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石油危机与日本外交路线的调整
一、第一次石油危机后的国际局势
第一次石油危机发生之前，美苏正处于冷战的缓和期。迈入20世纪70年代，美国处于实力相对衰弱阶段，与之相对，苏联的综合国力却在逐步走向顶峰。而石油危机的爆发，使美国以及整个西方阵营遭遇到了战后最为严重的经济衰退，实力进一步下降。基于对国际关系和双方实力的认知，美、苏两国都认为彼此之间的缓和十分必要。于是从20世纪70年代初到70年代中期出现了东西缓和现象，对于一些热点争端问题，双方都表现出了较大的克制。
由于欧洲是美、苏两国的最大利益所在，在欧洲问题上双方几无回旋余地可言，因而将更多目光转向了包括非洲在内的第三世界。1975年，随着最后的欧洲殖民者——葡萄牙退出非洲，非洲安全局势开始恶化。安哥拉陷入了内战，而安哥拉与扎伊尔(现刚果民主共和国)之间发生了军事冲突，肯尼亚与乌干达发生对立。种种事件都显示出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发生了内部分化。在北部非洲，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之间的冲突，又导致“黑非洲”与阿拉伯非洲分化。阿拉伯非洲在西撒哈拉问题、黎巴嫩问题上也开始分裂。整个非洲逐渐成了美苏展开争夺的“试验场”。
1975年，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召开把美苏缓和推向了新的阶段。但同年，苏联废除了1972年签订的《苏美贸易协定》，双方在限制战略武器、中欧裁军等问题上的分歧也随之公开化，标志着美苏关系的缓和逐渐走向终结。1977年1月，卡特就任美国总统后，对尼克松政府以来的对外政策实行重大修改，开始重新实行对苏遏制，并大幅度增加军费，大力加强军事力量，对苏政策变得较为强硬。
1979年，随着苏联入侵阿富汗，美苏的紧张对峙再度高涨，东西问题重回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里根政府上台后进一步强化抗苏立场，强调“以实力求和平”，大力振兴经济，实施“星球大战计划”，以期在经济上拖垮苏联。与此同时，美还坚持在西欧部署新一代中程导弹，苏联为此于1983年11月中断了同美国的裁军谈判。可以说，1980—1984年间，是美苏激烈对抗的阶段。
20世纪80年代初，苏联发生了严重的领导危机。最高领导人的更迭频繁，直到戈尔巴乔夫上台，美苏关系才进入了一个既对抗又对话的新阶段。1985年3月，美苏恢复了日内瓦的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僵冷了多年的美苏关系有所缓解。此时，美国经济在经历了连续几年的增长后，又开始面临严重的财政赤字。与此同时，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的经济矛盾也日益尖锐，而与日本的经济矛盾显得尤为突出。日本被认为是在美国主导下的西方经济秩序中，索取得最多而贡献最少的国家，这导致美国对日本的态度越发强硬。
二、日本经济结构调整与外交诉求的转变
进入20世纪70年代，日本已经成为西方体系的重要一员。1971年美元危机之后，日本被迫实行浮动汇率，大量美元流入，日本的贸易黑字大增，日美之间的贸易摩擦越发尖锐。此外，1971年美国在对华政策上的“越顶外交”，对自认在是美国在亚洲头号盟友的日本的刺激不可谓不大。尤其是，在基辛格秘密访华后的联合国大会上，日本还与美国一起提交了“逆重要事项”来阻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地位恢复，然而该提案被否决。对这一系列的挫败，读卖新闻干脆将之称为“日本的噩梦”[2]。日本政府不得不重新认识变化了的国际环境和自身的国际地位，以修正以往过分追随、依赖美国的路线，探索在战略上发展多边政治、经济关系的自主道路。
祸不单行。此时，日本又遇到了战后“最高级别的国际冲击”——石油危机。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阿拉伯产油国为了更有效地打击以色列及其支持者，宣布对石油实行减产、禁运、提价、国有化四项措施。由于害怕石油进口被停，日本国内甚至发生了民众哄抢日用生活品，结果导致物价高涨，整个国家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这次石油危机，使得已晋升“发达国家”的日本意识到自己仍有可能陷入物资不足的境地。日本认识到在相互依存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安全，不仅意味着要避免外来军事侵略，还要避免因无法进口重要的资源而受到伤害。在国际体系中，金字塔底部的那些拥有资源的中小国家一样可以左右日本的生死。
此前，由于美国对中东地区石油的绝对控制，作为美国的盟友及追随者，日本只需要掏钱，石油供应是得到保障的。而石油危机爆发后，美国自顾不暇，在10月24日，日本的第一大石油进口国沙特阿拉伯宣布，对日本石油供应削减10%，第二天，五家美国石油公司又通知日本，对日本石油供应将削减10%[3]。美国希望日本保持“中立”，不要倒向阿拉伯国家，但无法承诺填补阿拉伯国家对日石油禁运所造成的缺口。
对于日本来说，能源的威胁并不亚于军事威胁。美国本身是半个产油国，在对进口石油的依赖上，与日本这样的纯消费国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日本更为依赖中东的石油供应，与中东的关系也比美国更为脆弱。出于确保资源供应的现实需要，日本不再全盘追随美国，转而选择了“亲中东”的外交路线，采取了以援助换石油的方针。1973年12月25日，欧佩克终于将日本认定为“友好”国家，表示将提供给日本所必需的石油。而第一次石油危机中美国的表现，也使得日本对于完全依赖美国保障国家安全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开始寻求自主性外交，以期达到“综合安全保障”的效果。
第一次石油危机的爆发也促使日本开始产业升级，发展低能耗、高效益的产业。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开始，日本形成对高科技产业，尤其是对半导体、电脑产业的保护扶持政策，最终脱离“中等发达”，晋升为成熟的发达工业国家。产业结构的升级，也改变了日本的进出口结构。其高端产品的目标消费群只可能是富裕的西方国家，日本与欧美等发达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因此更加紧密。同时，日本对矿产资源的需求也从铁矿、铜矿转向了稀有金属。
二次石油危机之后的1980年，日本这个仅占世界陆地面积2.7%的国家，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达到美国的一半，约占世界经济的10%。由于自身经济的高速增长与国际环境的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所推行的、单纯追求本国经济繁荣的“一国和平主义”已经达到了极限，需要建设“世界中的日本”，承担起经济大国的责任。经济的成功很自然地使日本产生了对与自身经济实力相当的国际政治地位的追求，希望重新在世界舞台上扮演政治大国的角色。日本外交从经济中心主义时代，开始向政治中心主义时代的转变。以经济开路，为实现世界政治大国化而创造条件，成为其后重要的外交方略。
日本的产业升级也使得其产品与欧美的重合度越来越高，开始成为欧美的经济竞争对手。尤其是在日美之间，产生了激烈的经济摩擦。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发展看，日美同盟是日本无法摆脱的约束，日本谋求政治大国化，仍绕不过日美同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