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至6世纪中国中原北方主要佛像造型的几次变化

佛教传入中国中原地区，据较可靠的记录是1世纪，但中原地区现知出现最早有明确纪年的佛像是十六国后赵建武四年（338年）铸造的鎏金铜佛^[1]。他的造型是穿通肩服装的禅定坐佛。这座坐佛的面相不类东方人，通肩服装也不是东方的服饰，从面相、服饰看来中亚西域地区的因素比较多。1975年，河北隆化发现的有北魏泰常五年（420年）铭的小型铜佛^[2]，在面相、服饰上都和建武像极为近似，但两者前后相距已超过了八十年，而且与泰常像同类的小型铜佛近年在中原北方从甘肃泾川经陕西、河南、河北，东北抵辽宁区域，多有发现，其铸年有的已晚到5世纪后期。更值得注意的是传世宋元嘉十四年（437年）、二十八年（451年）两件铸于南朝刘宋辖区的小型铜佛^[3]在服饰、坐姿上也同此式。可见建武—泰常—元嘉类型的佛像延续时间之长、分布区域之广，因而似可推测它可能是东晋十六国以前中原佛像的旧式。它在流布过程中，造型的东方化特别向容貌清秀、躯体窄肩方面转变，南朝遗迹较北朝雕铸为早。前引元嘉二十八年铜佛即是一例。

5世纪初，甘肃西部、东部都出现了着右袒式西方服装的禅定坐佛和结施无畏印的说法坐佛。这种有别于通肩的右袒服装，除右臂全部裸露外，还有半覆盖右臂（以下简作“半右袒”）的形式，稍后则流行所谓“双领下垂”的上衣。佛的面相多近方圆，双肩也显斜宽。这些皆与建武—泰常通肩装的禅定坐佛形象不同。甘肃西部实例有敦煌、酒泉等地发现的北凉小石塔肩部雕出的说法式禅定坐佛，小石塔纪年题记中现知年代最早的是承阳二年（426年）酒泉马德惠塔（右袒，说法），最迟的是缘禾三年（434年）酒泉白双塔（半右袒，禅定和双领下垂，说法）和太缘二年（436年）酒泉程段儿塔（双领下垂，禅定）^[4]。甘肃东部如永靖炳灵寺石窟第169窟北壁后部的9号成组塑像中间的立佛（右袒），11号壁画中的坐佛三（皆半右袒，说法），6号一佛二菩萨成组塑像中的坐佛（半右袒，禅定）（图一）。在6号组像左上方有西秦建弘元年（420年）题记。以上这几处画、塑的年代，一般认为都和此题记的纪年接近。甘肃以东流行右袒佛像主要是半右袒式的，它的出现比甘肃略晚，但也还在5世纪前半期。现知最早一例，是河北蔚县所存的北魏太平真君五年（444年）石雕的半右袒的禅定坐佛^[5]。大批出现则在蔚县西北130公里，北魏都城平城城西武州山（今山西大同云冈）于和平初年（460年）开始开凿的昙曜五窟，其中第20窟的主像禅定坐佛和第19窟主像说法坐佛（两像皆半右袒），最为典型。双领下垂服装在云冈出现也略晚，有纪年可凭的实例是第11窟外东侧上方崖面有太和十三年（489年）铭的14号龛内释迦多宝对坐像。最清晰的形象应是第5、第6两窟的立佛和坐佛（除第5窟主像为禅定坐像外，皆为说法像）。云冈双领下垂服装约是与太和十年（486年）开始北魏参照盛行于南朝褒衣博带的服制变革^[6]而流行的。这样的服装当表现为坐姿时，下部就必然出现了折垂向下的纹褶。从和平（460～465年）初迄太和（477～499年）中后期，云冈佛像圆面宽肩，较早的立佛更有头大躯短的比例（图二），整体形态比甘肃佛像雄健得多。有人推测这种异于中亚、西亚乃至中国新疆、甘肃佛像的造型，它的原型，或许多与中国北方草原民族有关。具体到十六国、北魏时期，即是受到了当时从东北南下的游牧—畜牧的鲜卑拓跋民族形象的影响^[7]。

5世纪末，北魏王朝汉化速度逐渐加快，反映在佛像造型方面，已不满足只着类似褒衣博带式的外表服装上，更进一步追求南方上层流行的秀骨清像的体态了。这种既穿类似褒衣博带式服装，又体态清秀的佛像，大约在迁洛前后云冈就出现了，如第11窟内外有太和十三年迄二十年（489～496年）铭诸小龛（图三）。发展期则在6世纪初，如第28窟外正始四年（507年）铭龛和第35窟口延昌四年（515年）铭小龛。河南洛阳龙门出现略晚，太和十八年（494年）迁都以后，盛行则在6世纪20年代，即延昌、神龟间（512～520年），如神龟三年（520年）开凿的慈香洞。此洞主像头部虽遭盗毁，但从削肩的躯体可窥清秀造型。

大约在6世纪20年代后期，中原北方的佛像又向丰满健壮形象发展。约从洛阳附近巩县大力山石窟即已开始^[8]，一直到东边东魏北齐的河南安阳宝山、河北邯郸响堂山石窟造像和西边甘肃天水麦积山（图四）、宁夏固原须弥山的北周石窟造像，大抵如此。在传世的个体佛像上，以河北灵寿幽居寺塔内的一组北齐天保七年（556年）赵郡王高睿所造白石佛像反映得最为清晰^[9]。以上变化，应是向南朝萧梁时期流行的多肉奇伟的人物造型和以圆月形容佛像面貌^[10]学习的结果。和这新的形象同时出现的，还有繁复多褶的服饰开始简化。

上述变化的后期，在东边的东魏、北齐领域内，近年发现了不少埋藏的东魏、北齐石佛造像。1996年山东青州龙兴寺发现的大批窖藏造像最为重要^[11]。这批造像中石佛立像较多，且有许多新的特点，特别是北齐时的穿着薄质料服装的新型立佛。就这种新型立佛所着薄质料服装的纹饰可再细区别为两大类：一类是贴体雕出纹褶，作U字形有规律的垂向下面；一类只雕出简单身体轮廓线，不雕纹褶。这两类雕像外部原都施金彩，主要描绘出水田格的袈裟和分格画出上中下三界形象的人中像（有的还先在石体上施浅线雕后再施金彩），但当描绘的金彩被剥蚀脱落后，未雕纹褶只具体线的造像，就颇有裸体的感觉了。前一类中原北方发现较多，类似的做法也在四川成都多有发现，成都发现较早的一尊有南朝萧梁太清五年（551年）造（阿）育王像的铭记。成都佛像摹自长江下游的建康^[12]，因此，可以推测北齐这类佛像，可能也是渊源于南朝。后一类不见于长江下游和四川成都，却多见于5～6世纪的新疆库车—拜城一带原龟兹地区的壁画和雕塑（图五、六）。龟兹向西即和葱岭西阿姆、锡尔两河流域的粟特区域为邻，由这再向东南，就通向穿着这种薄质服饰的佛像源头印度的秣菟罗和鹿野苑了。东方—印度这条路线上的两个中介点——龟兹、粟特，也都信奉佛教。5～6世纪粟特人和龟兹人大批迁移东方，特别在北齐受到皇室的宠信，同时还有包括印度高僧在内的东西方僧人的来往。所以北齐后期出现这类近似裸体的薄质服饰的佛像，也有可能受到西域中亚方面的影响。7世纪唐初有两位高僧——道宣、彦悰，称赞北齐时粟特画家曹仲达所画的梵像“画像之妙”“传模西瑞”（道宣《三宝感通记》），“外国佛像亡竞于时”（彦悰《画评》）^[13]。9世纪一位有名的绘画鉴赏家张彦远更说，“曹仲达，本曹国人也。北齐最称工，能画梵像……颇有灵感”，在佛像创作上自成一派，“曹创佛事画，佛有曹家样”（《历代名画记》卷二）。这曹家样，11世纪有名的鉴赏家郭若虚概括他的特点是“其体稠叠而衣服紧窄，故后辈称之曰曹衣出水”，并且还说雕塑佛像“亦本曹体”（《图画见闻志》卷一）。看来，这种薄质服装的佛像，唐至北宋时期即9～11世纪就认为与中亚粟特人有关系了。另外，北齐时期，汉族与北齐统治集团中的北方鲜卑人关系逐渐紧张，在朝廷上，汉官讽鲜卑人为“车马客”（只会驾车骑马的客人）（《北齐书·杜弼传》），鲜卑官骂汉人为“狗汉”（《北齐书·恩幸韩凤传》），这种情况越来越和北魏孝文帝以来强调汉化，重用汉人大不相同。因此，他们对前此积极学习南朝礼仪制度的热情已大有变化，所以，对他们崇奉的佛像穿着类似汉式服装大约已生反感，因而换上了为他们宠臣们所熟悉的西域—印度的服饰，就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了。

这种薄质服饰的佛像，到7世纪唐初还盛行于都城长安的佛寺。前引高僧道宣所记曹仲达所“传模西瑞……今寺壁正阳皆其真范”（《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中）。此长安寺院传模西瑞——梵像的曹氏真范虽早已佚失，但洛阳龙门敬善寺石窟区有唐永徽末迄龙朔年间（655～663年）的薄衣倚坐的优填王造像龛，其雕凿时间适与道宣为同时，或可聊备参考。

印度式样的梵像，在7世纪中期还有玄奘、王玄策自印度携回梵像等新的刺激，在当时确曾流行一时。但这种大异于东方穿着的佛像，从现存该像的情况看，并未广泛传播，似在7世纪末即武周建号的前后（亦即中宗即位之初）即行衰微而少兴造了。其时下距8世纪著名的大画家吴道玄创出以“吴带当风”（《图画见闻志》卷一）为特点的“吴家样”（《历代名画记》卷二）繁盛的时期不远，在雕塑艺术方面即是以杨惠之^[14]作品为代表的时期，即亦进入了文学艺术界所谓的盛唐时期。杨惠之、吴道玄作品和可靠的杨、吴派的作品现都不存于世，如欲考虑杨、吴派塑绘的参考资料，除各地传世约与杨、吴同时的雕刻形象外，当以敦煌莫高窟盛唐^[15]时期的作品最直接，也最具系统。其具体窟例，似可从上自开元九年（721年）的第130窟，下迄大历十一年（776年）的第148窟这时间阶段的洞窟塑绘中求得仿佛。

注释

[1]此像发现地点和时间俱不详。现藏美国旧金山市亚洲美术馆。

[2]参看刘建华《北魏泰常五年弥勒铜佛及相关问题的探讨》，载《宿白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委员会编《宿白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下册，文物出版社，2002年。

[3]两像发现地点和时间俱不详。元嘉十四年（437年）像现藏日本东京永青文库。元嘉二十八年（451年）像现藏美国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该像较前像躯体窄肩。参看松原三郎《中国佛教雕刻史论·本文编》，吉川弘文馆，1995年。

[4]北凉石塔资料可参看殷光明《北凉石塔研究》，新竹觉风佛教艺术文化基金会，2000年。

[5]参看蔚县博物馆《河北蔚县北魏太平真君五年朱业微石造佛》，《考古》1989年9期。

[6]参看拙作《〈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发现与研究》，《中国石窟寺研究》，文物出版社，1996年。与双领下垂极为接近的，尚有圆领下垂的样式，后者出现的时间可能比前者为早。北京大学陈悦新同学认为圆领下垂可能源于通肩，或系受到南方和东方服饰影响而出现的。接着出现的双领下垂，即增多东方因素而与类似褒衣博带式的服饰渐形融合了。按前引云冈第11窟外崖面太和十三年（489年）铭的释迦多宝龛内，即一像着圆领下垂，另一像着双领下垂，两种接近的服饰在东方早期同时出现似可为证。陈文尚未发表，因附记于此。

[7]参看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94年。

[8]巩县大力山石窟主要佛像表现尚不清晰，但供养人形象已相当丰满。参看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石窟·巩县石窟寺》，文物出版社，1989年。

[9]参看刘建华《北齐赵郡王高睿造像及相关文物遗存》，《文物》1999年8期。

[10]7世纪20年代所纂《艺文类聚·内典部》辑出当时有关文字颇多，如梁刘孝仪《雍州金像寺无量寿佛像碑》曰“日轮照曜，月面从容”（卷七十六《内典上》），梁简文帝《释迦文佛像铭》曰“满月为面，青莲在眸”，又《维伟佛像铭》“灼灼金容，巍巍满月”，又《迦叶佛像铭》曰“照曜白毫，半容月面”（卷七十七《内典下》）。

[11]参看拙作《青州龙兴寺窖藏所出佛像的几个问题》，《文物》1999年10期。

[12]参看注〔11〕引文的注31和全部注释后的附记。

[13]道宣、彦悰著作，俱转引自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八。

[14]参看11世纪刘道醇《五代名画补遗》所记惠之事迹。

[15]此处所用的盛唐，系借用14世纪（元明）以来一般划分唐诗的时间期限，即指自唐玄宗开元初（713年）迄唐代宗大历初（766年）这一阶段。敦煌距当时时尚中心都城长安较远，其流风所被应略迟于长安。

本文初稿的英文本发表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出版的China：Dawn of a Golden Age，Copyright 2004。汉文初稿原刊香港文化博物馆《走向盛唐——文化交流与融合》，第28～32页，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