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钱树和长江中下游部分器物上的佛像
——中国南方发现的早期佛像札记

一

现知南方最早的佛像似皆出于以四川为中心的东汉—蜀汉墓葬中。佛像在墓内有两种情况：一种自1940年即开始发现于乐山麻浩、柿子湾两地崖墓后室门上方（图一）和门楣上，都是高肉髻，具项光，着通肩衣，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握衣端的高浮雕佛坐像；一种发现略晚，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较多地发现于崖墓和砖墓内随葬的钱树上，有的雕塑在树座（图二），有的铸造在树干（图三）或树顶，他们的姿态和上一种相似，发现地点可北及陕西汉中、城固，南抵贵州清镇、平坝。以上发现的这两种墓葬，根据同墓共出的其他随葬品，如1981年重庆忠县涂井沟M5、M14与树干坐佛同出的太平百钱、蜀五铢等蜀汉时铜钱^[1]；又如2001年重庆丰都槽房沟M9出有与上述诸钱树干铸出的坐佛极为相似的树干坐佛残片同出刻有“延光四年五月十日作”铭的泥质灰陶覆斗形钱树座^[2]，因而一般推定这两种在墓内发现的佛像的年代，上限是东汉中期，下限到蜀汉，即从2世纪中期至3世纪中期。值得注意的是，此上限的具体年代——延光四年（125年），上距文献明确记载图佛形象如袁宏《后汉纪》卷十《孝明纪》“永平十三年”条追记明帝时（公元57～75年在位）佛像初入中国，“初，（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项有日月光，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其形长大，问其道术，遂于中国而图其形象焉”，和牟子《理惑论》所传“明帝存时，豫修造寿陵，陵曰显节，亦于其上作佛图像”（《弘明集》卷一）的时间不过五六十年^[3]。看来，传佛教东播初期佛像被安置于墓葬，显然与以后皈依佛教供奉佛像的情况大不相同，而与当时流行为安置神仙形象西王母相类似。事实上西王母与佛像俱曾被置于钱树座和树顶，其例如表一。

表一

	钱树座	钱树顶、干
西王母像	一、四川绵阳何家山M2陶树座下层塑出坐于龙虎背上的西王母坐像[4] 二、四川三台崖墓绿釉陶树座一侧上层塑出西王母像坐于龙虎座上[5]	一、四川绵阳何家山M2树顶铸出西王母坐像[7] 二、四川西昌高草残汉墓树顶铸出西王母像（图三）[8] 三、四川成都钱币学会藏树顶铸出西王母像[9]
佛像	四川彭山夹江崖墓M166树座上层塑出佛像，一侧侍立胡人，下层塑出龙虎（图二）[6]	一、四川安县文管所藏绵阳永兴镇至安县界一带崖墓树顶和树干俱铸出坐佛，佛侧各铸跽奉状胡人[10] 二、陕西城固砖墓树顶铸出坐佛，其一侧跽奉状胡人（另侧残损）[11]（图四） 三、四川绵阳何家山M1树干铸出坐佛（图五）[12]

通过表一约可推知以下五事：

（一）绵阳何家山M2树座与树顶皆着西王母，不着佛像；同出最晚的铜钱是东汉五铢。位于此墓东侧6米处的M1，所出钱树残件无西王母形象，但其树干部分则铸出佛像五，与之同出多东汉晚期的环、剪边五铢，是M1应较M2为晚，因可推测钱树着西王母的时间似较出现佛像者为早。

（二）西王母与佛像皆可处于钱树座和顶的相同位置，且同出器物大多相近，可知两类钱树对西王母与佛像的含义大体近似。汉晋间人视佛同列仙，故宗炳《明佛论》谓“刘向《列仙》，叙七十四人在佛经”（《弘明集》卷二）^[13]。

（三）如前面“（一）”推测不误，彭山夹江M166树座上塑佛像、下塑西王母坐兽——龙虎，约是反映从西王母向佛像过渡的中间阶段。

（四）安县文管所藏和陕西城固所出树顶佛像两侧皆铸跽奉胡人，又彭山夹江崖墓树座佛像一侧亦侍立胡人，似俱在显示此佛像当时主要为西域胡人所侍，作为宗教的佛教尚未出现于广大汉族间，与《高僧传》卷九《晋邺中竺佛图澄传》记后赵石虎时佛图澄“教化既行，民多奉佛，皆营造寺庙，相竞出家，真伪混淆，多生愆过。虎下书问中书曰：‘佛号世尊，国家所奉，里闾小无爵秩者，为应得事佛与不？又沙门皆应高洁贞正，行能精进，然后可为道士。今沙门甚众，或有奸宄避后，多非其人，可料简详议。’伪中书著作郎王度奏曰：‘夫王者郊祀天地，祭奉百神，载在祀典，礼有尝飨。佛出西域，外国之神，功不施民，非天子诸华所应祠奉。往汉明感梦，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汉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汉制，亦修前轨。今大赵受命，率由旧章，华戎制异，人神流别，外不同内，飨祭殊礼，华夏服祀，不宜杂错。国家可断赵人悉不听诣寺烧香礼拜，以遵典礼。其百辟卿士，下逮众隶，例皆禁之。其有犯者，与淫祀同罪。其赵人为沙门者，还从四民之服。’伪中书令王波同度所奏”的记录，恰可对照。王度所奏虽未为石虎所纳^[14]，但由此可窥即使迟到石虎（344～348年在位）之初，信佛在中原地区的汉族间，并未广播。

（五）西王母传处西荒昆陵之阙^[15]，与西域胡人居处相接，钱树所奉的西王母转易为佛像，或与当时奉佛的胡人有某种联系？四川东汉墓多出胡俑，或作乐舞，或被役使^[16]，也有在画像砖上绘出胡人骑吏者^[17]，他们的出现，疑与《华阳国志》卷三《蜀志》所记北部“西接凉州酒泉……其地多冰寒，盛夏凝冻不释，故夷人冬时避寒入蜀，庸赁自食……岁以为常”有关。这里所谓的夷人，应包括入居河西的月支、康居诸胡。这批胡人，文献记载蜀汉时期曾大量入蜀^[18]。所以他们信奉的佛教本尊形象，不仅可能在四川出现，甚至在某种情况下代替了原有传统的神明。蜀魏相峙时，蜀佣胡兵^[19]，蜀降后蜀中多变乱^[20]，大批强迁蜀地权贵大族^[21]并“劝募”蜀人内移^[22]。作为随葬品的钱树和胡俑逐渐消失，四川较大型墓葬也日益稀少，这与以上情况或许都不无关系^[23]。

二

南方早期佛像另一处较集中发现的是苏南、两浙，西及武汉的长江中下游地区。这里发现的早期佛像也大部分出自墓葬^[24]，其年代较四川为晚。佛像主要铸塑在随葬的铜器纹饰和陶瓷器上^[25]，特别是在一种长颈高身贴饰复杂的五联罐^[26]周围。佛像多为坐于双狮莲座上的禅定姿态（图六），与前述四川施无畏像有异，但两者相同处有高肉髻、项光、结跏趺坐，还有与佛像共存的深目高鼻或着尖帽的胡人形象（图七）。胡人数量较四川为多，动作也多样。有的墓葬也随葬多种胡俑。1993年，南京博物院等单位选编《佛教初传南方之路文物图录》（以下简称《图录》）搜集了较多的附有说明的图像资料，现据该《图录》所载有年代可考的与贴饰佛像、胡人等内容有关的长颈五联罐辑出，并略补已公布的个别实例，计共二十三件，列如表二。表中五联罐贴饰布局一项，多简化刊露的说明文字，极不完备，仅可略供参考而已。

从表二似可将有贴饰的长颈五联罐分作东吴和西晋两个阶段。

（一）东吴阶段似是此种五联罐开始时期。一般认同它的前身应是没有贴饰各种形象的短颈较矮的素面五联罐。后者虽已出现于东汉，但在东吴，有可参考纪年的现知最早例，出自南陵麻桥M2，该墓与附近随葬赤乌八年（245年）买地券的M1的结构、器物基本一致，统属东吴早期^[37]。最晚例是南京郭家山永安四年（261年）王氏墓^[38]所出（图九），而现知最初出现有贴饰的长颈五联罐的纪年墓，也恰在永安纪年前的太平年间。金坛薛埠永安三年（260年）邧封墓所出上部堆塑二十余人物鸟兽的陶五联罐^[39]，应是吴时素面五联罐和有贴饰的长颈五联罐间的过渡形态。

（二）东吴阶段实际是孙权殁后的东吴后期。此时五联罐颈部贴饰的楼阙还有向完备方面发展的迹象。楼阙周围飞鸟群集，有作乐舞百戏状的胡人，有的尚未见佛像。腹部出现较多的汉代传统的仙人、朱雀、麒麟等形象和少数合十或拱手的胡人。胡人多着白毫相，加上虞天纪元年（277年）墓所出五联罐和江宁西晋初太康元年（280年）墓所出五联罐长颈下部贴饰的胡人皆然。因而可以推知武昌永安二年（259年）墓、马鞍山吴墓、长沙金盆岭和黄陂吴——晋初墓等所出具白毫相的高鼻巨目或着尖帽的跽坐俑、操作俑、庖厨俑、武士立俑、属吏俑等皆属诸胡（图十）^[40]，可见当时长江中下游多有胡人，故胡人崇信之佛亦被视若神明而与汉传统的诸仙瑞相杂错。

（三）西晋是长江下游青瓷烧造的发展时期，也是长颈五联罐发展的时期。贴饰佛像、胡人形象颇为普遍，有的一器之上列坐佛十余，也有增饰胡人多达二十者。胡人除合十、拱手礼拜外，多作乐舞状。颈部飞鸟减少，成组楼阙形成，环楼还建有庑廊、围墙样建筑。肩腹部鸟兽增多，出现武士持械卫护形象。从罐的发展和贴饰繁缛考虑，显然这里五联罐与四川钱树遭遇不同，并未受到吴亡影响而有所削弱。对佛像的安排，似仍沿旧制。东晋末，安帝元兴元年（402年），太尉桓玄与其亲信领军将军中书令王谧讨论沙门抗礼王者事，桓玄《难王中令》云：“历代不革，非所以为证也。曩者，晋人略无奉佛，沙门徒众皆是诸胡。且王者与之不接，故可任其方俗，不为之检尔。今主上奉佛，亲接法事，事异于昔……”（《弘明集》卷二）“曩者”，约指百年前的西晋，故谓其时为“昔”^[41]。5世纪初的桓玄认为百年前皈教信佛的徒众，“皆是诸胡”，略无晋人，所以仍可与旧传统的仙灵同处，此种情况，和较早的四川钱树上包括佛像、胡人在内的雕铸内容相比，只有数量、种类之别，并无性质、含义之差，其中的佛像都应属于汉族前佛教信仰时期的形象^[42]。

（四）有确切东晋纪年的贴饰佛像和胡人的长颈五联罐现仅知出于萧山永昌元年（322年）墓一例。该年即元帝建东晋的第六年^[43]。永嘉之乱，佛法玄理南渡，佛像之兴考之文献，从习凿齿《与释道安书》所记“肃祖明皇帝（322～325年在位）实天降德，始钦斯道，手画如来之容”（《弘明集》卷十二）和孙畅之、顾恺之著录约与明帝同时的卫协绘七佛图（《历代名画记》卷五）^[44]开始，至4世纪后半戴逵、戴颙父子雕铸佛并菩萨组像^[45]，约可反映东晋一代佛像已从异域神明的列仙上升到尊崇皈依宗教的主尊的过程，所以《弘明集》卷二引5世纪宗炳《明佛论》云：佛教“妙化实彰有晋，而盛于江左也”^[46]。因而随葬的五联罐上不宜再现佛像和与佛像相关的胡人^[47]，或许即是因此缘故，以佛像、胡人为特征之一的五联罐也在长江下游地区的随葬品中逐渐被淘汰了。其他原在长江中下游常见的如镜、薰、奁、双系罐等应用器物上铸塑佛像的做法也统统看不见了。

三

四川钱树上和长江中下游部分铜器、陶瓷器上及下游五联罐周围的早期佛像都是结跏趺坐像，但呈现的姿态却不相同。四川坐佛作施无畏印，是说法论道、施与众生安乐无畏的动的形象。长江中下游坐佛作定印，是自身禅定的静的形象。这两种坐像，耐人寻思的是，都曾在中国中原或西北地区发现过最早的金铜造像各一件。类似四川施无畏坐佛的金铜像，高20厘米，现藏地不详，见录于松原三郎《中国佛教雕刻史论·图版篇》图版3（图十一）。与长江中下游双狮座禅定坐佛相似的金铜佛（图十二），高32.9厘米，传河北石家庄或陕西西安出土，现藏美哈佛大学福格美术馆。两像的年代都较现藏美旧金山亚洲美术馆有石赵建武四年（338年）铭的禅定金铜佛像（图十三）为早，一般拟定于3世纪^[48]。由于两像面相都具较建武四年像更清晰的胡人特征，所以可能都是当时入居中国的胡人礼奉之像。至于他们与四川、长江中下游早期佛像的关系，目前还不便做出过多的推测，只有等待陆续发现有关的新资料和情况，才宜逐步做出进一步的思考。

2004年5月

注释

[1]参看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忠县涂井蜀汉崖墓》，刊《文物》1985年7期。

[2]参看《中国文物报》2002年7月5日第1版刊《重庆丰都槽房沟发现有明确纪年的东汉墓葬》。泥质灰陶覆斗形钱树座为前所未见，不知与残铜质钱树干坐佛同出的情况何似。

[3]《法苑珠林》卷三十《敬佛篇·观佛部感应缘》引南齐王琰《冥祥记》亦记此事云：“汉明帝……初使者蔡愔将西域沙门迦叶摩腾等赍优填王画释迦佛像……乃遣画工图之数本，于……显节寿陵上供养。”

[4]参看何志国《四川绵阳何家山2号东汉崖墓清理简报》，刊《文物》1991年3期。

[5]见三台县文化馆《四川三台县发现东汉墓》，刊《考古》1976年6期。

[6]参看吴焯《四川早期佛教遗物及其年代与传播途径的考察》，刊《文物》1992年11期。

[7]同注〔4〕。

[8]参看刘世旭《四川西昌高草出土汉代“摇钱树”残片》，刊《考古》1987年3期。

[9]由何志国等《四川安县文管所收藏的东汉佛像摇钱树》（刊《文物》2002年6期）转引。

[10]参看注〔9〕何志国等文章。

[11]罗二虎《陕西城固出土的钱树佛像及其与四川地区的关系》，刊《文物》1998年12期。

[12]何志国《四川绵阳何家山1号东汉崖墓清理简报》，刊《文物》1991年3期。

[13]《世说新语》卷上《文学篇》刘注引“刘子政《列仙传》曰：‘历观在家之中，以相检验，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经……’”，又引《汉武故事》谓（汉武）得“金人之神置之甘泉宫……唯烧香礼拜，上使依其国俗祀之”，并云：“岂当汉武之时，其经未行于中土，而但神明事之邪。”此传汉武时之议论，亦可适用于此。

[14]“王波同度所奏”之后《高僧传》续记：“虎下书曰：‘度议云：佛是外国之神，非天子诸华所可宜奉。朕生自边壤，忝当期运，君临诸夏。至于飨祀，应兼从本俗。佛是戎神，正所应奉。夫制由上行，永世作则，苟事无亏，何拘前代？其夷赵百蛮有舍其淫祀，乐事佛者，悉听为道。’于是慢戎之徒，因之以厉。”此事《晋书·艺术·佛图澄传》亦有简记，可与《高僧传》对勘，因录如下：“百姓因澄故多奉佛，皆营造寺庙，相竞出家，真伪混淆，多生愆过。季龙下书料简，其著作郎王度奏曰：‘佛，外国之神，非诸华所应祠奉。汉代初传其道，惟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汉人皆不出家。魏承汉制，亦循前轨。今可断赵人悉不听诣寺烧香拜佛以遵典礼，其百辟卿士下逮众隶，例皆禁之，其有犯者，与淫祀同罪。其赵人为沙门者，还服百姓。’朝士多同度所奏。季龙以澄故，下书曰：‘朕出自边戎，忝君诸夏，至于飨祀，应从本俗。佛是戎神，所应兼奉，其夷赵百姓有乐事佛者，特听之。’”

[15]《太平广记》卷五十六“西王母”条引《集仙录》记：“《尚书帝验期》曰：王母之国在西荒……凡得道授书者皆朝王母于昆陵之阙焉。”

[16]参看注〔1〕、〔6〕。

[17]参看高文《四川汉代画像砖》，巴蜀书社，1987年。

[18]《三国志·蜀书·后主传注》引《诸葛亮集》：“（刘）禅（建兴五年，227年）三月下诏曰……诸葛丞相弘毅忠壮，忘身忧国……克复旧都在此行也……凉州诸国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余人诣受节度……”

[19]实例如注〔18〕所载。

[20]参看《三国志·魏书·钟会传》。

[21]《华阳国志》卷八《大同志》：“魏咸熙元年（264年），蜀破之明年也……后主既东迁，内移蜀之大臣宗预、廖化及诸葛显（亮孙）等并三万家于河东及关中，复二十年田租。”

[22]《三国志·魏书·陈留王纪》：“咸熙元年（264年）十月……劝募蜀人能内移者，给廪二年，复除二十岁。”

[23]本节曾参考注〔6〕吴焯文。

[24]2002年，南京大行宫六朝遗址出有与过去南京长冈村M5吴墓所出青瓷盘口壶相似的一残件。该壶残件肩腹部贴饰有坐佛、鸟兽和铺首。参看南京市博物馆《六朝风采》，文物出版社，2004年。

[25]如武昌永安五年（262年）莲溪寺M475（彭卢墓）所出土鎏金佛像铜牌饰、鄂州五里墩吴墓所出夔凤佛兽铜镜、鄂州西山孙将军墓所出青瓷佛饰熏炉和湖州市元康间（291～299年）墓所出土青瓷佛饰双系罐等。参看《佛教初传南方之路文物图录》图版16、21、37、47。

[26]吴县狮子山M3所出此类罐上小碑有刻铭：“元康……出始（宁），用此□，宜子孙，作吏高，其乐无极。”□内字迹较模糊，简报作者释作，应是器名（张志新《江苏吴县狮子山西晋墓清理简报》，刊《文物资料丛刊》3，1980年）。按此字《类编·缶部》“亦书作”，《说文解字》卷五下《缶部》“，瓦器也，从缶，霝声，郎丁切”，《广雅·释器》：“，瓶也。”《大广益会玉篇》卷十六《缶部》：“，瓦器，似瓶有耳者。”霝读音作灵，该器应是有神灵意义的长身似瓶的陶器。

[27]原为陈万里先生藏品，见陈万里《瓷器与浙江》（中华书局，1943年）所收《吴晋时代的浙江陶瓷》。图版见李辉柄《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晋唐瓷器》，商务印书馆（香港），1996年。

[28]见金华地区文管会《浙江金华古方六朝墓》，刊《考古》1984年9期。

[29]见嵊县文管会《浙江嵊县六朝墓》，刊《考古》1988年9期。

[30]见浙江省博物馆《浙江纪年瓷》，文物出版社，2000年。

[31]参见注〔26〕引张志新文。

[32]见南波《江苏句容晋元康四年墓》，刊《考古》1976年6期。

[33]同注〔31〕。

[34]见南京博物院《江苏江宁县张家山西晋墓》，刊《考古》1985年10期。

[35]南京市博物馆藏品。

[36]见沈作霖《浙江绍兴凤凰山西晋永嘉七年墓》，刊《文物》1991年6期。

[37]见安徽省文物工作队《安徽南陵县麻桥东吴墓》，刊《考古》1984年11期。南京地区现知出五联罐有纪年可考最早的是随葬五凤元年（254年）买地券的幕府山M1，见南京市博物馆《南京郊县四座吴墓发掘简报》，刊《文物资料丛刊》第8辑（1983年）。

[38]见南京市博物馆《江苏南京市北郊郭家山东吴纪年墓》，刊《考古》1998年8期。较此略晚的是与甘露元年（265年）铭铜镜同出的南京五塘村M2的随葬五联罐，见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北郊五塘村发现六朝早期墓》，刊《文物资料丛刊》第8辑（1983年）。

[39]见常州博物馆《江苏金坛县方麓东吴墓》，刊《文物》1989年8期。

[40]见《图录》图版114～127。吴地多有胡人，似亦始于汉末。《三国志·吴书·士燮传》：“（士燮）迁交阯太守……董卓作乱，（燮弟）壹亡归乡里……燮乃表壹领合浦太守，次弟徐闻令领九真太守，弟武领南海太守。燮体器宽厚，谨虚下士，中国士人往依避难者以百数……燮兄弟并为列郡，雄长一州，偏在万里，威尊无上，出入鸣钟磬，备具威仪，笳箫鼓吹，车骑满道，胡人夹毂焚烧香者常有数十。妻妾乘辎軿，子弟从兵骑，当时贵重震服百蛮，尉他不足逾也。”吴境南端竟聚有众多胡人，长江中下游情况，当可推知。

[41]桓玄《难王中令》的撰写时间，可据《晋书·安帝纪》“元兴元年三月己巳，刘牢之降于桓玄……辛未，王师败绩于新亭”，《桓玄传》“玄至新亭……入京师……（以）王谧为中书令、领军将军……玄让丞相，自署太尉……”推之。西晋时，晋人不得作沙门，又见《法苑珠林》卷二十八《神异篇·杂异部感应缘》“晋居士抵世常”条引齐王琰《冥祥记》：“晋抵世常，中山人也，家道殷富。太康中（280～290年），禁晋人作沙门。世常奉法精进，潜于宅中起立精舍，供养沙门。”晋时诸胡奉佛其具体事例，如《高僧传》卷一《晋长安帛远传》记陇上群胡奉帛远事：“帛远字法祖……晋惠之末……见群雄交争，干戈方始，志欲潜遁陇右，以保雅操。会张辅为秦州刺史，镇陇上，祖与之俱行……忽忤辅意……遂便鞭之五十，奄然命终……初祖道化之声，被于关陇，崤函之右，奉之若神，戎晋嗟恸，行路流涕。陇上羌胡，率精骑五千，将欲迎祖西归，中路闻其遇害，悲恨不及，众咸愤激，欲复祖之仇，辅遣军上陇，羌胡率轻骑逆战，时天水故涱下督富整，遂因忿斩辅，群雄既雪怨耻，称善而还，共分祖尸，各起塔庙。”可略见西晋末戎胡奉佛盛况。自汉以来，敦煌系“华戎所交一都会”（《续汉书·郡国志五》“敦煌郡”下刘昭注引《耆旧记》），其地华戎杂处。《高僧传》卷四《晋敦煌竺法乘传》谓：“竺法乘……依竺法护为沙弥……乘后西到敦煌，立寺延学，忘身为道，诲而不倦。使夫豺狼革心，戎狄知礼，大化西行，乘之力也。”当是指乘主要诲化戎胡而言。

[42]《高僧传》卷十三《齐上定林寺释法献传》记东晋南朝沙门面对王者称名与预坐的经过，亦是沙门抗礼王者的另一事例：“（玄）畅与（法）献二僧皆少习律检，不竞当世，与（齐）武帝（482～493年在位）共语，每称名而不坐……帝乃问尚书王俭：‘先辈沙门与帝王共语何所称，正殿坐不？’俭答：‘汉魏佛法未兴，不见其记传。自伪国稍盛，皆称贫道，亦预坐，及晋初亦然。中代有庾冰、桓玄等，皆欲使沙门尽敬，朝议纷纭，事皆休寝。宋之中朝，亦颇令致礼，而寻竟不行。自尔迄今，多预坐，而称贫道。’帝曰：‘畅献二僧，道业如此，尚自称名，况复余者。挹拜则太甚，称名亦无嫌。’自尔沙门皆称名于帝王，自畅献始也。畅以建武（494～498年）初亡，春秋七十有五。献以建武末年卒，与畅同窆于钟山之阳。”此类事迹，自可影响及于南方和中原北方对所尊崇的佛像的安排不尽相同。此问题，容另文论述。

[43]萧山东晋永昌元年墓所出青瓷五联罐与西晋晚期贴饰趋简者不同，而与吴墓所出者相似，如嵊县太平二年墓（《图录》58）和绍兴永安三年铭（故宫藏）的青瓷五联罐。因此，上世纪80年代初，朱伯谦《中国陶瓷·越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即疑其年代为东吴时期。盖早期器物出现在较晚的墓葬中，其例亦考古发现中所常见。

[44]《历代名画记》卷五：“卫协，上品下……孙畅之《述画》云：‘又七佛图，人物不敢点眼睛。’顾恺之《论画》云：‘七佛与大列女皆（卫）协之迹，伟而有情势。’”

[45]《高僧传》卷十三《晋京师瓦官寺释惠力传》：“（瓦官寺）有戴安道（逵字）所制五像及戴颙所作丈六金像。其铸像初成，而面首殊瘦，诸工无如之何，乃迎颙看之。颙曰：‘非面瘦也，乃肩胛肥耳。’既减肩胛，而面相自满，诸工无不叹息。”又《历代名画记》卷五：“戴逵善铸佛像及雕刻。曾造无量寿木像，高丈六，并菩萨。逵以古制朴拙，至于开敬不足动心，乃潜坐帷中，密听众论，所听褒贬，辄加详研，积思三年，刻像乃成。迎至山阴灵宝寺。郄超观而礼之，撮香誓曰云云。既而手中香勃然烟上，极目云际。前后征拜终不起。太元二十一年（396年）也。”《法苑珠林》卷十六《敬佛篇·弥勒部感应缘》亦略记此事，但附云：“宋临川康王撰《宣验记》亦载其显端。”

[46]《晋书·蔡谟传》：“成帝临轩（325～348年在位）……彭城王上言：‘乐善堂有先帝（明帝）手画佛像，经历寇难而此堂犹在，宜敕作颂。’帝下共议。谟曰：‘佛者夷狄之俗，非经典之制，先帝量同天地，多才多艺，聊因临时而画此像，至于雅好佛道所未闻也……今颂发王命，敕史官……为夷狄作一像之颂。于义有疑焉。’于是遂寝。”可见佛盛江左犹在4世纪中期之后。参看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两晋际之名僧与名士》，中华书局，1995年。

[47]贴饰胡人的五联罐虽已罕见，但东晋墓中却多有胡俑，如南京象山M7（王氏墓）即有高鼻巨目着尖帽的胡俑侍立于墓室前方甬道间的陶牛车附近（南京市博物馆《南京象山5号、6号、7号墓清理简报》，刊《文物》1972年11期）。文献亦多有记录，如以《世说新语》所记故事为例，其卷上《政事篇》记：“王丞相（导）拜扬州，宾客数百人，并加沾接，人人有说色，唯有临海一客姓任及数胡人未洽……因过胡人前弹指云‘兰阇兰阇’，群胡同笑。”此诸胡系指胡僧而言。卷中《方正篇》记：“王修龄尝在东山，甚贫乏，陶胡奴为乌程令，送一船米遗之，却不肯取。直答语：‘王修龄若饥，自当就谢仁祖索食，不须陶胡奴米。’”刘注：“胡奴，陶范小字也。《陶侃别传》曰：‘范字道则，侃第十子也。侃诸子中最知名，历尚书、秘书监。’”以胡奴为小字，可知胡人居江左不仅时久人众，且处境低下已成习惯。即取胡奴为小字的陶范，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于《方正篇》此条之后云：“《侃别传》及今本《晋书》均言范最知名，不知其人以何事得罪于清议，致修龄拒之如此其甚。疑因陶氏本出寒门，士行虽立大功，而王、谢家儿不免犹以老兵视之……故修龄羞与范为伍，于此固见晋人流品之严……观修龄之拒胡奴，殆所谓风操太厉者欤。”（中华书局，1983年）

[48]参看松原三郎《中国佛教雕刻史论·本文编》所收《北朝金铜佛概论》、《中国初期金铜佛的考察》及《图版要项》，吉川弘文馆，1995年。

本文原刊《文物》2004年10期，第61～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