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化考古三题
——宣化古建筑·宣化城沿革·下八里辽墓群

1996年10月，应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之邀，有宣化二日游。既瞻市容，又览古迹。归来据已刊论著，特别是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和宣化区文物保管所诸同志惠赠之各种资料，勉成札记三篇。浅闻拙见推测尤多，甚盼直接参加有关工作的同志诸多匡正。

宣化古建筑

宣化古建筑首推清远、镇朔二楼。清远建自明成化十八年（壬寅，1482年），镇朔创建早于清远四十二年，即明正统五年（庚申，1440年）。二楼俱建于宣化城内主要的南北大街上，并于1986年、1996年先后经国务院批准，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镇朔楼俗称鼓楼，楼下设墩台，台中部券拱洞，直宣化南（昌平）、北（广灵）两门。明东莞罗亨信《宣府新城记》记此楼云：

今上改元正统之五年（1440年）……特命都指挥使马昇督属分兵伐石陶甓……复即城东偏之中，筑重台，建高楼七间，崇四丈七尺余五寸，深（五间）四丈五尺，广则加深二丈五尺五寸焉。上置鼓角漏刻，以司晓昏昼夜十二时之节……其檐二级，南匾曰镇朔，北曰丽谯^[1]。

《正德宣府镇志》卷三《祠庙》亦记此楼云：

镇朔楼即鼓角楼，在钟楼南，正统十年（1445年）改建。礼部郎中黄寿正为匾，前曰镇朔，后曰丽谯。

按鼓楼即古代望敌而设之谯之遗制；宋元以来，多以设司晓昏之鼓漏为主，故常置衙、市之间。镇朔左右为府、县署，前临商市所在的四牌楼，其位置应是依据当时城市设计之规制，故与北京、西安等地之鼓楼位置大体相似^[2]。

清远楼俗称钟楼，位镇朔之北，下设十字券拱，直宣化四门通衢。《嘉靖宣府镇志》卷十二《宫宇考》记其创建云：

成化壬寅，都御史秦建……制极精致完固，上置钟以司昏晓。嘉靖丁酉（十六年，1537年）都御史郭登庸镕钟益金千斤，甚巨，今用之。

宣化文物保管所李敬斋、王晓民撰《河北宣化清远楼》记述该楼建置云：

外观三层实为二层……立体建筑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前后明间出抱厦，建筑四周为有围廊的明代常用的亚字形平面布局。通面阔19.7米，通进深12.35米……^[3]

钟楼建于四面通衢之上，似为明代定制。洪武十七年（1384年）所建西安钟楼即位于东西大街与南北广济街之交，嘉靖五年（1526年）巡抚王荩又移建于四门通衢的十字路口，是现存与此钟楼位置对比的最佳实例。同为边镇的甘肃张掖，于正德二年（1507年）创建的靖远钟楼，虽同建于四门通衢，但钟、鼓并置楼内，当是鼓钟二楼设施之简化形式。钟楼位鼓楼之北，应是仿自京师，而京都之制据《日下旧闻考》卷五四引元人熊自得《析津志》所云：

……齐政楼（鼓楼）也，更鼓谯楼。楼之正北乃钟楼也。

钟楼，京师北省东，鼓楼北，至元中建。阁四阿，檐三重，悬钟于上，声远愈闻之。

又系上沿元大都之旧也。

镇朔楼西北，有残破的时恩寺大殿一座（图一）。《正德宣府镇志》卷三《祠庙》记：

时恩寺在都察院东，成化时建，弘治九年（1496年）重修。

《康熙宣化县志》卷十三《祠祀志》记：

时恩寺在今府署东。

按康熙时府署即明都察院旧址，亦即民国县署所在，为今部队家属院位置。近期宣化文物保管所实测大殿，始于大殿明间脊檩下皮发现创建时题记：

钦差镇守宣府等处建寺大檀越信官太监总兵官乃胜、张进、颜彪、黄瑄。

大明成化六年（1470年）七月十二日午时建完。清泉、时恩二寺开山第一代比丘净澄。

知此殿之建恰在镇朔、清远二楼之间。又从题记所记创建寺施主的职衔，可以推测此寺系正统十四年（1449年）土木之役后，明廷重整北边，在要镇宣化兴建的重要寺院。唯寺荒废已久，仅存之大殿亦倾颓特甚。大殿四注顶，面阔五间，进深三间，进深末间已被拆除，中心间前接之卷棚抱厦系清代增建。

上述二楼一殿俱经清以来屡次重修，特别是镇朔、清远二楼乾隆间和80年代的两次大修，更换了不少大小构件，尽管如此，二楼一殿仍保存了明代甚至15世纪明前期的大木规则；值得注意的是，个别做法似乎还早于15世纪。其例如平身科斗栱尚未缩小，中心间最多四朵；两朵斗栱之间距尚以间为单位；斗欹有；假昂下皮装饰曲线开始于其上十八斗底的中线附近；额枋出头处饰霸王拳曲线者，其上端垂直线条极为短促；不用或少用雀替；彩画不施地仗等，此皆明式建制。柱头科上方伸出的梁头扁窄，与耍头同宽；假昂昂面几无凤凰台；清远楼角科尚用附角斗，三层内檐使用了45°斜栱；时恩大殿厢栱长于瓜栱、万栱，其假昂下皮曲线有的竟开始于其上十八斗底中线之前者；清远楼平板枋出头处有的杀两角，额枋出头处有的在垂直截线下斫成斜面；时恩大殿平板枋出头处饰以海棠曲线，额枋出头霸王拳曲线中部雕饰一独立的圆球状等，似皆为15世纪以前流行的做法。此外，镇朔楼角科平盘斗上出象头雕饰；时恩大殿、清远楼脊槫两侧用细叉手，三架梁上脊瓜柱下用方形角背；清远楼厢栱、瓜栱、万栱两端皆截作斜面，置于上述诸栱两端的三才升亦相应截作斜方形体等，虽属自雁北以东的地方手法，但其出现有的似亦在15世纪之前。以上推测如无大误，则宣化古建筑当有其本地的更早的来源。

《正德宣府镇志》卷十著录（宣德）八年（1433年）大学士杨士奇《宣府弥陀寺重修记》云：

寺有胜国时断碣，仅存其半，所可考者曰都功德主金紫光禄大夫中书右丞相安童建寺，既毁于元季之兵，仅存弥陀殿已敝，都督（谭）公至，乃修其敝、廓其规，而一新之……寺中为三世佛殿，殿之东观音殿，次为宝光堂，西为地藏殿，次为普庵堂。三世殿之北为弥陀殿，殿前四隅为四坛场。东西序为僧寮，西序之西为禅堂。弥陀殿之北为毗卢殿，藏经附庋毗卢殿中，殿前左右为东西方丈，殿后为法堂。三世之南为天王殿，殿之前东为清源堂，次为钟楼，西为崇宁堂，次为大悲阁。又前为三门。庖廪宾客之位咸备。寺成于宣德八年……

此弥陀寺，《乾隆宣化府志》卷十三《典祀志》附寺观亦有记录：

弥陀寺，《旧志》明宣德八年镇帅永宁伯谭广修，大学士杨士奇有记……为镇城第一古刹。康熙元年（1662年）修。

《民国十一年宣化县新志》卷二《建置志》记该寺当时情况云：

弥陀寺在城内虎溪桥……元丞相安童建，见杨士奇记……民国初零落，仅剩残址，会第五师范成立，因就寺址建筑校舍。

第五师范即今宣化东门内大东街路北的宣化师范。因知宣化城内果有元代较大的寺院建筑。其实，不仅有元代佛寺，即在重建弥陀寺同时，谭广还重修了一座旧有的道观——朝玄观。《正德宣府镇志》卷十著录大学士杨荣于宣德九年（1434年）所撰《宣府朝玄观重创记》云：

城之北，旧有朝玄观，毁于元季，荒废有年矣……中军都督府左都督谭公广……惟内地郡邑皆有浮屠老子之宫，为祝厘之所……而兹境乃阙焉。遂因农暇，以士卒余力，具群材，即观之故址，中建三清殿，左右翼以廊庑，而龙虎台、玉皇阁展其后，缭以周垣，树以重门，高卑位次，各得其所，金碧辉煌，规度伟壮，像设、鼓钟、方丈、庖廪莫不毕具。经始于岁辛亥（宣德六年，1431年）之七月，毕工于癸丑（宣德八年，1433年）之九月。

此朝玄观，清避圣祖玄烨讳，改作朝元观，观址位今朝元观街北侧。此外，1985年宣化文物保管所在前述时恩寺西南不远处的花儿巷还清理了一座大约是辽代中期的舍利塔地宫，内出舍利石棺一具^[4]。宣化城内的古代建筑渊源久远，明代楼、殿有其本地更早的特色，亦是可以理解的事^[5]。

宣化城沿革

明初御边所建宣府镇城，《正德宣府镇志》卷十录东莞罗亨信《宣府新城记》记其兴废情况云：

宣府古幽州属地，秦上谷郡，元宣德府，星野当析木之次，入尾一度，壤土沃衍，四山明秀，洋河经其南，柳川出其北，古今斯为巨镇，恒宿重兵以控御北狄。我太祖高皇帝诞膺景命，电扫妖氛，遂掩有华夷，残虏遁迹。地既入于职方，谓濒朔漠，则尽徙其民入居内郡，乃为旷墟。洪武初岁，发兵营屯^[6]。二十五年壬申（1392年），始立宣府前、左、右三卫，遣将率兵镇之。癸酉（1393年），又命谷王来治焉，捍外卫内之意益严矣。旧城狭隘，不足以居士卒。甲戌（1394年），展筑土城，方二十有四里，辟七门以通耕牧，东曰安定，西曰泰新，南曰昌平、曰宣德、曰承安，北曰广灵、曰高远。岁次己卯（建文元年，1399年），太宗文皇帝举靖难之师，（谷）王遗城还京，时止留四门，其宣德、承安、高远并窒之，以慎所守^[7]。永乐甲辰（二十二年，1424年）秋，仁宗昭皇帝嗣大历服诏曰：西北二虏狼子野心，未易以恩信结，宜谨为备。于是，分遣将臣大饬边防，命永宁伯谭公广佩镇朔将军印，充总兵官，来镇于斯，修营垒，缮甲兵，严斥堠，复命工甃围四门，创建城楼、角楼各四座，以谨候望，铺宇百七十二间以严巡徼，二十年间边燧不兴，兵民安于无事。宣宗章皇帝履祚五年庚戌（宣德五年，1430年），立万全都指挥使司，统摄宣府、万全、怀来、蔚州、保安、怀安、永宁、龙门、开平等一十九卫所，控地东西千余里。今上改元正统之五年（1440年）……（上）特命都指挥使马昇督属分兵伐石陶甓，炼石为灰，以包砌之……四门之外，各环以瓮城……

正统五年马昇就洪武甲戌展筑之土城包砌砖石，此砖城即解放后拆除之宣化城。至于谷王还京时封窒之三门位置，见录于《康熙宣化县志》卷首所附《宣化府县城图》。兹以《民国宣化县新志》卷首所附《宣化县城郭图》比对，知南壁之宣德门址位在丹儿巷南端，距南关城西壁与宣化城南壁相接处不远；南壁之承安门址位宣德门之西，直青菜园街南端；北壁之高远门与承安门相直，在龙王庙北。

明宣府镇城系就元宣德府城展筑。《嘉靖宣府镇志》卷十一《城堡考》记：

元宣德县城，在今镇城内……寻为府治。

又记：

皇明宣府镇城，本元宣德府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上谷王命所司展筑，方二十四里有畸^[8]。

是洪武甲戌展筑前之旧土城即元宣德府城。元宣德府因袭金宣德州和有元一代宣德府的变动，见《元史·地理志一》上都路：

顺宁府……金为宣德州。元初为宣宁府，太宗七年（1235年）改山〔西〕东路总管府。中统四年（1263年）改宣德府，隶上都路。仍至元三年（1337年）以地震改顺宁府。

元时宣德府——顺宁府有铁冶和银冶^[9]，设织染司和八鲁局^[10]，置鹰房猎户^[11]和管匠官^[12]，备站赤^[13]，立万户府^[14]。至大四年（1311年）、至顺元年（1330年）先后封帖木儿不花^[15]、乃马台^[16]为宣宁郡王于此。故欧阳玄谓顺宁为“燕代巨镇”^[17]。

元宣德府——顺宁府上沿金宣德州。金宣德州则因袭辽归化州，《金史·地理志上》西京路记其沿革云：

宣德州，下，刺史。辽改晋武州为归化州雄武军。大定七年（1167年）更为宣化州，八年（1168年）复更为宣德。

宣德近中都，完颜亮迁燕后，宗室下迁常贬于此，故金晚期，州“多皇族巨室”^[18]，加之屯兵御北，城已嫌小，《金史·赵秉文传》云：

大安初^[19]，北兵南向，召秉文与待制赵资道论备边策。秉文言：“今我军聚于宣德，城小列营其外，涉暑雨，器械弛败，人且病，俟秋敌至，将不利矣。”……其秋，宣德果以败闻。

按嫌小之城，是指洪武甲戌展筑以前的旧城。亦即展筑后在“镇城内”的旧城。此旧城址的方位：西壁目前尚不清楚；在今宣化城东壁外约70米处的石油公司院内，发现出有大定通宝的金火葬墓^[20]，可见旧城东壁在该墓之西，疑即在今宣化城东壁的位置；今宣化城南壁外，邻近洋河，地势低下，估计旧城南壁约亦为明宣化城南壁所因袭；北壁似在安定门内大东街以北，该地段有几处遗迹应予重视。1．前引在今宣化城内中部偏北的弥陀寺遗址和朝玄观遗址，前者系元初丞相安童创建（寺前直抵大东街的驰道，遗迹尚存），后者亦系元时旧观，此一寺一观当时俱应建于金亡前的宣德州城内。2．皇城桥东以北、相国寺街北侧曾发现出有政和通宝的金末货币窖藏^[21]，货币窖藏不宜埋在城外。3．上述弥陀寺北约450米处和朝玄观北约300米处，即自窑子头向西一线，新发现夯土墙残段数处（图二），该墙的夯层无规律，在10.5～20厘米之间^[22]，颇似仓卒兴建者^[23]，揆之历史形势，此东西延长的夯墙疑即与上引《金史·赵秉文传》所记大安初加强北防有关。尽管《赵传》未记扩城事，但前线情急，率兵者驱戍卒急就为之，亦非不可能也。

金灭辽后，大定间改辽归化州为宣德州。辽归化州上沿晚唐五代武州，《辽史·地理志五》西京道记其经过云：

归化雄武军，上，刺史，本汉下洛县，元魏改文德县。唐升武州，僖宗改毅州，后唐太祖复武州，明宗又为毅州，潞王仍为武州。晋高祖割献于辽，改今名……统县一，文德县……

武州正式入辽在辽太宗会同元年（938年），见《辽史·太宗纪下》：

（会同元年十一月）晋复遣赵莹奉表来贺，以幽、蓟、瀛、莫、涿、檀、顺、妫、儒、新、武、云、应、朔、寰、蔚十六州并图籍来献。于是，诏……改新州为奉圣州，武州为归化州，升……刺史为节度使^[24]。

此后，终辽一代，契丹皇室在归化州境内设行宫^[25]，障鹰猎鹿^[26]；统和中（983～1012年），曾任“善调鹰隼”的耶律制心为归化州刺史^[27]，耶律制心系耶律隆远即韩德让之侄，祖籍蓟州玉田，其祖匡嗣“得亲（辽）太祖……总知汉儿司事”^[28]，制心亦当因此出身而刺归化也。辽天庆四年（1114年），女真酋长阿骨打起兵南下，次年称帝，建金国，天辅六年（1122年）陷归化。保大五年（1125年）天祚帝被俘，辽亡。据《辽志》谓唐立武州最迟应在僖宗之世^[29]。武州有城，《通鉴考异》卷二十八“高行珪使弟行周为质于晋军”条引张昭《周太祖实录》记武州刺史高行珪守城事：

（燕主刘守光大将元）行钦部下诸将……请行钦为燕帅，称留后……行钦以（武州刺史高）行珪在武州，虑为后患，乃令人于怀戍掠得其子，絷之自随，至武州……行珪城守月余，城中食尽……行珪呼谓行钦曰：与公俱事刘家，我为刘家守城，尔则僭称留后，谁之过也……^[30]

武州建州之前，其地为武军驻地，置雄武军使。任斯职者，会昌初（841年）有张仲武^[31]，大历间（766～775年）有刘怦^[32]。雄武筑城，两唐书俱谓始于安禄山，《旧唐书·安禄山传》：

禄山阴有逆谋，于范阳北筑雄武城，外示御寇，内贮兵器，积谷为保守之计，战马万五千匹，牛羊称是。

《新唐书·逆臣·安禄山传》：

时太平久，人忘战，帝春秋高，嬖艳钳固，李林甫、杨国忠更持权，纲纪大乱。禄山计天下可取，逆谋日炽……更筑垒范阳北，号雄武城，峙兵积谷。

自天宝三载（744年）三月，安禄山代裴宽为范阳节度、河北采访使，十四载（755年）十一月，禄山反于范阳，是雄武建城即在此阶段。雄武城应即武州城，亦即辽归化州城、金末以前的宣德州城，故宣化西北下八里辽金墓地所出墓志尚记其地名为“雄武”：

“葬于雄武本郡之西北。”［大安九年（1093年）《张匡正墓志》］

“先祖考世居雄武人也……弥渐于雄武私第。”［天庆元年（1111年）《韩师训墓志》］

“先祖世居雄武人也。”［天庆七年（1117年）《张世古墓志》］

“公讳子行，字敏之，雄武人也。”［明昌元年（1190年）《张子行墓志》］

由上可知，金末以前的宣德州城即辽归化州城，亦是因袭唐雄武——武州城，《嘉靖宣府镇志》卷一《制置考》更举出实物论据：

武州唐置……今镇城。正统间（1436～1449年），葛峪^[33]人穴地得遗碣，谓为武川（州）是也。

现在需要进一步明确的是，明宣化城中，哪些部位是辽归化州城及其上承之唐雄武——武州城的范围？《嘉靖宣府镇志》卷十一《城堡考》透露了一点迹象：

唐下落县城在今镇城之东，其制少隘。

唐下落县系沿前引《辽志》所记之汉下洛县，唐武州即此县所升置，是此云县城亦即武州——雄武军城，其地“在今镇城之东”者，即指在镇城之东部。现据此线索再检讨一下历年宣化发现的晚唐五代迄辽墓的位置。因为唐辽时期在一般情况下，墓地是不会选在人们集居的城内的，但也不能离人们集居的城市太远。承宣化市文物保管所同志见告，宣化城除濒临洋河地势较低的南面外，其他三个方向皆有发现，唯分布在东面者最多，且都在明宣化城东壁外650米左右，即一市里有余的方位。现据1997年4月宣化文保所绘制的万分之一的《宣化城区图》，记录近年宣化城内外各地发现的晚唐五代迄辽代墓葬情况。参看表一（注〔34〕～〔39〕均在此表中）和图三（宣化城区示意图）。

表一　宣化城内外晚唐五代辽墓分布表

东面	a．宣化城东南隅外约630米处县粮库内，发现辽统和十二年（994年）姜承义墓，所出墓志云“葬于州东南之原，礼也”[34]
	b．宣化城东南隅外约680米处粮库内，发现辽代墓，墓内出有塔式罐[35]
	c．宣化安定门（东门）外约670米北侧冷冻厂内，发现出有小型陶明器和塔式罐的辽墓[36]
北面	d．宣化城内观桥东街路南宣化师范菜园地北端，发现晚唐五代墓[37]
	e．宣化城内朝元观西、半坡街东侧化工厂内，发现壁面嵌有朱门、棂窗、灯檠砖雕的辽代砖室墓[38]
西面	f．宣化城内小柳树巷东、和平街北侧、四中教学楼工地，发现有砖雕棂窗和白瓷碗、塔式罐的10世纪末的辽代砖墓[39]

根据发现晚唐五代迄辽墓的位置，即可大体将辽归化州城、五代晚唐武州城的方位估定在上表所列的范围之内：其东壁可推测与东距a、b、c三座晚唐五代迄辽墓约一市里余的明宣化城东壁一线接近。这个推测如果可以成立，即可进一步参考唐代中原北方州县城多方形或接近方形、开四门、门内设十字街、东西两横街长度相近、南北两竖街长度相近和州县衙署多位东西横街北侧等一般规律^[40]，来考虑雄武军——武州城的具体方位和它的主要内部布局。

1．主要衙署位置历代相沿，明清宣化州（府）县级衙署及其附属机构多分布在小东门大街向西直迄米市街一带。此东西横街适在商业繁盛地点的四牌楼处与南北竖街相交，构成宣化城内的主要十字街^[41]。

2．从四牌楼中心至宣化城东壁的长度，约为740米，自四牌楼中心向西，与740米长度接近的方位，是皇城墙南街与新开路一线，其长度约为760米。自四牌楼中心向南抵明宣化城南壁的长度，约为590米，此长度虽较东、西向两线为短，但据传宣化城南壁内外原是一自然界限，城外近洋河，下临低洼，只是由于明建南关城和近年拆城修路，逐渐填平垫高，原来高低的地貌已有改变。看来，明城南壁很可能是沿袭了旧城基址。姑以此为准，自四牌楼中心向北，与南向略同的长度约610米处，即接近清远楼亦即大东街一线。这个位置北至表一所示d、e两墓地的距离，也恰与a、b、c三墓地西至宣化镇城东壁的距离极为近似（参看图三）。

以上考虑复原的辽归化州城亦即唐雄武军——武州城：南北壁各长约1500米，东西壁各长约1200米，周长约5400米，约折合10.2市里，是一座东西略长于南北，内设十字街的横方形城堡。明洪武二十七年（甲戌，1394年）展筑的宣府镇城，是自此唐武州城东壁北端向北延展约1740米（亦即自可能是金末北扩的宣德州城北壁又向北延展了约550米），自南壁西端向西延展约1600米，即南北两壁各总长约2940米，东西两壁各总长3100米。此四个数字加起来，即明城的周长——约12080米，合24.16市里，与《正德宣府镇志》卷二《城堡》所记“镇城，洪武二十七年谷王命所司因旧城展筑……周围二十四里一百二十五步”和前引《嘉靖宣府镇志》卷十一《城堡考》所记“洪武二十七年上谷王命所司展筑，方二十四里有畸”，大体符合。

下八里辽墓群

下八里村位于宣化城西北4公里，该村北发现的辽墓群，自1975年迄1993年共清理发掘了九座和一座未曾入葬的废圹^[42]。根据所出墓志，知其中六座为张姓墓，一座为韩姓墓。此外，还征集到墓群附近早年出土的张子行墓志一方^[43]。现依照上述八方墓志的记录，列张、韩两姓世系如表二。表内附有墓号和生卒年者的墓中出有墓志，其中除张子行墓位置不详外，皆据1996年第12期《文物》第4页所刊《墓群分布图》查得各墓的具体方位。

a．张姓墓地在东，韩姓墓地在西。

b．张姓墓可分西北、东南两组。

c．东南组张姓墓似以张匡正墓（M10）为中心，其西有张文藻墓（M7），北有张世本墓（M3）^[44]，三墓同时葬于辽大安九年（1093年）。

d．西北组张姓墓以葬于辽天庆六年（1116年）的张世卿墓（M1）为中心，南有张世古墓（M5），北有张恭诱墓（M2）；后两墓皆葬于天庆七年（1117年）。

e．西部的韩师训墓（M4）下葬于天庆元年（1111年），适在上述两组张姓墓之间，而葬年接近于西北组张姓墓。

f．据上述《墓群分布图》，知东南组张姓墓之北和西北组张姓墓的西、南两方，都有原在张家茔地范围内的面积较大的空地；如从整个茔地的地势观察，在《墓群分布图》范围外的东南组张姓墓之东、南两方，可能亦应有原属张姓的茔地。

已发现的各墓的下葬之年，应即与兴建各墓的时间接近。上述c、d、e经过初步对比，发现：1．下葬年代相同或相近的每组内的墓葬，在形制、绘饰诸方面也颇有异同；2．差异较大的是张姓两组墓葬；3．张、韩两姓墓葬尽管年代相距不远，但各具自己的特点；4．f提出的问题，即围绕c、d需要继续发掘，以确定原属张姓茔地范围内的全部墓葬和张姓墓葬时间下限的推测。以上四种情况，现略做初步分析如下。

表二　张韩两姓世系表

（一）张姓两组墓葬各自的差异

张姓东南组墓地

东南组三墓，张匡正（M10）、张文藻（M7）两墓皆是前方后圆的双室砖墓，张世本墓（M3）只具砖砌圆形墓室，其实此三墓置棺之室皆砌作圆形。三墓尺寸不同，作为置棺的墓室差距尤为显著，详见表三。张匡正、张文藻两墓墓门和墓室的仿木构件基本相同，如墓门斗栱砌出单抄单栱计心四铺作，令栱上承替木；前室用一斗三升承替木；后室砌斗口跳承替木；泥道栱亦承替木，上承柱头方。张世本墓墓室斗栱同上述两墓后室，墓门亦用斗口跳。施之于仿木构件的彩画，三墓大体相似，如各处斗栱多绘团花、方胜，墓室栱眼壁绘铺地花卉，横枋和部分倚柱画朵朵流云（图四）。墓室壁画较为复杂，具体异同见表三。

此外，三墓皆于墓室（置棺之室）后部前砖砌彩绘棺床。以上三墓这些相似和相同，甚至可以估计三墓砌建和作画的匠师亦同出一派系，因三墓同时下葬于辽大安九年（1093年），即如张匡正、张文藻两墓志所记：

大安九年岁次癸酉四月丁巳朔十五日辛酉乙时。

且又都是出自匡正孙世卿之所筹办。又据三墓所出墓志知三墓主人皆无仕进，《张匡正志》云：

治家事亲，动式规矩。

《张文藻志》云：

孜孜勉勉，勤劳于家，果致财产饶给，方已具万，迩后，田园地宅尽付于子。

《张世本志》更明确谓：

少以家事为主，既勤且俭，庶几克家，虽农务之末，亦尝亲之至。于是，栽植菌果，经营籍产，日有所增，信其作室菑田公之谓也。

都是务农者，因可推知张匡正墓尺寸大于张文藻墓；张世本墓仅具较小的棺室，且壁饰中无幞头门吏等，其规格又低于张匡正、张文藻两墓者，并非由于身份等级之差别，而是出于血缘辈分之高低，就筹办增广“祖考之茔”^[45]之张世卿言，祖匡正，文藻属伯、叔辈，世本乃堂兄弟。

张文藻墓南5米处有M9，M9东南有M6，M9西有M8。M8“只存墓圹，即建墓未用”^[46]。M9、M6两墓均“被彻底盗掘”^[47]，墓志已失，墓主姓氏无考，但从排列位置上考察，该两墓亦应属张姓墓的东南组。M9亦为前方后圆的砖室墓，M6为前方后八角（接近圆形）的砖室墓，从两墓仿木构件（M9、M6皆砌或绘出普拍方和M6墓门补间砌出斜栱，较为特殊）、彩画、前室壁饰和M6后室壁饰（M9后室壁饰全毁的内容、风格略同于张匡正等三墓），可推知此两墓下葬之年或与匡正三墓相同或相近，因疑亦系世卿所筹办者。两墓壁饰内容按表三之例，简录如表四。

表四　M6、M9壁饰简况表

		M6	M9
前壁壁饰	前壁	门两侧各立一持杖门卫	门两侧各立一髡发垂鬓装持骨朵门卫
	西壁	男装女乐	男装女乐
	后壁	券门
	东壁	备茶。男侍多髡顶垂鬓装	残存部分男侍备茶
甬道壁饰		两侧各立一持杖门卫
前部		券门	“后室壁画全部被毁，只存齐地短墙”[48]
西部	左侧	鹤、花。侍女挑灯
	右侧	盆花。窗下绘出上置经卷的交几。盆花
后部		花、石。砌出山面向前的门厅。花、石
东部	左侧	盆花。窗下绘文具桌。盆花
	右侧	侍女捧唾盂。鹤、花
顶部		正中莲座，中嵌铜镜。周绕日月二十八宿。外围散花

此外，M6后室后部前亦设砖砌彩绘棺床。M9后室被破坏，原有砖砌棺床与否不详。此两墓如从皆建有前、后室和现存壁饰内容等方面考虑，当属世卿的尊长，即有可能如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单位同志推测，是张文藻的两位兄长张文纪、张文震的墓葬^[49]。“只存墓圹”，“建墓未用”的M8可能亦为张姓某初选之穴，因故而废弃者。

张姓西北组墓地

西北组三墓，张世卿墓（M1）为前后皆方形的双室砖墓。张世古墓（M5）为前方后六角双室砖墓。张恭诱墓（M2）为六角单室砖墓。张世古、张恭诱两墓志记下葬时日俱为：

天庆七年（1117年）丁酉岁四月己未朔（孟夏）十五日（蓂生满叶日）癸酉甲时^[50]。

晚于张世卿下葬（天庆六年四月十日癸酉甲时）一年，三墓兴建的时间亦应相距不远。三墓尺寸不同，张世卿墓突出高大（详见表五）。三墓的共同特点是仿木结构的简化。张世卿墓墓门仅砌出一斗三升上承挑檐方；前后室的仿木部分，全部使用了影作，且极为简练，如柱头上绘出下附驼峰的一斗三升，略去了阑额和普拍方，并于柱头方下缘绘出月梁曲线。张世古墓略同于张世卿墓。张恭诱墓墓门、墓室亦略同于前两墓。三墓影作构件上的彩画和栱眼壁的绘饰全部略去。壁饰内容也有异同，特别以张世卿墓区别于张世古、张恭诱两墓者较为显著，具体情况略如表五。

以上三墓皆无砖砌棺床，张世卿墓棺下四隅垫以狮座，张世古墓似只具木棺，张恭诱墓木棺下置木棺床。张世卿、张世古两墓具前、后室，张恭诱墓无前室，墓室尺寸亦最小，如依东南组的解释，即出于辈分之差异。世古与恭诱为父子，世古与世卿为伯叔兄弟。至于张世卿墓无论形制、绘饰和随葬器物俱远高于张世古墓（如形制尺寸差距较大，壁饰役使人物多男吏装束，墓室设大小石狮和随葬多三彩器物等），当是由于张世卿已登仕途，据《张世卿志》所记：

大安中（1085～1094年），民谷不登，饿死者众。诏行郡国开发仓廪，以赈恤之。公进粟二千五百斛，以助□□，皇上嘉其忠赤，特授右班殿直，累覃至银青崇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监察御史云骑尉。

自应与无官职的庶民有别；也正由于世卿有这样身份、财势，才能为其祖与父辈筹办增广东南组张氏墓地。

（二）两组张姓墓葬的差异

两组张姓墓葬相距时间不过二十三四年，但无论形制、绘饰乃至随葬器物都出现了较大的差异，具体情况略如表六。

两组张姓墓葬相距时间虽然不长，但从上表所列之差异观之：1．墓葬形制，西北组较东南组趋向简单。2．西北组废掉了仿木构件上的彩画。3．壁饰内容有了不同。相同的内容出现了程式化，如西北组流行花石屏风画。4．随葬器物也在简化。以上情况除了当时流行的题材有了变化，可能更多的是由于辽代从道宗末年以来逐渐走向衰亡，社会生产日趋没落的反映；西北组世古、恭诱两墓下葬之年，下距辽天祚帝被俘国亡之1125年，仅只八年。5．值得注意的是，西北组后室（置棺之室）壁饰中出现髡顶垂鬓契丹装束男侍（吏）^[51]，大约与辽末“国政隳废”^[52]、“女直方炽”^[53]，契丹与汉人间的民族界限特别在山后一带渐趋淡薄有关。

（三）韩师训墓与张姓墓葬的异同

韩师训墓（M4）位于下八里村已发现的辽墓群西南隅，估计该墓附近应存有其他韩姓墓^[54]。韩师训下葬的时间是天庆元年（1111年），适在前述两组张姓墓葬之间，故有与两组张姓墓接近处，特别是晚于它才五六年的西北组张姓墓。但无论形制、绘饰，韩墓最突出的还是它独自具有的特点。前方后六角的双室砖墓、前后室皆未影作倚柱、前室壁饰有备马出行、后室后壁绘朱门及门两侧侍立门吏等皆同于西北组张姓墓。其接近东南组张姓墓者，有前室壁饰画幞头男装女乐舞、后室用砖砌出普拍方、斗口跳斗栱、后室后壁前设砖砌棺床、壁面上部设有凸出的莲台等。至于韩墓独自具有的，即不见于上述诸张姓墓者，在形制结构方面，如前室面积大于后室（韩墓前室尺寸是2.7米×2.7米＋2.1米，后室东西3.1米×南北2.5米＋？米）、前室不备斗栱、后室砖砌柱头斗栱与补间组织相同等；最大差异在壁饰，不仅形象、风格与张姓诸墓不同，布局与内容亦多差异：1.前后室前后壁券门两侧皆绘门吏或门卫，前室前壁门吏拄骨朵髡顶垂鬓装（图七），前室后壁门卫着甲胄作门神样^[55]，后室后壁门吏着幞头叉手立。2.前室西壁备马出行之后，另绘为女墓主人所备之驼车和一髡顶垂鬓装的驭手。3.后室两侧壁似表现内室情况——东南壁绘挑灯备饮食，相对的西南壁绘主妇边进食、边聆听乐人在弹奏方箱三弦，乐人前尚有髡顶垂鬓装之童子击节助兴。西北壁似绘清理各种财物，东北壁绘准备经卷，中间躬身合掌作虔诚供奉者似为女主人。以上壁饰均不见于张姓诸墓。其中应予注目的是，在浓厚生活气息的壁饰里，后室西北壁清理财物的图像和前后室都出现了髡顶垂鬓的契丹装人物以及常见于当时契丹人墓葬中的前室西壁绘出的马与驼车并备的场面^[56]。前者应与《韩师训志》所记兴贩发家的情况相应：

（韩）得商贾之良术，栉风沐雨，贸贱鬻贵，志切经营，不数十载，致家肥厚，改贫成富，变俭为丰，田宅钱谷咸得殷厚。

后者，似乎如《韩志》所记，韩氏子辈热心谋求仕途：

长男文坦干父之蛊，幼仕公侯职事，渐转充当州客都之任，有果决之誉，闻干众听……爱弟文询……备进士举业，有俊逸之名，闻于乡里，优攻笔札，时辈咸推其美。

故其家居生活较同时张姓诸墓所表现的契丹化程度尤为显著。

（四）尚待发现的张姓墓葬和张姓墓葬时间下限的推测

东南、西北两组张家墓葬的前后左右都有空余茔地，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张家口市文物管理处和宣化区文物保管所等单位曾组织考古钻探，“得知张氏墓地至少还有五座未被发掘”^[57]。其实，根据现知墓志的记载，似可追查到更多的数字。

1．辽天庆六年（1116年）《张世卿志》（《大辽归化州故殿直张公墓志铭》）记：

（公）弟兄六人，余皆先逝……（天庆六年）四月甲子朔十日癸酉甲时葬（公）于兴福、七宝二山之阳，附于先茔，礼也。

世卿既附于先茔，先世卿而逝之弟兄六人亦应附葬先茔。

2．金皇统四年（1144年）《张世本、焦氏合葬志》（《大金归化州清河郡张君重合葬墓志铭》）记：

世本……大安九年（1093年）孟夏乙时葬于州西北先坟内……公之昆季六人，公居其四……长男讳恭诚……四十有六而卒。恭诚娶郑氏，生一男曰三坚，三十七而卒……公之室焦氏……享年九十有三，至本朝皇统三年仲冬十有三日寝疾而逝，皇统四年季秋二十二日巽时合葬。

先焦氏而卒的恭诚及其子三坚亦当葬于先坟之内。至于世本昆弟五人是否亦应葬于先坟？

3．金明昌元年（1190年）《张子行志》（《保义别尉张公墓志》）记：

（子行）祖讳辅……父讳煦……公性豪迈……其治家有父风……公兄弟五人……季曰子信，先卒……公以明昌元年七月十日病卒，年五十一，以八月壬寅归葬先茔侧。

可知子行之祖辅、父煦和先子行卒之季弟子信俱应归葬先茔。

就现存以上三方墓志统计，此张家茔地中未被发掘的确实不止五座。张氏家族自世卿于辽大安中（1085～1094年）纳粟赈荒，获特授右班殿直，其子恭谦又“曾隶北枢密院勒留丞应”，孙伸“妻耶律氏”^[58]，已跻身统治阶层，且结姻皇族。金天辅六年（辽保大二年，1122年）金兵陷中京南下，《金史·太祖纪》记是年九月：

归化州降，戊辰（太祖阿骨打）次归化州……十一月诏谕燕京官民，王师所至降者赦其罪，官皆仍旧。

次年八月太祖卒，太宗吴乞买即位，特设恩例取士，《金史·选举志》：

恩例者，但考文之高下为第……其设也始于太宗天会元年（1123年）十一月。时以急欲得汉士以抚辑新附，初无定数，亦无定期，故二年（1124年）二月、八月凡再行焉。

世本次男辅“肄进士业，本朝天会二年及第，见带奉直大夫”^[59]，即应金太宗初年之考试者。《金史·文艺传上》记：

太宗继统乃行选举之法……宋士多归之。熙宗款谒先圣，北面如弟子礼。世宗、章宗之世，儒风丕变，庠序日盛，士繇科第位至宰辅者接踵。

辅长男煦、小男熙亦均“习进士业”。煦曾官“丞务郎兴中府兴中县令”，辅“长女小字迎銮，嫁郭朝散男楹，亦已进士第，见带奉德大夫；次女小字蓬仙，嫁王节副男桐，供奉班祗候，一女小字意儿，嫁王氏，生一男一女，男曰尧温，进士第，见带承奉郎，女曰盼璋，嫁崔氏，讳寿吉，带承直郎”^[60]。煦次子子行官保义副尉，其兄“子文承信校尉，任凤□□军器使，弟子忠昭信校尉守□□尉”^[61]。可见张家入金后以迄明昌之世，至少世本一系即累叶官吏，且多以科举进阶，尽管官职虽远非显赫，但已改换农商门庭，所以辽金易代仍得延续其茔地而不衰。唯张家入金后兴建的墓葬尚未正式发掘，金时张家葬事变化的详情有待了解。

现知张家墓志无记明昌元年（1190年）以后事，可以推知张家之衰与茔地之废，盖在金之末世。明昌、承安间（1190～1200年），开掘新界壕^[62]，大安二年（1210年）以前，置宣德行省^[63]，反映了金源北防的不断加强。大安三年（1211年），成吉思汗率师南侵，即破宣德^[64]。次年再次南侵，崇庆二年（1213年）又陷宣德^[65]。此时蒙古军队以掳掠烧杀为目的，《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二十“鞑靼款塞”条记崇庆二年春，蒙古犯燕京情况云：

是时中原之兵（指金兵）皆迁往各处，山后一带防御无兵可守，悉迁乡民为兵，在土城防御，鞑靼尽驱其家属来攻，父子兄弟往往遥相呼认，由是人无固志，所至郡邑皆一鼓而下。

又记是年冬迄翌年春蒙古军肆虐情况：

自贞祐元年（1213年）冬十一月至二年（1214年）春正月，凡攻破九十余郡，所破无不残灭，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杀戮者几尽，所有金帛子女牛羊马畜皆席卷而去，其焚毁屋庐而城郭亦丘墟矣^[66]。

宣化及其附近当在此劫数之中，辽末以来，张家繁盛的衰歇和张家茔地之荒废，大约即出现于此时，故下八里村北一带，迄未发现金末蒙古遗迹。

（文中所附照片大部分承宣化文保所提供，部分为杭侃摄）

注释

[1]引自南京图书馆藏《正德宣府镇志》卷十。《嘉靖宣府镇志》卷十一《城堡考》录此记，题“明都御史罗亨信宣府镇城记”。自《康熙宣化县志》起，清代有关宣化志书凡收录罗文者，皆多有窜改。

[2]北京鼓楼创建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西安鼓楼创建于洪武十三年（1380年）。两楼原皆位于当时的商业区并近地方衙署。

[3]李文刊《文物》1996年9期。

[4]此舍利塔地宫所出石棺与1972年山东惠民发现的五代北宋时期定光佛舍利石棺不仅形制相似，棺外壁线雕四神的题材亦同，棺内遗物主要也是铜钱（常叙政等《山东省惠民县出土定光佛舍利棺》，刊《文物》1987年3期），因而估计宣化城内出土的舍利石棺，原亦瘗于一佛寺的佛塔地宫之中，其时代约在辽中期。

[5]宣化地区明代建筑多异于官式。1997年7月过宣化西北的怀安又获一例。怀安县城西大街昭化寺，据曾撰《宣府新城记》的罗亨信于正统十年（1445年）所撰《昭化寺碑》，知寺“始于正统改元丙辰（1436年）二月，落成于癸亥（正统八年，1443年）春二月”（该碑现存寺大雄宝殿内，《民国怀安县志》卷九《艺文志》有录文）。按该寺中轴线上的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三大士殿四座正统原建，现尚存在［天王殿脊枋有墨书“大明正统肆年（1439年）……重修”一行］。山门庑殿顶，未施斗栱（图八）。天王殿歇山顶，用单昂斗栱。大雄宝殿歇山顶，用单翘重昂斗栱（翘头出跳短促，颇为特殊），此殿与天王殿厢栱两端皆斫出抹斜面，大雄宝殿最惹人注目处是纵向构架的梁柱结构。三大士殿悬山顶，斗栱用斗口跳。以上四座建筑平板枋出头俱作出海棠曲线，额枋出头皆垂直截去。上述情况，似可说明山后州县在建筑规制上，至少在明代前期仍保有浓厚的地区特点；而建筑物本身的等级标志，清晰明确，是尤为难得的佳例。

[6]《嘉靖宣府镇志》卷一《制置考》：“（洪武）三年（1370年）命平章汤和取宣德……诸郡县皆附，因徙其民如居庸关，诸郡县废。特遣将卒番守之，名宣德曰宣府。因宣德府旧名称之，实非府也。”

[7]《嘉靖宣府镇志》卷一《制置考》：“文皇帝永乐七年（1409年）置镇守总兵官，佩镇朔将军印，驻镇城。自是始称宣府。”

[8]洪武末期为抗外卫内建宣镇三卫，并封谷王镇宣，时以旧城狭隘，扩展城垣，此后军民凑集。《乾隆宣化府志》卷四十一《杂志》据《续宣镇志》引清初胡东瓯追记当日宣镇之盛况云：“明初镇城人烟凑集，里宅栉比，不独四门通衢为然，虽西北、西南两隅僻街小巷亦无隙地。盖驻防官军即不下二万，而宣府前左右三卫、兴和一所自指挥以下，官八百余员，合计官军户口不下三万有余，而绅衿士民商贾杂处其中，尤不可数计。迨至隆万已后，人烟里宅渐非昔比；至启祯时师旅频出，饥馑洊臻，流离死徙之余，遂至西北半城几同旷野，于是，居人稍稍耕作其间，历年久远渐成湮没，然当时各街祠庙碑碣及附近官宦姓名尚有可考而知者……”

[9]铁冶见《元史·秦长卿传》。银冶见《元史·世祖纪二》中统三年（1262年）。

[10]见《元史·百官志一》工部。

[11]见《元史·兵志四》鹰房捕猎。

[12]见《元史·百官志六》大都留守司。

[13]见《元史·兵志四》站赤。

[14]见《元史·郝和尚拔都传》。

[15]见《元史·诸王表》。

[16]见《元史·文宗纪三》至顺元年（1330年）闰七月。

[17]引自欧阳玄《大元敕赐秦王复建鸡鸣山永宁寺记》，该文见录于《正德宣府镇志》卷十和《康熙宣化县志》卷十八《艺文志》。

[18]引自《金史·循吏·张特立传》。

[19]应是大安三年（1211年），参看《金史·卫绍王纪》《元史·太祖纪》。

[20]俱承宣化文保所同志见告。

[21]俱承宣化文保所同志见告。

[22]俱承宣化文保所同志见告。

[23]张家口地区行署文化局、张家口地区博物馆1982年编辑的《张家口地区文物普查资料集》所收《张家口地区古长城调查主要收获》记河北境内的金界壕云“康保大专沟村东南2000米处，因修水渠将界壕切开近200米，从剖面看到夯层，每层厚20厘米”，与此夯土墙残段夯层的较厚部分颇为近似。盖两者皆仓卒修筑，故其工程质量亦相互接近。

[24]辽会同元年即晋天福三年。《新五代史·晋本纪》记“天福元年（936年）……以幽、涿、蓟、檀、顺、瀛、漠、蔚、朔、云、应、新、妫、儒、武、寰州入于契丹”，并未交割。又契丹于辽神册元年（梁贞明二年，916年）即曾攻陷蔚、新、武、妫、儒五州，见《辽史·太祖纪上》《兵卫志下》，五年后即辽天赞元年（梁龙德二年，922年）又为晋代州刺史李嗣肱所收复，参看《通鉴·后梁纪六》。

[25]《辽史·太宗纪下》：“（会同）五年（942年）春正月丙辰朔，上在归化州御行殿，受群臣朝。”又同书《世宗纪》：“（大同）五年（951年）九月……壬戌次归化州祥古山。癸亥，祭让国皇帝于行宫……”

[26]《辽史·游幸表》：“太宗会同三年（940年）七月猎于炭山……七年（944年）七月障鹰于炭山……景宗乾亨四年（982年）九月猎于炭山……圣宗统和四年（986年）五月如炭山清暑……八月障鹰于炭山，猎于炭山……六年（988年）七月观鹿于炭山……九年（991年）八月猎于炭山……十二年（994年）四月如炭山清暑……兴宗重熙五年（1036年）八月猎于炭山之侧。”炭山位宣化西北。《辽史·地理志五》西京道：“归化州……（有）炭山，又谓之陉头，有凉殿，（圣宗母）承天皇后纳凉于此。山东北三十里有新凉殿，景宗纳凉于此。”《正德宣府镇志》卷一《山川》记：“炭山，万全右卫城西南四十里，辽人谓之陉头，承天后辅政日，纳凉于此。”按宣化位万全右卫城东南七十里，依此推之，炭山当在宣化西北约三十里的方位。

[27]引自《辽史·耶律隆运传附侄制心传》。

[28]参看拙作《独乐寺观音阁与蓟州玉田韩家》，刊《文物》1985年7期。

[29]《乾隆宣化府志》卷二《地理志》引马端临《通考》谓武州置于唐末：“唐初复置北燕州，后改妫州妫川郡，末分置武州文德县、新兴永兴县……《唐书·地理志》：‘武州阙，领县一，文德。新州阙，领县四，永兴、礬山、龙门、怀安。’其阙者，《资治通鉴注》所谓史失其建置之始是也。然考《唐书纪传》，武德以后无新武二州之名，至昭宗龙纪（889年）后，李克用掠地始见新武二州，则新武当置于此时。若宣、僖以前则惟有妫州，据《唐书·北狄传》奚徙冷陉，直妫州西北，后别部内附，保妫州北山为西奚。要知武州在妫州之北，若宣、僖以前有武州，则应曰直武州矣。乃不言武而言妫，则其时第有妫州，无武州可知。马贵与谓唐末置武州，良有据耳。”按马氏说见《文献通考》卷三一六《舆地考二·古冀州》。

[30]《通鉴·后梁纪三》记此事云：“乾化三年（913年）三月……燕主（刘）守光命大将元行钦将骑七千，牧马于山北，募山北兵以应契丹，又以骑将高行珪为武州刺史以为外援。晋李嗣源分兵徇山后八军，皆下之……李嗣源进攻武州，高行珪以城降。元行钦闻之，引兵攻行珪，行珪使其弟行周质于晋军以求救。李嗣源引兵救之，行钦解围去。嗣源与行周追至广边军，凡八战，行钦力屈而降。”

[31]《新唐书·武宗纪》：“会昌元年（841年）十月，幽州卢龙军逐（张）绛，雄武军使张仲武入于幽州……二年（842年）九月，幽州卢龙军节度使张仲武为东面招抚使。”

[32]《新唐书·藩镇卢龙·刘怦传》：“刘怦，幽州昌平人。少为范阳裨将……朱滔时（772～785年）积功至雄武军使，广垦田，节用度，以办治称。”

[33]《正德宣府镇志》卷二记葛峪为镇城东侧中路第一堡。《嘉靖宣府镇志》卷十一《城堡考》记该堡，“方三里三百步……宣德五年（1430年）筑……屯戍之所”。《康熙宣化县志》卷七《城堡志》记：“下葛峪，城正东三十里……”葛峪西界宣化城东郊区。

[34]参看张家口市文管所、宣化县文管所《河北宣化辽姜承义墓》，刊《北方文物》1991年4期。

[35]承宣化区文保所同志见告，此墓疑亦为圣宗时期的辽墓。

[36]参看张家口市宣化区文保所《张家口市宣化区发现一座五代墓葬》，刊《文物春秋》1989年3期。按此系仿木构单室砖墓，圆六角形，砌出棂窗、斗栱，随葬有小型陶质明器和塔形器，尸体置于后壁前砖台上。此式墓葬与注〔34〕所录姜承义墓相似，疑亦为辽墓。

[37]俱承宣化文保所同志见告。〔37〕所记的晚唐五代墓，疑亦为10世纪末的辽墓。按宣化城内和近郊所发现的墓葬多为辽中期即10世纪末迄11世纪初的辽墓，这种情况颇值注意。此阶段的辽墓，壁面多砌出仿木家具，随葬器物除小型陶明器外，多有塔式罐。

[38]俱承宣化文保所同志见告。〔37〕所记的晚唐五代墓，疑亦为10世纪末的辽墓。按宣化城内和近郊所发现的墓葬多为辽中期即10世纪末迄11世纪初的辽墓，这种情况颇值注意。此阶段的辽墓，壁面多砌出仿木家具，随葬器物除小型陶明器外，多有塔式罐。

[39]俱承宣化文保所同志见告。〔37〕所记的晚唐五代墓，疑亦为10世纪末的辽墓。按宣化城内和近郊所发现的墓葬多为辽中期即10世纪末迄11世纪初的辽墓，这种情况颇值注意。此阶段的辽墓，壁面多砌出仿木家具，随葬器物除小型陶明器外，多有塔式罐。

[40]参看拙作《隋唐城址类型初探（提纲）》，刊北京大学考古系《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

[41]宣化城内十字街口原竖四牌楼，《正德宣府镇志》卷三《坊牌》记此四坊云：“承恩坊、宣武坊、同泰坊、永安坊俱在大市中。”《嘉靖宣府镇志》卷十二《宫宇考》记四坊则云：“大市坊，城中通衢四坊，南曰承恩，北曰宣武，东曰同泰，西曰永安。”此四坊解放后拆除。明代沿用旧州县城，多于中心十字街竖四坊，山西大同沿用辽金西京城，亦如此布置。

[42]下八里辽墓的考古发掘，迄今共发表简报六篇：
　　a．《河北宣化辽壁画墓（M1）发掘简报》，刊《文物》1975年8期。
　　b．《河北宣化下八里辽金壁画墓（M2、3）》，刊《文物》1990年10期。
　　c．《河北宣化下八里韩师训墓（M4）》，刊《文物》1992年6期。
　　d．《宣化辽代壁画墓群（M5、9、10）》，刊《文物春秋》1995年2期。
　　e．《河北宣化辽代壁画墓（M5、6）》，刊《文物》1995年2期。
　　f．《河北宣化张文藻壁画墓（M7）发掘简报》，刊《文物》1996年9期。
　　本篇资料主要来源即是上列简报。此外，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郑绍宗同志，宣化区文保所李敬斋、颜诚、刘海文等同志在辽墓资料方面，都给予了许多方便，谨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43]《张子行志》圆首，两面刻，原或作碑式竖植墓中。承宣化区文保所同志见示拓本照片和录文。

[44]《张世本志》作“大安九年孟夏乙时”。世本妻焦氏金皇统三年（1143年）卒，《张世本志》记：“皇统四年（1144年）季秋二十二日巽时合葬。”此云合葬，系葬焦氏于大安九年所营之世本墓中，并非皇统时另建一合葬墓。

[45]引自《张文藻志》。

[46]引自注〔42〕之d结语。

[47]引自注〔42〕之e结语。

[48]引自注〔42〕之d第9号墓。

[49]引自注〔42〕之d第9号墓。

[50]括号外的文字引自《张世古志》。《张恭诱志》以“孟夏”代“四月己未朔”，以“蓂生满叶日”代“十五日”。

[51]东南组中的张匡正、张文藻两墓和M6，髡顶垂鬓作契丹装束的男侍皆画在前室，且多侍童状人物。世本墓无前室，亦无髡顶垂鬓装的男侍。

[52]《辽史·肖胡笃传》：“胡笃长于骑射，见天祚好游畋，每言从禽之乐，以逢其意。天祚悦而从之。国政隳废，自此始云。”

[53]《辽史·肖陶苏斡等传》：“论曰：甚矣，承平日久，上下狃于故常之可畏也。天庆之间（1111～1114年），女直方炽……胡笃以游畋逢迎天祚而隳国政……”

[54]《韩师训志》记：“公讳师训，其先祖考世居雄武人也。”师训祖、考既世居雄武，其葬地或亦在此。

[55]门神状之门卫源于中原，多施于高层墓葬中。较近之例如江苏南京南唐昇元七年（943年）钦陵李昪墓中室北壁两侧各浮雕一武士（南京博物院《南唐二陵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57年）、河南巩县北宋咸平元年（998年）李后（真宗生母）陵石门正面阴刻二武士（《宋太宗元德李后陵发掘报告》，刊《华夏考古》1988年3期）。辽墓多见于契丹族墓中，其例如吉林库伦旗辽墓绘于墓门西壁外侧（吉林省博物馆《吉林哲里木盟库伦旗一号辽墓发掘简报》，刊《文物》1973年8期）、辽宁巴林右旗自彦尔登辽墓绘于木门扉上、翁牛特旗解放营子辽墓绘于木椁东南和西南壁上（项春松《辽宁昭乌达地区发现的辽墓绘画资料》，刊《文物》1979年6期）。

[56]马与驼车相对的壁画，亦多施于契丹族的辽墓中，如注〔55〕所举库伦旗辽墓和解放营子辽墓。前者绘于墓道两壁，后者绘于木椁左右壁。亦有绘于甬道两壁者，如内蒙古敖汉旗白塔子辽墓（敖汉旗文化馆《敖汉旗白塔子辽墓》，刊《考古》1978年2期）。

[57]引自注〔42〕之d结语。

[58]引自《张世卿墓志》。

[59]引自《张世本墓志》。

[60]引自《张世本墓志》。

[61]引自《张子行墓志》。

[62]参看王国维《金界壕考》，该文收入《观堂集林》卷十五和《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所收李逸友“金代界壕遗迹”条。

[63]《金史·卫绍王纪》记“（大安二年，1210年）九月庚子，遣使慰抚宣德行省军士”，知宣德行省之设，当在大安二年九月之前。

[64]《圣武亲征录》记：“壬申（崇庆元年，1212年）破宣德府，至德兴府失利，引却。四太子也可那颜赤渠驸马率兵尽克德兴境内诸堡而还，金人复收之。”王国维《校注》：“案此年事《拉施特书》系之羊年，即辛未（大安三年，1211年）……拉氏书与《秘史》合，《元史》辛未年亦有拔德兴府事，疑此录申年无事，后人割未年末事以补之也。”白按《元史·太祖纪》记：“（成吉思汗）六年（辛未，1211年）……八月，帝及金师战于宣平之会河川，败之。九月，拔德兴府，居庸关守将遁去……是冬，驻跸金之北境。”“会河川”《金史·卫绍王纪》作“会河堡”：“（大安三年，1211年）八月……（平章政事）千家奴、（参知政事）胡沙自抚州退军驻于宣平……九月，千家奴、胡沙败绩于会河堡，居庸关失守。”宣平为宣德州之属县，在州西北，《金史·地理志上》记：“北边用兵，尝驻此地。”德兴府即辽之奉圣州，在宣德州东南，成吉思汗败宣平之敌后，必取宣德才能拔德兴府，趋居庸关。《金史》《元史》本纪辛未年未及宣德，盖略之耳。

[65]《圣武亲征录》记：“癸酉（崇庆二年，1213年），上复破之（宣德），遂进军至怀来。”《元史·太祖纪》记此事云：“（成吉思汗）八年（1213年）……秋七月，克宣德府，遂攻德兴府……拔之，帝进至怀来。”

[66]《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著者南宋人李心传，该书乙集撰就于嘉定九年（1216年）。心传“有史才，通故实”，诏“许辟官置局，踵修十三朝会要”（引文俱见《宋史·儒林本传》）。《朝野杂记》亦会要体，盖十三朝会要的早期底本。所记蒙古事迹，当出自可靠传闻，其时宋人书北方事，不必有所顾忌，故可视为信史。

本文原刊《文物》1998年1期，第45～63页。2000年秋，在南京图书馆获睹现存宣化最早志书《正德宣府镇志》（明刊本），得悉《嘉靖宣府镇志》多转录此志，因据《正德志》改写文稿的有关内容；所以此次重辑此稿，前两题的部分文字，较原刊多有增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