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新疆拜城克孜尔石窟调查工作纪略^(*)

一

公元纪元前后一直到8世纪，龟兹都是西域中部的一个文化重心。佛教东传，在龟兹发展的佛教艺术通过丝绸之路，更给今新疆以东的中原、北方和葱岭以西的中亚以广泛的影响。龟兹现存的佛教艺术主要集中在当时龟兹都城今新疆库车一带的东西两侧：库车东侧位于铜雀河两岸的苏巴什东西佛寺遗迹，是有名的雀离大寺遗址；西侧今属拜城的克孜尔石窟则是诸龟兹石窟中窟数最多、形制遗物最丰富的一处。此处新疆石窟和龟兹其他佛教遗迹同样在13世纪至14世纪伊斯兰教流行之后，都遭到破坏，此后一直到18世纪才又见于汉文记录，19世纪初流放到伊犁的徐松，更具体地记录了赫色尔（克孜尔）千佛洞^[1]。从20世纪开始许多外国人来克孜尔考察，较重要的是1906年和1913年德国柏林民族学博物馆的格林威德尔和勒考克到这里，两次总计在克孜尔约三个半月，他们割取大批壁画和塑像，还搜略了大量包括龟兹文文书在内的各种实物资料；他们和后来的瓦尔德斯密特都主要从美术史角度研究壁画，认为克孜尔石窟壁画有两种画风，可以代表前后两个时代：一种是可以与印度壁画多用浅赭色等柔和的暖色晕染人体有清晰立体感的画风相比较，其时代瓦氏拟在公元500年前后；另一种在用色上增加了蓝色，晕染的画法也较生硬，这种壁画的时代，瓦氏拟在公元600年左右及其以后的一段时间^[2]。主要根据现存的印度壁画风格来判断洞窟的年代，显然太简单化了。德国人的工作之外，一直到上世纪50年代新疆“文化大革命”之前，克孜尔石窟的工作没有较大的新的进展。“文化大革命”后，1979～1992年，北京大学考古系和克孜尔石窟保管所断断续续合作清理编写克孜尔谷西区十九个洞窟报告，是较有成果的一次^[3]。

二

这次工作拖的时间很长，但真正连续系统工作最长的一次，也只有1979年9月至11月三个月。这次工作主要是北京大学考古系研究生石窟组师生和克孜尔石窟保管所的部分同志共同组织的考古实习。

考古属历史科学。考古学方法首先要掌握对象的全部资料。就克孜尔石窟而言：一、第一步开始的工作，即要掌握克孜尔石窟的分布情况。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只粗看了两遍克孜尔四个石窟区（谷西、谷中、谷东、后山），画出了一张步测的前三个区和后山区的联络平面草图，这样就初步了解了每个洞窟的类别（类别计有中心柱窟、大像窟、方形窟、僧房窟及其他）、洞窟间的打破关系和洞窟的组合问题以及洞窟组合的先后发展情况，这些就是考古学对研究对象的形制的了解；二、接着第二步就要注意洞窟内部塑像和壁画的关系、壁画的重层与各层的布局，研究它们不同层的内容的变化和同层的不同设计等现象；三、第三步，再进行个体形象的变化和艺术风格的分析。二、三步相当于考古学对遗物的类型的探讨。以上三步工作当然都要和西方（中亚、印度）、东方（中国内地）包括石窟寺在内的佛教艺术遗迹联系起来，考虑它们之间的关系与影响。此外，还要参考内容丰富的汉文古代文献，特别是东汉以来的汉文佛籍，包括译经、僧传、佛籍目录和音义之类的书；还有重要的有关史籍，因为这些书籍记录了大批龟兹事迹。最后我们还考虑了当时新发展起来的C14测年技术。根据这些，我们选择了克孜尔部分洞窟（七十座）初步分出三个阶段：即第一阶段多单独存在的僧房窟，例如第6窟（图一），时间约在公元4世纪；第二阶段约在5世纪迄6世纪前期，这阶段是克孜尔石窟的兴盛时期，也是洞窟组合大发展的阶段，其例如图二所反映的大约经过三次扩展的第96～105窟；第三阶段约在6世纪的中后期，其例如第181窟、第183～191窟（图三）。第三阶段以后，克孜尔的佛教逐渐衰落，这与7、8世纪迫胁龟兹的各种军事力量来自龟兹国都西侧有直接关系。开元三年（715年）所立张孝嵩击破入侵的吐蕃军队的纪功碑在克孜尔附近被发现^[4]，克孜尔谷西区第18窟更发现有开元间（713～741年）记录有于阗字样的汉文军事文书^[5]，应该都是很好的证明。刻画在谷西区第105窟的开元十四年（726年）的游人题记和刻画在后山区第220窟的天宝十三载（754年）游人题记似乎更暗示着这里有的洞窟已忽视了看管，甚至接近荒废了。

在初步分出了三个阶段之后，我们认为德国人提出壁画的两种画风代表前后两个时代的说法，有可能并不完全可靠，由于喜用暖色的所谓第一种画风，人物的面部眼鼻相距较为舒展，第二种画风即出现冷色画风中的人物面部五官布置较为逼近，这种不同的特征，应当是表现不同民族的面型；还有在我们初步分析的三个阶段中，上述德国人所谓的两种画风的壁画同时出现在我们拟定的第一、二两阶段中，甚至所谓第二种画风在第一阶段中出现的时间略早，数量似乎也较多。总之，这个问题还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6]。

三

1979年我们除了考虑部分克孜尔石窟兴建的阶段问题外，还重点注意了大像窟这个石窟类别。大像窟的特点是在中心柱窟内的中心柱前面曾塑造高大的立佛（此高大立佛本身在13～14世纪伊斯兰教流布之后被破坏掉了，这与前年塔利班击毁阿富汗巴米扬东西两大立佛窟中的立佛的做法相同）。克孜尔三个阶段都建有大像窟：第一阶段的第47窟大像，据现存中心柱上的遗迹测算应在10米以上。根据这类遗迹统计，克孜尔原共有大像窟七处。龟兹其他石窟也多有大像窟，如森木赛姆南北崖各有一处，北崖第11窟大像原高可达15米；克孜尔尕哈有四处，第22窟大像原高也近10米；库木吐喇也有四处。看来，大像窟是龟兹石窟的特征之一。大像窟布局的演变也值得关注：第一阶段大像窟中心柱后面安置涅槃像的后室宽大，如第47窟（图四：1）；第二阶段显著窄小了，如第139窟（图四：2）；第三阶段即约6世纪中后期的大像窟已废弃了大像立在中心柱前面的形制，而改为在大立像两腿后面开通道（礼拜道）的方式，并废掉了涅槃像的安排，如第70窟（图四：3）；又这第三阶段的布局和阿富汗巴米扬东、西两大立佛洞窟（即第155窟和第620窟）布局接近，如除去巴米扬两大立佛窟内左、右、后三壁较迟开凿的小型窟龛不计外，特别是东大立佛窟的布局（图五）更与克孜尔第70窟类似。巴米扬大立佛据近年研究，大多同意开凿于6世纪，这样，巴米扬大佛的来源有可能与葱岭以东的龟兹佛教联系起来。这当然是更值得深入研讨的问题^[7]。

四

1979年北京大学这次和克孜尔石窟保管所合作进行的考古实习，对克孜尔石窟考古工作来说，仅仅是撰写克孜尔石窟考古报告的开始，当时所思考的问题都只是极初步的。在石窟年代问题上，只能说试图大概分几个阶段，真正搞清楚克孜尔全部洞窟的排年分期，那当在克孜尔石窟考古报告接近全部编竣之时；至于根据洞窟分期研究其历史意义，以完成作为历史科学的克孜尔石窟考古工作的最终目的，那是更长期的事业。作为一项学术事业，是需要有毅力、有恒心，更重要的是工作领导的支持，才有可能逐步完成的。遗憾的是，1979年开始工作，二十多年过去了，今天还没有看到它的继续清理编写的计划。我们认为设在包括克孜尔石窟在内的各处石窟单位，从保管所到研究院，他们的本职工作，除了保护维修之外，就应是经过编写详细的洞窟档案，然后产生考古报告的工作。前些年，各地抓经济建设，近年我们已有些余力照顾到文物单位，许多石窟的经济情况有了改变，但不少单位不抓紧编制详细的档案记录，当然更谈不到考古报告了；更严重的是，有的石窟单位为了所谓的发展旅游，竟在石窟前面过分扩展道路、广场、停车点，对埋在现在地面下的石窟遗迹，不经考古发掘的工作，而大肆推平破坏，要知道被破坏的遗迹，有可能就是它后面现存石窟的前室部分，所以那里出现了残碎的彩塑和坍落的壁画，这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话说远了，我们希望包括克孜尔石窟在内的各地石窟单位重视经过详细档案的编写产生考古报告这项石窟单位的本职工作。如果重视这项工作，刬平破坏窟前遗址的情况，自然就会避免了。

2006年6月26日

注释

[1]见徐松《西域水道记》卷二。

[2]参看《新疆克孜尔石窟考古报告》第一卷附录一所刊晁华山《德国人研究克孜尔石窟的概况》。

[3]1997年12月文物出版社出版了《新疆克孜尔石窟考古报告》第一卷。

[4]见谢济世《戎幕随笔》。谢书似佚，此事据俞浩《西域考古录》卷十二转引。

[5]见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科学出版社，1958年。

[6]参看拙文《克孜尔部分洞窟阶段划分与年代等问题的初步探索》，刊《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一，文物出版社，1989年。

[7]参看拙文《克孜尔部分洞窟阶段划分与年代等问题的初步探索》，刊《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一，文物出版社，1989年。

---

(*) 　这篇文稿是2006年6月间和某媒体记者谈论过去对新疆拜城克孜尔石窟进行调查工作的一份记录底稿，内容虽嫌简略、片面，但提出编写石窟考古报告的建议，还应是当前各重点石窟保管单位的紧急任务，希望能引起有关同志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