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研究框架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日本对非外交的形成不是孤立存在，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往往随着日本国内外的形势而发生变化。受“对非洲以外第三者(欧美)的反应”以及“黑白非洲二元外交论”的启发，本书拟从“国家身份”的角度对日本的非洲外交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
国家作为具有人的社会特性的行为体，其行为并不可能永远出于“完全理性”。建构主义理论的出现为解释国家行为提供了另一种途径。在建构主义理论看来，国家是具有各种各样特定“身份”的行为体，卡赞斯坦所定义的认同 /身份(identity)“指涉的是行为体所持有和表现的、通过和重要‘他者’的关系而形成的(随时间推移而改变的)个性和独特性(自我身份)的形象”[38]。“身份”这一概念从社会空间上将自我与他者进行了区分。“身份”并非是单纯的自我认识，而是对照着“他者”存在。个体从他者的眼中获知自我的身份，身份存在于和他者的关系之中[39]。温特认为国家的自有身份由“内在和外在结构建构而成[40]，其中内在结构则同国家政权组织形式，亦即国家“政权类型”(regime types)或“国家形式”(forms of state)相关联。外在结构是指国家置身其中的一种国际间的政治文化环境，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层面的文化是指社会建构的共有知识，即共有观念。通过构建共有观念或知识塑造国家这一国际社会行为体。而这种身份归属又是通过构建共有观念或知识所塑造的。
行为体通过彼此之间的“认同”(identification)过程，使自我—他者的界限模糊从而建构起“集体身份”(collective identity)或是某种“共同的‘自群体身份’”(in-group identity)，借以“重新界定自我和他者的界限”。简言之，国家身份建立在认同基础上，是一种归属意识，需要有一个归属集团。比如日本战后一直认为自己是和平国家，但并不存在和平国家这样一个集体，所以所谓的“和平国家”并非是身份，而是一种认识或者说规范。国家身份是需要同一集团中的国家彼此认可的，也就意味着集体内部的各国具有一种“同质性”。
当国家身份确立后，为了表现出这种“同质性”，行为体就会主动地实施、遵守相应国际规范的政策和行为。国家身份某种程度上是国家判断国际形势和界定国家利益的决定性因素。而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范是国家间构建共有观念或知识的互动在经历一定阶段后固化而成的，所以通过参与建构过程，同样可以谋求国家利益。有的建构主义学者认为“国家利益的确定是各种不同的主观观念及偏爱之间相互斗争所产生的政治结果”[41]。国家利益是否只是主观观念的产物值得商榷，但是不可否认，主观观念确实影响着国家的行为。
当国家身份固定后，国家会根据身份来界定自己的利益。但是，在当下身份无法获取预期的收益时，国家也存在着改变自身身份的冲动。有建构主义学者承认物质上的收益如安全与福利，在导致身份变化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42]。国家身份本身是主观概念，并非固定不变，国家存在着根据自己的利益需要谨慎选择身份的可能。
关于国家身份对日本对非外交的影响，从战后历史来看，从旧金山和会到万隆会议再到联合国会议，日本与非洲的直接接触首先是在这样的多边国际会议上展开的。对于非洲的认识，是建立在第一届亚非会议，也就是万隆会议所带来的“亚·非集团”这一认识框架中的。日本作为亚洲的一员参与到此次会议中，并由此加入了联合国中的亚非集团。这就构成了一个基本构图：首先，日本与非洲同属“亚非集团”；其次，日本对非洲的考量是建立在亚洲的延伸线上的，即“日本→亚洲→非洲”。
那么日本是否认可自己与非洲同属亚非集团？问题的关键在于日本是否认同自己属于“亚洲”。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就有种身份上的不安。地理上属于亚洲，却以欧美为模型引入国家形式，日本经常限于“西方还是东方”的归属不确定困境中。但日本事实上一直“居于亚洲却谋求欧美身份”[43]。而“亚洲主义”，也即对亚洲的归属认同，“作为自幕末以来不断地对欧美追随的屈辱外交的对立面而一直存在”，但“从没有成为政府的正式外交方针”[44]。因为明治维新之后，与其他亚洲国家不同，日本独自行走在迈向经济发达的“民主主义国家”道路上。更有日本学者指出，“‘亚洲’的概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更加遥远的存在，日本是‘既从战略上也在心理上脱亚’了”[45]。
战后日本外交的起点是“战后处理外交”。旧金山和约的生效意味着美国对日占领的“结束”，与当时一同签订的日美安保条约一起，成为规定日本“独立”之后前进道路的重要“出发点”。对日本而言，回归国际社会，实质上是作为“亲美”国家回归“自由民主阵营”。按照吉田茂的说法，战后初期日本的经济、产业、社会“至少达到西洋水平”，与之相对的“亚非各国人民生活水平低、产业经济还未发展，还没有离开后进国(落后国)的领域”[46]。因而对日本而言，亚洲是与自我不同的“他者”。从经济发展阶段而言，日本高于亚洲其他国家，日本与巴基斯坦、菲律宾等在“内在结构”上是不同的。而这个内在结构并非是政权类型，而是经济结构。
除了欧美的白人国家，亲美的自由主义阵营内并没有第二个日本那样的国家。让日本产生归属感意识的，是欧美所组成的集体，但日本只是“属于”欧美构成的集团，并未参与集团的建构。日本是后来者，是孤独的。因此，日本外交整体上所呈现的是这样一种构图：欧美→日本→亚洲。而在冷战时期，非洲大陆还存在着南非这样一个地区大国。虽然当地黑人占多数，但却实行少数白人的统治；经济上是西方世界一部分，同时也是美国盟友。所以，在冷战时期综合呈现的构图是：欧美 /南非→日本→亚洲→非洲。
日本并不希望归属于东方的“亚洲”，但又不能完全融入欧美。对于这种独特的身份，有一个名词可以做很好的概括：“名誉白人”。“名誉白人”并非是一个正式称呼，而是来自媒体报道。1986年9月19日的《纽约时报》上，登载着这样一篇报道：“南非政府认可日本的经济成绩，将日本人归类为名誉白人，允许其在南非社会拥有与白人同样的特权。”事实上，1961年南非议会正式认可了日本人“名誉白人”的地位，给予在南非的日本人法律上的特殊“照顾”。但是南非所授予日本的“名誉白人”地位，仅限于短期滞留南非者。根据南非的人口登录法，日本人仍被分在“其他亚洲人种”一栏中，不可以与其他人种恋爱、结婚，也即日本并没有达到真正的“白人”地位。
在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日本在明治维新后成为亚洲也是有色人种中唯一加入西方列强行列的国家。日本曾是国际联盟的创始国之一，面对白人以外国家所具有的自信心和优越感并没有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而消失。日本在战后奋力前进，通过经济上的成就再次被纳入欧美白人集团中，但仍被视为“异类”。甚至日本经济发展到世界第二位、远胜于大部分白人国家时，仍由于经济发展模式等被诟病，在集团内得不到与其经济实力相匹配的地位。日本并不希望永远处于这样一种不平等的状态中，试图让欧美认同日本的地位、建立起彼此平等的国家关系。那么日本如何去谋求这样的一种身份提升？其诉求又是否能得到目标群体的回应？而这一谋求在欧美集团内地位提升的行为又与日本的对非外交具有怎样的关联？
为解决以上问题，本书对整个战后的日本对非外交进行了考察。在时间的划分上，大致分为冷战时期与冷战后。冷战时期以石油危机前后为节点进行展开，而冷战后则以2005年日本争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失败为节点。无疑，多边机构中的日非关系，是帮助理解日本对非外交的一大线索。从旧金山和会到万隆会议，再到联合国内的一系列会议，日本与非洲的直接接触首先是在这样的多边国际会议上展开的。直到1974年日本外相才首访非洲，而在任首相则是要到冷战后的2001年才首次踏上了非洲大地。日本与非洲国家在冷战期间接触最多的国际场合是联合国，而冷战结束后所举行的东京非洲发展会议虽然本质上是一个双边机制，但由于其包括有世界银行、联合国，日本官方一直坚持这是一个多边机制。在双边关系中，日本对非洲大陆的外交中，冷战时期日本与南非的关系显得与众不同。而南非在冷战时期的属性是“白人”国家，这一双边关系将是本书重点考察的另一线索。鉴于经济援助这一方式在战后日本外交中的重要性，本书同样以此作为考察日本对非外交行为的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