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长安以外佛教寺院的布局与等级初稿

唐代长安以外各地佛寺资料较长安更为简略，初步辑录可试作综述者，仅获主院布局的差异和唐后期记录佛寺等级与别院情况两项。

一　佛寺主院布局概况

唐代长安以外各地寺院的文献记录远不如长安丰富，其遗迹更少考古发掘工作，但地方也别有优越条件，即各地沿袭唐建的佛寺一般不像长安寺院由于政治等原因，较频繁地被改造、重建，因可根据文字记载探讨其原始设计的概况，特别是地方佛寺的主院部分在唐三百年间的发展演变，却比长安寺院为清晰。此外，有的地区还有少数佛寺尚保留较多的早期主院布局的遗迹，甚至还有个别唐代殿堂巍然存在，敦煌、安西一带石窟壁画中不仅绘出大批佛寺主院图像，有的附绘部分别院；尽管一些遗迹和实物缺少较全面资料，图像内容、规范也颇属概括性质，但这类形象却都是长安所不具有的^[1]。综合以上资料，约可依据长安以外各地寺院的主院布局区分以下五种情况。

第一种　主院内佛塔与殿堂、层阁并重，且竖塔于殿阁之前者。其例如贞观初郑州汜水等慈寺。颜师古《等慈寺塔记铭》：

（太宗）乃命克敌之处普建道场……此寺碑号等慈，境实郑州，县称汜水，班倕既集，矩矱斯备，式构宝坊，树兹灵塔……层阁峥嵘，修廊黯。（《金石萃编》卷四十二）

又如天授二年（691年）宣州大云寺，《文苑英华》卷八五五录李峤《宣州大云寺碑》：

天授二年乃下制，今天下诸州各置大云寺一所^[2]。宣州大云寺者……内则香殿崛起，若朱鸟舒翼，冠南海之鹏云；前则涌塔化成，若皇娲振鳞，立东维之鳌柱，……穷壮丽于天巧，拟威神于帝室，故能使外道摧服，异方归向……

日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二记莱州龙兴寺云：

开成五年（840年）三月十五日……到莱州……出城外东南龙兴寺宿。佛殿前有十三级砖塔，基阶颓坏，周廊破落。

按各地龙兴寺皆系就武周或武周前所建旧寺，因神龙元年（705年）右补阙张景源疏请而改寺名者^[3]，因知莱州龙兴寺之创建，当在武周或武周之前。此类唐代寺院已无完整实例，但其遗迹尚有踪迹可寻。贞观间（627～649年）创建的晋州大云寺和咸亨四年（673年）建舍利塔的长子法兴寺即是两处佳例。晋州州治在山西临汾。大云寺位临汾旧城西南隅，寺门之后为铁佛阁，内奉一高丈余之铁佛头。此阁系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地震后新建。震前阁的位置原竖一佛塔，《顺治平阳府志》卷十记此寺塔：

临汾县大云禅寺在安道坊，唐贞观中建，俗名铁佛寺，内有大铁佛，头上建浮图，突兀云汉。

长子法兴寺位县城东南三十里慈林山麓，山门后立平面方形唐舍利石塔一座，塔后为宋元丰间（1078～1085年）重修的圆果大殿。寺存释洪满《大唐故赠司徒荆州大都督兖□二州都督郑国潞州刺史上柱国郑惠王石□记》记建塔经过云：

王讳元懿，字□□，陇西狄道人也。曾祖太祖景皇帝，祖元皇帝，父高祖太武皇帝，王即太武皇帝之第十三子也。往任潞州日，于此土奉为先圣造石舍利塔一所，下并有敕赐舍利骨参漆粒，造藏经三千卷……庆赞将毕，洪满亲承教旨，仍奉纶言，以勤补拙，猥当检校，恐河海倾竭，陵谷变移，谨件先皇子孙勒诸贞石……咸亨四年（673年）十月八日。（《乾隆长子县志》卷十五）

敦煌莫高窟第332窟系圣历元年（698年）李君所开塔庙窟，该窟中起中心塔柱，窟后壁雕造涅槃大像。原竖窟内之《李君莫高窟佛龛碑》云：

后记涅槃之变，中浮宝刹，匝四面以环通……粤以圣历元年五月四日修葺功毕，设供塔前。

塔前即中心塔柱之前，是此窟亦前塔后殿之佛寺也（图一）^[4]。

又敦煌莫高窟唐代洞窟壁画中有寺门后即画佛塔的寺院布局，如中唐兴建的第361窟。该窟南壁阿弥陀经变和北壁药师经变中所表现的佛寺，皆为周绕回廊，回廊南面正中建三门楼，门楼之后两侧各设二层阁，庭院中部偏后建顶设覆钵、相轮的二层木塔一座。阿弥陀经变中寺院的右侧二层阁上层悬钟，塔平面作方形（图二）。药师经变中寺院的钟却悬在前左隅角楼的上层，佛塔平面似作六角形。额柱皆具曲线，造型较为特殊。

敦煌所出五代写卷《五台山巡礼行记》（P.4648）^[5]记太原净明寺云：

三月十七日巡游诸寺，在河东城内……入净明寺，有真身舍利塔。

疑亦属此类前塔后殿的寺院。

第二种　主院前两侧建双塔。其例如《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二所记麟德二年（665年）建登州法云寺：

开成五年（840年）二月二十八日……到（登州）台村法云寺宿，知馆人了事。台馆本是佛寺，向后为馆……馆前有二塔，一高二丈，五层，镌石构作；一高一丈，铸铁作之，有七层。其碑文云“王行则者奉敕征伐东藩没落，同船一百余人俱被贼擒，送之倭国，一身逃窜，有迂还归。麟德二年九月十五日造此宝塔”云云。

又如杭州开元寺于开元二十六年（738年）竖双塔，见《文苑英华》卷八六〇李华《杭州开元寺新塔碑》：

杭州开元寺，梁天监四年（505年）豫州刺史谯郡戴朔舍宅为寺，寺号方兴，名僧惠圜营建之。后处士戴玄、范宾恭增饰之。至开元二十六年改为开元寺^[6]，庭基坦方，双塔树起。日月逝矣，材朽将倾。广德三年（765年）三月，西塔坏，凶荒之后，人愿莫展，太常卿兼杭州刺史张公伯仪……乃舍清白之俸，为君为亲修而复之……

天宝十四载（755年）、乾元元年（758年），幽州悯忠寺又起二石塔，见《永乐大典》卷四六五〇^[7]《顺天府》七引《元一统志》：

大悯忠寺在旧城，有杰阁奉白衣观音大像。二石塔对峙于前……玄宗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建塔于东南隅，肃宗乾元元年史思明于西南隅对立一塔。

其后，《文苑英华》卷八六三封演《魏州开元寺新建三门楼碑》记大历九年（774年）田承嗣于魏州开元寺起塔二所分藏舍利：

开国田公之在魏也，勤四封之人而抚之，阅亡军之灾而补之，戎务之闲诠于僧曰，彼道场胜地……台观有素其可阙乎……既立三门，镇之层楼，又像双阙，校之连阁……寺自神龙（705～707年）至于宝应（762～763年），五十有七年而遇焚毁，自宝应以至于兹，十有三年而复旧物……公顷曾入寺虔恭作礼，有舍利两粒降其瓶，……遂于寺内起塔二所而分葬焉。

此外，潞州开元寺和延庆禅院皆竖二塔，见敦煌五代写卷《五台山巡礼行记》（P.4648）：

二月十一日入（潞府）城，十二日……乃礼开元寺内二塔……延庆禅（院）有二塔……

《永乐大典》卷四六五〇《顺天府》卷七引《元一统志》记幽州延寿寺双塔建于大中（847～860年）灾后：

大延寿寺在旧城悯忠阁之东……唐为龙兴，灾于太和（827～835年），又灾于大中（847～860年），节度使张信伸奏立精舍并东西浮图，曰殊胜，曰永昌。赐寺额曰延寿。

是寺院主院建双塔，大中复法之后仍在长安以外的地方佛寺流行，故咸亨中（670～674年）文偁禅师于福建泉州开元寺大殿之前东侧兴建九级木塔，直到五代贞明二年（916年）始补建西侧木塔。至于现存的二石塔系南宋时于两木塔原址所改建者^[8]。

第三种　主院中部建高阁为其特点。此种约始于长安光明寺，武周时改寺名为大云经寺，寺当中建七宝台^[9]。七宝台以其高显因又名塔^[10]，其所处位置疑亦是原建塔之地，故景云二年（711年）刘彦《凉州卫大云寺古刹功德碑》记凉州大云寺建置重阁当阳：

大云者……本名宏藏寺，后改为大云，因则天大圣皇妃临朝之日，创诸州州各置大云……当阳有花楼重阁，院有三门、回廊……^[11]（《金石萃编》卷六十九）

可能由于武周大云寺之提倡，盛唐以降原竖塔的位置建构高阁的做法风行一时。敦煌莫高窟自盛唐石窟起，以整体佛寺作背景的壁画，多于佛寺正中画重阁，如第217窟北壁观无量寿经变（盛唐）（图三）、第231窟北壁弥勒经变（中唐）、第146窟北壁药师经变以及第51窟西壁五台山图中的大清凉寺和万菩萨楼等（五代）（图四）。敦煌所出五代写卷多记太原、五台此类寺院，《五台山巡礼行记》（P. 4648）：

三月十七日巡礼诸寺，在河东城内第一礼崇福寺，入得寺门有五层乾元长寿阁，又入大中寺，入得寺门有大阁，有铁佛一尊。

另一《五台山行记》（S.0397）^[12]记：

（太原大安）寺前有五凤楼、九间大殿、九间讲堂……又到（五台）佛光寺四十里宿，二十七日夜见圣灯，一十八遍观。兼（建）有大佛殿七间，中间三尊两面文殊普贤菩萨。弥勒阁三层七间，七十二贤、万菩萨、十六罗汉。

《宋高僧传》卷二十七《唐五台山佛光寺法兴传》并记有阁的高度：

释法兴洛京人也……来寻圣迹，乐止甘泉，隶名佛光寺……即修功德，建三层七间弥勒大阁，高九十五尺，尊像七十二位圣贤、八大龙王，罄从严饰……大和二年（828年）春正月，闻空有声云入灭时至兜率天众今来迎导，于是洗浴梵（焚）香，端坐入灭。

两处所记五台山佛光寺主院情况，尚可与现存佛光寺建置及其遗迹相对照。寺主院现存最后高台上大中九年（855年）九月至十年（856年）十月郑涓任河东节度使时所建阔七间深四间的佛殿，即《行记》内奉“中间三尊两面文殊普贤菩萨”之“大佛殿七间”；“弥勒阁三层七间”现已无存，但方形基址遗迹尚存，位于今佛殿耸高砌阶之前、金代重建的文殊殿左上方；阁址前清末兴建的韦陀殿，应是原寺门位置（图五）^[13]。

第四种　佛塔在寺院逐渐退出重要位置。从长安以外的资料观察：（一）塔或建于殿后，如敦煌西千佛洞第15窟中唐所绘西壁阿弥陀经变壁画中表现的佛寺（图六），在佛殿后方绘出单檐木塔一座；与塔有关、位于殿前的层阁，莫高窟盛唐壁画中亦有绘于殿后者，如第91窟南壁观无量寿经变所表现的寺院，在方形佛殿之后，起二层木构高阁。《宋高僧传》卷十六《后唐东京相国寺贞峻传》记大顺二年（891年）汴州相国寺主院遇灾情况：

当大顺二年，灾（汴州）相国寺重楼三门、七宝佛殿、排云宝阁、文殊殿里廊，计四百余间，都为煨烬。

所记主院建置，系自前向后的叙述，排云宝阁列于佛殿之后。该阁建年见《宋高僧传》卷二十六《唐今东京相国寺慧云传》：

睿宗潜符梦现，有敕改（汴州）建国（寺）之榜为相国（寺），盖取诸帝由相王龙飞故也……玄宗即位……上皇御书寺额……天宝四载（745年）造大阁，号排云。

殿后建高阁，此是较早的文献记录。

（二）塔或建于别院，如凉州大云寺，见前引景云二年（711年）《凉州卫大云寺古刹功德碑》：

大云寺……花楼院有七层木浮图……高一百八十尺，层列周围二十八间，面列四户八窗一一相似。

又如《益州名画录》卷中记福感寺有塔院。《宋高僧传》卷七《唐绛州龙兴寺木塔院玄约传》记绛州龙兴寺有木塔院。

（三）原位主殿前之东西塔独立成塔院。如汴州相国寺有东西塔院，《宋高僧传》卷七《梁东京相国寺归屿传》记梁后主时，东塔院奉御容，并为长讲院：

先梁后主与屿总角同学庠序……其年独赐屿紫衣，仍号演法大师，两街威仪迎导至（相国）寺，兼敕东塔御容院为长讲院。

同书卷二十六《唐今东京相国寺慧云传》记此东塔始建于至德中：

（汴州）相国寺……肃宗至德年中（756～758年）造东塔号普满者，至代宗大历十年（775年）毕功^[14]。

同书卷七《后唐东京相国寺贞诲传》又记西塔院有法华经堂：

唐天祐元年（904年）至今东京相国寺寓舍，（诲）讲导法华经十许遍，人未归重，则知奇货之售亦有时焉。及梁氏都于是京，人物委输。贞明二年（916年）会宋州帅孔公仰诲风规，知其道行，便陈师友之礼，舍俸财，置长讲法华经堂于西塔院，从此翕然盛集。

两塔院内或建经堂，或奉御容，又皆可为长讲佛经之所，因知此两塔院俱不在主院之内。此外，敦煌莫高窟晚唐第85窟，窟顶西坡弥勒经变壁画中的佛寺画出主院与左右院，右院正中画层阁，左院中庭绘单层佛塔。不知壁画中右院层阁与佛塔有无关系（图七）。又《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一记扬州开元寺有东塔院。与东塔院相对似应有西院的安排，唯不知西院的主要建筑是否亦是浮图？抑或是包括层阁的其他建置。

第五种　不兴建装藏舍利和供奉佛像的佛塔的寺院。此类寺院就文献统计，似以东都敬爱寺较早，规模也较大。《唐会要》卷四十八《议释教下》记此寺云：

敬爱寺，怀仁坊，显庆二年（657年）孝敬在东宫为高宗、武太后立之，以敬爱为名，制度与西明寺同。天授二年（691年）改名为佛授记寺，其后又改为敬爱寺。

《历代名画记》卷三曾详细记录该寺：“彦远游西（东）京寺观不得遍，唯敬爱寺得细探讨，故为详备。”其记该寺建置有三门、中门、门楼、佛殿（大殿）、讲堂、东禅院、西禅院、纱（？）廊、山亭院等，确较详备并详细各处壁画雕塑和部分供奉器，唯无一语描述佛塔，知“制度与西明寺同”者并非虚语^[15]。此外，经会昌毁佛（845年）^[16]大中复法（847年）以后，州县诸寺被描述于僧传和见诸碑记者，大多记载殿堂廊房，不及浮图，如记录越州开元寺，《宋高僧传》卷二十七《唐会稽吕后山文质传》云：

（质）隐乐成县大芙蓉山，胎息而已。大中重兴，（越州）太守韦君累请不来，强置于榻舁出州开元寺居。檀施骈，回造大佛殿并讲堂房廊、形象，并写藏教无不备焉。

又如彭州九陇县龙兴寺，见《文苑英华》卷八六八陈会《彭州九陇县再建龙兴寺碑》：

厥初寺号大定，天授二年（691年）为大云，我唐开元中诏号龙兴。会昌五年（845年）废为田地。僧俄中像示灭，钟声绝耳，楼台为薪……未经岁，我皇驭九土，怀八荒……复诏天下，使率土郡府各复大寺……彭为郡得复寺之二焉。二之数龙兴居一……啸良工、度贞木，缭以周墙七百余尺，亘以备廊间百十四，然后中堂云构，三门洞开，俨八臂之瑞容，赩丈六之金质……固不可一一言之也。

又如宣州新兴寺，见《文苑英华》卷八六八卢肇《宣州新兴寺碑》：

宣城新兴寺者，会昌四年（844年）既毁，大中二祀（848年）故相国太尉裴公（休）之所立也……轮奂博敞，盖江南之首出也……构殿立门，有轩有庑……善集檀施备修房廊……而太尉所立有殿内千佛，有地藏院，有上方石盆院……

上述诸寺不录佛塔的记载，疑非偶然遗落，盖其时大小寺院兴建浮图之风已渐衰微，故现存盛唐以降佛寺及其遗迹多有不见佛塔及佛塔之遗址者。前者如建中三年（782年）所建五台山南禅寺^[17]，后者如辽金时代沿袭唐云州开元寺旧址修建的西京大普恩寺，即今山西大同城内俗称南寺之善化寺（图八）^[18]。

二　佛寺等级与别院的记录

有关长安以外寺院等级的纪事，似以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一于承和五年（唐开成三年，838年）十二月八日滞扬州记开元寺设斋列席，每席僧数按寺大中小分三级为最早：

五百众僧于廊下吃饭，随寺大小届僧多少：大寺卅，中寺廿五，小寺二十，皆各座一处长列。

此与《佛祖统记》卷二十四著录会昌五年（845年）敕文相符：

（会昌五年）五月敕，天下州郡各留一寺，上寺二十人，中寺十人，下寺五人。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所出五代写卷《诸山圣迹志》（S.0592b）^[19]记太原、定州、镇州等地寺院亦分三等：

从此（五台山）南行五百里至太原，都城四十里。大寺一十五所，大禅（院）十所，小院百余；僧尼二万余人。

定州……其城周围二十八里，罗城四十里，大寺五所，禅院八所，小院四十所；僧尼二千余人。

镇州……其城周四十里。大寺二十三所，大禅院三十六所，小院五十七所；僧尼七千余人。

《诸山圣迹志》（S.0592b）又记：

抱腹山在太原（西南）三百里。大寺十所，兰若三十余所；僧尼三百余人。

（从盘山）南行三百里至幽州……周围五十里。大寺一十八所，禅院五十余所，僧尼一万余人。

《五台山巡礼行记》（P.4648）记潞州府有寺、有禅院：

二月十一日入（潞府）城。十二日……巡礼开元寺内二塔，龙兴寺有塔，广济禅院、延庆禅（院）有二塔……

《益州名画录》除记成都诸寺外，亦多记禅院^[20]。因此，似可估计圆仁《行记》和会昌五年（845年）敕中的中寺、小寺，可能如敦煌经卷著录的无寺额属民间私建的所谓兰若、禅院，而有异于《两京新记》《长安志》所记录唐长安各坊内面积大小不同的佛教寺院。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于会昌四年（844年）七月十五日又记有关外州大寺与长安寺院相比的记录：

长安城里坊内佛堂三百余所，佛像、经楼等庄严如法，尽是名工所作。一个佛堂院敌外州大寺。准敕并除罄尽。诸道天下佛堂院等不知其数。

“一个佛堂院敌外州大寺”，实际即是指外州大寺的设置，只有如长安寺院的主院，此应是一般概括的词句^[21]，或是指长安佛寺主院宽阔的面积而言；其实圆仁《行记》记外州和佛教圣地的寺院设有别院之例甚多，如卷一记扬州开元寺有定闲院、观音院；龙兴寺有法华院、东塔院；惠照寺有禅林院；卷二记文登县惠海寺有极乐阇梨院；长山县醴泉寺有新罗院；五台山“竹林寺有六院，律院（贞元戒律院）、库院、花严院、法花院、阁院、佛殿院”；大花严寺有涅槃院、般若院、菩萨堂院、善住阁院、库院等十五院；卷三记金阁寺有坚固菩萨院，灵境寺有浴室院，“到法华寺……巡礼诸院，次入法华院”，真如大业寺有律大德院，玉花寺有求雨院等。

佛寺别院之设，应源于东晋以降信奉之者增多，乾封二年（667年）道宣撰《关中创立戒坛图经》多竖别院，亦是长安佛寺盛建别院之反映。长安之外东都洛阳、北京太原寺院亦多有别院之记录，如前引《历代名画记》卷三记东都敬爱寺有西禅院、东禅院、山亭院，又记龙兴寺有西禅院，慈圣寺有西北禅院；会昌后复法，《元河南志》^[22]卷一更记洛阳晚唐五代时多建禅院^[23]与寺院附建小院（或诸院）事迹，后者如记殖业坊卫国寺“光化中（898～901年）复建，有小院十一”，毓材坊安国寺“会昌中废，后复葺之，改为僧居，诸院牡丹特盛”，同坊大云寺“后唐同光二年（924年）重建，今小院七”，赐福坊“贞观九年（635年）建景福寺，武后改天女，会昌中废，后唐同光二年重建，今有小院二十九”。太原佛寺附建别院者有崇福寺，见《宋高僧传》卷七《大宋并州崇福寺佛山院继伦传》，记该寺有佛山院；同书卷二十四《周太原府崇福寺慧警传》记有九子母院；同书卷二十六《唐太原府崇福寺怀玉传》记有净土院；永和寺，亦见《宋高僧传》，该书卷二十三《晋太原永和三学院息尘传》记永和（寺）有三学院；大安寺见《五台山行记》（S.0397）记大安寺有大悲院、弥勒院、经藏院、文殊院、门楼院、三学院、药（师）院。东都、北京之外，各地寺院建有别院者，除前引圆仁《行记》所列诸处，仅就仓促检及者，得汴、潞、绛、凉、润、宣、永、益八州寺例和补记五台事例如下。汴州寺例见前引《宋高僧传》卷七《归屿传》“朱梁后主……敕（相国寺）东塔御容院为长讲院”和同书卷《贞诲传》记相同寺于“（梁）贞明二年（916年）……置长讲法华经堂于西塔院”。潞州寺例见《五台山巡礼行记》（P.4648）：“二月十一日入（潞府）城，十二日参使，延唐寺常住院安置。”绛州寺例见前引《宋高僧传》卷七《玄约传》著录之绛州龙兴寺木塔院。凉州寺例见前引《凉州卫大云寺古刹功德碑》所记之花楼院。润州寺例见《历代名画记》卷三记李德裕于浙西“创立甘露寺……置张僧繇（绘）神在禅院三圣堂外壁”。宣州寺例见前引卢肇《宣州新兴寺碑》所记大中二年（848年）裴休于该寺兴建的地藏院和上方石盆院。永州寺例见《佛祖统记》卷四十九著录之柳宗元《（永州）龙兴寺净土院记》。益州寺例见《益州名画录》，卷上记圣寿寺大悲院、浴室院，宝历寺水陆院；卷中记圣兴寺新禅院、福盛寺塔院；卷下记净众寺延寿禅院。益州最大的寺院是大圣慈寺，《佛祖统记》卷四十记：“至德元载（756年）……上皇驻跸成都……御书大圣慈寺额，赐田一千亩……凡九十六院，八千五百区。”但《益州名画录》叙及该寺诸院名仅得二十一项^[24]；其中部分别院附记院内建置，如三学院有大厅（卷下）、真堂（卷中）、经堂（楼）（卷中）、罗汉堂（阁）（卷中），石经院有后殿（卷中），六祖院有罗汉堂（卷下），药师院有师堂（卷上）等，则是研讨别院规制的参考资料。有关五台佛寺别院的记录，除圆仁所记外，《五台山行记》（S.0397）尚记佛光寺有“常住院，大楼五间，上层是经藏，于下安众……房廊殿宇更有数院”。《宋高僧传》卷二十一《唐五台山竹林寺法照传》记大圣竹林寺有诸菩萨院，华严寺有华严院、般若院；又记法照于佛光寺感灵异事：

法照……大历二年（767年）栖止衡州云峰寺，勤修不懈，于僧堂内粥钵中忽睹五彩祥云，云中现山寺，寺之东北五十里已来有山……入可五里有寺，金榜题云大圣竹林寺……他日斋时，还于钵中五色云内现其五台诸寺……四年（769年）……八月十三日，于南岳与同志数人惠然肯来……五年（770年）四月五日到五台县，遥见佛光寺南数道白光。六日到佛光寺，果如钵中所见，略无差脱。其夜四更，见一道光从北山下来射照……寻光至寺东北五十里间果有山……向北行五里已来见一金门楼……题曰大圣竹林寺，一如钵中所见者，方圆可二十里，一百二十院，皆有宝塔庄严……自后照又依所见化竹林寺题额处，建寺一区，庄严精丽，便号竹林焉^[25]。

《广清凉传》卷中记《道义和尚入化金阁寺》云：

释义禅师……唐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四月二十三日远自江表，与杭州僧普宁同游至台山清凉寺粥院安止……（自中台）向东北行二三百步，举目见……金阁寺三门楼阁，金色晃曜夺目，大阁三间，上下九间，睹之惊异……遂入寺庭，堂殿廊庑皆金宝间饰……童子引义入东厢，从南第一院登门——送阿师游十二院……至大食堂前，多有僧侣，或禅或律，或坐或行……十二院题额各异：东廊六院，大圣（文殊）菩萨院、观音菩萨院、药王菩萨院、虚空藏菩萨院、大慧菩萨院、龙蘽菩萨院；西廊六院，普贤菩萨院、大势至菩萨院、药上菩萨院、地藏菩萨院、金刚菩萨院、马鸣菩萨院，义巡谒毕，老僧遣义早归……出寺百步回顾已失所在，但空山乔木而已，方知化寺，遂回长安。大历元年（766年）列其上事闻奏太（代）宗皇帝，帝下敕建置，诏十节度使照修创焉。

以上化竹林、金阁两寺，虽涉虚渺，但可推知五台佛寺附有众多别院的情况。化金阁寺十二院的布置，表现了玄宗以后佛寺内紧邻主院两侧别院的具体内容——供奉诸胁侍菩萨，与初唐如道宣《戒坛图经》附图相较有了差异。五台不仅寺院多设别院，《广清凉传》卷中《神英和尚入化法华院》还记有不附寺院单独建置的佛院：

唐开元四年（716年）夏六月中旬到山……独游西林，忽睹精舍，额题法华之院。神英直入巡礼，俄见多宝佛塔一座，四门……次后有护国仁王楼五间，上有玉石文殊、普贤像并及部从，前三门一十三间，里门两掖有行官道场……心疑化境，遂出东行……回首视之，略无所见。……即于化院之地，结庵而止，发大誓愿，我当如化院建置伽蓝。居之岁余，归依者众……院成毕功，费盈百万，题号法华之院，和尚因即住持……

此类单独佛院应与兰若近似，《广清凉传》卷下《高德僧事迹》记：“取性道者……居取性院，即今王子寺东北兰若，改名为北福胜院。”圆仁《行记》兼记宿地，因多有这类佛院的记录，如卷一记扬州有嵩山院，宝应有法华院，楚州有崔家禅院；卷二记文登县有南山法空阇梨院、赤山法华院、新罗院、真庄村天门院，青州新罗院，镇州金沙禅院，行唐县西禅院等；卷三记孝义县涅槃院等，其记五台山一带更多普通院，并谓普通院或称兰若，如卷二记北台有宋谷兰若，同卷圆仁于开成五年（840）四月十八日记“向西北望见中台……此即清凉山金色世界，文殊师利现在利化，便入停点普通院，礼拜文殊师利菩萨像，因见西亭壁上题云‘日本国内供奉翻经大德灵仙元和十五年（820年）九月十五日到此兰若’云云”^[26]。《行记》卷三记：东台有供养院、上米普通院；“（南）台顶向南下，行十七里许，于谷内有一院，屋舍破落，无人，名为七佛教诫院”，“（日僧）灵仙三藏先曾多在铁兰若及七佛教诫院，院额题云：八地超兰若”；南台西南忻州胡村、宋村、石岭、大于、白杨、古城等镇村皆有普通院；同卷又记自五台南趋长安经过的龙门县有与兰若类似的招提院等。

长安以外佛寺多建别院和无寺额独立的佛院、兰若、招提和普通院较普遍的兴建，应可清晰地反映出8世纪后期以来中国佛教日益向民间扩展的总的趋势。

注释

[1]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中绘出规模较大的以佛寺为背景的图像，都不应是本地寺院的写真，其粉本大抵来自中原，甚至直接或间接源于两京；但无较大面积的考古发现和尚未看到详细寺院文献记录之前，上述估计还只能视作有可能的推断。

[2]《唐会要》卷四十八《议释教下》：“天授元年十月二十九日，两京及天下诸州各置大云寺一所。至开元二十六年六月一日，并改为开元寺。”

[3]《唐会要》卷四十八《议释教下》：“龙兴寺，宁仁坊，贞观七年（633年）立为众香寺，至神龙元年（705年）二月改为中兴寺。右补阙张景源上疏曰：‘伏见天下诸州，各置一大唐中兴寺观，固以式标昌运，光赞鸿名，窃有未安……夫言中兴者，中有阻间不承统历，既奉成周之业，实扬先圣之资，君亲临之厚莫之重，中兴立号未益前规，以臣愚见……请除中兴之字，直以唐龙兴为名，庶望前后君亲，俱承正统，周唐宝历共叶神聪。’上纳之，因降敕曰：‘……自今已后不得言中兴之号，其天下大唐中兴寺观，宜改为龙兴寺观……’”

[4]参看拙作《武周圣历李君莫高窟佛龛碑合校》，刊《中国石窟寺研究》，文物出版社，1996年。

[5]P.4648，佚名，王重民先生《伯希和劫经录》拟《旅行日记（盖是往礼五台山者）》，见《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商务印书馆，1962年。

[6]参看注〔2〕。

[7]《永乐大典·顺天府》卷七至十四，已于1983年标题《顺天府志》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影印刊世。关于该书的发现可参看拙作《居庸关过街塔考稿》注释5，刊《藏传佛教寺院考古》，文物出版社，1996年。

[8]参看《乾隆泉州府志》卷十六所录明蒋德璟《（开元寺）双塔记略》。

[9]《长安志》卷十：“（怀远坊）东南隅大云经寺，本名光明寺……武太后初，此寺沙门宣政进《大云经》，经中有女主之符，因改为大云经寺。遂令天下每州置大云经寺。此寺当中宝阁，崇百尺，时人谓之七宝台。”

[10]《长安志》卷八：“（光宅坊）横街之北光宅寺，仪凤二年（677年）望气者言：此坊有兴气。敕令掘得石函，函内有佛舍利骨万余粒，遂立光宅寺。武太后始置七宝台，因改寺额焉。《酉阳杂俎》曰：宝台甚显，登之四极眼界……丞相韦处厚自居内庭至相位，每归辄至此塔焚香瞻礼。”

[11]《萃编》录此碑，题《凉州卫大云寺古刹功德碑》，其下即列“前修文阁学士刘秀撰”“朝行郎凉州神乌县主簿夏侯湛篆额”各一行，不及书人。凉州卫系明初改元西凉州置，清雍正初升凉州府，故《萃编》录文后，王昶按语云“碑系重刊”，并云：“（多）为字，恐前‘前’，‘朝行’及不列书人，亦皆脱误也。”

[12]S.0397，佚名。此据刘铭恕先生《斯坦因劫经录》拟名，见《敦煌遗书总目索引》。

[13]参看梁思成《记五台山佛光寺的建筑》，刊《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七卷1、2期，1944年。

[14]《事物纪原》卷七引《宋会要》：“（相国寺）东塔曰普满，唐至德二载（757年）建。”

[15]完全以佛殿为重心，不建置浮图的寺院布局，最早之例为显庆初高宗为孝敬太子李弘病愈于京城长安立西明寺和李弘又为高宗武后立“制度与西明寺同”的敬爱寺于东都洛阳。此皇室连续于两京兴建同一规制的两座佛寺的措施，似应视为其前不久，即永徽三年（652年）高宗敕令长安慈恩寺“于端门之阳造石浮图”的计划，易为砖砌并“仍改就西院”的做法，更进一步转变印度佛寺主院的安排；但此新设计显然受到较大的抵制。“西明寺初就，诏充上座”（《宋高僧传》卷十四《唐京兆西明寺道宣传》）的道宣的活动值得关注：道宣于乾封二年（667年）二月之前“撰《祇园图》上下两卷”（《关中创立戒坛图经》）；同年二月又据《祇园图》等撰《关中创立戒坛图经》，两书皆记佛寺主院中轴线上布置浮图。其后，长安又有对慈恩、西明两寺仿效祇洹之误导记录；《宋高僧传》卷三《唐洛京天竺寺宝思惟传》记：“释阿儞真那，华言宝思惟……以天后长寿二年（693年）届于洛都……后于龙门山请置寺，制度皆依西域，因名天竺焉。”或许即是抵制当时改变佛寺主要布局之一实例。

[16]《唐会要》卷四十七《议释教上》录：“会昌五年（845年）八月制：……两京城阙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木土之功，夺人利为金宝之饰……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寺宇招提莫知纪极，皆云构藻饰，僭拟宫殿……弊之可革，断在不疑……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余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四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驱游惰不业之徒已逾千万，废丹艧无用之居何啻亿千……”当时实际情况，从圆仁《行记》卷四记会昌五年（845年）六月二十二日“到泗州……泗州普光王寺是天下著名之处……寺里寂寥，无人往来，州司准敕，欲拟毁拆”；六月二十三日“渡淮到煦眙县……有翰林学士贬下为外州司马，因相见云：五月二十九日离长安，在城之时，城中僧尼还俗已尽……诸寺见下手毁拆，章敬、青龙、安国三寺通为内园”；六月二十八日“到扬州，见城里僧尼正裹头，递归本贯，拟拆寺舍”；八月十六日“到登州方始见海。登州者，大唐东北地极也。枕乎北海，临海立州，州城去海一二许里，虽是边地，条流僧尼毁拆寺舍，禁经毁像，收捡寺物，其京城无异”，可知废除佛教涉及地区之广和措施打击之严厉。

[17]参看祁英涛《南禅寺大殿修复》，刊《文物》1980年11期。

[18]参看梁思成、刘敦桢《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三《善化寺》，刊《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四卷3、4合期，1933年。善化寺的范围，除主院外，迄今还保存了主院左右侧原建别院的大部分面积，可供研讨唐代州级开元寺遗迹的参考。

[19]S.0592b，佚名。此据刘铭恕先生《斯坦因劫经录》拟名，见《敦煌遗书总目索引》。

[20]《益州名画录》所记禅院，如卷上有福庆禅院，卷中有新都乾明禅院、汉州崇教禅院。

[21]《五台山巡礼行记》（P.4648）：“七日……至泽州开元寺主院内宿。”主院应是奉佛的所在，寓客于此，似可推测该寺只一主院无别院建置，或即如圆仁所述长安“一个佛堂院（主院）敌外州大寺”的实例。

[22]《藕香零拾》所收《元河南志》据缪荃孙跋云：“《河南志》抄本一巨帙，无卷数，用《全唐文》格子，封面题《河南志》，识是徐星伯先生手笔，城池宫阙自周至唐悉具，知是宋次道《河南志》之首册，而星伯先生修《全唐文》时所录者……开卷即云河南府路罗城，方知《大典》所录为《元河南志》，而仍是宋志原文，至述元时寥寥数语，必是星伯先生止录宋志，元代事则置之耳。唐朝最详，《东京城坊考》全取于此。”但取缪刻《元河南志》与《长安志》、《两京新记》卷三残帙对比观察，《元河南志》显然比《长安志》承袭《新记》内容为简略；亦与司马光《河南志序》所记“唐丽正殿直学士韦述为《两京记》，近故龙图阁直学士宋敏求，字正道，演之为《河南长安志》，凡其废兴迁徙，及宫室城郭、坊市第舍、县城乡里、山川津梁、亭驿庙寺陵墓之名数，与古先之遗迹，人物以俊秀，守令之良能，花卉之殊尤，靡不备载，考诸《韦记》其详不啻十余倍，开编粲然，如指诸掌，真博物之书也”（《增广司马温公全集》卷九十六）不符。其具体情况，如《元河南志》叙述坊里并不重视坊内的布局，而只着重于衙署、名人第舍的记录，并于定鼎街东宜人坊下记“菏泽寺详见寺类”，因此可知《元河南志》著录某处建置在坊内的位置文字大部缺漏和寺院内容亦极稀少等，均可说明《元河南志》与《长安志》庚续《韦记》的体例不同。此类改变与徐松抄录《大典》文献和《永乐大典》征引书籍的做法有异，因疑出自续修《宋志》的元人手笔。又缪刻《元河南志》卷一“（定鼎）街东凡六坊，从南第一明教坊”下记：“凡坊内有韦述所记著隋唐旧迹存者大书之，改易者附见其下，湮灭者注于坊名之下，韦述记后唐事及五代后事虽毁废皆大书之，所以续旧志之阙。”疑为宋次道《河南志》原文。本文下面引录《元河南志》的资料，即以为准，盖五代事迹续接晚唐，宗教类的建置应与其前不久的事态关联密切也。

[23]《元河南志》卷一记洛阳晚唐五代时禅院甚多，如归仁坊香林禅院，立德坊立德禅院、广福院、寿安禅院、净众禅院，道义坊应圣禅院，道政坊法会禅院、保寿禅院、集福禅院，永福坊奉慈禅院，思恭坊普庆禅院，归义坊福胜禅院、太平禅院、智度禅院，履顺坊天胜禅院、安化禅院，进德坊应福禅院，景行坊应天禅院，邻德坊延庆禅院、普安禅院，殖业坊法寿禅院等。此外《酉阳杂俎续集》卷二《支诺皋中》记：“东都龙门……天宝中（742～756年），北宗雅禅师者于此处建兰若，庭中多古桐……”此北宗雅禅师所建之兰若，似与上述之禅院相类。

[24]《益州名画录》记大圣慈寺的别院，卷上有药师院、石经院、大悲院、三学延祥之院、竹溪院、崇福禅院、崇真禅院、三学院、极乐院、兴善院、中和院；卷中有灌顶院、炽盛光院、观音院、六祖院；卷下有精思院、玄宗御容院、潇湘院、方丈院、多利心院、经楼院等。

[25]《广清凉传》卷中《法照和尚入化竹林寺》记此事较详，可参看。《广清凉传》，五台华严僧延一撰就于嘉祐五年（1060年），晚于太平兴国七年赞宁奉敕修的《宋高僧传》七十余年。

[26]此类单独佛院较早的文献涉及甚少，灵仙称停点普通院为兰若，可知会昌废佛前两者已可通用，故《广清凉传》卷中《法照和尚入化竹林寺》有“于五台山十寺、普通兰若，设万僧供”，将五台山十处大寺与五台山的普通兰若明确分开记载。

本文初稿写就于1997年，最后一次修订于2007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