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河北四处古墓的札记

《河北古代墓葬壁画精粹展》展出的四处古墓壁画，不仅是河北古墓壁画的精粹，就全国发现的古墓壁画来讲，它们的重要性也是很突出的。现据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印发的四处古墓资料，写点个人的看法，请同志们指正。

安平熹平五年（176年）墓　以巨幅多层次的车马出行和庞大的宅院鸟瞰图最称壮观^[1]。出行图绘于中室；门卒、属吏与坐于帷帐中手持便面的墓主人形象绘于右侧室；陶灶、陶釜等厨事明器置于左侧室（东厨）……类似这样规模的墓室布局，它的流行年代，由于此墓的发现，可知大体界定在公元2世纪中后期，应无大误。至于它的后期演变及终止的时期，中原北方尚未发现较明确的实例。1949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物质文化保存委员会在朝鲜黄海北道安岳发现的永和十三年（357年）使持节都督诸军事、平东将军、护抚夷校尉、乐浪□□□□玄菟带方太守、都□侯冬寿墓，却值得我们注意^[2]。如果可以对比研讨的话，比安平墓晚了近二百年的冬寿墓壁画确实出现了不少新元素：如出行场面复杂了，且由中室蔓延到后室回廊的左壁和后壁；右侧室墓主人虽仍坐于帷帐中，但手中所持物换成了饰有兽面的麈尾，在墓主人帷帐的右侧又安排了女墓主人的帷帐；表现“东厨”的左侧室壁画还增绘了马厩、车库（图一）^[3]。这两座类似规模的墓室内部布局的变化，应是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社会情况出现鲜明差异的反映^[4]。当然，冬寿墓远离内地，无论墓葬形制、壁画内容等，都可能比中原因袭旧制的时间要延续一个时期。

磁县6世纪中叶北朝大型壁画墓　墓室南北7.56米、东西7.14米、复原内高12.6米，是已发现的北朝晚期大型墓中的最大者，所以被推测是东魏武定八年（550年）谥为文襄王的高澄墓（同年，北齐立，追尊为文襄帝，陵曰峻成）^[5]；也有人主张是北齐乾明六年（565年）谥为文宣帝的高洋武宁陵^[6]。该墓墓道壁画保存较完好，是青龙、白虎（通长4.5米）引导下的四列仪仗出行队伍。青龙、白虎和仪仗出行壁画自墓内移向墓道与青龙、白虎绘在出行队伍前面，大约都开始于北朝，现知最早之例即是此墓和距此墓不远的东魏武定八年茹茹公主闾氏墓（图二）^[7]。墓道壁画青龙、白虎，不见于1979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发掘的太原武平元年（570年）北齐东安王娄叡墓^[8]，这个现象似乎暗示此图画内容为更高等级的墓葬所特具。它的来源如果可以和《梁书·武帝纪中》所记“天监七年（508年）春正月……戊戌作神龙仁虎阙于端门、大司马门外”、《梁书·敬帝纪》所记“太平元年（556年）……冬十一月乙卯，起云龙神虎门”相比拟，那就仅限皇室可以使用；这样，这个礼仪制度溯源，有可能又找到“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9]的“江东吴儿老翁”那里去了。至于此题材的以后沿用，其等级却日益下降。20世纪60年代以来，从陕西发现的初、盛唐墓资料中，我们知道武则天以后的中宗、睿宗时代，墓道两壁画青龙、白虎，尚限于郡王墓，如淮阳郡王韦泂墓；玄宗开元间下降到县公墓，如雁门县公薛莫墓；天宝年间更出现在从四品明威将军高元珪墓的墓道壁面^[10]。磁县北朝大型墓墓室内壁画破坏严重，室顶天象之下的四壁，分上中下三栏，据发掘同志的报告：上栏“九个方格，各格画一动物形象，其下还有两栏壁画，上下栏以朱红色栏框相间。上栏壁画隐约可辨有神兽、朱雀等形象；下栏壁画似以人物图像为主”。^[11]其布局与娄叡墓墓室壁画有接近处。上栏“九个方格，每格画一动物形象”，不知是否即娄叡墓壁画中的十二时。如果不误，此两墓墓室室顶天象下出现的十二时壁画，即应与早于它们并在北齐境内西距磁县不远的山东临淄崔氏墓地十号墓［早于同墓地一号墓——孝昌元年（525年）崔鸿墓的北魏墓］、十七号墓（晚于崔鸿墓）中发现的十二生肖及其龛台联系起来^[12]。临淄崔氏是自汉以来世居东清河的豪门大姓，他们沿用的葬俗，当是自有渊源^[13]。

曲阳同光二年（924年）北平王王处直墓　这是一座填补时代空白的大型墓葬，特别是在墓葬形制和较为完整的墓室壁画两方面，都提供了重要的信息^[14]。

（一）该墓砖砌方形前后室，此种墓制，8世纪可用于食邑五千户的郡王，墓室尺寸也基本相应^[15]，例见下表（表一）。

表一

（单位：米）

年代	墓主人	墓（后）室尺寸	前室尺寸
景龙二年（708年）	汝南郡王韦洵	4.2×4.5	3.5×3.6
景龙二年（708年）	汝南郡王韦泂	4.3×4.24	3.5×3.4
景云元年（710年）	成王李仁	4.5×4.5	3.15×3.3
同光二年（924年）	北平王王处直	4.5×3.8＋3.4	4.8×4.8＋4.25

前室尺寸加大当属僭越，但就整体墓葬言，此墓之建似尚依唐制。五代时，依唐制建此类墓者，还有后周显德五年（958年）陕西彬县卫王冯晖墓^[16]，可惜该墓简报中竟漏掉了前后墓室的尺寸。

（二）墓室室顶天象下面的四壁上嵌入彩绘的十二时浮雕。此十二时形象毗连天象图，当直接渊源于9世纪的长安墓葬，长安较早之例有元和十三年（818年）张祐墓和会昌六年（846年）李升荣墓^[17]，更重要的是近年清理的文德元年（888年）埋葬唐僖宗李儇的靖陵，陵内也于墓室室顶天象下设有十二时龛^[18]，可见天象图、十二时上下安排，9世纪已流行于长安墓中。10世纪中叶南京南唐二陵^[19]、杭州临安吴越王室墓^[20]俱于画天象的墓室顶下面的四壁建十二时龛，这些，都应与王处直墓相同是上沿长安葬制的。

（三）此墓设左右侧室似也承袭唐制，类似的墓制虽不见于长安，但后唐清泰元年（934年）成都后蜀和陵——孟知祥及夫人福庆长公主李氏合葬墓亦建有左右侧室^[21]。孟知祥系李克用婿，同光三年（925年），后唐灭前蜀。次年，知祥自洛入蜀，任成都尹，所建和陵与成都地区的陵墓如前蜀王建永陵^[22]、后蜀清河郡公张虔钊墓^[23]等形制不同。又前引后周冯晖墓，报告记前后室之间设耳室，疑亦同此制。冯晖魏州人，孟知祥邢州人，与为宦定州的王处直，皆久居河北，他们习从中原，亦属自然之事。王处直墓左右侧室满绘壁画，左室绘有幞头、方镜架和男装侍吏，右室绘妇人饰物、圆镜和女官侍立，可知左右侧室分属男女墓主人。孟知祥墓简报谓“两个耳室用以陈放随葬物品”^[24]，未详列物品内容，不知是否亦如王墓可分别备男女墓主之用。侧室分属男女为前所未见。

（四）王墓前室上部画云鹤，下部绘人物花鸟屏风和墓室内安排奉侍、伎乐画面等皆为中晚唐两京墓葬流行的题材^[25]，但场面宽大、组织紧凑，则是中唐以降地方墓葬所发展。至于王墓墓室后壁所绘禽鸟牡丹，其前身应是1991年北京八里庄发现的开成三年（838年）所建王公淑夫人吴氏墓墓室后壁所绘芦雁牡丹立屏（图三）^[26]；而王墓墓室嵌入左右壁的奉侍、伎乐和前室所嵌十二时等彩绘浮雕，当为以雕造白玉石像著名的本地区——曲阳所新创。此种着彩浮雕人物，当是北宋墓室壁画中布置着色雕砖人物的先声。

（五）王墓前室通向墓室的门道用砖石封阻，此砖石墙前面白灰抹平，上绘不见前例的水墨山水。此幅山水画与前室其他壁面绘出的云鹤、人物花鸟以及室顶的天象和其下的十二时雕像相配合，似乎有意识地在创造一个退隐环境。此退隐环境，正是前室中间所置王处直墓志中记录王处直晚年所希求的境界。墓志云：“（天祐）十八年（921年）冬，（处直）首谓□次子太傅（王都）曰：吾虽操剸未退，但情神已阑，况当耳顺之年，心好心闲之日……公乃归私第而习南华，爇奇香而醮北极，行吟蒋径春草生而绿□池塘，坐酌融樽余花落而香飘户牖……公素尚高洁，遐慕幽奇。观夫碧甃千岩，春笼万木。白鸟穿烟之影，流泉落涧之声，实遂生平之所好……”事实上，处直晚年为子王都所执，幽于别室，寻见杀害，墓志云云，盖伪辞也。王处直被幽遇害事，见《旧唐书·王处存传附弟处直传》《旧五代史·唐书·庄宗纪三》《资治通鉴·后梁纪六》《五代史记·杂传·王处直传》。又《册府元龟》“将帅部怀抚”条记“王处直为定州节度使。处直为人精简，好求吏理，虽地处一隅，介于大国，招怀抚纳甚得人和”，简练地概括了处直在定情况，不见前引诸书，因附录于此。

宣化辽代张氏家族墓　这是一处较为典型的汉人家族墓群。契丹渔猎畜牧，汉人农耕纺织，生产生活、风俗习惯各不相同，所以辽代实行南北分治。这个历史事实在考古学上的反映，以墓葬资料最为清楚。张氏家族墓占地二十亩，约一万多平方米，在此范围内已发掘墓葬九座，但发表资料的只有六座^[27]。据发表的资料，可知其东南区为张世卿所筹划的祖茔区。此区以世卿祖父匡正墓（M10）葬壬地祖穴，壬地东南丙地M6为昭穴，西南庚地穆穴葬匡正之第三子文藻（M7）。如此次序，是五音中之商姓（张姓属商音），自唐以来“河南、河北、关中、陇外并用”^[28]之昭穆葬法，可见此宣化张家安排墓穴仍沿唐人旧俗。已发表的六座墓的建年，大多集中在大安九年（1093年，M3、M10）和天庆六年至七年（1116年，M1；1117年，M2、M5）两段。两段相距不过二十几年，墓室形制、壁画内容和随葬器物可大部追踪它的唐代渊源，如中唐以来逐渐兴起的仿木结构的砖砌墓室和云鹤盆花与树石花禽屏风的壁面装饰；此外，在唐墓壁画基础上，日趋简化的有鞍马出行和成组的男女奉侍（此项可能与张家非官宦门第有关），日益繁缛的则有列队的伎乐（散乐）和较多的备馔场面等。壁画中出现的新题材，如M5、M10的“茶道”，M1、M3、M10的“备经”和M3、M10桌上绘出的笔砚文具，显然也是上沿中原风习。“备经”指壁画中画出的梵荚装、卷子装和装裹在经帙内的佛经；这些佛经和墓中所出写有梵文、汉文多种陀罗尼经咒的“陀罗尼棺”（M5、M10）与墓志所记墓主人勤诵佛经、兴建寺塔（M1、M2、M3、M5）等，共同说明张家世代信佛，且奉密宗，这应是会昌五年（845年）法难未及河北和天福元年（936年）幽州入契丹（宣化，唐为武州，是幽州镇山后四州之一），其地佛教日隆的实证。盛唐以后，密教蔓延民间，中原遗迹保存殊少，而沦陷契丹的汉人的遗迹中，却有不少踪迹可寻，除了过去习知的地上陀罗尼石幢，上述张氏墓中的有关情况，也应是重要的一项。张氏墓墓室壁画中值得注意的，还有M2、M5、M10三墓墓室顶所绘天象图。天象图由内二十八宿、外十二宫或内十二宫、外二十八宿组成，不论这两种的哪一种，它们的外围，都还布置一匝十二时（图四）^[29]。这样由三个内容组成的图像，正可和晚唐五代墓室顶天象之下的四壁上安排的十二时形象相衔接。因此，可知张家诸墓天象与十二时的结合，亦是出自中原，并非别有由来。综上，宣化张家墓地所提供的情况，更形象地表达了在契丹统治下的汉人生活，仍沿陷辽以前之旧；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他们较同时期的居于中原的北宋人家，更多地保有胜朝遗风。这一点是我们研讨辽代汉人墓葬时，应予留意的。

注释

[1]该墓的正式报告《安平东汉壁画墓》已于1990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该墓没有发现明确的墓主人姓名，原报告只是根据墓的时间和等级，“怀疑”“可能同（家在安平，灵帝时封列侯的中常侍）赵忠有关”，并未做进一步的肯定，事实上也肯定不了。因此，现在有人肯定地说“安平汉墓（176年）为大宦官赵忠家族墓”是不合适的。

[2]冬寿墓规模较安平壁画墓略小。参看洪晴玉《关于冬寿墓的发现和研究》，《考古》1959年1期。

[3]安平墓宅院建筑壁画绘于右侧室前壁右侧，冬寿墓亦有大型楼阁图，但绘于后室北壁后面石柱下，即后室后面回廊前壁下方。参看注〔2〕引洪晴玉文。

[4]冬寿墓壁画中所反映的某些变化，亦见于辽宁辽阳三道壕和上王家村等处的魏至东晋墓葬。参看东北博物馆《辽阳三道壕两座壁画墓的清理工作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12期；李庆发《辽阳上王家村晋代壁画墓清理简报》，《文物》1959年7期。

[5]参看邺城考古工作队《河北磁县湾漳北朝墓》注释2，《考古》1990年7期。

[6]参看马忠理《磁县北朝墓群——东魏北齐陵墓兆域考》，《文物》1994年11期。

[7]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东魏茹茹公主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4期。茹茹公主闾氏系柔然主阿那瑰孙女，东魏兴和四年（542年）诏与高欢第九子湛为婚。湛即北齐武成帝。

[8]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北齐娄叡墓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10期。

[9]引自《北齐书·杜弼传》。

[10]参看拙作《西安地区唐墓壁画的布局和内容》，《考古学报》1982年2期。

[11]引自原简报，参看注〔5〕。

[12]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淄北朝崔氏墓》，《考古学报》1984年2期；《临淄北朝崔氏墓地第二次清理简报》，《考古》1985年3期。

[13]十二生肖配十二时，最早见王充《论衡·物势》。王充，东汉建武三年（27年）生于会稽上虞，及长入洛，诣太学，师事班彪，后归家开始著《论衡》。元和三年（86年）避难历阳，曾任州从事、治中。章和二年（88年）自免还乡，永元中（89～105年）卒于家。参看黄晖《论衡校释》卷三，中华书局，1990年。

[14]本节所引王处直墓的具体情况，皆据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复印资料。

[15]参看拙作《西安地区的唐墓形制》，《文物》1995年12期。

[16]杨忠敏、阎可行《陕西彬县五代冯晖墓彩绘砖雕》，《文物》1994年11期。

[17]参看拙作《西安地区的唐墓形制》，《文物》1995年12期。

[18]承陕西省文物局同志见告。

[19]参看南京博物馆《南唐二陵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57年。

[20]参看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杭州、临安五代墓中的天文图和秘色瓷》，《考古》1975年3期。

[21]参看成都市文物管理处《后蜀孟知祥墓与福庆长公主墓志铭》，《文物》1982年3期。

[22]参看冯汉骥《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4年。

[23]参看成都市文物管理处《成都市东郊后蜀张虔钊墓》，《文物》1982年3期。

[24]参看成都市文物管理处《后蜀孟知祥墓与福庆长公主墓志铭》，《文物》1982年3期。

[25]参看拙作《西安地区唐墓壁画的布局和内容》，《考古学报》1982年2期。

[26]参看北京市海淀区文物管理所《北京市海淀区八里庄唐墓》，《文物》1995年11期。

[27]宣化张氏家族墓已发表的简报共三篇。最早的一篇是《河北宣化辽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8期，该篇报告了M1张世卿墓。其次是报告M2张恭诱墓、M3张世本墓的《河北宣化下八里辽金壁画墓》，《文物》1990年10期。第三篇是《宣化辽代壁画墓群》，《文物春秋》1995年2期，该篇报告了M5张世古墓、M9张××墓和M10张匡正墓。

[28]参看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元刊《重校正地理新书》卷一“五姓所属”条、卷十三“步地取吉穴”条。

[29]M1张世卿墓简报：“后室四壁辟长方形莲花龛，四角及后室过道门上部辟长方形龛，总计二十三个。每龛内置木雕文官、侍吏、武士、伏虎俑和人首蛇身俑各一。”简报没有说明上述两种长方形龛——长方形莲花龛和长方形龛各自的数字。怀疑其中应有十二个是十二时龛。

本文原刊《文物》1996年9期，第58～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