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金银器和玻璃器^(*)

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二十周年，中国文物交流服务中心应日本NHK大阪放送局、奈良县橿原考古学研究所等单位之邀，在日本举办了“中国博物馆藏古代金银器和玻璃器展览”。

这是近年罕见的中国古代专题文物较系统的一次公开展出。通过这次展出，既可大体显示古代中国这两种工艺的发展过程，又能部分反映古代东西文化交流的盛况。现综合学者们研究中国古代金银玻璃器的主要成果，结合有关展品，参以浅见，勉成札记一稿，请海内外同好批评指正。

湖北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的金盏、金杯、金匕和传安徽寿县发现的有“楚王室客为之”铭的银匜，是公元前5～前3世纪（战国时期）中国在发达的青铜冶铸技艺基础上，铸造出的金银容器，是现知中国早期精致的金银容器的重要实例。展出的河北平山中山国王墓出土的造型纹饰俱颇工整的衡首（龙饰银目）、戈镦（龙嵌黑玻璃目）等铸金制品即出现于此时期。此后，延续此技艺的实物例证有河北满城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庶兄中山靖王刘胜（卒于公元前113年）墓中发现的金兽和银药盒、漏斗器等。

在开展金银铸造技术的同时，锤鍱、压印的金银制品也在我国北方、西北方多有发现，河北易县燕下都30号墓所出多种金牌饰即是一例。

从目前的资料考察，早期传来的西方锤鍱金银器是公元前2世纪墓葬中出土的凸出列瓣纹银盖碗。这种银盖碗已发现两件，发现的墓葬是山东临淄西汉齐王墓随葬器物坑和广东广州第二代南越王（卒于公元前128～前117年间）墓。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件器物可能都是舶来品，因为两个发现地点当时都与海上交通有密切关系。

西方的掐丝技艺，约在公元前1世纪影响到东方。公元1～2世纪，许多地点的东汉墓葬中都出有掐丝金饰品。河北定县发现可能是卒于174年的中山穆王刘畅墓出土的一批掐丝动物饰件，包括展出的镶嵌小翠石的掐丝金龙，是其中的精工之作。中亚一带流行的缀以桃形或圆形小金片的所谓步摇的饰物，大约与掐丝技艺同时传到我国。辽宁北票房身村鲜卑石板墓出土的桃形步摇金饰的年代，可能早到3～4世纪。内蒙古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西南隅的西河乡和辽宁北票北燕大司马范阳公冯素弗（卒于415年）墓中发现的缀饰桃形金片的金冠饰，其年代都已进入5世纪。5世纪后期，如展出的河北定县481年塔基石函内发现的耳饰，则悬缀了圆形金片。以上北方一度流行的步摇饰物通过高句丽和朝鲜半岛，渡海到达了日本。日本新泽千冢126号古坟出土了大量圆形小金片即是一例，此墓的年代约在5世纪晚期。

5～7世纪即北朝迄初唐时期，中亚、西亚一带制造的锤鍱金银容器不断经由西域的丝绸之路输向东方。山西大同南郊北魏遗址发现的海兽纹银洗、人物纹银杯和大同西郊北魏洛州刺史封和突（504年葬）墓所出波斯人狩猎纹银盘的年代，都属5世纪。河北赞皇北朝高门显宦东魏司空李希宗夫妇（544～576年葬）墓所出波浪莲花纹银碗和宁夏固原北周柱国大将军河西桓公李贤（569年葬）墓所出人物故事纹银壶、陕西西安隋文帝外孙女宇文娥英之女李静训（608年葬）墓所出高足金杯、银杯的年代，都属6世纪。内蒙古敖汉旗李家营子墓所出猞猁纹银盘、银壶、银瓶和西安东南郊沙坡村所出雕有粟特文铭文的大角鹿纹银碗以及河北宽城发现的失柄的素白银胡瓶，约属7世纪。

可以肯定为7世纪末迄8世纪初期的金银器遗存极为稀少，这可能和唐玄宗开元二年（714年）七月下令销毁金银器物并诏天下更不得刻镂器玩有关。约从8世纪中期起，唐代金银器的制造渐入盛期。这时的产品有纯仿西方之作，但更多的是西方器形、东方纹样。西安何家村窖藏（位唐兴化坊横街之南中间偏西）中的八棱银杯、狩猎纹高足杯和展出的河南伊川发现的缠枝花小银杯等，皆是西亚造型，但前一件人物图像胡汉杂陈，后两件花草人物更一派唐风；西安东北郊唐大明宫东内苑遗址内与天宝十载（751年）杨国忠所进银铤同出的狮纹六曲三足银盘和展出的河北宽城所出鹿纹六菱三足银盘，两者器形与狮、鹿纹样虽属西方，但盘面外缘曲线与边饰的松散团花则采用唐式。日本正仓院南仓所藏鹿纹六曲三足银盘与宽城银盘极为相似，其年代亦应相若。正仓院北仓所藏漆胡瓶器形全仿西亚金属器，而器身却用平脱技法布满唐样花草山石飞禽奔兽，俨然一幅唐画野景。此漆胡瓶著录于756年《东大寺献物帐》，因可推知其年代亦属8世纪中期。8世纪中期也制造出不少完全唐式的金银器，何家村窖藏中的孔雀纹银盝顶方盒、西安韩森寨西唐兴庆宫遗址附近发现的鸾鸟纹九菱银盘（残）和正仓院南仓所藏称德天皇767年进奉的狩猎纹银壶、东大寺金堂镇坛具中的狩猎纹银壶，都是其中的精品。8世纪较晚阶段的金银器流行折枝花和满布团花的纹样，何家村窖藏中的团花、折枝花纹银耳杯和折枝花纹银盖碗以及内蒙古喀喇沁旗哈达沟门发现的宣州刺史刘赞进奉银器、西安北郊唐禁苑发现的越州刺史裴肃进奉银器，都是这个时期具有典型意义的金银器实例。日本奈良兴福寺金堂内发现的一批镇坛的折枝花银碗，大约也是此阶段的产品。展出的西安西北工业大学唐光德坊西北隅邻近西市处出土的两件折枝花银盘和西安东郊枣园发现折枝花银唾壶的年代，又比以上诸器为略晚。

江苏丹徒丁卯桥窖藏未发现纪年器物，大批银器造型多变化，纹饰繁缛，与以上各时期金银器差别较大，因此推论其年代说法不一。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塔地宫中发现与丁卯桥银器风格近似的金银器群。法门寺塔地宫器物是唐懿宗咸通十五年（874年）正月封闭地宫前不久施入的，而且有些器物还镌有咸通十年（869年）、十二年（871年）、十四年（873年）、十五年（874年）纪年铭文，这几个确切年代对拟定丁卯桥银器的时间很有参考价值，我们认为丁卯桥银器即使早于法门寺塔地宫器物，其上限亦不会早过9世纪。此外，英国不列颠博物馆早年入藏传河南洛阳出土的一批金银器与丁卯桥、法门寺塔地宫所出颇多近似处，该批器物中一件有乾符四年（877年）铭。

展出的9世纪金银器中，另有出于河北定县977年北宋所建静志寺塔地宫的单层舍利银塔一座，该塔外壁錾有大中四年（850年）铭，记“静志寺会昌六年（846年）毁废，佛像俱焚，宝塔全除”，大中二年（848年）重建。佛塔地宫内以金银小塔奉藏舍利，似以此塔为最早。约自9世纪始，民间制造金银器之风，日益繁盛，静志寺银塔和丁卯桥银器俱出现于此时。丁卯桥器物多錾有“力士”两字。静志寺塔地宫所出有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铭的银薰炉錾有“李作题”，此皆为不见于一般官造金银器的民间工匠名识。

宋初金银器如静志寺塔地宫所出银军持（净瓶）、双凤纹银盒和上述有977年铭的银薰炉以及河北易县窖藏所出辽代十瓣素面高圈足银盘，皆因袭晚唐民间器物形制。至于内蒙古奈曼旗发现的1018年辽景宗孙女陈国公主墓所出和近期公开的传世有辽太平五至七年（1025～1027年）文忠王（耶律隆运）府铭的两批金银器，更上沿较9世纪晚期为早的李唐官府金银器制度。

约自北宋中期即11世纪后期制造的金银器风格一变。展出的河北廊坊发现的金天会十二年（1134年）银舍利容器造型层次多，纹饰内容丰富，在已知舍利棺中最称精巧。1134年上距北宋之亡不过八年，因可视为北宋晚期金银器的代表作。

展出金银器最晚的一件，是江苏吴县宋降臣元淮东道宣慰副使吕师孟墓出土的镀金团花银扁盒；吕墓随葬银制生活用具十多件，俱极工致。吕生于南宋端平元年（1234年），元大德八年（1304年）葬，葬时南宋亡国不过二十五年，估计犹存南宋遗风。

中国玻璃质制品的出现，也和发达的青铜冶铸有密切联系。陕西宝鸡发现的公元前10世纪即西周昭、穆时期的伯格墓大批青铜器与千余件玻璃珠、管同出，似乎对这个论点提供了有利物证。但公元前5世纪的湖北随县曾侯乙墓所出精美的蜻蜓眼料珠，据化学分析是西方输入的钠钙制品。此后，如长沙、洛阳等地所出属于公元前4～前3世纪的类似珠饰，则已多是我国仿制的铅钡玻璃。大约和仿制珠饰同时或略晚，我国许多地点都出现了模仿玉器的玻璃铸件，展出的河北满城发现的公元前2世纪刘胜墓出土的玻璃耳杯和圆盘，是此类铸件中的精品。陕西兴平汉武帝茂陵东南约600米处发现的直径23.4厘米的蓝色谷纹玻璃璧和江苏扬州邗江“妾莫书”木椁墓所出近六百件的玻璃玉衣片（有的模印蟠螭纹），是公元前1世纪东方玻璃铸件的代表作。日本福冈须玖冈本（福冈县春日市）和三云南小路（福冈县前原町）两处弥生中期瓮馆中发现的玻璃璧，大约即是公元前后由大陆东传的。福冈市赤井平町、弥永原和大阪府茨木市东奈良发现的硬玉制勾玉铸模，更表明弥生中后期模铸工艺也传入日本，所以从福冈到东京的方形周沟墓中玻璃珠饰已不是罕见之物。

公元前1世纪，西方罗马玻璃器发展了多彩和磨光等装饰，接着又发明了吹制技艺，于是罗马领域内生产的玻璃器成为向东方输出的重要工艺品。从遗物发现地点的分布，可知罗马玻璃东输的初期多由海路。较早的模压成型的罗马玻璃多发现在南方海港及其附近。如广东广州横枝岗西汉墓的蓝色玻璃碗和江苏扬州东汉初广陵王刘荆墓发现的紫红色与乳白色相间的搅胎玻璃钵。展出的一批出于广西合浦西汉墓和广西贵县东汉墓的模压玻璃器，除一件西汉铅玻璃璧外，其他诸器皆与罗马模压的钠钙玻璃接近，但含钾较多，因此有的学者认为是当地用草木灰制造的，正如东晋著名的炼丹术家葛洪（284～364年）在《抱朴子内篇》所记“外国作水精碗，实是合五种灰以作之，今交广多有得其法而铸作之者”的情况。这个推断如果不误，最晚于公元前后我国南方海港及其附近已可仿效罗马用钠钙模压玻璃器皿。展出的洛阳东郊2世纪东汉墓出土的器表缠绕白色条饰的长颈平底绿玻璃瓶，是较典型的罗马吹制玻璃器。3世纪以后，罗马领域内的产品，多与新兴的透明度较高的萨珊玻璃器相间或同时在我国南北方发现。湖北鄂城西晋墓和北京西晋幽州刺史王浚妻华芳（304年葬）墓出有磨饰圆形球面或突起椭圆形乳钉的萨珊玻璃碗。江苏南京、镇江一带的六朝墓出有磨饰的玻璃杯碗，有的研究者认为都是萨珊产品，也有的主张展出的南京东晋墓中发现的圜底杯（发现于象山琅琊王氏墓）和另一残片皆具有罗马玻璃特征。辽宁北票发现卒于415年的冯素弗墓中的淡绿色鸭形容器，是较典型的罗马玻璃，与它同出的还有此次入展的蓝绿色凹底杯。6世纪前半，北方墓葬既出萨珊玻璃碗，又出罗马玻璃杯，前者如山西大同南郊北魏墓所出的有磨饰的圜底碗，后者如河北景县封魔奴（521年葬）墓、祖氏（550年以前葬）墓出土的波纹碗。这两种玻璃器同时出现，在由大陆传入朝鲜的遗物中更为明显。5世纪中后期新罗庆州皇南洞98号墓的北墓出有磨饰的萨珊碗，而该墓的北墓则又出波纹的罗马杯。被推定为5世纪晚期的日本新泽千冢126号墓出有玻璃碗盘各一件，碗是萨珊磨饰碗；盘呈蓝色，饰以金彩人物花木，有的研究者怀疑它属罗马玻璃，果如是，此墓则是罗马玻璃与萨珊玻璃同出一处的最佳实例；这两件玻璃器一般也都认为直接或间接由大陆传来的。

展出的河北定县发现的北魏素面蓝玻璃钵，是481年埋入塔下一批玻璃器中的一件，这批玻璃器被认为是吹制玻璃工艺传入我国最初阶段的制品，技术尚不熟练。近年发掘北魏洛阳大市遗址，发现534年以前以釉陶仿制的器表列饰圆圈纹的萨珊玻璃碗，更表明当时仿制西方吹制玻璃容器，仍处于探索时期。宁夏固原发现的北周开国显贵李贤（569年葬）墓中随葬和日本传安闲天皇（531～535年在位）陵所出的玻璃碗等都是萨珊制品。其实迟到8世纪萨珊玻璃仍为东方所珍视，西安何家村窖藏即和大批金银器共出一圆圈纹萨珊碗。何家村埋藏萨珊碗的时间，已远离制造该碗的年代，因为萨珊玻璃的生产，7世纪中期即进入尾声。

601～604年，隋文帝敕百余州各建舍利塔，塔下所奉舍利和贮藏舍利的玻璃瓶皆系朝廷颁下者，此事大约促进了我国吹制玻璃的发展。当时制造舍利瓶的原料，既有传统的铅玻璃，也有原料难得的钠钙玻璃。河北定县发现的隋舍利瓶系钠钙玻璃，而陕西耀县发现的隋舍利瓶则可能是高铅玻璃。西安李静训墓上原建有重阁（塔），墓中既随葬钠钙玻璃瓶、杯，又随葬高铅玻璃盖盒。隋代出现的钠钙玻璃与高铅玻璃共出的情况，唐初犹在继续，湖北郧县发现太宗子濮王李泰（652年葬）墓中所出玻璃瓶，有钠钙玻璃，亦有高铅玻璃。但钠钙玻璃毕竟限于原料来源，而高铅玻璃又比一般铅钡玻璃较适于吹制，所以此后我国制造的玻璃器多属高铅。朝鲜、日本所出7、8世纪的铅玻璃舍利瓶，如大邱松林寺和奈良法隆寺塔下的发现以及奈良县榛原町文祢麻吕墓出土的骨壶等，疑俱由大陆传入。值得注意的是韩国大邱市松林寺出土舍利瓶中装纳的蓝色圆圈纹侈口圜底玻璃杯，极有可能是萨珊晚期或伊斯兰早期制造。正仓院中仓所藏绀色玻璃杯（承托圜底的银柄系后补制）与此颇为类似。这两件玻璃杯无疑也是从大陆来的。近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塔地宫发现一大批罕见的早期伊斯兰玻璃器，多达二十件，是874年唐皇室进献之物，其中盘口贴花玻璃瓶胸部也饰有与上述两杯大小相近的突起的圆圈纹一列。

10世纪以后的宋辽时期，制造高铅玻璃的地点显著增多，所以南北各地佛塔地宫中高铅玻璃器时有发现。999年埋入河南密县法海寺塔基的可辨识器形的铅玻璃器皿即有五十件，其中宝珠形小瓶与日本奈良县于美阿志神社内桧隈寺（原道兴寺）石塔基坛出土的盛舍利的小口玻璃瓶极为类似，该瓶贮于大陆烧制的青白釉瓷罐和褐釉四耳罐中，因可推知此舍利瓶亦自大陆运来。此类铅玻璃器色虽光鲜，质则轻脆，远不及伊斯兰玻璃可注沸汤与瓷、银无异，所以辽宋人仍重大食器。定县静志寺塔地宫所出北宋时玻璃器，明显分两类，较大器皿如展出的大腹瓶、直筒杯都是伊斯兰玻璃，小型器如展出的侈口碗和未入展的葡萄串等则是自制的高铅玻璃。此外，展出的西安西关原铁塔寺所出长型小方舍利瓶、辽宁博物馆所藏长身瓶，还有许多地点发现的刻花长颈瓶，皆是10～11世纪的伊斯兰玻璃。辽宁朝阳北塔天宫所藏双层胡瓶、朝阳辽太尉左羽林统军耿延毅（1012年葬）墓发现的宽颈把杯和内蒙古奈曼旗辽景宗孙女陈国公主（1018年葬）墓所出乳钉纹长颈把杯，是11世纪伊斯兰玻璃中的精品。伊斯兰玻璃传入日本的数亦甚多，如京都清凉寺所藏985年奝然自宋请归的木雕释迦像五脏中的玻璃器（瓶？）和1228年施入奈良传香寺地藏菩萨胎内的舍利壶等。展出的西安原铁佛寺宋塔基遗址所出深蓝色敞口钠钙玻璃碗，器形与北宋瓷碗相似，有的研究者认为可能是采用伊斯兰玻璃原料在中国制造者。这个推断，可与北宋权臣蔡京子蔡绦于南宋初（12世纪30～40年代）所撰《铁围山丛谈》卷五所记“政和四年（1114年），太上始自揽权纲……检察内诸司……时于奉宸中得……玻璃母二大篚。玻璃母者，若今之铁渣然，块大小犹儿拳……或云柴世宗显德间（954～959年）大食所贡，又谓真庙朝（997～1222年）物也”相印证。正仓院所藏11世纪平氏奉进的深蓝色钠钙玻璃唾壶，系中国传统唾壶形式，因疑或亦如上述西安所出之钠钙玻璃碗，皆属北宋时期，用大食玻璃母所制，而于制成后不久东传日本。

中国古代金、银、玻璃器的制作，虽都有自己的原始开端，但在它们发展的进程中，却与西方工艺有密切联系。这种联系又自大陆向东延伸至日本。从目前已知的有关资料考察，这两种工艺在中国古代发展的各个阶段，在时间分布上颇有若干近似的情况。

战国西汉（公元前5～公元3世纪初）是西方器物和工艺传入与在传统技艺的基础上仿制的阶段。大约从公元前1世纪大陆的玻璃工艺开始影响日本。

魏晋南北朝（3～6世纪）是西方器物较多地传入中国的时期。这时期的较晚阶段，西方器物又从大陆输往日本。

隋至盛唐时期（7～8世纪初）金银器开始逐步东方化。大陆发展了吹制高铅玻璃工艺，西方美观、耐用的玻璃器仍受到重视。这时期大陆传向日本的器物，既有西方制品，也有大陆制品。

盛唐迄宋元（8世纪中～13世纪）民间制造的金银器日益增多，金银器的中国样式逐步完成并迅速发展。高铅玻璃的生产也在扩大。随着海陆贸易的繁荣，西方新兴的伊斯兰玻璃取代了以前的罗马、萨珊器物，从海陆两途东输中国；大约从10世纪中期起，伊斯兰玻璃原料也运来东方，出现了用伊斯兰玻璃原料制造的中国传统器物。以上各类金、银、玻璃器在日本都有发现。

西方金、银、玻璃器通过大陆东及日本源远流长，作为东西文化交流的丝绸之路、陶瓷之路的东方终端，实际上已延长到海东。中国在西方影响下制造的新型金、银、玻璃器同样也不断为日本上下所珍贵。这次展览，日本方面的标题为“正仓院，故乡——中国金银玻璃展”，明确地显示古代中日两国密切往来的盛况；而具有悠久历史的世代往还，正是今后中日两国友好合作不断发展的深厚基础。

本文原刊《中国文物报》1992年4月26日第3版；
1992年5月3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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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日文本发表于《正倉院の故乡——中国の金银ガテス发展》，第11～17页，NHK大阪放送局，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