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代佛寺布局

隋代佛寺仍沿前期以佛塔为主要建置的传统布局^[1]。《续高僧传》卷十七《昙崇传》记昙崇于长安兴宁坊清禅寺建塔为皇室所重：

开皇之初，敕送绢一万四千匹……（崇）建浮图一区，用酬国俸。帝闻大悦，内送舍利六粒，用同宏业。于时，释教初开，图像全阙，崇兴此塔，深会帝心……帝以功业别费，恐有匮竭，又送身所着衣及皇后所服者，总一千三百对以助随喜，开皇十一年（591年），晋王镇总扬越，为造露盘并诸花饰。十四年（594年）内方始成就。举高一十一级，竦耀太虚，京邑称最。

同书卷二十九《住力传》记住力重兴江都长乐寺亦首重建塔：

江表沦亡，僧徒乖散，（力）乃负锡游方，访求胜地。行至江都，乃于长乐寺而止心焉。隋开皇十三年（593年）建塔五层，金槃景耀，峨然挺秀，远近式瞻。至十七年（597年）炀帝晋蕃又临江海，以力为寺任，缮造之功故也。

仁寿间（601～604年），敕诸州建舍利塔，其选地凡在新建或重建的寺院中者，似皆以舍利塔为该寺的主要建置，如同上书卷二《彦悰传》所记之两例：

仁寿初年，敕令（悰）送舍利于并州，时汉王谅于所治城，隔内造寺，仍置宝塔，今所谓开义寺是也^[2]……仁寿末年，又奉敕送舍利于复州方乐寺，今名龙盖寺也；本基荒毁，南齐初立，周废颓灭，才有余址，而处所显敞，堪置灵塔，令人治翦……

其时，塔的位置仍多建殿前。1973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于唐长安青龙寺遗址范围的西部，发掘出一座早期寺院遗址。寺周绕廊庑，西、北两廊址保存尚好，南、东两廊亦有遗迹可寻。据廊庑遗迹可复原此寺院的大致情况：南北长约140米，东西宽约100米。南廊址正中有门址。门址后有长宽约15米的方形塔基址。塔基址中部有长宽约4.4米、深1.8米的方形地宫遗址。塔基后约50米处，有长50余米、宽30米的长方形佛殿遗址。佛殿址两侧有复廊址与东西廊址相接（图一）^[3]。此前塔后殿早期的寺院遗址，发掘者认为“就是隋灵感寺时的建筑遗迹”（《唐青龙寺遗址发掘简报》）。隋灵感寺见录于《长安志》卷九：

新昌坊南门之东，青龙寺，本隋灵感寺，开皇二年（582年）立。文帝移都，徙据城中陵墓，葬之郊野，因置此寺，故以灵感为名。至武德四年（621年）废^[4]。

塔位殿前，除此实例外，《续高僧传》卷二十九《慧胄传》记上述之清禅寺的建置布局云：

（胄）住京邑清禅寺，草创基构，并用相委四十余年，初不告倦，故使九级浮空，重廊远摄，堂殿院宇众事圆成^[5]。

先记九级，后叙堂殿，似乎也可作为前塔后殿之旁证。又《两京新记》卷三记长安光明寺［武后天授元年（690年）改名大云经寺］建有双塔：

（怀远坊）东南隅大云经寺，开皇四年（584年）文帝为沙门法经所立。寺内二浮图东西相值，隋文帝立^[6]。

此寺双塔位置东西对峙，或是渊源于江南长干、湘宫以及梁武之所建^[7]，或是摹自临近长安的澄城北魏晖福寺之制^[8]。长安西南隅又有隋“双建两塔”的二禅定寺。其一，隋文末年为妻独孤氏建，《两京新记》卷三记此寺云：

次南曰和平坊。坊内南北街之东，筑入庄严寺；街西入总持寺。次南曰（永）阳坊，坊西南即京城之西南隅也；半已东大庄严寺，隋初置，仁寿三年（603年）为献后立为禅定寺。字文恺以京城西有昆明池，地势微下，乃奏于此建木浮图，高三百卅尺，周匝百廿步。寺内复殿重廊，天下伽蓝之盛，莫与为比……武德元年（618年）改为庄严寺。今庄严、总持即隋文、献后宫中之号^[9]。

《长安志》卷十亦记此寺，文字略有异同：

次南和平坊。坊内南北街之东，筑入庄严寺……次南永阳坊，坊之西南即京城之西南隅。半以东大庄严寺，隋初置……仁寿三年，文帝为献后立为禅定寺。宇文恺以京城之西有昆明池，地势微下，乃奏于此寺建木浮图，崇三百三十尺，周回一百二十步。大业七年（611年）成。武德元年改为庄严寺。天下伽蓝之盛，莫与（逾）于此。

另一，炀帝初，于上禅定寺西邻为其父文帝所建。《两京新记》卷三记此禅定云：

（和平坊内南北）街西入总持寺。（永阳坊）半已西，大总持寺隋大业元年（605年）炀帝为父文帝立，初名禅定寺。制度与庄严同，亦有木浮图，高下与西（东）浮图不异。武德元年改为总持寺。

两禅定寺皆建于炀帝时，故或传为隋炀为奉二皇所建，如《续高僧传》卷二十四《慧乘传》云：

至（大业）八年（612年），帝在东都，于西京，奉为二皇双建两塔，七层木浮图^[10]。又敕乘送舍利瘗于塔所。

炀帝如此安排两寺，或因梁武为其父母各建一寺之影响；但双塔对峙，塔所属佛寺又同名禅定，是又与前期江南之长干诸寺、北方之澄城晖福，以及上述隋文为法经所建之光明寺有相类处。盖隋初一寰内，建寺取法南北之新式样，亦极有可能也。又两禅定寺皆各占和平、永阳两坊之半，面积宽阔；寺竣工后，炀帝又广召各地名德入居弘法，寺内的详细布局，在未经考古发掘之前，仅知“架塔七层，骇临云际，殿堂高竦，房宇重深；周闾等宫阙，林圃如天苑”（《续高僧传》卷十八《昙迁传》）之类的笼统记录^[11]。《历代名画记》卷三记总持寺有三藏院：

总持寺……三藏院小佛殿四壁尹琳、李昌画。

尹琳，“高宗时得名”（《历代名画记》卷八），知此三藏院之建，当不晚于初唐，如系建于创寺阶段，则此两寺或如梁武之建大爱敬寺置若干旁院？！^[12]旁院即别院，位于寺院中线主院即中院之一侧，每一别院犹若一佛寺，亦有殿或塔之设，总持寺之三藏院为设殿之例；《两京新记》卷三记长安延康坊静法寺云：

（延康坊）东南隅，静法寺，隋开皇十年（590年）左武侯大将军陈国公窦抗立。西院中有木浮图，抗弟琏（琎）为母成（万）安公主立，高一百五十尺。

是为别院——西院建塔之例。

隋代以殿堂为主的佛寺，文献著录较少，但图画于敦煌莫高窟隋窟者甚多。较明确的文献记载，如《法苑珠林》卷十三《敬佛篇·观佛部感应缘》记隋时荆州寺建置云：

开皇七年（587年），长沙寺僧法蒨等复迎（瑞像）还（荆州）寺。开皇十五年（595年）黔州刺史田宗显至寺礼拜，像即放光，公发心造正北大殿一十三间，东西夹殿九间。

又如白敏中《滑州明福寺新修浮图记》中记隋时该寺建置：

仁寿三年（603年），崔（彦武）年三十，为滑守……请施宅为寺……由是起殿中虚屋，周廊四回，前三大门，庭二其台，架危楼以声钟，植修茎以飞幡，界宇峻严，宛若鹫山，于兹三百有余年矣。（《文苑英华》卷八二〇）

图画见莫高隋窟，多绘之于窟顶弥勒上生经变和法华经变中。上生经变所绘殿堂，系弥勒于兜率天宫说法之所在。该殿堂的布局有两种情况：

（一）第419、423两窟窟顶前披所绘五间大殿，殿后两侧各绘一座三或四层高阁，如此安排，似在表示两阁之后，还应有殿堂建置（图二）^[13]。

（二）第433窟所绘佛殿前方左右各一面积较小的方形配殿（夹殿），两配殿相对而建（图三）^[14]。此种殿堂布局亦见于莫高隋窟，即第306～308组窟：第307窟位于后方正中，面积大，当是模拟正殿；第306、308两窟位第307窟前方两侧，面积略小，应是配殿位置（图四）。前引《法苑珠林》所记荆州寺的正北大殿与东西夹殿，大约也是同此布局。

法华经变壁画中有多处表现观世音说法和释迦说法的情景。第303窟窟顶西披观世音说法于三层阁中^[15]。第420窟窟顶西披释迦说法则画出周绕多曲廊庑的寺院一所，释迦所处的殿堂是三层高阁的建筑形式，阁前方似为寺门，阁两侧有配殿（图五）。说法殿堂作高阁建置，是两隋窟法华经变的共同点。此种形制的殿堂亦见于文献，如《长安志》卷八：

（崇仁坊）北门之东宝刹寺，本邑里佛堂院。隋开皇中（581～600年）立为寺。佛殿后魏时造，四面立柱，当中虚构，起两层阁，榱栋屈曲，为京城之奇妙，故天子以宝刹为名。

又如前述光明寺当中建筑——七宝台，《长安志》卷十：

（怀远坊）东南隅大云经寺，本名光明寺……此寺当中宝阁崇百尺，时人谓之七宝台。寺内有浮图，东西相值。东浮图之北佛塔，名三绝塔，隋文帝所立；塔内有郑法轮、田僧亮、杨契丹画迹及巧工韩伯通塑作佛像，故以三绝为名。

此宝阁与其前方二塔并立，有若鼎峙，故《历代名画记》又记此台阁俗呼为塔：

大云寺，东浮图北有塔，俗呼为七宝塔，隋文帝造。冯提伽画瘦马并帐幕人物，已剥落。又东壁、北壁郑法轮画。西壁田僧亮画。外边四面杨契丹画本行经。据裴录此寺亦有展（子虔）画，其田、杨、郑并同。

前引《大唐中岳永泰寺碑颂》又记仁寿二年（602年）于中岳永泰寺所起之舍利塔，竟筑于北魏明练双塔之间：

神龙二载（706年）七月廿五日，有嵩岳寺都维那僧道莹奏闻：此故寺……千佛二古塔者，昔明练之所起，亭亭四照，嶷嶷摇空，龛室昤昽，重光回映，其间大窣堵波者，隋仁寿二载（602年）之所置。文帝应命，感异稀奇，忽得舍利一瓶……乃诏天下梵场，令起塔供养，为苍生之祈福也。（《金石萃编》卷八十九）

如此建置，不论是形成鼎峙，或是列队成排，似皆为特殊布局^[16]。

注释

[1]本文为《汉地佛寺布局的演变》的第二章。第一章《东汉魏晋南北朝佛寺布局初探》即刊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中心编辑的《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中。

[2]《续高僧传》卷十一《志念传》亦记此事云：“隋汉王谅作镇晋阳……谅乃于宫城之内，更筑子城，安置露塔，别造精舍，名为内城寺，引念居之，今之开义寺是也。”

[3]参看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工作队《唐青龙寺遗址发掘简报》，刊《考古》1974年5期。杨鸿勋《唐长安青龙寺真言密宗殿堂复原研究》，刊《考古学报》1984年3期，杨文后收入《建筑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

[4]《宋高僧传》卷二十四《法朗传》记此寺云：“法朗……诵观音明咒神效屡彰……龙朔二年（662年）城阳公主有疾沉笃……召朗至，设坛持诵，信宿而安……公主奏请改寺额曰观音寺以居之。此寺本隋灵感寺，开皇三年（583年）置。文帝移都，多掘城中陵园冢墓，徙葬郊野而置此寺。至唐武德四年（621年）废，至此更题额。”

[5]《慧胄传》记胄卒时“春秋六十有九，即贞观初年也”。贞观初上距前引《昙崇传》所记开皇之初建清禅寺时为四十七年即581～627年，与《胄传》谓胄创构清禅寺四十余年相符。但《崇传》谓寺塔一十一级，《胄传》又云九级，不知为何有此差异。又《胄传》“堂殿院宇”之堂，似可解作讲堂。隋寺有讲堂，又见《续高僧传》卷十一《道宗传》所记青州游德寺：“道宗……位州中游德寺……及讲大论，天雨众花，旋绕讲堂，飞流户内……（后）召入西京住胜光寺……以武德六年（623年）卒于所住，春秋六十一。”是其于青州游德寺讲大论时，当在李唐建国之前。

[6]《酉阳杂俎续集》卷五《寺塔记上》记大兴善寺有舍利塔云：“靖善坊大兴善寺……发塔内有隋朝舍利塔，下有记云：‘爰在宫中兴居之所，舍利感应，前后非一。时仁寿三年（603年）十二月八日。’”《历代名画记》卷三又记：“兴善寺……西南舍利塔内曹画，西面尹琳画。”既云西南舍利塔，似应另有相对之东南舍利塔，果如此，则隋时大兴善寺亦建有东西相值的舍利塔；而其来源当是仿效《梁书·诸夷·海南诸国传》所记梁武帝分舍利兴建阿育王寺双塔故事。

[7]长干双塔见《高僧传》卷十三《竺慧达传》，湘宫双塔见《南齐书·良政·虞愿传》，梁武于阿育王寺起双塔参看注〔6〕。

[8]太和十二年（488年）《大代宕昌公晖福寺碑》记“上为二圣造三级佛图各一区”，该碑录文见《石交录》卷三。

[9]《长安志》卷十引《景龙文馆记》：“隋主自立法号称总持，呼萧后为庄严，因以名寺。”呼萧后为庄严与《两京新记》所记不同。

[10]《法苑珠林》卷一〇〇《传记篇·兴福部》亦记此事云：“隋炀帝为孝文皇帝、献皇后（于）长安造二禅定并二木塔。”

[11]此类笼统记录，又如《宋高僧传》卷十六《慧灵传》，所记：“大中七年（853年），宣宗幸庄严寺，礼佛牙，登大塔……乃下敕曰：朕以政闲赏景，幸于庄严。其寺复殿重廊，连甍比栋，幽房秘宇，窈窕疏通，密竹翠松，垂阴擢秀，行而迷道，天下梵宫，高明寡匹。”其时，总持已废，故前引敕文续云：“其总持寺，大业中立，规制与庄严寺正同，今容像则毁，忍草随荒，香径芜侵，尚存基址。”

[12]参看《续高僧传》卷一《宝唱传》。

[13]参看《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二，图版79、84，文物出版社，1984年。又同书四所收萧默《莫高窟壁画中的佛寺》，1987年。

[14]参看《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二，图版38。

[15]参看《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二，图版16。

[16]此后一种列队成排的特殊布局，曾在韩国全罗北道益山郡金马面的弥勒寺遗址见一例。该寺，《三国遗事》卷二记创建于百济武王（600～649年在位），新罗真平王（579～631年在位）曾遣匠助建。因可推知，弥勒寺兴建之年当在隋炀迄唐初，即百济、新罗深相结怨之前。据1980年韩国文化管理局全面发掘该寺遗址之所示：寺分前后两部分（图六）。

前部以回廊址为界，略分左、中、右三院，院各有中门址、塔址和佛殿址。中院面积较大，门、塔殿址亦宽阔。中院塔原为木构，东、西院塔皆石建，西院塔尚残存七层。后部即于中院址北接建讲堂院，宽敞的讲堂址位中轴线上，其前两侧各有东、西向的僧房址一例。寺院的全部布局的来源，尚在探索。但前部三院内的塔址三处，即建在同一水平线上，成为列队成排的布局，这显然与上述仁寿二年所建中岳永泰寺有相似处。盖永泰寺二古塔间的大窣堵波自应较二古塔为巨大，正与弥勒寺前部中院原木塔基址比东西塔为阔深者相同。又僧房位于后院讲堂前方两侧的安排，也是值得我国寺院考古同志们予以注意的。弥勒寺址1980年发掘报告，似尚未公布；上述内容系摘自东潮、田中俊明《韩国の古代遗跡》2，V“百济后期：益山文化と弥勒寺”节。

本文原刊《考古与文物》1997年2期，第29～33、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