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魏晋南北朝佛寺布局初探

一　东汉三国的佛寺布局

佛教东传，以《魏略·西戎传》所记“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博士弟子景庐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三国志·魏志·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注》）和《牟子理惑论》所记“昔孝明皇帝（公元57～75年在位）……遣使者……于大月支写佛经四十二章，藏在兰台石室第十四间；时于洛阳城西雍门外起佛寺，于其壁画千乘万骑，绕塔三匝……”（《弘明集》卷一）两事最足凭信^[1]。后者，《魏书·释老志》有较详记录：

（明）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于天竺，写浮屠遗范。愔仍与沙门摄摩腾、竺法兰东还洛阳……愔之还也，以白马负经而至，汉因立白马寺于洛城雍门西……佛既谢世，香木焚尸，灵骨分碎，大小如粒……胡言谓之舍利，弟子收奉，置之宝瓶，竭香花致敬慕，建宫宇谓为塔。塔亦胡言，犹宗庙也，故世称塔庙……魏明帝曾欲坏宫西佛图，外国沙门乃金盘盛水，置于殿前，以佛舍利投之以水，乃有五色光起。于是，帝叹曰：自非灵异安得尔乎。遂徙于道东，为作周阁百间。佛图故处凿为蒙汜池，种芙蓉于中，后有天竺沙门昙柯迦罗入洛，宣译诫律，中国诫律之始也。自洛中构白马寺，盛饰佛图，画迹甚妙，为四方式。凡宫塔制度，犹依天竺旧状而重构之，从一级至三、五、七、九。世人相承，谓之浮图，或云佛图。晋世，洛中佛图有四十二所矣。

魏收记录虽较晚出，但主要事迹皆有来源，其记洛阳白马寺佛图“为四方式”，故与2世纪末即汉献帝之初，笮融于彭城、广陵间兴建的浮图祠极为相似。笮融兴建浮图祠见《三国志·吴志·刘繇传》：

笮融者，丹阳人。初，聚众数百。往依徐州牧陶谦。谦使督广陵、丹阳运漕，遂放纵擅杀，坐断三郡委输以自入，乃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彩；垂铜槃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余人，悉课读佛经……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民人来观及就食且万人，费以巨亿计。

《后汉书·陶谦传》亦记此事，文字略有差异：

同郡人笮融，聚众数百，往依于谦。谦使督广陵、下邳、彭城运粮，遂断三郡委输，大起浮图寺。上累金盘，下为重楼，又堂阁周回，可容三千许人。作黄金涂像，衣以锦彩。每浴佛，多设饮饭，布席于路，其有就食及观者且万余人。

据《后汉书》章怀注引《献帝春秋》曰“融敷席方四五里，费以巨万”，约可推知两传史实皆出袁晔《献帝春秋》。晔，晋人，曾祖绥，汉末曾领广陵事^[2]，所记广陵轶闻应可征信^[3]。两传记录浮图祠（寺）文字可相互补充；如再参观魏收所记洛阳佛图，则自东汉迄魏晋佛寺的建置情况，大体可作以下推测：

（一）佛寺制度传自印度，以供奉舍利的塔——浮（佛）图为中心建置，故称之为浮图祠（寺）。

（二）洛阳白马寺盛饰浮图，为四方式，其形制是从一级至三、五、七、九级的重构，即重楼形式；上累铜（金）槃九重，即塔上表相之九轮；衣以锦彩的黄金涂像，应即置于塔内的鎏金铜佛像。

（三）塔周围建有宽阔的周阁（阁道、堂阁）。此周阁约即与左转礼拜道相应，其外垣则兼具围墙作用。此外，《释老志》所记白马寺佛图甚妙之画迹，据《理惑论》，系“千乘万骑绕塔三匝”作礼拜佛塔之像，是此画迹内容^[4]，亦足证明当时佛寺特重重楼形制之浮图也。

浮图作重楼形制，约与两汉以来上层统治者多于宅第主院之侧兴建之多层楼观有关。此种多层楼观的图像，屡见于河北东汉砖室墓壁画、山东画像石和河南、四川画像砖，而近年甘肃东汉墓一再发现的陶楼院明器，更具立体造型；其中正式刊露的以随葬铜车马群闻名的武威雷台汉墓所出的陶楼院极为壮观^[5]。该陶楼院各构件全部施黄绿釉，院平面长方形，周绕院墙，墙前面正中建门楼，墙上四隅建角楼，各角楼间置设有栏杆的天桥，院墙内左、中、右三方又设复墙，复墙内中部立通高1.05米的五层高楼。楼院中部的五层高楼相当于佛寺的重楼，院墙与复墙之间，应即相当于周阁位置，是当时佛寺布局，约可据此类陶楼院的建置仿佛复原。盖东汉魏晋时期，人们视西方之佛同于汉地敬祀之神仙，神仙好楼居，《史记·封禅书》有武帝建楼台招候神人的纪事：

公孙卿曰：仙人可见……陛下可为观……神人宜可致也。且仙人好楼居……（武帝）使卿持节设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茎台，置祠具其下，将招来仙神人之属……方士有言：黄帝时，为五城十二楼以候神人……上许作之^[6]。

下迄刘宋，鲍昭《凌烟楼铭》犹云楼为神居之所：

瞰列江楹，望景延除，积清风路，含彩烟途……我王结驾，藻思神居，宜此万春，修灵所挟。（《艺文类聚》卷六十三）

基于以上汉地的传统认识，奉佛像于仙人居处之重楼，自是最为适宜。

河南支谦^[7]“汉献末乱，避地于吴……从吴黄武元年（222年）……出《维摩》……等四十九经”（《高僧传》卷一《康僧会传》），是为佛教传入江南之最初事迹。南方创建佛寺，又迟至赤乌十年（247年），其事见录于《出三藏记集》卷十三《康僧会传》：

（康僧）会欲远流大法，乃振锡东游，以赤乌十年至建业，营立茅茨，设像行道……（孙权）即召会诘问有何灵验。会曰：如来迁蕉迹忽逾千载，遗骨舍利神曜无方，昔阿育起塔乃八万四千。夫塔寺之兴，所以表遗化也。权以为夸诞，乃谓会曰：若能得舍利，当为造塔……果获舍利……权大嗟服，即为建塔。以始有佛寺，故曰建初寺。因名其地为佛陀里。由是江左大法遂兴。

可见江南创寺之初，亦重建塔。至于该塔的具体形制，如据康僧会与洛阳佛教关系密切^[8]考察，似亦应是重楼形式。

二　东晋南北朝的佛寺布局

东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发展迅速，寺院布局逐渐复杂的情况，约从5世纪末以后，日益显著，而南方变革之巨远逾于北方。现为突出演变之迹，即以5世纪末为界，试分东晋南北朝时期为前后两段。

前段自晋室南渡，迄于南齐武帝（483～493年在位）和北魏孝文迁洛（494年）。

东汉以来，以佛塔为主的佛寺布局，东晋南北朝时期前段仍占优势，故葛洪《字苑》释“塔”云：“塔，佛堂也。”（玄应《一切经音义》卷六）^[9]所以文献也多有建塔即建寺的记录，如《高僧传》卷十三《慧受传》云：

释慧受，安乐人，晋兴宁中（363～365年）来游京师……尝行过王坦之园，夜辄梦于园中立寺……每夕复梦见一青龙从南方来，化为刹柱。受将沙弥试至新亭江寻觅，乃见一长木随流而下。受曰：必是吾所梦见者也。于是，雇人牵上，竖立为刹，架以一层，道俗竞集，咸叹神异。坦之即舍园为寺。以受本乡为名，号曰安乐寺。

又如《出三藏记集》卷十四《僧伽跋摩传》记：

僧伽跋摩……以宋元嘉十年（433年）步自流沙，至于京都……初，景平元年（423年）平陆令许桑舍宅建刹，因名平陆寺。后道场慧观以跋摩道行纯备，请住此寺……跋摩共观加塔三层，行道讽诵，日夜不辍。

刹即佛塔^[10]，“舍宅建刹”，则刹即寺也。北方较早之例，有《水经注·河水》所记之平晋神庙：

又东径平晋城南。今城中有浮图五层，上有金露盘，题云：赵建武八年（342年），比释道龙和上竺浮图澄树德观化，兴立神庙。浮图已坏，露盘尚存，炜炜有光明。

金露盘即刹上相轮，题铭所云之神庙即佛寺，浮图五层当即指神庙而言。此后，中原北方除兴建佛寺外，还多开石窟寺。较早的石窟寺如5世纪前期北凉于武威天梯山开凿的第1、4、38窟。此三窟前部俱崩毁，后部即以一多层楼阁式塔为中心、周绕礼拜道的所谓塔庙窟^[11]。正平二年（452年），北魏太武帝卒后，嗣位者令复法^[12]建佛图，《魏书·释老志》记其事云：

高宗践极（452年），下诏曰……今制，诸州郡县于众居之所，各听建佛图一区，任其财用，不制会限……显祖即位，敦信尤深……其岁（465年），高祖诞载，于时起永宁寺，构七级佛图，高三百余尺，基架博敞，为天下第一。

所谓“建佛图一区”和永宁寺之七级佛图，皆是以塔为主的寺院。又《魏书·高祖纪上》记：

太和三年（479年）八月乙亥，幸方山，起思远佛寺^[13]。

此寺即《水经注·漯水》所记之思远灵图：

（方山）岭上有文明太皇太后陵，陵之东北有高祖陵。二陵之南有永固堂……院外西侧有思远灵图。

思远灵图遗址近年已调查多次，现就1976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实习调查的情况，著录如下（图一）。遗址位今山西大同旧城北约20公里的方山上，文明太皇太后的永固陵位遗址之北约1200米。灵图遗址现为一方形台地，外围绕以东西约50米、南北约85.5米、平面作长方形的院墙。墙内中部有东西约30米、南北约40米的塔基，塔基前面正中有砌阶遗迹。塔基之上，中部为约10米见方的中心塔柱，现存残高已不足1米，塔柱四周残存方形础石九个。遗址院墙内外，散布大量板瓦、筒瓦残片和莲花纹瓦当等。中心塔柱附近出有影塑佛像和菩萨像残体^[14]。遗址破坏严重，原来塔的形制已无法进一步复原；但遗址内除此塔基外，别无其他殿堂遗迹，因知文献所记之思远佛寺所以又名思远灵图者，盖以该寺之主要建置，即此佛塔的缘故。兴建思远灵图之后，文明太皇太后于龙城又建思燕佛图，《北史·后妃传上》记其事云：

文成文明皇后冯氏……承明元年（476年）尊曰太皇太后……孝文乃诏有司营建寿陵于方山，又起永固石室，将终为清庙焉。太和五年（481年）起作，八年（484年）而成……（太后）又立思燕佛图于龙城，皆刊石立碑^[15]。

此思燕佛图，1989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于朝阳唐建辽修的北塔前发现其遗址，《朝阳北塔的结构勘察与修建历史》记此发现云：

朝阳北塔建于高大的夯土台基之上……早期塔基础即是（夯土内的）柱础石及其下部的夯土台基。经钻探，下部夯土台基平面约呈方形，接近地表处边长约30～40米，至底部高约7米，建在当时地面以下，砂质生土层之上……（其上）现在础石分两圈排列，平面布局呈正方形。外圈础石计二十个，内圈础石十二个。此外，正对南面外圈中间二础石之前，还有二个础石……础石排列有序，未经扰动……（皆）位于同一水平面上……内外圈础石横向和纵向中心距离均为2.76米。础石和夯土上面皆残存烧结痕迹。根据上述情况，推测是一座唐代以前的木结构建筑的基础，有可能是进深与面阔均为五间或七间的方形木结构楼阁式塔基……我们推测该塔可能即是《魏书·后妃列传》中所记文明皇后冯氏所建之思燕佛图^[16]。

上述的推测是正确的。遗憾的是，此方形木结构楼阁式塔基的外围，地层已被破坏，无法了解塔基四周的情况，但文献只强调“立思燕佛图”，估计也应如思远佛图之例，其主要建置即此木结构楼阁式塔^[17]。由上诸例可以推知建寺即立塔，在北方直迄孝文迁洛以前，仍是当时北魏皇室所习用之佛寺布局。此种情况，开凿于都城——平城西郊并为皇室多次临幸的“武州山石窟寺”（《魏书·显祖纪、高祖纪》，即今山西大同城西云冈石窟）也有所反映：石窟东端的第1、2窟和中部的第6窟、第11窟，都是孝文迁洛以前兴建的塔庙窟^[18]。

佛寺的主要建置即一佛塔，故当时南北方皆有以塔的层数呼作寺名者。如《出三藏记集》卷十五《道安法师传》记道安“住长安城内五重寺”。刘义庆《宣验记》记“谢晦身临荆州，城内有五层寺”（《广弘明集》卷十二）。又如《魏书·释老志》记“兴光元年（454年）秋，敕有司于（平城）五级大寺内，为太祖已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19]。

东晋以来，佛教在南北方都得到统治阶级的大力支持，一般信徒普遍增多，寺院布局除了如上所述沿袭旧制外，文献还较多地出现了扩大寺院建置或兴建其他房舍的记录。《高僧传》卷五《道安传》记兴宁三年（365年）道安抵襄阳立寺，除起塔外，另建大批房舍，并营有堂殿：

（道安于襄阳）乃更立寺，名曰檀溪，即清河张殷宅也。大富长者并加赞助，建塔五层，起房四百。凉州刺史杨弘忠送铜万斤，拟为承露盘。安曰：露盘已托汰公营造，欲回此铜铸像事可然乎。忠欣而敬诺。于是，众共抽舍，助成佛像，光相丈六，神好明著。每夕放光，彻照堂殿。像后又自行至万山，举邑皆往瞻礼，迁以还寺^[20]。安既大愿果成，谓言夕死可矣。

其后，道安弟子惠永、慧远先后赴庐，皆建精舍、起堂殿，或立房殿、置禅林。前者见《名僧传抄·惠永传》：

晋太和中（366～371年），（惠永）于寻阳庐山……南岭之上筑葺房宇，构起堂殿，与烟霞交接，名曰凌云精舍。

后者见《高僧传》卷六《慧远传》：

伪秦建元九年（373年），秦将苻丕寇并襄阳……远于是与弟子数十人南适……及届浔阳，见庐峰净静，足以息之，始住龙泉精舍……（刺史）桓（伊）乃为远复于山东更立房殿，即东林是也……（远）复于寺内别置禅林……营筑龛室。

沈约《枳园寺刹下石记》记王劭建精舍，亦先建房殿：

江左晋故车骑将军琅琊王劭玄悟独晓，信解渊微，于太祖文献公清庙之北，造枳园精舍……虽房殿严整，而琼刹未树……^[21]（《广弘明集》卷十六）

《塔寺记》记王景琛所建精舍中起佛殿：

驸马王景琛为母范氏，宋元嘉二年（425年）以王坦之祠堂地与比丘尼业首为精舍。十五年（438年）潘淑仪施西营地以足之，起殿。又有七佛殿二间，泥素精绝。（《建康实录》卷十二）

此外，《续高僧传》卷五《僧旻传》记庄严寺建讲堂：

庄严讲堂，宋世祖（454～464年在位）所立。

《名僧传抄·僧伽罗多啰传》记钟山精舍和王巾《头陀寺碑文》记头陀寺，皆刹堂并举，建置日渐繁杂。前者文云：

元嘉十年（433年），卜居钟山之阳，翦开榛芜，造立精舍，耸刹凌云，高堂架日。

后者文云：

头陀寺者，沙门释慧宗之所立也……宋法师行洁珪璧，拥锡来游，以为宅……宋大明三年（459年）始立方丈茅茨以庇经象，后军长史江夏内史会稽孔府君讳觊为之薙草开林，置经行之室^[22]；安西将军郢州刺史江安伯济阳蔡使君讳兴宗复为崇基表刹，立禅诵之堂焉^[23]。（《文选》卷五十九）

至于刹、堂（殿）各自的方位，《律相感通传》明确著录荆州河东寺塔在殿前：

荆州河东寺者，此寺甚大。余（道宣）与慈恩寺嵩法师交故积年，其人即河东寺云法师下之学士也……莫测河东之号，请广而述之……答曰：晋氏南迁……此荆楚旧为王都……有宜都之目……仍于此地置河东郡，迁裴、柳、薛、杜四姓居之。地在江曲之间，类蒲州河曲，故有河东名也。东西二寺者，苻坚伐晋，荆州北岸并没属秦，时桓冲为荆州牧，要翼法师渡江造东寺，安长沙寺僧；西寺安四层寺僧。苻坚败后，北岸诸地还属晋家，长沙、四层诸寺（僧）各还本寺。东西二寺因旧广立……殿一十二间，唯两柱通梁，（长）五十五尺，栾栌重叠，国中京观，即弥天释道安使弟子翼法师之所造也。自晋至唐，曾无亏损……殿前塔，宋谯王义季之所造，塔内塑像及东殿中弥勒像，并是忉利天工所造……

而长干寺和湘宫寺还出现了双塔。长干寺双塔见录于《高僧传》卷十三《竺慧达传》：

（竺慧达）晋宁康中（373～375年），至京师。先是，简文皇帝（371～372年在位）于长干寺造三层塔，塔成之后，每夕放光。达上越城顾望……夜见刹下时有光出……乃于旧塔之西，更竖一刹，施安舍利。晋太元十六年（391年）孝武更加为三层^[24]。

湘宫寺双塔见录于《南齐书·良政·虞愿传》：

（宋明）帝（465～472年在位）以故宅起湘宫寺，费极奢侈。以孝武（452～464年在位）庄严（寺）刹七层，帝欲起十层，不可立，分为两刹，各五层。

前引文献所记寺院中除建塔外，其他具体的建置，大体可区分为三类：

（一）奉安佛像之所，既可笼统称之曰“堂殿”“高堂”，亦可径呼为“殿”或“佛殿”。

（二）堂，应包括“讲堂”和“禅诵之堂”以及前项所列之“高堂”。此类建置主要应为高僧宣讲所在。南朝重义理，尚玄讲，故重讲堂之建。

（三）禅林，应是僧人安禅之所，其大者或即“禅诵之堂”，小者为“禅房”，为“龛室”。建康栖霞山和道场寺多禅僧，《续高僧传》卷十《慧旷传》记慧旷于栖霞敷演大论之后“归善禅房”^[25]；龛室或称窟室，《宋书·夷蛮·迦毗黎国传》记京师人语“斗（道）场禅师窟”，盖禅师重禅定，禅定则宜处窟室也。

以上三类建置，在寺院内的分布位置，似可参考当时与南朝关系密切、但建年略晚的位于朝鲜半岛西南部的百济寺院遗迹的布局，予以推测^[26]。

寺院兴建殿堂，在北方亦出现于4世纪，如《魏书·释老志》所记：

天兴元年（398年）……敕有司于京城建饰容范，修整宫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是岁，始作五级佛图、耆阇崛山及须弥山殿，加以缋饰。别构讲堂、禅堂及沙门座，莫不严具焉。

同上书《释老志》又记北魏于武州山石窟寺开始兴建的五座石窟，即属佛殿类型：

和平初（460年）……（沙门统）昙曜白（文成）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

此“开窟五所”，即今云冈第16～20窟^[27]。五窟内皆只奉佛像，是我国现存有年代可考的最早的五座佛殿类型的石窟。云冈石窟，《水经注·漯水》亦有记录：

武州川水又东南流，水侧有石祇洹舍并诸窟室，比丘尼所居也。其水又东转，径灵岸南，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新眺。

郦道元所记石窟寺工程，主要完成于太和十八年（494年）迁洛以前^[28]。其时，这里已是规模宏大建有“山堂水殿”、“石祇洹舍”及“诸窟室”的一处佛教大寺院。此大寺院的“山堂水殿”“石祇洹舍”应是指内雕塔像的石窟，其他未雕塔像的诸窟室，应是僧尼之所居。《续高僧传》卷一《昙曜传》记：

去恒安西北三十里，武周山谷北面石崖，就而镌之，建立佛寺，名曰灵岩。龛之大者，举高二十余丈，可受三千许人……（窟龛）栉比相连三十余里，东头僧寺，恒供千人。

“东头僧寺”应是供僧的僧房，其具体位置，即是第3窟（图二）及其以东无塔、像的窟室^[29]。《广弘明集》卷二录《释老志》文末，附道宣注文云：

今时见者传云：（武周山）谷深三十里……西头尼寺。

此“西头尼寺”疑即今云冈西高山镇对面的焦山石窟。该窟群的佛殿窟——第6、7、8窟，位于中部偏东；东部的第9、10窟和西部的第1、2、3、4、5、11窟俱为禅窟或僧房窟（图三）^[30]。其中第11窟的形制与新疆拜城克孜尔石窟的僧房窟^[31]极为类似。1980年，在大同市西北小石寺村发现的献文帝（465～471年在位）开凿的“鹿野苑石窟寺”（《魏书·显祖纪》），是佛殿窟与禅窟位置分布的最清楚实例：佛殿窟面积大，处于中间，左右两侧各开禅窟五所（图四）。由以上诸例可知当时石窟寺的僧房、禅窟皆建于塔庙窟、佛殿窟之两侧^[32]。又武州山石窟寺值得注意的另一迹象，是至少有四处以相邻的两窟组成一组“双窟”的情况。此四处双窟有三种布局：

（一）以两个佛殿型窟所组成，即第7、8窟和第9、10窟（图五：A）^[33]。

（二）以两个塔庙型窟所组成，即第1、2窟（图五：B）^[34]。

（三）以一个佛殿型窟和一个塔庙型窟所组成，即第5窟和第6窟；第6窟位于西侧的是塔庙型窟，第5窟位于东侧的是佛殿型窟（图五：C）。^[35]以上四组双窟皆建于迁洛前孝文帝在位（471～494年）时，这是由于特殊的政治历史背景而出现的^[36]。同样的政治历史背景，陕西澄城发现的《大代宕昌公晖福寺碑》所记晖福寺也出现了和云冈第1、2窟类似的安排。碑文云：

我皇文明自天，超世高悟……遐想虚宗，遵崇道教。太皇太后圣虑渊详，道心幽畅……绍灵鹫于溥天，摹祇桓于振旦……散骑常侍、安西将军、吏部内行尚书、宕昌公王庆时资性明茂，秉心渊懿……翼赞之功光于帝庭……乃竭丹诚，于本乡南北旧宅，上为二圣造三级佛图各一区，规崇爽垲。择形胜之地……旌功锐巧，穷妙极思，爰自经始，三载而就，崇基重构，层櫩叠起，法堂、禅室，通阁连晖……谅罕代之神规，当今之庄观者矣……廓兹灵图，曾是晖福，庆崇皇居，爰建图寺……太和十二年（488年）岁在戊辰七月己卯朔一日建……祕书著作郎傅思□制文^[37]。（《石交录》卷三）

晖福寺除“崇基重构，层櫩叠起”之二区三级佛图外，尚有法堂、禅室、通阁等其他建置，是该寺在整体布局上，疑与前述同具双塔的东晋长干寺、刘宋湘宫寺更为接近。至于碑中所记之“法堂”“禅室”，当是讲堂、禅房之异名。

东晋南北朝后段，自5世纪末迄6世纪80年代初南北朝结束。其间关键的时期，南方是“五十许年江表无事”（《续高僧传》卷一《宝唱传》）的梁，北方则在北魏迁洛以后的宣武、孝明阶段。是时，南北两方佛教皆在急剧发展，各地普遍建寺，一般寺院的布局虽多依旧，但皇室高第的建置则日趋繁杂，如齐明帝时（494～498年在位）鄂州建头陀寺，有层轩、飞阁，见王巾《头陀寺碑文》：

（齐明）诏，西中郎将郢州刺史江夏王观政藩维，树风江汉……宁远将军长史江夏内史行事彭城刘府君讳谊……以此寺……功坠于几立……因百姓之有余……于是民以悦来，工以心竞……层轩延袤……飞阁逶迤……法师释昙珍业行淳修，理怀渊远，今屈知寺任。（《文选》卷五十九）

此种层轩飞阁，似可从现存原建多层木构的浙江新昌天监十七年（518年）雕像竟工的剡溪龛像，推知其工程巨大^[38]。天监以降，梁武帝大事修建佛寺，普通元年（520年）为父建大爱敬寺，后又为母建大智度寺。普通三年（522年）改建阿育王寺，大通元年（527年）兴建同泰寺，以上诸寺皆极庞大奢侈^[39]。《续高僧传》卷一《宝唱传》著录大爱敬等三寺云：

（梁武）为太祖文皇于钟山竹涧，建大爱敬寺，纠纷协田，临睨百丈，翠微峻极，流泉灌注，钟龙遍岭，饫凤乘空，创塔包岩壑之奇，宴坐尽山林之邃。结构伽蓝，同尊园寝；经营雕丽，奄若天宫。中院之去大门，延袤七里，廊庑相架，檐溜临属，旁置三十六院，皆设池台，周宇环绕，千有余僧四事供给。中院正殿有檀像，举高丈八……及终成后，乃高二丈有二……又为献太后于青溪西岸，建阳城门路东，起大智度寺，京师夹里，爽垲通博，朝市之中途，川陆之显要，殿堂宏敞，宝塔七层，房廊周接，花果间发。正殿亦造丈八金像，以申追福，五百诸尼四时讲诵。寺成之日，帝顾谓群后曰：建斯两寺，奉福二皇……又以大通元年（527年）于台城北，开大通门，立同泰寺，楼阁台殿则宸宫，九级浮图回张云表；山树园池，沃荡烦积。

《建康实录》卷十七引顾野王《舆地志》记同泰寺建置较详：

（寺）在北掖门外路西，寺南与台隔，抵广莫门内路西。梁武普通中（520～527年）起，是吴之后苑、晋廷尉之地，迁于六门外，以其地为寺。兼开左右营，置四周池堑、浮图九层、大殿六所、小殿及堂十余所。宫各像日月之形，禅窟禅房山林之内，东西般若台各三层，筑山构陇，亘在西北，柏殿在其中。东南有璇玑殿，殿外积石种树为山，有盖天仪，激水随滴而转。起寺十余年，一旦震火焚寺，唯余瑞仪柏殿，其余略尽。即更构造而作十二层塔，未就而侯景作乱，帝为贼幽馁而崩。

地方寺院规模之大者，如《律相感通传》所记之荆州河东寺：

自晋宋齐梁陈代，僧徒常有数万人。陈末隋初，有名者三千五百人……寺房五重，并皆七架，别院大小合有十所，般若、方等二院庄严最胜，夏别常有千人。寺中屋宇及四周廊庑等减一万间。寺开三门，两重七间，两厦殿宇横设，并不重安，约准地数，取其久固。

道宣所述河东寺的建置，约是梁和后梁的情况。佛寺设置中院、别院和兴造般若台，以上诸记录应是较早之例。至于寺中院内塔、殿位置，从王勃《广州宝庄严寺舍利塔碑》的纪事：

夫宝庄严舍利塔者，梁大同三年（537年）内道场沙门昙俗法师之所立也……法师聿提神足，愿启规模，爰于殿前更须弥之塔。（《文苑英华》卷八五二）

和《续高僧传》卷二十七《慧耀传》的纪事：

（江陵）导因（寺），今天皇寺是也。见有柏殿五间两厦，梁右军将军张僧瑶^[40]自笔图画殿，其工正北庐舍那相好威严，光明时发。殿前五级亦放光明。

可知亦如前文所述河东寺塔位殿前之制。又《梁书·诸夷·海南诸国传》记梁武改建阿育王寺曾新起双塔：

（普通）四年（523年）九月十五日，高祖又至（阿育王）寺，设无碍大会，竖二刹，各以金罂、次玉罂^[41]，重盛舍利及爪发，内七宝塔中。又以石函盛宝塔，分入两刹下……（大同）十一年（545年）十一月二日，寺僧又请高祖于寺发般若经题。尔夕，二塔俱放光明。敕镇东将军邵陵王纶制寺大功德碑文。

是晋宋时出现的双塔，梁武创为分藏舍利及爪发之用。

北魏都洛约经四十年，京城表里即“招提栉比，宝塔骈罗”。据《洛阳伽蓝记》作者杨炫之统计，魏末“凡有一千余寺”（《洛阳伽蓝记序》）。《伽蓝记》记洛阳前塔后殿之寺最称博敞者，是卷一著录之永宁寺：

永宁寺，熙平元年（516年）灵太后胡氏所立也。在宫前闾阖门南一里，御道西……中有九层浮图一所，架木为之，举高九十丈，上有金刹，复高十丈……刹上有金宝瓶，容二十五斛。宝瓶下有承露金盘一十一重……浮图有四面，面有三户六窗……浮图北有佛殿一所，形如太极殿……僧房楼观一千余间……寺院墙皆施短椽，以瓦覆之，若今宫墙也。四面各开一门，南门楼三重，通三阁道，去地二十丈，形制似今端门……东西两门亦皆如之，所可异者唯楼两重。北门一道，上不施屋，似乌头门……永熙三年（534年）二月，浮图为火所烧。

此寺遗址，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进行了考古探查和发掘^[42]，得知寺院平面长方形，南北约305米，东西约215米，周长1060米。东、南、西三面墙壁基部保存较好，每面各一门址，北壁破坏较甚，未见门道痕迹。正对南门位于寺院中心的塔基平面呈方形。塔基分上下两层。下层基座在今地表下0.5～1米；东西广约101米，南北宽约98米，夯土版筑，厚达2.5米以上。在下层夯土基座的中心部位，筑有上层夯土台基，台基四面用青石垒砌包边，高2.2米，长宽均为38.2米。台基之上发现分五圈排列的一百二十四个方形柱础，在自外数第二圈柱础以内，筑有一座土坯垒砌的实心方柱体，长宽约20米，残高约3.6米，在方柱体的南、东、西三面壁上，各保存五座弧形的壁龛。这些壁龛均宽1.8米，进深20～30厘米，当为原设于方柱体上的佛龛。方柱体北壁没有壁龛，却遗有20厘米见方的木柱残迹，或许为原来登塔的木梯，即架于此处（图六）。塔基之北，有一座较大的夯筑殿堂残基（图七）。永宁寺遗址所示，可以明确：

（一）寺每面设门，北面因建结构简单的乌头门^[43]，所以径露的门道痕迹易毁而不显。

（二）南门内建塔，塔后为佛殿，三者皆位于中轴线上。

（三）四周环绕的围墙，疑是回廊遗迹。一千余间的僧房楼观位置不详^[44]。

之外，还清楚地表现了塔内中心设有列置佛龛的塔柱和周绕塔柱的礼拜道。这种塔的设计，恰与时间略迟于永宁寺的北魏洛阳城东大力山塔庙型石窟寺，即今巩县第1窟相似^[45]，也和再迟些时的东魏、北齐邺城城西鼓山塔庙型石窟寺，即今河北邯郸北响堂第4、7两窟有接近处^[46]。除前塔后殿的佛寺外，《伽蓝记》亦多记有只建殿堂的寺院，如卷一之景乐寺：

景乐寺，太傅清河文献王怿所立也……有佛殿一所……堂庑周环。

又如同书、卷所记之建中寺：

建中寺，普泰元年（531年）尚书令乐平王尔朱世隆所立也。本是阉官司空刘腾宅。屋宇奢侈，梁栋逾制，一里之间，廊庑充溢，堂比宣光殿，门匹乾明门……孝昌二年（526年）太后反政……没腾田宅……以宅赐高阳王雍。建义元年（528年）尚书令乐平王尔朱世隆为（尔朱）荣追福，题以为寺……以前厅为佛殿，后堂为讲堂。

此处明确记录讲堂在佛殿之后。还有先建复殿重房，后补造浮图者，如卷三所记之景明寺：

景明寺，宣武皇帝（499～515年在位）所立也……山悬堂光观盛^[47]一千余间，复殿重房交疏对溜，青台紫阁浮道相通……至正光年中（520～525年），太后始造七层浮图一所。

此外，洛阳东南嵩岳明练寺还建有双塔，见靖彰《大唐中岳永泰寺碑颂》：

神龙二载（706年）七月廿五日，有嵩岳寺都维那僧道莹奏闻：此故（明练）寺……千佛二古塔者，昔［北魏孝明（515～528年在位）为其妹］明练之所起。亭亭四照，嶷嶷摇空……（《金石萃编》卷八十九）^[48]

永泰寺现存二古塔，皆正方形密檐式砖塔，东塔十一檐，西塔七檐，形制与西安荐福寺塔（小雁塔）相类，约是曾经唐代重修者^[49]。

山西襄汾县汾城乡北膏腴村东善惠寺，寺门内竖九级砖塔一座，塔后为佛殿基址，此塔虽屡经重修，但相传始建于北齐。汾城乡，清属太平县，《道光太平县志》卷十四记此寺云：

善惠寺，在县西八里北膏腴村东，内有浮图，高九层，北齐天统二年（566年）建。初名敬屈，宋嘉祐八年（1063年）赐今额。

太平县隶平阳府，故《康熙平阳府志》卷三十三亦记此寺：

太平县善惠寺，在县西八里膏腴村，北齐天统二年建。初名敬屈寺，宋嘉祐八年赐今名。明初并慈化院入焉，置僧会司。

塔建殿前，仍沿旧制。此为现知有可能是唯一的一处殿位塔后的北齐寺院遗迹。唯以该寺尚未进行详细调查；方志记录又未说明建年来源，因不便栏入文内，谨附此备考^[50]。

附录　百济、新罗佛寺遗迹资料^[51]

韩国忠清南道公州市及其西南的扶余郡多6、7世纪百济时代的佛寺遗迹。其中较重要的有定林、大通、金刚和陵山里古寺址。

定林寺址位扶余邑中部。该寺创建于威德王时（554～597年在位）。寺的中心区域（中院）的布局，是在东西13.1米、南北7.1米的中门基址后面的中轴线上，前竖高8.33米的五层石塔^[52]，其后为东西20.55米、南北15.6米的佛殿墓址，再后为东西27.05米、南北13.1米的讲堂基址。中门与讲堂址两侧，有宽5.2米的四周回廊基址。在回廊西南隅所出供养侍从残塑像，戴笼冠、着褒衣的是典型的我国南北朝时期的人物造型。由于发现有“太平八年戊辰（1028年）定林寺大藏当草”捺文的高丽显宗时重修该寺的瓪瓦，知此寺名定林。百济自武宁王（501～522年在位）以来，文物制度多受南朝影响^[53]。因疑此寺上述之布局，或有仿自建康钟山当时有名的上定林寺之可能。钟山上定林寺创于宋元嘉十二年（435年）或元嘉十六年（439年），齐梁以还，律师僧祐、《成论》僧柔、《摄论》法泰等高僧多止此寺，诵经宣讲。11世纪以寺久废，有僧善鉴移寺额改建于方山，今钟山寺址已无踪可寻^[54]，韩国定林之遗迹，或可仿佛其一二（图八：A）。

公州市斑竹洞曾出有“大通”押文残瓦和南朝类型的八瓣莲花纹瓦当的百济寺址。韩、日学者据《三国遗事》卷三记圣王（523～553年在位）曾“为梁帝创寺于熊川州（即今公州市），名大通寺”的纪事，疑即此寺址。该寺址现存东西53米、南北25米的讲堂基址，讲堂基址前两侧各存一新罗统一时期供奉的石莲盆。讲堂基址之北似有横长的僧房址；之南，有推定为佛殿址和塔址，塔址前东侧存有新罗统一时期所立之幡竿支柱。堂殿址西侧尚有部分回廊址。按《南史·梁本纪》中记大通之名，系“取反语以协同泰”^[55]。同泰即上文所引梁武于大通元年（527年）创建有九级浮图的皇家大寺。寺已毁于梁末，遗迹无存。百济为梁武所创大通寺，或亦有取法同泰之规制（图八：B）。

金刚寺址位扶余邑西琴江川西岸台地上。遗址多出百济式莲花瓦当，知创建于百济时期。中门址、塔址、佛殿址、讲堂址和周接的回廊址的位置，俱同定林寺址。但讲堂之后和东侧回廊之东都发现有长长的僧房址。这是百济诸寺址中，僧房——禅林位置最清楚的一处（图八：C）。

陵山里古寺址位扶余邑之西。由于有“百济昌王十三年太岁在丁亥（567年）扶公主供养舍利”铭的石龛的出土，明确了寺址的绝对年代。该寺中院布局除了与大通、定林两寺址相近者外，中门址前方还发现了大门址；又在讲堂左右两侧的前方，即东西回廊的北端位置，发现了东西相对、横列三间的建筑址（每间约5米见方），它最初的设计有可能是寺僧的禅行之所^[56]。值得注意的是，讲堂和东西回廊之后发现了连接的水槽遗迹。这种水槽不知是否是具体而微的仿自建康同泰寺的“置四周池堑”和洛阳永宁寺的“其四门外，亘以绿水”（图八：D）？

较百济兴建佛寺略晚的新罗，据《三国史记》卷四记位于庆州雁鸭池东北的皇龙寺，创建于新罗真兴王十四年（553年），二十七年（566年）竣工。此寺址经多次发掘，大体理清了历次修建情况。其创建阶段的中院布局，除佛殿左右设接连东西廊的“翼廊”外，似俱同于扶余定林寺^[57]。

注释

[1]袁宏《后汉纪》卷十永平十三年（70年）“楚王英谋叛”条记，英建“浮屠之仁祠”并涉及明帝遣使求佛像事，但均无佛寺布局的记录。

[2]参看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卷十二《古史类》“献帝春秋”条。

[3]《弘明集》卷一录未详作者的《正诬论》亦记此事：“汉末有笮融者，合兵依徐州刺史陶谦……融先事佛，遂断盗官运以自利人，大起佛寺云云。”僧祐列此文于《牟子理惑论》后，宗炳《明佛论》前。汤用彤先生谓：“或作于孝武帝（372～396年在位）之前。”参看《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十一章《释慧远》。

[4]“千乘万骑绕塔三匝”，疑即若新疆拜城克孜尔石窟中习见之八王争分舍利之图像。诸图绘出八国王率象兵、马兵、车兵、步兵抵于拘尸城下的情景。绘画的位置多在中心塔柱窟内中心塔柱的左、右、后三壁，其例如克孜尔第98、4、8号诸窟。参看丁明夷等《克孜尔石窟的佛传壁画》，刊《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一，文物出版社，1989年。

[5]参看甘肃省博物馆《武威雷台汉墓》，刊《考古学报》1974年2期。

[6]《艺文类聚》卷六十三引《史记》：“方士言武帝曰：黄帝为五城十二楼以候神人。帝乃立神明台、井干楼，高五十丈，辇道相属。”

[7]支谦字恭明。《出三藏记集》卷七录道安《了本生死经序》称“河南支恭明”。

[8]参看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六章《佛教玄学之滥觞》“康僧会”节。

[9]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二十七：“塔，古书无塔字。葛洪《字苑》及《切韵》：塔即佛堂；佛塔庙也。”

[10]参看钮树玉《说文新附考》卷六，罗振玉《面城精舍杂文甲编·敬史君碑跋》。

[11]参看张宝玺《甘肃石窟艺术·雕塑编》图版51，甘肃美术出版社，1994年。拙作《凉州石窟遗迹和“凉州模式”》，刊《考古学报》1986年4期。

[12]《魏书·高宗纪》：“兴安元年（452年）……十有二月……乙卯，初复佛法。”

[13]《魏书·释老志》系此事于太和元年（477年）：“太和元年……又于方山太祖营垒之处，建思远寺。”

[14]此次调查所获资料，俱存北京大学考古系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部分资料曾于日本出光美术馆展出，见《中国の考古学展·北京大学考古系发掘成果》，1995年。

[15]《魏书·高祖纪下》：“［太和十四年（490年）］九月癸丑，太皇太后冯氏崩。”思燕佛图之建，当在冯氏卒前。

[16]张剑波、王晶辰、董高《朝阳北塔的结构勘察与修建历史》，刊《文物》1992年7期。

[17]1982年，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在固阳北圐圙古城，即北魏六镇之一的怀朔镇城内西北隅，也发现与此相类的遗址。刘幻真《固阳县城圐圙北魏古城调查》记此遗址云：“在城内西侧中部，距西墙50米处，现尚存一高出地面两米多的圆形土丘，土丘周围及顶部已经耕扰，耕土中夹杂有许多瓦片和土坯块，在当地群众掘取柱础挖出的扰土中，还发现有泥塑佛像身段的残件。1982年秋，我们清理发掘了这座土丘，发现这里是一座北魏时期的佛教殿堂遗址。这座殿堂的平面呈正方形，长宽均为16米，殿堂中央有一正方形夯土台基，长宽皆作8米，高度为80厘米。殿址共发现柱础三十二个，分三（二？）圈作网状排列，柱础大部分尚存，有的柱础上面还残存有木柱。另外在殿址里还出土了一些与佛教艺术有关的泥塑像及瓦、瓦当等建筑材料。在与佛殿遗址相毗连的南北两侧，还各有建筑遗址一处，其范围均大于殿址。在略高出地表的建筑基址上面，都覆盖有很厚一层瓦砾，从瓦和瓦当的风格特点看，与佛殿遗址所见均一致，是否同属佛教建筑遗址，还有待今后继续深入工作。”（包头市文物管理所《包头文物资料》第1辑，1984年）1995年，北京大学考古系苏哲曾往复查，认为此佛教殿堂遗址应是木构佛塔遗址，基柱础布局与朝阳发现的思燕佛图遗址相似。至于该遗址南北两侧更大的一处遗址，似相当于洛阳永宁寺的南门址和佛殿址。

[18]参看《中国石窟·云冈石窟》一，图版5、11、51、53、79和第237页实测图；《中国石窟·云冈石窟》二，图版76，文物出版社，1991～1994年。

[19]参看中华书局标点本《魏书·释老志校勘记》一七。

[20]“神好明著”之后，迄“迁以还寺”二十六字，系依《大正藏》据“日本宫内省图书寮藏旧宋本”补。按检影印《碛砂藏》（通字号）本，亦无此二十六字。不知所云之“旧宋本”究指何本。

[21]“琼刹未树”之后，沈约续记云：“劭玄孙尚书仆射南凉州大中正奂深达法相，洞了宗极……食不过中者一十一载……誓于旧寺光树五层，捐割藩俸十遗其一，凡厥所收三十有六万。齐之永明六年（488年）六月三日，盖木运将启之……三界五道咸同斯愿。刊石重壤，式昭厥心。”按王劭卒年约在义熙初，即5世纪初，是枳园精舍建房殿之后八十年，才补建佛塔。

[22]《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三：“五天之地，道俗多行经行，直来直去，唯遵一路……若其右绕佛殿，旋游制底，别为生福。”此“经行之室”似可作佛殿解，即经行于殿中之佛像，以求生福也。

[23]《李善注》：“碑在鄂州，题云：齐国录事参军琅琊王巾制。”

[24]《梁书·诸夷·海南诸国传》记此事云：“西河离石县有胡人刘萨何……出家名慧达，游行礼塔，次至丹阳，未知塔处，乃登越城四望，见长干里有异气色。因就礼拜，果是育王塔所，屡放光明，由是定知必有舍利，乃集众就掘之，入一丈，得……三舍利……即迁舍利近北对简文所造塔西，造一层塔。（太元）十六年（391年）又使沙门僧尚伽为三层，即高祖所开者也。”

[25]《续高僧传》卷二十《智聪传》记唐初智聪“至栖霞舍利塔西，经行坐禅”。按现存栖霞寺舍利塔虽属南唐重建（参看建筑工程部建筑科学研究院《中国古代建筑简史》第五章第四节“宗教建筑·南京栖霞寺舍利塔”，中国工业出版社，1962年），但位置未变。塔西智聪经行坐禅之处，疑即其前慧旷所归之禅房，其地址当在今栖霞寺律学院一带，与今舍利塔东侧的千佛崖——千佛岭诸窟龛无关。

[26]参看本文末附录《百济、新罗佛寺遗迹资料》。

[27]参看拙作《云冈石窟分期试论》，刊《考古学报》1978年1期。

[28]同注〔27〕。

[29]同注〔27〕。

[30]参看《中国石窟·云冈石窟》一，所收丁明夷、李治国《焦山、吴官屯石窟调查记》。

[31]参看《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一，所收拙作《克孜尔部分洞窟阶段划分与年代等问题的初步探索》。

[32]参看《中国石窟·云冈石窟》一，所收李治国、刘建军《北魏平城鹿野苑石窟调查记》。

[33]参看《中国石窟·云冈石窟》一，图版14、19、62、174、175；《中国石窟·云冈石窟》二，图版2～4、19、46、47、52、53、65。

[34]参看注〔18〕。

[35]参看《中国石窟·云冈石窟》一，图版28、29、42、53、79和第237页实测图。

[36]参看拙作《〈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发现与研究》，刊《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2期。

[37]该碑现存陕西省西安碑林博物馆。

[38]参看拙作《南朝龛像遗迹初探》，刊《考古学报》1989年4期。

[39]参看陈作霖编《南朝佛寺志》。

[40]张僧瑶即张僧繇。僧繇作画天皇寺，又见《历代名画记》卷七：“张僧繇，吴中人也。天监中，为武陵王国侍郎直秘阁知画事，历右军将军吴兴太守。武帝崇饰佛寺，多命僧繇画之……江陵天皇寺，明帝置，内有柏堂，僧繇画卢舍那佛像。”

[41]《建康实录》卷十七节录《梁书·诸夷·海南诸国传》，“次玉罂”作“瓷罂”。

[42]参看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汉魏洛阳城初步勘查》，刊《考古》1973年4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北魏永宁寺塔基发掘简报》，刊《考古》1981年3期。

[43]参看《营造法式》卷六“小木作制度·乌头门”条，又同书卷三十二录有乌头门图样。

[44]如参考百济寺院遗址，僧房应在佛殿之后。

[45]参看《中国石窟·巩县石窟寺》，图版9、42、75和实测图2、9～13，文物出版社，1989年。

[46]参看《中国美术全集·雕塑编》13，图版119～126、131～133，文物出版社，1989年。

[47]此句有脱误，参看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卷三。

[48]该碑现存河南登封大塔沟永泰寺东北山坡下。

[49]参看刘敦桢《河南省北部古建筑调查记》，刊《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六卷4期，1937年。

[50]张驭寰《长子法兴寺的唐宋元代建筑》曾提及此寺云：“唐及唐以前各代的佛寺里，都是塔前殿后的布局方式，例如汾城惠善寺、洪洞广胜上寺、寿州大报国寺等。”误善惠为惠善。张文刊《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总12期，1989年。

[51]附录资料来源，除陵山里古寺址系据《百济金铜香炉和舍利龛》，韩国国立光州博物馆，1996年（朝文，承梁银景女士口译）外，皆据东潮、田中俊明《韩国の古代遗跡》2《百济·伽耶篇》Ⅳ、Ⅴ两节和同书1《新罗篇》Ⅴ节编译（中央公论社，1988～1989年）。

[52]显庆五年（660年）苏定方亡百济时，于该塔第一层塔身，环刻贺遂良撰文的《大唐平百济国碑铭》，因曾误称此塔为平百济塔。

[53]公州市内西北宋山里古墓群，俗传为百济王陵。该墓群所出文物，多与我国南朝器物类似。其中六号坟和武宁王陵都是长方形单室砖室墓，两墓砌砖形式和灯龛设置俱与南朝墓同。六号坟四壁绘四神和武宁王陵所出汉文墓志与地券、镇墓石兽等亦皆中土制度，武宁王陵随葬器物诸如瓷器、漆器、铜器等亦多来自南朝，尤值注意的是甬道出有“梁官瓦为师□□”铭文砖，更是《梁书·东夷·百济传》所记“中大通六年（534年）、大同七年（541年）累遣使献文物，并请涅槃等经义、毛诗博士并工匠、画师等。敕并给之”的最好实证。参看韩国文化财管理局《武宁王陵》，1973年。贾梅仙《朝鲜南部武宁王陵简介》，刊《考古学参考资料》1983年6期。

[54]参看《景定建康志·祠祀志》三“定林寺”条。陈作霖《南朝佛寺志》上“上定林寺”条。

[55]《南史·梁本纪中》记大通与同泰关系一节，不见《梁书·武帝本纪》。《南史》此节原文云：“大通元年……初帝创同泰寺，至是开大通门以对寺之南门，取反语以协同泰。自是晨夕讲义，多由此门，三月辛未，幸寺舍身。甲戌还宫，大赦，改元大通，以符寺及门名。”又近年由于日本京都青莲院藏镰仓时代中期（约当13世纪）写本宋齐人辑《观世音应验记》的发现，知梁武时与百济在佛教方面确有直接的往还。该书末附有百济僧入梁事迹云：“有沙门发正者，百济人也。梁天监中（502～519年），负笈西渡，寻师学道，颇解义趣，亦明精进。在梁卅年，不能顿忘桑梓，还归本土。”（中华书局排印本，1994年）此发正佚事全文，又见唐人所辑《法华传记》卷六，因知著录此事的时间应不在李唐之后。

[56]西侧三间的建筑址（第3号建筑址）中的中间偏北，发现遗有烟道的炼炉遗迹和铁渣、铜料等遗物，因推定此建筑址后期曾被改用做手工作坊。值得注意的是，在烟道近处南侧椭圆形灰坑中，发现一完整的雕饰精致的鎏金铜博山炉，约是佛寺遇劫前有意埋藏者。

[57]新罗佛教建筑多受百济影响。1964年，皇龙寺塔心础石下发现景文王时（861～873年在位）重修舍利函。函壁有咸通十三年（872年）朴居勿所撰《皇龙寺刹柱本记》刻铭，内述寺塔兴建始末，其略云：慈藏自唐归国，倡造寺塔，贞观十九年（645年）善德女王迎百济大匠阿非等（知）率小匠二百人于皇龙寺建九层塔，翌年完工。此事亦见《三国史记》卷五“善德王十四年”条。可见新罗较大的寺院建筑，直迄百济末期尚有赖于百济工匠之协助。又慈藏归国建寺塔，《续高僧传》卷二十五《新罗国大僧统释慈藏传》亦有记录：“释慈藏，姓金氏，新罗国人……惟曰生在边壤，佛法未弘……乃启本王，西观大化……以贞观十二年（638年）将领门人僧实等十有余人东辞至京，蒙敕慰抚，胜光别院厚礼殊供……贞观十七年（643年）本国请还，启敕蒙许……既达乡壤，倾国来迎……乃敕藏为大国统，住王（皇）芬寺，寺即王之所造……又于皇龙寺讲菩萨戒本……又别造寺塔十有余所，每一兴造，合国俱崇……”

本文原刊《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第31～49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