。南非虽然不产石油，却是世界第三大煤炭出口国。这样，南非对于日本的能源保障又有了更大价值。1980年对南非贸易在日本对非贸易总量中所占的比率，出口为36.83%，进口更是高达81.39%。而其他拥有资源的非洲有色人种国家作为日本进口国的地位，开始逐步下降。
日本对非洲的ODA，在1978年后又一次激增，但是导致这次数量扩大的，显然不再是资源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