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 语
本书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对非外交，根据比较重要的几个节点，分为四个阶段进行考察。从每一时期内国际局势以及日本的整体外交战略出发，对于各个时期日本的对非外交进行了各有偏重的梳理、归纳，以期描绘出日本对非外交的行为模式。
战后至第一次石油危机前这一时期内，重点考察的是在战后各种多边国际会议中，日本对非洲外交的开展，这是因为战后日本非洲意识的酝酿与行为模式的形成是从多边国际会议开启的。譬如旧金山和会、万隆会议、苏伊士运河危机会议、联合国系列会议等国际会议，为日本的非洲外交提供了舞台。对于作为战败国的日本而言，当时最重要的外交课题是回归国际社会。在“成为联合国内平等一员”“成为西方经济体系内的平等一员”的诉求下，日本与包括非洲在内的亚非集团、欧美等国展开其外交战略，并逐步形成一定模式。
在第一次石油危机的冲击下，日本的外交战略方向转向了为确保能源、资源的“资源外交”。为了确保资源供应，日本外相首次访问非洲大陆，并在一些在国际政治议题上与非洲统一步伐，承诺提供经济援助等，取得了一定成效。
以石油危机所带来的世界经济危机为背景，已经成为经济大国的日本被西方国家要求分担“援助非洲”这一传统的“白人的负担”。在援助非洲的过程中，日本不断与欧美进行博弈，并尝试主导非洲开发问题。
从20世纪80年代起，经济上已经成为日、美、欧三极之一的日本，开始摸索成为政治大国之路。随着冷战的结束，日本虽然遭受经济泡沫的打击，但经济仍具世界前茅，成为政治大国的诉求反而更为强烈。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理所当然地作为日本的重要外交课题而展开。此时日本对非外交的首要目的，不言而喻是争取非洲的选票。日本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最终未获成功。
2005年的“入常”失败，使日本再次调整其外交战略。但日本并没有放弃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国家目标，这方面仍然需要非洲的支持。同时，非洲的资源、市场等对于急需走出泡沫经济阴影的日本而言也具有吸引力。但随着中国的崛起，日本的对非外交针对中国的意味增强，主要表现在加大了对非洲安全事务的参与度，如吉布提自卫队海外基地的建立等。
本书探讨的另一问题是日本对非外交中所反映的国家身份问题，这从冷战时期日本与南非的外交中清晰可见。战后，日本接触到的是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白人政府，双方关系的起点是旧金山和会，当时日本是寻求国际承认的一方，希望得到南非对自身的认可。当非洲国家接二连三独立时，南非被视为非洲“公敌”，日益受到国际孤立。而彼时的日本，正在寻求非洲各国对自身的承认，争取选票支持来谋求推动联合国宪章修改。
日本与南非的经贸关系在欧美所构筑的保护伞下得到发展。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后，起初为了确保以能源为主的资源供应，日本少有的重视起了非洲各国，也正是出于对石油危机的应对，日本的产业结构发生调整，使得日本对资源中的稀有金属越发依赖，这又进一步推进了日本与南非的关系。而为了稳定南非周边局势，在西方阵营集体陷入经济危机的时候，日本开始分担援助南非周边各国的责任。最终，又是在欧美的压力下，此前一直采取追随欧美，对南非进行制裁的日本不得已，对南非实施了制裁。而在冷战结束前最后的这一轮制裁中，由于日本制裁不力，所以不仅受到非洲各国的谴责，还被同一集团内的欧美“敲打”，日本深刻地体会到了自己身份的尴尬。
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一直“居于亚洲却谋求欧美身份”。对日本而言，实质上战后回归国际社会是作为“亲美”国家回归“自由民主阵营”。从经济而言，日本高于亚洲其他国家，与欧美更具有“同质性”。日本认为自己属于欧美所构成的集团之内，加上日美同盟的存在，使得日本的外交在战后整体上呈现出这样一种构图：欧美→日本→亚洲。
然而在地理上日本无疑又是亚洲一员，战后其参与到第一届亚非会议中，并由此加入了联合国中的亚非集团，而亚非集团成了日本与非洲最主要的接触场所。这就形成一个基本构图：日本→亚洲→非洲，即日本与非洲同属“亚非集团”，同时日本对非洲的考量又是建立在亚洲的延伸线上。也即日本是否认同与非洲同属一个集团，关键在于日本是否认同自己属于“亚洲”。实际上日本自己从未真正归属过亚非集团，而始终是通过欧美的视角看非洲。日本以“白人集团”一员的身份自居，并以此为基础确定对非外交战略。
国家身份是需要同一集团中的国家彼此认可的，从经济发展水平出发，欧美认可日本属于自身集团之内；但同时却又以日本与集团内其他成员所存在着明显的“异质性”为由，拒绝承认日本为集团内的平等一员。
日本的“异质性”并非完全没有“价值”。比如，在冷战时期，当欧美国家与非洲国家对立日益加深时，日本作为集团内部唯一的有色人种国家就显得极有价值。日本可以起到团结那些对欧美不满的非洲国家，防止其彻底倒向苏联阵营。但是更多情况下，欧美将日本的某些“异质性”视为问题，使日本的“身份”十分尴尬。这种身份上的尴尬也束缚着日本外交的开展。
对于日本而言，存在着两种可能：或者摆脱这一身份，摆脱非洲以外“第三方”的束缚，将“非洲”这一真正的客体放在应有的位置进行考虑，确立一个坚定不移的目标去贯彻；或者囿于这一身份中继续在欧美的压力下改善自己的境遇，这将决定未来日本的非洲外交战略能否成功实施。
鉴于“铁打的官僚流水的首相”，外务省的官僚们对于日本外交具有某种主导作用，尤其是对之前经济联系淡薄的非洲，更类似外务省的“专管事项”。因此本书的分析，以外务省的行为为主。本书未涉及日本国内其他行为体对日本开展对非外交的影响，此乃本书的一大不足与遗憾。
首先，在日本外交的决策过程中，存在着“政官财”的三角构造，也即政府与财界为达成外交目标而紧密合作。而事实上日本的大量财富集中于民间部门，日本政府在财政上受到很大的制约。从冷战至今日本与非洲的经贸关系来看，确实“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贸易投资，与日本政府的非洲政策毫无关联，而是按照日本经济的发展历史变化至今”[1]。日本能否进一步开展对非洲的外交，能否赢取非洲的支持，很大一部分取决于日本的企业界即“财界”是否支持。贸易、民间直接投资在增进与对象国家友好合作关系的时候，起着重要作用。
日本的综合商社具有卓越的组织能力，加上雄厚的资金，运用得当，将会是日本开展对非外交的一大助力。总之，日本的“财界”会如何影响日本政府的非洲外交走向，需要进一步考察。
其次，虽然日本政局不稳，但是官僚系统比较稳定，对于日本的外交走向，尤其是对非洲这一关系淡薄地区的外交，官僚系统仍将发挥很大的作用。日本的外交政策本身，是各省厅的协调产物。冷战时期，外务省与通产省、大藏省在对非外交上存在着各种对立，一度被媒体所曝光。冷战结束后，日本的官僚系统也进行了改革，各省厅之间如何进行新的合作，其会对日本的对非外交产生怎样的影响，同样值得注意。
最后，日本在非洲发展中最大的贡献在于对非洲农业的开发。之所以能得到较好的成效，离不开那些无私奉献的日本普通民众。而这种民间层次的友好行为，恰恰弥补了日本官方行为的不足。日本官方也认识到了民间团体在对非外交中的作用，欢迎它们参与东京非洲发展论坛。而民间团体这一脱离原有“政官财”结构的新的行为体，能否影响日本的外交决策机制，是否能给日本的非洲外交带来新的气象？这些问题都值得研究。
此外，日本并不希望在集团内永远处于一种不平等的状态，曾经试图以强大的经济实力让欧美接受自身的“异质性”，建立起彼此真正平等的国家关系。但是，即便是在日本经济最为强大的时候，日本也并未取得在集团内的平等地位；而当日本最为倚重的经济也不再足够强大时，日本又该如何对应，这对其非洲外交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关于这一问题的结论，一方面取决于未来日本的实践，同时也与人们怎样认识这一问题密切相关。在本书所做探讨的延长线上，应该而且能够形成共识。因为从战后的日非关系中，不仅可以观照战后国际政治生动而丰富的内涵，也可以提供思考包括上述日本—欧美—非洲多边关系的人类未来发展的巨大空间。
【注释】
[1]岡田茂樹.日本とサブサハラ·アフリカとの貿易·投資.2007.http：//www.ide.go.jp /Japanese /Publish /Download /Kidou /pdf /2007_03_03_5_okada_j.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