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德主苻（苻璘？）重修安阳修定寺塔事辑

修定寺位河南安阳市西北清凉山东南麓。寺现仅存一砖塔^[1]。砖塔建于原山门与原大佛殿之间。该塔平面方形，边长8.3米，单层，塔身只南壁下部设券门，通内室，内室亦方形。1982年，经国务院正式以“修定寺塔”名称公布为全国第二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图一）。

此塔身形制与河北灵寿城西幽居寺北齐天保八年（557年）赵郡王高睿所建砖塔第一层颇为相似（图二）^[2]。塔外壁壁面满砌拼嵌的模制雕砖。砖雕精致，人物纹饰极具中唐特色。此满嵌极具中唐特色雕砖的外壁装修，其时代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始为人们所关注。

1981年6月，张之先生发表《修定寺方塔始建年代考》，公布镌刻于塔南壁拱券石门额上的铭记“大功德主银青光禄大夫前相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摄相州刺史仍充本州防御使上柱国苻”（图三），并据所记地名、官衔考定“这则铭刻之镌于758～762年（唐肃宗乾元元年至唐代宗宝应元年），也就是说方塔建于这五年间”^[3]。这显然是误以“大功德主……苻”为创建该塔时的铭刻。

1981年8月，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单位撰《安阳修定寺塔》，在该书“修定寺塔及饰面雕砖的年代”节中，据上引“大功德主……苻”的官衔和门额上“林虑县令杨去惑，邺县令裴郑康□古咸通十一年（870年）五月八日同题”的游人题刻，认为苻某“题铭时间应在唐懿宗咸通元年（860年）以前，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以后”^[4]。

1994年12月，温玉成同志在河南省文物考古学会年会上发表《豫北佛教文物丛考》，于“安阳修定寺（合水寺）”项内第一次指出“大功德主……苻”，即《新唐书》著录之符璘（731～795年），然后据符璘的经历和璘与马燧的关系“可以判断修定寺塔大约建于783～795年（即唐德宗建中四年至贞元十一年）之内”。此下限止于贞元十一年，和温文所记符璘生卒年的拟定，皆未作明确的解释^[5]。

2002年，李裕群同志撰《安阳修定寺丛考》，根据唐开元三年（715年）、七年（719年）两碑和宋乾德三年（965年）《存留记》石刻谓现在所称的修定寺塔，“龙华塔，可能是原有塔名……龙华塔被毁的时间，大约在唐开元七年（719年）至会昌灭法（845年）前”；但该文注释25中又记：“按壁面拼镶砖的花纹图案具有晚唐的风格，因此，对现存之塔的年代，仍需作进一步的研究。”^[6]而忽略了“大功德主……苻”是具有重修意义的铭刻。

上述四文都各有所见，我们认为在没有发现更多资料的情况下，从重修该塔拼嵌外壁的雕砖的年代和当时在这个地区握有实权的苻姓的重要人物来推测塔南壁门额中部铭刻所记的“大功德主……苻”，可以考虑温玉成同志提出的即是《新唐书》著录的符璘的推断。但至少还需要进一步说明下面两个问题：一、苻与符的关系；二、在解决前一问题即苻璘＝符璘的基础上，研讨一下能否把符璘的经历与“大功德主……苻”的结衔结合起来，以求较近似地测估出重修修定寺塔时间的上下限。

一　苻璘与符璘

苻、符有别，《元和姓纂》卷二上平声“十虞”有明确记载^[7]。苻璘与符璘问题，北宋赵明诚《金石录》卷三十《唐义阳郡王苻璘碑^[8]跋尾》即已指出：“右苻璘碑，按《唐书列传》璘姓符而碑作苻，以姓氏书^[9]考之，琅琊符氏出于鲁顷公之孙公雅，为秦符节令，因以为氏；而武都苻氏出于有扈之后，为启所灭，奔西戎，代为氐酋，本姓蒲，至苻坚以背有文改焉。”但又强为诠释云：“今此碑以璘为符（按疑应作苻）氏，又云其先琅琊人，皆不可知。然按璘与弟瑶皆封邑于琅琊，岂书碑者误以符为苻，其家出于武吏，不知是正乎。”^[10]南宋王楙《野客丛书》卷二十二“苻符二姓”条又另作新解：“苻坚其先本姓蒲，其祖以谶文改为苻。符融其先鲁顷公孙，仕秦为符玺郎以为氏。故苻坚之姓从艸，符融之姓从竹，二姓固自不同，而《唐义阳郡王符璘碑》合从竹而书作苻，而苻坚之苻又有书从竹者，皆失于不契勘耳。仆又考之，汉碑隶书率以竹为艸，少有从竹者，如符节之字皆然，今《西汉书》符瑞多从艸，魏晋以下真书碑亦有书符節即为苻莭者，盖古者皆通用故耳，此又不可不知。颜鲁公《干禄书》曰：‘从艸者为姓，从竹者为印。’^[11]亦未之察也。不知符融之符果非姓乎。”此后，著录《苻璘碑》的金石书籍，凡涉及苻符问题者，包括清初顾炎武、孙承泽著作皆少新意^[12]，因不录。

意者，苻字冷僻，符却习见，作为姓氏更易讹误。岑仲勉《元和姓纂·四校记》卷二校《姓纂》苻姓下“唐金州刺史苻子珪”句，曾举例云：“约开元十八年（730年）顷，子珪官定州别驾，见《全（唐）文》九一四释具《大忍寺门楼碑》（唯讹苻为符）……《全（唐）诗》十一函七册收符子珪诗一首。”又郁贤浩、陶敏《元和姓纂（卷上）整理记》更举苻子璋，唐石刻不误而《全唐文》有误例：“按苻子璋见《御史台精舍题名》。又《全唐文》卷六二一作符。”苻子璋于《御史台精舍题名》监察御史题名中凡二见，赵钺、劳格《唐御史台精舍题名考》卷二“苻子璋”下又记：“《文苑英华》二十四有符子璋《漏赋》。”此御史台题名二见的苻子璋题名与《苻璘碑》以及被推断《唐书》著录的符璘即修定寺塔额铭记中之“大功德主……苻”，则石刻之苻被误为符，已得三例，似可表明镌字上石与传抄、模印相比，自当少有差错而易正确^[13]。

二　苻璘事辑

两《唐书》符璘本传纪事简单，其主要根据的《唐义阳郡王苻璘碑》亦详后略前，而修定寺塔额“大功德主……苻”铭记列举的官职，又与本传、墓碑先后著录的经历、结衔大都有异。因此，据铭记官职来推断修定寺塔重修的年代，则需要较全面系统地了解有关苻璘事迹，特别是苻璘在田承嗣、田悦统治下和归降马燧初期的情况。现依年代顺序，裒辑苻璘有关纪事如下（表一）：

表一

大历七年（772年）	“幽州乱[14]，（卢龙军裨将符令奇）挈子璘奔昭义，节度使薛嵩署为军副。”	《新唐书·符令奇传》
大历八年（773年）	“正月，（相州刺史相卫洺邢等州节度观察使薛嵩）卒。诏遣弟知留后。”	《旧唐书·薛嵩传》
大历十年（775年）	“正月丁酉，昭义军兵马使裴志清盗所将兵逐，举众归田承嗣以叛。”	《旧唐书·薛嵩传》
	“田承嗣知公父子（苻令奇、璘父子）有材略，各以左右职处之。”	《苻璘碑》
大历十四年（779年）	“二月癸未，魏博七州（魏博相卫洺贝澶）节度使、太尉、检校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魏州大都督府长史田承嗣卒。甲申，以魏博中军兵马使、左司马田悦兼御史中丞，充魏博节度留后。”	《旧唐书·代宗纪》
	“（悦）寻拜检校工部尚书御史大夫充魏博七州节度使。”	《旧唐书·田承嗣传附侄悦传》
建中初（780年）	“德宗立，不假借方镇……（平卢军节度使李正己）遣人说悦同叛……（悦）以邢曹俊、孟开祐、李长春、符璘、康愔为爪牙。”	《新唐书·田承嗣传附侄悦传》
建中二年（781年）	“正月，魏博节度使田悦反……河东节度使马燧……讨之。”	《新唐书·德宗纪》
	“十二月庚寅，河东节度使马燧检校左仆射……赏破田悦之功也。”	《旧唐书·德宗纪上》
建中三年（782年）	“王师进逼魏城，时公与先公（璘与父令奇）在重围中……先公密语璘……归降（王师）……时（马）燧知公才略勇敢，使间以祸福谕公……繇是公计遂决，乃使家竖潜通其诚，燧因遗公犀带以示要约。”	《苻璘碑》
	“诏（河阳节度使李梵）与河东节度马燧等诸军破田悦于洹水……进围悦于魏州。（悦）将符璘以精骑五百夜降，芃开营以纳之。明日，归璘于招讨使。”	《旧唐书·李芃传》
	“正月，田悦求救于淄青，……（李正己子）李纳遣大将卫俊将兵万人救悦……（马）燧率诸军进屯于邺……迫洹水……悦军乱……溺死者不可胜纪，淄青军殆尽……悦收败卒千余人走魏州……数日，李再春以博州降，悦兄昂以洺州降，王光进以长桥降。悦遣符璘、李瑶将五百骑送淄青兵还镇，璘、瑶因来降（马）燧。”	《旧唐书·马燧传》
	“悦收兵得千余人生，夜至魏州……婴城自守……悦遣大将符璘、李瑶将五百骑送淄青遗兵还镇，因降燧。”	《册府元龟》卷三五九

续表

建中三年（782 年）	“春正月……李纳军于濮阳，为河南军所逼，奔还濮州，征援兵于魏州。田悦遣军使符璘将三百骑送之……璘遂与其副李瑶帅众降于马燧。悦收族其家，（璘父）令奇慢骂而死。瑶父再春以博州降，悦从兄昂以洺州降，王光进以长桥降。悦入（魏州）城旬余日，马燧等诸军始至城下，攻之，不克。”	《通鉴》卷二二七
	“闰（正）月庚戌，马燧及田悦战于洹水，败之。是月，悦将李再春以博州降，田昂以洺州降。”[15]	《新唐书·德宗纪》
	“（苻璘）率所部锐师降燧，由是寇始弱而王师益壮。燧既纳公（璘），署为军副以闻。诏授特进试太子詹事兼御史中丞封义阳郡王实封百户。既而，（闻父见害……号）绝泣血……燧□就抚勉，复列上其事。德宗皇帝嘉而悼之，诏公（璘）起复，加左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赐晋阳第一区祁县田五十顷。追赠先公（令奇）户部尚书。”[16]	《苻璘碑》
	“五月丁酉，加河东节度使、检校左仆射马燧同平章事……赏破田悦功也。”	《旧唐书·德宗纪上》
	“六月，（卢龙军节度使）朱滔、（恒冀观察都防御使）王武俊联兵五万来救悦，至于（魏州）城下。诸将议退兵。”	《旧唐书·马燧传》
	“秋七月，燧与诸军……退保魏县……甲辰……又以河东节度使马燧兼魏博澶相节度使。”[17]	《通鉴》卷二二七
建中四年（783年）	“十月，（泾原节度使姚令言反）泾师犯阙，帝幸奉天，燧引军还太原[18]……燧至太原，遣行军司马王权将兵五千赴奉天，又遣男汇及大将之子与俱来，壁于中渭桥。及帝幸梁州，权、汇领兵还镇。燧以晋阳王业所起……时天下骚动，北边数有警急（宜固险以示敌）……（诏燧）兼保宁军节度使。”	《旧唐书·马燧传》
兴元元年（784年）	“正月，加（燧）检校司徒，封北平郡王”。	《旧唐书·马燧传》
	“二月甲子，李怀光为太尉，怀光反。丁卯，（帝）如梁州……（三月）癸酉，魏博兵马使田绪杀其节度使田悦，自称留后……六月癸卯，姚令言伏诛。……癸丑，以梁州为兴元府……（七月）壬午，（帝）至自兴元。”	《新唐书·德宗纪》
	“八月癸卯……河东保宁军节度使、太原尹、北都留守、检校司徒、平章事、北平郡王马燧为奉诚军晋绛慈隰节度行营兵马副元帅……时方命（河中同陕虢等州及管内行营兵马副元帅浑）瑊与马燧各出师讨怀光故也。”	《旧唐书·德宗纪上》

续表

贞元元年（785年）	“七月，燧因（自行营）朝京师……自朝京师还行营，凡二十七日而河中平。诏书褒美，迁光禄大夫兼侍中，仍与一子五品正员官。宴赐毕，还太原。”	《旧唐书·马燧传》
	“（八月）甲戌，朔方大将牛名俊斩李怀光，传首阙下，马燧收复河中……己卯诏……燧可待中。”	《旧唐书·德宗纪上》
	“李怀光寇蒲反，诏燧以河东之师讨之。公（璘）为燧心腹之将，将五千先济河，与西师（浑瑊等）合势据要，同收长春宫，除（贼将）徐庭光，怀光平，加赏封百户。”[19]	《苻璘碑》
贞元二年（786年）	“西蕃（尚结赞）寇边，攻逼盐夏，公（璘）偏师击虏，解围而还。”	《苻璘碑》
贞元三年（787年）	“（璘）从燧入觐，擢拜辅国大将军行左神策军将军知军事，复赐靖恭里第一所、蓝田田十□□[20]。贞元初，德宗之幸梁还也，惩神策兵□将轻，缓急非有益，乃搜卒谋师，以公（璘）充选，时谓得人，禁暴戒严， 上心倚赖。”	《苻璘碑》
贞元八年（792年）	“《唐赠户部尚书符令奇碑》唐郑叔规撰，贞元八年立，在富平。”[21]	《宝刻丛编》卷十引《京兆金石录》
	“□年[22]，丁（璘母）邓国太夫人忧……上又思先公（令奇）之忠烈，再赠尚书左仆射，公之弟琳授检校太子宾客琅琊郡公，瑶授忻州别驾琅琊县男，皆号开府，分领禁职，赏与公同忠劳也。”	《苻璘碑》
贞元十一年（795年）	“八月辛亥，司徒兼侍中、北平郡王马燧薨（时年七十），赠太傅……十一月丙申司徒马燧葬（谥庄武）。”	《旧唐书·德宗纪下》
贞元十四年（798年）	“（璘）居环卫凡十二年[23]，上知其忠勤谨重，方将大用，不幸寝疾，以贞元十四年七月廿四日终于靖恭里赐第，享年六十有五，赠越州都督。其年黄钟月庚寅日葬于京兆富平之薄台，从先仆射之兆也。”	《苻璘碑》
大和八至九年（834～835年）	李宗闵撰《苻璘碑》。	据《金石证史》[24]
开成三至四年（838～839年）	“（三年）冬十月己酉，前邠宁节度使史孝章卒……十二月……以兵部侍郎狄兼谟为河东节度使……（四年）六月辛亥朔，以（璘子）长武城使苻澈为邠宁节度使。”	《旧唐书·文宗纪下》
开成三年九月十八日后，五年（840年）三月九日前	柳公权书《苻璘碑》。	据《贞石证史》[25]
	“（苻）澈前为邠宁节度使，后为河东节度使、太原尹、北都留守、检校兵部尚书、御史大夫、琅琊郡开国侯，食邑一千户，袭实封一百户。”[26]	《苻璘碑》
会昌元年（841年）	“今上元年[27]，再赠公刑部尚书……按国典官至三品墓得立碑。又按□葬令，诸追赠官位得同正。”	《苻璘碑》
	“大约公权既书碑，又迟一二年而后立。于时澈任重镇，故再修改碑文，乃树于墓。”	《金石证史》[28]
会昌二年（842年）	“二月……河东节度使苻澈[29]修杷头烽旧戍以备回鹘。”	《通鉴》卷二四六
	“三月戊申，李拭巡边还，称振武节度使刘沔有威略，可任大事。时河东节度使苻澈疾病，庚申，以沔代之。”[30]
《通鉴》卷二四六

三　苻璘先后经历和“大功德主……苻”重修修定寺塔年代的估计

据前表可知苻璘任职可分三个阶段，即“符璘者，田悦之将”（《旧唐书·符璘传》）阶段，“帅众降于马燧”（《通鉴》卷二二七），“为燧心腹之将”（《苻璘碑》）阶段和“居环卫凡十二年”（《苻璘碑》）阶段。

第一阶段　苻璘随父令奇自卢龙投昭义节度使薛嵩于相州^[31]，旋归田承嗣，承嗣处令奇父子以左右职。承嗣卒，田悦以苻璘为爪牙，史载璘冠“大将”或“军使”衔，奉悦命将五百精骑送淄青残兵还濮州。这个阶段是从大历七年（772年）秋至建中三年（782年）闰正月或三月前后^[32]。如从以苻璘为爪牙的田悦“寻拜检校工部尚书御史大夫充魏博七州节度使”的大历十四年（779年）二月以后^[33]算起，仅满三年左右。

第二阶段　苻璘送淄青兵回，即与其副李瑶降马燧，燧引为心腹。建中三年秋七月，河东节度使马燧兼魏博澶相节度使。四年（783年）十月，燧自魏县引军还太原，璘或从燧去太原。此阶段约始于建中三年三月前后，迄于兴元三年（786年）璘随马燧入朝之前。第二阶段苻璘的经历似可细分五段：（一）归燧之初“（燧）署为军副”；（二）“诏授特进试太子詹事兼御史中丞封义阳郡王实封百户”；（三）随后，“闻父见害，号绝泣血，燧表其冤，加检校左散骑常侍，赠晋阳第一区，祁田五十顷”（《新唐书·符令奇传》），此段似在建中四年十月随燧去太原之后，所以与加官职同时还膺赠第、田于太原地区之荣；（四）兴元元年（784年）二月朔方李怀光反，八月诏马燧讨之，燧命璘率五千兵先济河与西师合，贞元元年（785年）八月怀光死，收复河中，“加（璘）赏封百户”；（五）贞元二年（786年）苻璘自太原出师解盐夏之围。此役璘又有何擢赏，传、碑俱佚记录。

第三阶段　贞元三年（787年）苻璘“从燧入觐，擢拜辅国大将军行左神策军将军知军事”，“居环卫凡十二年”，“忠勤谨重”，“禁暴戒严，上心倚赖”，“方将大用，不幸寝疾，以贞元十四年（798年）七月廿四日终于靖恭里赐第”。这个阶段，苻璘久隶环卫，可以估计璘与马燧的关系不可能不愈益疏远，远处东方的相州更难想象与推测是重修修定寺塔苻某的苻璘有什么往还联系了。

初步清理苻璘三个阶段的经历之后，即可与重修修定寺塔时于塔额镌刻“大功德主……苻”铭记中的官职相比对。铭中所记“苻”的结衔似可分前后两部分：

前一部分即“银青光禄大夫前相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这大约相当上述苻璘任职的第一阶段；即大历十四年二月以后田悦兼御史大夫之后^[34]迄建中三年三月前后苻璘归降马燧期间的苻璘的官职。田悦遣苻璘送淄青兵归濮州，如璘即是前任相州刺史的苻某，则除以璘统有精骑外，相濮皆位洹卫两水之南，田悦或许还有另立一与魏作犄角据点的企图。

后一部分官职是“摄相州刺史仍充本州防御使上柱国”。这组官职，约属苻璘第二阶段的（一）段，即马燧署璘为军副之际，极有可能命前相州刺史摄理旧职以待任命；防御使例由本州刺史兼^[35]，反映了重视军事的当时形势。前一部分所列的文散官银青光禄大夫（从三品）、兼朝官御史中丞（正四品下）当如故；后一部分官职最后的勋官上柱国（视正二品，是勋官最高级）可能也是沿袭了以前授予的勋阶。又从前述苻璘事辑似可推测苻某任这组摄职的时期不会太久，约在《苻璘碑》所记“燧既纳公，署为军副以闻。诏授特进试太子詹事兼御史中丞封义阳郡王实封百户。既而……加左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句中的“以闻”与“诏授”之间。因为诏授官职的品级都高于苻某此前的实职和兼、散诸官：特进是正二品的文散官；太子詹事、左散骑常侍都是正三品文职官，俱高于摄理的从三品上州刺史（相州刺史），尽管前者是试官，后者品阶在正三下，且是并未即真，即未正授的检校；兼官御史大夫（正三品）更是其前的兼职御史中丞的直接上司；最后还有高居从一品的义阳郡王封爵。所以，可以推测后一部分的官职当在“诏授”这一组新职之前。其具体时间则应在建中三年、四年（782～783年）这两年中。建中四年十月，马燧即从魏县行营引军还太原，苻璘约也随之西去。因此，在未发现其他资料之前，推断“大功德主……苻”即是苻璘的话，则上述的年代既可视作镌刻“大功德主……苻”铭记的时间，当然也应是这次重修修定寺塔，包括以具有中唐特色的模制雕砖拼嵌修定寺塔外壁的时间。

2003年5月23日抄竟，6月4日校讫

注释

[1]参看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安阳修定寺塔》，文物出版社，1983年。此塔创建于北朝。《安阳修定寺塔》之《四、修定寺塔及饰面雕砖的年代》记：“该塔东北角倚柱的莲花柱础，其造型为明显的北朝风格。同时，清理发现的塔基饰面残砖不仅皆为浮雕砖，而且在时代特征上，亦多为北朝时期遗物，因此推断修定寺砖塔清理发现的塔基饰面残砖，其时代应早于现存塔身四壁的饰面雕砖，而且还说明该塔最初也是用浮雕砖嵌砌的。”《五、结语》又云：“从调查清理出土的塔基残雕砖看，塔的创建年代似可追溯到北朝时代（其中有不少雕砖还带有明显的北齐作风）。”

[2]参看刘建华《北齐赵郡王高睿造像及相关文物遗存》，刊《文物》1999年8期。该文记此塔云：“方形密檐式七级，边长5.2米、高约20米……塔身第一层较高，南面设圆拱形石券门。二层以上，每层面阔和高度逐渐递减，外轮廓渐收杀，每层塔檐为五层叠涩的棱角牙子……现存砖塔的整体造型似具唐代风格……但拱券门框上的龙、凤、卷云、莲花、联珠等纹饰，都是北齐石窟中常见的纹饰……在天保八年所立修寺碑（《大齐赵郡王□□□之碑》）中已有灵塔的记载。据此，幽居寺灵塔始建年代应与（塔内一层供奉的天保七年铭）三尊佛像同时；后代重建时，使用了原塔的拱券、门框。”因而似可推知此塔第一层的形制尚沿旧式。

[3]该文发表在《中原文物》1981年2期。

[4]参看注〔1〕。又注〔5〕温玉成文谓“杨宝顺先生之说（760～860年）约略近之也”，即指此文而言。

[5]该文后发表在《河南文物考古论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文内记：“据《新唐书·符令奇传》，符璘（731～795年）……”按《新唐书·符令奇传附子璘传》，只记（璘）“卒年六十五”，未记璘生卒的具体年代。1999年，河南省文物管理局主编的《河南文物精华·古迹卷》“河南古建筑概述”部分著录安阳修定寺塔所附简单说明。径谓“此塔建于唐建中三年（782年）到贞元十年（794年）”，未列任何证据，盖即采取温说而略做修改者。

[6]该文发表在《宿白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下，文物出版社，2002年。

[7]据郁贤浩、陶敏整理的孙校十卷本《元和姓纂（附四校记）》，中华书局，1994年。书中所记符、苻两姓的文字颇多脱误，下录《金石录》引释的内容可供参考。

[8]《唐义阳郡王苻璘碑》，北宋欧阳修《集古录目》卷八列《赠越州都督符元亮碑》始著其目。其后，现存录入铭刻全文并附集释者，当以乾嘉间王昶编著的《金石萃编》最为完备。《萃编》卷一一三于此碑录文前记：“（此）碑高一丈，广四尺五寸三分。三十一行，行六十二字，正书。在富平县学。”碑全名作《唐故辅国大将军行左神策军将军知军事检校右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义阳郡王食实封二百户赠越州都督刑部尚书苻公神道碑铭》，李宗闵撰，柳公权书。又按该碑系柳公权传世的著名楷书丰碑之一，题明拓以来的墨本流传甚多，如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罗振玉书签《明拓苻璘碑》并旧藏的裁裱帖装本，刘燕庭、缪荃孙递藏和柳风堂张氏旧藏的两整幅清拓本，三本内容阙泐情况俱与《萃编》所录相近。下文所引碑文因皆据《萃编》录文。

[9]沈涛《十德斋文存》（抄本）卷二《书元和姓纂后》云：“此所云姓氏书，当即《姓纂》。”（此据岑仲勉《元和姓纂·四校记》卷末附录三转引）

[10]岑仲勉《贞石证史》“再跋苻璘碑”条曾有疑义云：“按璘、澈等虽武吏，姓之从竹从艸，未必不分，《璘碑》作苻，而史家、金石家均作符，则其误或在此而不在彼，若郡邑误封，爰作《姓纂》， 封于琅邪，窃恐不能据以定令奇之元姓矣。”岑文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八本四分册，1939年，后收入《金石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11]源于宋宝祐丁巳（五年，1257年）衡阳陈兰孙锓木的诸本《干禄字书》于平声下录苻符二字云：“苻符，上人姓，下符契。”与王楙庆元、嘉泰间（1195～1204年）撰《野客丛书》时所据《干禄字书》有异。

[12]顾炎武《金石文字记》卷四、孙承泽《庚子销夏记》卷七对苻璘姓的诠释，皆删节王楙文字，无新解；但顾改正了王误书《干禄字书》撰者颜元孙为颜鲁公（真卿）之讹。

[13]政和七年（1117年）河间刘跂《金石录后序》早有此议：“昔文籍既繁，竹素纸札转相誊写弥久不能无误。近世用墨版模印便于流布，而一有所失，更无别本是正。然则誊写模印其为利害之数略等……惟金石刻出于当时所作，自与事接不容伪妄，皎皎可信，前人勤渠郑重以遗来世，惟恐不远，固非所以为夸，而好古之士忘寝废食以求，常恨不广，亦岂专以为玩哉。”

[14]《新唐书·代宗纪》：“（大历）七年……是秋，幽州卢龙将李怀瑗杀其节度使朱希彩。经略军副使朱泚自称留后。”

[15]《旧唐书·德宗纪上》作：“（建中三年）三月……戊戌，田悦洺州刺史田昂以城降。”

[16]“□”内字据《新唐书·符令奇传》补。

[17]《新唐书·德宗纪》系此事于四年：“（建中四年）七月，马燧为魏博澶相节度招讨使。”《旧唐书·马燧传》亦系在三年七月，但作“诏加燧魏州大都督府长史兼魏博贝四州节度观察招讨等使”。

[18]《通鉴》卷二二八：“（建中四年冬十月）上遣中使告难于魏县行营，诸将相与恸哭……马燧、李芃各引兵归镇（胡注：马燧归太原，李芃归河阳）。”

[19]《苻璘碑》记璘“实封二百户”。按碑文记诏封璘义阳郡王时，曾“实封百户”，因知此“□”阙字为百字。

[20]《金石萃编·苻璘碑按语》云：“以《新（唐书本）传》证之……再赐蓝田田四十顷，碑于蓝田田下有十字，则当是十几顷，非四十顷也。”

[21]《宝刻丛编》卷十所列陕西永兴军路耀州石刻，另引《诸道石刻录》著录“《唐赠越州都督苻璘碑》”，璘姓从艸与前引同书卷其父符令奇碑姓氏从竹有异。

[22]“□年”，上接贞元三年事，下接贞元十四年璘卒，可知此一阙文，应是三年迄十一年之间的某年；如在贞元八年立赠户部尚书符令奇碑之后，则当在贞元九或十两年之间。

[23]《金石萃编·苻璘碑按语》云：“碑云公居环卫凡十二年。《新传》云十三年。据碑璘以贞元三年拜辅国神策，以十四年卒，是居环卫正十二年，《传》误也。”

[24]岑仲勉《金石证史》“苻璘碑撰书建各不同时”条：“尝考旧碑之撰文、书篆、建立三事，常有不同时者，以（李）宗闵结衔（银青光禄大夫守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集贤殿大学士上柱国襄武县开国侯食邑一千户）观之，谓撰文于大和八年末九年初是也。”岑文刊中山大学《史学专刊》一卷4期，1936年。后收入《金石论丛》，中华书局，1991年。

[25]《贞石证史》“再跋苻璘碑”条：“今考《重修学士壁记》柳公权下云：‘（开成）三年九月十八日，迁工部侍郎知制诰加承旨，五年三月九日，加散骑常侍出院。’与（柳）结衔（翰林学士承旨兼□侍书朝议大夫守尚书工部侍郎知制诰上柱国河东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比观而严义言之，则此碑应书于开成三年九月十八日后，五年三月九日前。”

[26]碑文记苻澈经历分前后两部分：前一部分即“澈前为邠宁节度使”，其时当在上引开成四年六月以澈为邠宁节度使之后；后一部分即“后为河东节度使……”等。此后一部分结衔即使是同时所命，似亦应在岑仲勉考订的柳公权书写《苻璘碑》之后。

[27]《金石证史》“苻璘碑撰书建各不同时”条：“王氏《王昶〈萃编〉》云：‘文宗大和纪元之后，称元年者即开成，则所称今上，仍是文宗。’语殊费解，盖文宗初改元大和，凡九年，继改开成，凡五年，如是开成元年必无称‘今上元年’之理……然则今上者武宗……元年者会昌元年也。”

[28]岑氏推测立碑之时，苻澈任重镇，即如碑所记尚在“河东节度使太原尹北都留守”任上。如是，则当在会昌二年三月庚申刘沔代澈之前。

[29]《通鉴》《四部丛刊》所收影印南宋刻本、清胡克家重刻元刻本和1956年中华书局标点排印本，此卷两见的苻澈皆从艸，与前引卷二二七所记符璘之姓从竹有异。可见《通鉴》自宋刻本以来，著录苻璘一家姓氏亦有不误从竹者。一书之中，父符子苻，苻符并用，不知是出自剞劂手民，抑或俗体互用之讹。

[30]《旧唐书·武宗纪》记此事云：“（会昌二年）三月……以振武麟胜节度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右仆射、单手大都护、兼御史大夫、彭城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刘沔可检校右仆射，兼太原尹、北京留守，充河东节度、管内观察处置等使，代苻澈。”（中华书局排印《旧唐书》，此处与前引《文宗纪下》所记苻澈，其姓皆从艸。但商务印书馆百衲本影印明嘉靖复刻宋绍兴本俱从竹作符。因疑《旧唐书》模印之始即已误刊符澈，排印本作苻澈疑是以后核印时改正。）《新唐书·刘沔传》亦记此事：“会昌二年，（回鹘）又掠太原、振武，天子使兵部郎中李拭调兵食，因视诸将能否，拭独称沔，乃拜河东节度兼招抚回鹘使。”

[31]以贞元十四年璘六十五岁计算，其生年当在开元二十一年（733年）。璘随父投薛嵩之年，约在大历七年的幽州之乱，其时璘约四十岁。

[32]苻璘降燧的时间，当距建中三年闰正月或同年三月戊戌田昂降期不远。参看注〔15〕。

[33]大历十四年二月甲申，始以田悦兼御史中丞，可知此时苻璘不可能与悦同兼此职。璘兼御史中丞当在田悦兼御史中丞不久，“寻拜御史大夫充魏博七州节度使”之后。

[34]参看注〔33〕。

[35]《旧唐书·职官志三》：“至德（756～758年）后，中原置节度使。又大郡要害之地置防御使，以治军事，刺史兼之，不赐旌节。”

本文原刊《燕京学报》新15期，第81～93页，2003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