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拉力共同作用下的乡村旅游
在城市城镇化快速推进的空间挤压下，超大城市周边乡村一方面被迫不断融入超大城市的城市化进程，另一方面又在城市扩张的夹缝中不断尝试实现乡村的再次繁荣与乡村文化的复兴。乡村旅游不仅为超大城市郊区乡村开辟了实现乡村文化复兴和乡村振兴的通道，也为重新定位郊区乡村在超大城市城镇化进程中的功能与价值提供了新的依据。因此，可以认为超大城市周边的乡村旅游是在推力和拉力的共同作用下发展起来的（见图3-1）。
图3-1 超大城市周边乡村旅游发展动力模型
（一）乡村旅游发展的“推力”
超大城市周边乡村旅游发展的推力来自乡村自有的客观条件、城市政府乡村振兴的发展战略以及乡村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推力最终促成了超大城市周边乡村做出发展旅游的选择。
第一股推力来自国家的乡村振兴战略。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超大城市政府开始逐渐意识到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推动下，实现周边乡村振兴被列入大部分超大城市的发展工作计划中。例如，北京、上海和天津三座直辖市在2018年底2019年初分别出台了《北京市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上海市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和《天津市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其余三座超大城市虽没有独立出台相关规划，但也在所属省份的规划框架下针对周边乡村的振兴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方案，并针对周边乡村一直以来面临的土地利用不合理、乡村风貌不协调、农业功能不全面、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等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例如，在上海的规划中，就提出了“美在生态、富在产业、根在文化”的发展路径，并提出了加快打造具有江南水乡特征和大都市郊区特色的上海农业农村新风貌的目标。这其中，大力发展现代都市农业被作为超大城市实现周边乡村振兴的核心，在政策的推动下，多座超大城市周边陆续建成了许多新的农业发展项目。如广州市2020年集中开园了106个农业公园，针对这些农业公园给出的定位是“农业公园是农民的家园，市民的乐园”，并被作为促进广州周边农村发展现代都市农业，促进富民兴村的重要载体。周边乡村的治理和振兴成为超大城市的建设和发展的重要一环，而乡村旅游的发展恰好为超大城市周边的乡村振兴提供了绝佳的途径，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推动下，超大城市周边乡村旅游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第二股推力来自超大城市周边乡村自身发展的需求。长期以来，大城市周边乡村不断被城市的开发所侵蚀，在空间格局上形成了“以城为主，以乡为辅”的状态，从而导致这些乡村功能及产业定位不明，现代都市农业功能未能得到充分发挥，村民缺乏增收途径，发展方式较为粗放，形成了低效建成用地和珍稀生态价值并重的态势。与城市反差巨大的是，有的乡村在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能力的发展上都明显滞后，乡村发展不仅滞后于城市，甚至滞后于周边其他农村地区。此外，随着青壮年劳动力的外流，周边农村从业人员总体呈下降趋势。以上海为例，农村从业人员从2000年的235万人下降到了2016年的158万人，且主要以非农业为主，从业人员主要分布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2016年上海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一半，虽然高于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但在长三角地区的26个主要城市排名中，仅位列第9。在此背景下，超大城市周边乡村亟须寻求一条新的发展道路来凸显自身价值，寻求发展。而在乡村产业重新定位中，发展乡村旅游为超大城市周边乡村的复兴提供了一条有效途径，乡村旅游的产业发展特征恰好契合了超大城市周边乡村小而散的农业种植格局。
第三股推力来自城市本身生态补偿的需要。近年来，超大城市为了加大生态环境保护，提升城市整体生态环境，维持城市的生物多样性，为市民提供身心再造的场所，建立了一系列生态补偿机制。而乡村作为超大城市生态补偿机制中的重要参与者，几乎承担了城市生态保护的大部分功能，生态保护的需求不仅推动了退耕还林，还极大地推动了超大城市规划中对生态用地的专项保护。为了更好地发挥城市生态用地的休闲功能，这些生态保护区几乎都以城市生态公园或城市郊野公园的形式存在，生态保护需求背景下所产生的城市生态公园也成为超大城市周边乡村旅游的一种特殊形式。
第四股推力则来自乡村土地迫切需要实现功能转换的客观推动。当前，超大城市周边乡村的集体建设用地中，宅基地占了半壁江山，随着农业人口的减少，以及在乡村“精明收缩”理论的导向下，部分村庄已出现大量闲置的宅基地和房屋。同时，由于城市近郊的乡村外来人口超过常住人口，出现人口“倒挂”现象，从而导致乡村空间资源配置和使用的不合理，出现了宅基地闲置和建房需求同时存在的状况。为进一步解决空置资产难以转换与乡村生产生活用地的新增缺口之间存在着制度上的矛盾的问题，转换土地功能就显得十分重要，而在乡村建设用地指标不足、管控刚性的底线下，设施农用地因与农田林地紧密结合，十分适合作为弹性的田园设施和文旅服务的用地载体，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发展乡村旅游为实现农村土地的功能转换开辟了通道。
（二）乡村旅游发展的“拉力”
与推力所对应的拉力则从根本上激发了乡村发展旅游的内在动力，庞大的客源市场成为拉动超大城市周边乡村旅游发展的最主要动力。途牛发布的《2018年乡村旅游分析报告》显示，在乡村旅游客源地排名前十的城市中，有6个是超大城市，超大城市居民已经成为乡村旅游的主要客源。而由于突出的地缘区位的优势，超大城市周边的乡村更是吸引了绝大多数的超大城市居民，成为超大城市周末休闲出游的首选旅游目的地。
庞大的客源市场不仅表现为超大城市中过千万的城市常住人口，同时还表现为这些居民的较高消费能力和强烈的出游意愿。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2 359元，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座城市分别位列第一、二、四和七位，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即便是排名较为靠后的天津和成都两座城市，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从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来看，上海排名第一，深圳、北京和广州分别位列第二、三、四位（见表3-2），已有研究发现，经济收入是影响城市居民出游意愿的主要因素[8]。相关数据也证实了前述四座超大城市的出游力指数分列第一、二、七、九位[9]。这也就意味着，相比其他城市而言，从其可支配收入来看，超大城市居民在旅游方面不仅更具有消费能力，其出游意愿也更高。在强力的客源市场拉动下，超大城市周边的乡村旅游发展不仅吸引了资本和青壮年劳动力的回流，甚至吸引了外部人口携资本和人才进入乡村打造乡村旅游产品。外部力量的加入极大地促进了超大城市周边乡村旅游的提质升级，拉动乡村旅游产品由传统的农家乐、采摘等单一模式扩展至创意民宿、开心农场、农业公园等乡村旅行新业态。
表3-2 超大城市城镇居民消费能力
数据来源：（1）作者根据各地统计公报整理；
（2）中商产业研究院数据库。
休假时间的长短是影响居民出游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10]，城市单位带薪休假制度的落实为超大城市周边的乡村旅游发展提供了时间上的保障。经济和时间的双重保障，以及超大城市中工作生活的巨大压力共同促成了超大城市居民较高的度假休闲需求，乡村旅游已经成为城市居民，特别是超大城市居民休闲、旅游和旅居的重要目的地。超大城市周边乡村为超大城市的居民提供了休闲、游憩、娱乐的理想场所，让市民回归自然享受乡村生活的需求得以满足。随着我国旅游发展至大众化旅游高级阶段，城市居民休闲需求将出现规模化觉醒，届时，超大城市中短途乡村旅游的需求将被极大地释放出来，这也是拉动超大城市周边乡村旅游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