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常”遭挫与日本外交的再出发
一、2005年前后国际局势变化与国际体系的转型
冷战结束后，世界并未如预测那样，形成美、日、欧三极鼎立的格局。在信息革命的推动下，美国经济经历了高速增长，军事实力不断巩固。2003年，美国军费开支达到4 174亿美元，占全球军费开支的47%。排在其后的日本、英国、法国、俄罗斯、德国、中国和印度，七国的国防开支相加后的总额约为1 800亿美元，不及美国军费开支的一半[1]。经济方面，美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实体，为第二大经济体日本经济总量的两倍多。在“一超多强”的国际格局下，美国凭借其强大的综合实力，在一些涉及国际稳定和安全的问题上，总是绕过或凌驾于联合国之上，在全球范围内强行推行干涉主义。
美国单边主义的日趋盛行，美国与传统欧洲盟友之间的分歧也越来越大，主要体现在导弹防御体系、《京都议定书》、巴以冲突、国际刑事法庭和伊拉克战争等问题上。欧洲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区域一体化进程之后，终于形成了拥有强大经济实力的联合体——欧盟。从经济总量来看，欧盟27国的总和已与美国相当。在国际事务方面，欧盟也表现出了更大的外交自主性。
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亚洲盟友日本却经历了一系列“不幸”，经济泡沫破裂、国内政局混乱等。日美同盟更是经历了短暂的“漂流期”。新形势下日美同盟该何去何从？在短暂的“漂流期”困惑后，日美重新取得共识、日美同盟获得了一定的加强。在新的安排下，日本在同盟中的地位得到一定提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扩大了在地区安全事务中的作用，这为日本在后冷战时代，尝试在日美同盟的安全框架下，寻求实现政治大国化这一目标提供了现实基础。
虽然美日欧仍处于国际体系中心地位，但在进入21世纪后，国际力量对比出现了新的变化。最为明显的是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在国际体系中，发展中国家整体力量上升，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不断增大。
其中，中国是最值得关注的国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保持在两位数以上。21世纪初，中国经济更是以每4—5年翻一番的速度增长，到2005年时，中国已成了全球第四大经济体，当年的GDP为2.229万亿美元，接近位列第三的德国。
“9·11”事件后，美国重新对安全威胁的进行排序，将反恐、防扩散、地区稳定列入美国安全政策的前三位。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也相应改变了中国在美国安全挑战中的位置，从而将中国由原先的战略竞争对手转为美国的战略伙伴，在诸如反恐等议题上谋求中国的支持。由此，中国争取到相对和平的安全环境，实现中国经济入世后的10年高速增长。
表2 2005年GDP全球前5名国家[2] 单位：亿美元
国 家美 国日 本德 国中 国英 国GDP12.455万4.505万2.781万2.229万2.192万
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后，国际体系经历了深刻的调整与变动。欧美等发达国家成为重灾区，需要借助发展中国家的力量解决问题。发展中国家经济地位的上升，首先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由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组成的二十国集团，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重要平台。美日欧垄断世界经济事务的时代宣告结束，发展中国家开始参与重大国际事务，与发达国家共同制定规则。这些都标志着国际体系正在面临的深刻转型。
二、“入常”受挫与日本外交重心的再调整
2005年，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之际，联合国改革再次提上议程。日本迎来了借助安理会改革成为常任理事国，以此实现政治大国化愿景的一大良机。日本与德国、巴西、印度结成了四国集团，争取合力推动对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同年3月21日，在四国集团发表的联合声明中，首次表示希望联大通过有关安理会扩容的决议，要求将安理会理事国从目前的15个扩大至25个，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由5个增加到11个。但最终四国集团却未能实现这一目标。
时任日本驻联合国大使的北冈伸一认为，遭受挫折源于三大障碍：(1) 美国的反对；(2) 中国的反对；(3) 非洲的“奇妙”决定[3]。按照北冈的理解，美国的反对是至关重要的。2005年7月12日，联大就四国提出的“争常”方案进行辩论时，美国立场鲜明，不仅自己反对四国方案，还公开“鼓动”其他国家对此方案投反对票，给众多的中小国家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
其次，是中国的反对。这一时期，中日之间的经贸关系十分密切，但由于靖国神社问题使得双方政治关系极其冷淡，长时间处于“政冷经热”中。中国没有在联合国大会上支持日本的“争常”提案，理由是其地区代表性不够，而日本也不愿意与中国直接面对面对话来解决双方之间的分歧。当时日本政府抱有一种“侥幸心理”，即在拉拢其他国家，并获得多数支持后，“中国由于担心招致孤立而不敢动用实际否决权”[4]。而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议题上的态度则一以贯之，希望能通过协商一致的方式实行，反对强行通过四国方案。
在美国表明态度的情况下，日本并没有放弃“入常”梦，仍旧希望通过争取大多数国家的支持，以类似当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方式来实现“入常”。要以多数支持的方式获得通过，联合国第一大票仓非洲的态度显然最为重要。当然，非洲也有改变现状的诉求，当时也提交了非洲版安理会改革方案，双方并非没有合作空间。于是日本把策略调整为集中力量做非洲国家的工作，尽可能获得更多国家的选票支持。
当时四国集团与非盟各自提交的安理会改革方案，主要分歧在于席位的分配以及是否拥有否决权问题上。在几番交涉后，最终双方还是没能谈拢，这样“以多数强行通过”就变得不再可能。在日本看来，四国集团方案未能与非盟达成一致，原因还在于中国在非洲搞的“小动作”。2005年11月，日本国会议员组成的非盟友好议员联盟访问南非。在非正式晚宴上，时任南非外交部副部长阿齐兹·帕哈德对于日本耿耿于怀的安理会改革方案受挫一事，给出了这样的解释：“非盟与四国集团没有取得妥协”以及“中国行使了影响力”，从而日方“确认了中国确实号召非盟阻止日本入常”[5]。通过这次惨痛经历，日本对于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有了极为深刻的认识。
然而，日本反省这次失败后做出的“入常”战略调整却是出人意料又似乎合情合理的“向美一边倒”。2006年伊始，日本脱离四国联盟，试图在美国的支持下，实现独自“入常”的目标。由于美国态度消极，日本政府被迫在2006年3月宣布，放弃实现2006年“入常”的目标。“入常”的失败对于日本的冲击是全方位的。这意味着冷战结束后日本外交整体路线的一大失败。在“入常”这一日本外交的核心问题上几番努力，却都得不到盟友美国的实质性支持后，日本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现实：美国并不希望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于是，在实现政治大国化目标的方式上日本不得不做出重大调整。
需要注意的是，在小泉纯一郎之后，日本政局再度陷入动荡，经历了“六年六相”。经济上的持续低迷和长期通货紧缩，加上政治上的动荡不安，“以经济促外交”这一日本冷战后最主要的外交方式也日渐捉襟见肘。这时，以“普通国家化”，即依靠军事力量成为政治大国便被提上了议程。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日美同盟得到了强化，特别是在“9·11”事件后，美国对日本参与国际反恐的要求加大，日本也试图“借船出海”，通过日美同盟实现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以期通过在安全问题上加强国际贡献，回应国际社会对日本的质疑、进而推动政治大国目标的实现。而这一战略思想也逐步成了日本官方的主流选择。[6]2006年，“普通国家”论的倡议者小泽一郎当选为在野第一大党民主党党魁，2007年民主党在参议院换届选举中获胜，2009年更进一步，以压倒性胜利赢得大选，上台执政。此后尽管日本政权更替，但朝野对于国家的对外战略基本形成共识，基本没有太大改变。
另一方面，日本现有大国地位的基础是经济实力，其国家对外战略同样需要经济的支撑。如何促进日本经济的增长，是摆在经济泡沫破裂后，每一届日本政府面前的最现实的问题。在金融危机后，日本意识到了新兴国家对日本经济社会发展的意义，明确推进“经济外交”[7]。“3·11”大地震后，日本更将经济外交作为“外交三支柱”之一，强调要进一步加强经济外交。同时，大地震加上福岛核电站事故的影响，使得日本电力供给中化石燃料发电的比重陡然增多。包括能源在内的资源“稳定且廉价”的供应又开始“事关日本的死活”，因此需要开展“资源外交”[8]。这样日本的外交又从“以经济促外交”转回了“以外交促经济”。确保自身能源、资源稳定而又廉价的供应，并依靠资源开采买卖赚取收益；推进日本的先进技术，诸如核电发电、高速铁路和水利设施等领域的对外出口成了日本外交的头等要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