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州龙兴寺窖藏所出佛像的几个问题

青齐入魏即为要邑^[1]。东魏之世又与并州并称“霸业所在，王命是基”^[2]。周齐交兵，青州地处高齐大后方。武平四年（573年）《司空公青州刺史临淮王（娄定远）像碑》谓青州龙兴寺前身南阳寺为齐国“正东之甲寺”^[3]，并于该寺雕制无量寿佛像及观世音、大势至二胁侍。可知此处窖藏所出魏、齐石雕佛像，在当时北中国的东部地区应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龙兴寺佛像窖藏位于1996年钻探出前、中、后三殿相连的王字形殿基之北（后方）约7米处，距地表深345厘米，东西长870厘米、南北宽680厘米，面积近60平方米。窖内有次序地分层叠放大小造像四百余尊。 “其中尤以北魏、北齐时期造像数量最多，形体最大”^[4]。值得注意的是：（一）北魏造像俱属北魏末期遗物，有明确纪年的最早形象已晚到6世纪的20年代；（二）东魏一代不过十六年（534～550年），青齐地区的石雕工艺发展迅速；（三）北齐造像不仅造型多姿，其单体造像服饰也极富变化，而且愈晚愈突出。现据已发表的资料，就上述几个问题试作初步探索如下。

一

雕凿较大的石质佛教造像，在我国始于5世纪前半的北凉^[5]，5世纪后半流行于北魏^[6]。青齐地区469年入魏之前，其地佛教沿袭中原旧惯，重义理，阐教法，与晋宋同风。兹略辑僧传与应验记中所录4、5世纪的青齐佛事，以觇其地与5世纪初以来偏尚禅观形象，重在宗教行为的北方释教的差异。

（一）4世纪，多世家子弟出家受业，重讲诵众经。

竺潜，字法深，姓王，琅琊人，晋丞相武昌郡公敦之弟也。年十八出家，事中州刘元真为师。元真早有才解之誉……潜伏膺已后，剪削浮华，崇本务学，微言兴化，誉洽西朝……至年二十四，讲法华、大品，即蕴深解，复能善说。故观风味道者，常数盈五百。晋永嘉初，避乱过江……以晋宁康二年（374年）卒于山馆（剡县之仰山），春秋八十有九。（《高僧传》卷四《晋剡东仰山竺法潜传》）

剡东仰山，复有释道宝者，本姓王，琅琊人，晋丞相道（导）之弟。弱年信悟，避世辞荣……后以学行显焉。（《高僧传》卷四《晋剡葛岘山竺法崇传附件》）

释普明，姓张，临淄人，少出家，禀性清纯……以忏诵为业。诵法华、维摩二经……以宋孝建中（454～456年）卒，春秋八十有五。（《高僧传》卷十二《宋临渭释普明传》）

琅琊、临淄皆青州要邑，王姓又是当地大族。二十曰弱，三十以前曰少，竺潜、道宝、普明信悟出家，皆在公元400年之前。其时正值西晋末迄中原两秦之日。青齐地区多承魏晋风习亦势所必然。

（二）5世纪，青州僧俗仍重义学，尚讲诵。

释僧远……勃海重合人，其先北地皇甫氏，避难海隅……远幼而乐道……年十八方获入道。时有沙门道凭，高才秀德，声盖海岱，远从受学，通明数论，贯大小乘。宋大明中（457～464年）渡江，住彭城寺。昇明中（477～479年），于小丹阳牛落山立精舍，名曰龙渊。远年三十一，始于青州孙泰寺南面讲说，言论清畅，风容秀整，坐者四百余人莫不悦服。琅琊王僧达才贵当世，藉远风素，延止众造寺……以齐永明二年（484年）正月，卒于定林上寺，春秋七十有一。（《高僧传》卷八《齐上定林寺释僧远传》）

释法晤，齐人，家以田桑为业，有男六人，普皆成长。晤年五十丧妻，举家郁然慕道。父子七人悉共出家。南至武昌……时武昌太守陈留阮晦……因为剪径开山（樊山），造立房室，晤……诵大小品，法华……以齐永明七年（489年）卒于山中，春秋七十有九。（《高僧传》卷十一《齐武昌樊山释法晤传》）

释法申……祖世居青州，申幼出家……夙怀儒素，广学经论……大明成论，誉美州乡。值宋太（泰）始之初（465年），庄严寺法集，敕请度江，住安乐寺，累当师匠，道俗钦赏……以天监二年（503年）卒，春秋七十有四。（《续高僧传》卷五《梁扬都安乐寺沙门释法申传》）

释宝亮，本姓徐氏，其先东莞胄族。晋败，避地于东莱弦县。亮年十二出家，师青州道明法师。明亦义学之僧，多高当世。亮就业专精，一闻无失。及具戒之后，便欲观方弘化。每惟训育有本，未能远绝缘累。明谓曰：“沙门去俗，以宣通为理，岂可拘此爱网，使吾道不东乎。”亮感悟，因此客游。年二十一至京师，居中兴寺，袁粲一见而异之。粲后与明书曰：“频见亮公非常人也……天下之宝当与天下共之，非复上人之贵州所宜专也。”自是学名稍盛。及本亲丧亡，路阻不得还北……后移憩灵味寺，于是续讲众经，盛于京邑……天监八年（509年）初，敕亮撰《涅槃义疏》十余万言。上为之序曰：“……有青州沙门释宝亮者，气调爽拔，神用俊举……流通先觉，孜孜如也，后世晚生莫不依仰。以天监八年五月八日乃敕亮撰《大涅槃义疏》，以九月二十日讫。光表微言，赞扬正道，连环既解，疑网云除。条流明悉，可得略言。朕从容暇日，将欲览焉。聊书数行，以为记莂云尔。”……以天监八年十月四日卒于灵味寺，春秋六十有六。（《高僧传》卷八《梁京师灵味寺释宝亮传》）

释僧密，未详氏族，乐安人。曾未胜衣便从翦落，幼而易悟，情解过人。年至十六，学友如林……将欲广闻视听，师弗之许也。因尔潜遁出寺，从道明沙门受业。一二年中，声华负海。泰始之初（465年），济江住庄严寺……徒众甚盛，无经不讲，专以成实缮奇……天监四年（505年）卒于江北，春秋七十三矣。（《续高僧传》卷六《梁扬都庄严寺释僧密传》）

重合、东莞、东莱、乐安皆青齐郡县，上举诸释若僧远之讲说，道明之义学，道明弟子宝亮之光表微言，僧密之以成实擅奇，皆名高当世。故青州释子客游江表者，每为南人所重，多留而不归。

（三）又流行于江南的观音应验，亦为青州所信奉。

徐荣者，琅琊人，常至东阳，还经定山。舟人不惯，误坠回洑中……垂欲沉没，荣无复计。唯至心呼光世音……还得平流……荣诵经不辍口，有顷……举船安稳……荣后为会稽府都护……其自说如此。（傅亮《光世音应验记》）^[7]

宋元嘉廿六年（449年），青州白苟寺道人释惠缘，忽病聋盲……誓心归观世音，诵此（经）一千遍。诵数裁满，耳目不觉豁然自差。（陆杲《系观世音应验记》）^[8]

以上情况，皆可表明青齐佛教与南方关系密切，因而两地僧俗供奉之形象当亦相类。所以，469年青齐入魏之前，其地造像同于江表，仅闻铜木，不见石雕。此种差异，即在469年以后，长达半个世纪似亦无显著变化。博兴、诸城之发现可资旁证^[9]。至于较多石质佛像的出现，已迟至北魏正光（520～525年）之后^[10]。就龙兴寺之窖藏言，有明确纪年最早的石像，是永安二年（529年）韩小华造弥勒及胁侍三尊立像。该像晚于青齐以西的北魏地区石质佛教造像出现的时间，约有八九十年之久^[11]，可见有关宗教传统风尚的转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二

北魏晚期青齐地区出现石质佛像之后，从近年的不断发现，可知先后经历不过三十年，即至东魏北齐之际，其地的造像水平已可与河北、邺都接近。按魏末以还，北中国战乱相寻，青齐一隅亦远非宁土，然而镂雕之工何以于此出现异乎常态的迅速发展？孝庄时，河北流民散处青齐^[12]，应是予以注意的一项重要因素。

北魏工艺，河北是重镇^[13]，孝明（515～528年）之初，“河北数州国之基本，饥荒多年，户口流散”^[14]，“正光二年（521年）夏，定、冀、瀛、相四州大水”^[15]，《北齐书·阳休之传》记紧接正光的孝昌年中（525～528年），河北流民多聚青州：

魏孝昌中……葛荣寇乱，河北流民多凑青部。

这批流民，寻为河间邢杲所聚集，众逾十万，逾青而东趋胶东，事见《魏书·高凉王孤传附六世孙天穆传》：

初，杜洛周、鲜于修礼为寇，瀛冀诸州人多避乱南向。幽州前北平府主簿河间邢杲拥率部曲……南渡，居青州北海界……时青州刺史元世俊表置新安郡，以杲为太守，未报……（杲）遂反，所在流民先为土人凌忽，闻杲起逆，率来从之，旬朔之间，众逾十万……东掠光州，尽海而还。又破都督李叔仁军。

《魏书·孝庄纪》记邢杲率河北流民多达十余万户^[16]，并击破来讨的李叔仁于潍水。永安二年（529年），杲败于齐州：

（建义元年，528年）六月，幽州平北府主簿河间杲率河北流民十余万户反于青州之北海，自署汉王……（八月乙亥）改为永安元年……（冬十月）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李叔仁讨邢杲于潍水，失利而还……十有二月庚子，诏行台于晖回师讨邢杲，次于历下……（二年，529年）夏四月……辛丑，上党王（元）天穆、齐献武王（高欢）大破邢杲于齐州之济南。杲降，送京师，斩于都市。

邢杲投降遇害之后，所率之大批流民大部应即逃散于青齐地区。河北既是北魏工艺要地，其流民中当不乏镂石技巧，青齐石雕造像急剧兴起于魏末高齐，且其造型、服饰又多与定州曲阳所出造像接近，甚至相同^[17]。因此，讨论其突然发展之缘由，自不宜忽略北魏末十余万户河北流民散处青齐地区这一异常事件。

三

约自东魏晚期起，一种有别于褒衣博带式服饰的佛教造像逐渐兴起，高齐立国发展尤速。其特征是：衣裙质薄透体，纹褶舒叠下垂，衣纹多作双线；特别是单体形象数量增多。高齐后期单体立姿佛像更流行贴身薄衣，隐现肌体，不雕饰衣纹的做法。佛像外施彩绘；彩绘遗迹较清晰者，多见于服饰上画出袈裟框格，有的还在水田框格内描绘人物。以上这种薄质衣饰的新型佛像当时虽多处存在，但最初以一定数量和较大体积使上述衣饰特征明显表现出来，是由于1976年山东博兴龙华寺遗址和1988～1990年山东诸城北朝寺院遗址的发现^[18]；此次青州龙兴寺窖藏更以量大类繁引人注目（图一）。按轻薄叠褶服饰，源于地处亚热带的中印度秣菟罗艺术，盛于4～5世纪的印度笈多王朝^[19]。在笈多王朝之前，此种艺术的佛像已出现于印度西北部和中亚两河流域犍陀罗佛教艺术流行地区（图二）。大约从4世纪起，即影响到我国新疆中部（图三）^[20]，到了5世纪前期，类似特征的佛像才出现于新疆以东的内地，现存有明确纪年可以参考的最早实例，是甘肃永靖炳灵寺第169窟和北壁建弘元年（420年）龛（S.6）时间接近的其东侧的诸立佛塑像（S.7、S.9）；5世纪中叶，才出现于甘肃以东各地石窟和散存的铜石造像中（图四：1～4）^[21]，5世纪80年代即北魏孝文帝中后期以来，此类见于石窟和散存的薄衣造像，在内地逐步为褒衣博带服饰的造像所取代^[22]。值得注意的是，此后半个世纪后的6世纪中叶，薄衣佛像却又以多种样式较普遍地再现于东方^[23]。看来，此次高齐佛像的新趋势，大约不是简单的前此出现的薄衣形象的恢复，而与6世纪天竺佛像一再直接东传、高齐重视中亚诸胡技艺和天竺僧众以及高齐对北魏汉化的某种抵制等似皆有关联。

1．南朝梁武帝奉请天竺佛像的影响

萧衍（502～549年在位）建梁，境内基本安谧近五十年，扶南、天竺沙门相继浮海东来，南朝寺刹之建斯时为全盛^[24]，对于佛像的供奉，似出现了重视天竺形制的迹象，唐初记录梁武帝迎奉天竺佛像事迹甚多，谨辑《梁书》《广弘明集》两书所载者如下。

荆州长沙寺瑞像者……金像也，长沙寺僧迎至寺。光上有梵书云：育王所造。梁武闻，迎至都，大放光明。及梁灭，迎上荆州，至今见存。（《广弘明集》卷十五《佛德篇·列塔像神瑞迹》）

晋咸和中（326～334年），丹阳尹高悝行至张侯桥，见浦中五色光……得金像，未有光趺，悝乃下车载像……付（阿育王）寺僧……经一岁，捕鱼人张系世于海口，忽见有铜花趺浮出水上，系世取送县，县以送台，乃施像足，宛然合会。简文咸安元年（371年），交州合浦人董宗之采珠没水，于底得佛光艳，交州押送台，州施像，又合焉……像趺先有外国书莫有识者，后有三藏那求跋摩识之云：是阿育王第四女所造也。及大同中（535～546年）……广（阿育王）寺域，造诸堂殿，并瑞像周回阁等，穷于轮奂焉。（《梁书·海南诸国传》）^[25]

荆州大明寺檀优填王像者，梁武帝以天监元年（502年）梦见檀像入国，乃诏募得八十人往天竺，至天监十年（511年）方还。及帝崩，元帝于江陵即位，遣使迎至荆都……（《广弘明集》卷十五《佛德篇·列塔像神瑞迹》）^[26]

（天监）十八年（519年）（扶南国）复遣使送天竺旃檀瑞像。（《梁书·海南诸国传》）

《续高僧传》卷二十九《唐扬州长乐寺释住力传》记梁武得另一优填王像：

初，梁武得优填王像，神瑞难纪，在丹阳龙光寺。及陈国云亡，道场焚毁，力乃奉接尊仪……延长乐，身心供养^[27]。

以上梁武所奉摹自传天竺阿育王、优填王造像的原物虽已无存，但从其同类模作如四川成都西安路发现的太清五年（551年）铭育王贴金石立像（图四：6）^[28]和日本京都清凉寺所藏的北宋雍熙二年（985年）日僧奝然携归的台州张延皎、延袭兄弟仿刻的优填王旃檀瑞像（图四：8）^[29]，可知皆属薄衣叠褶服饰之形象。遗憾的是，此种天竺薄衣形象的实物，在以南朝都城建康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地区迄未发现。而地处长江上游重地的益州治所成都，却不断有南北朝石质薄衣单身立佛出土。成都所出薄衣单身立佛雕造最早的，像正面右半身衣褶雕多行竖线，左半身雕叠垂衣纹，其一有铭：“中大通元年太岁己酉（529年）……鄱阳王世子□上于安浦寺敬造释迦像一躯。”（图四：5）^[30]按鄱阳王萧恢为梁武帝第九弟，谥忠烈，其世子范，《南史·梁宗室传》下记：“范字世仪……为卫尉卿，每夜自巡警，武帝嘉其劳苦，出为益州刺史。行至荆州，而忠列王薨，因停自解，武帝不许，诏权监荆州。及湘东王至，范依旧述职。”鄱阳忠烈王恢，普通七年（526年）秋九月卒于荆州，同年冬十月以丹阳尹湘东王绎为荆州刺史，见《梁书·武帝纪下》。因知鄱阳王世子范于益州造释迦像，距其离京西来为时不久，约可推测益州此种新型佛像的图样有可能源自建康。成都发现此类佛像渊源建康的另一旁证，是同地所出像正面衣褶自胸迄腿全部作叠垂纹的薄衣单身立佛，此类立佛雕造时间略晚，有二件附刊纪年铭：其一即上引之育王贴金石立像，铭云：“太清五年（551年）九月卅日佛弟子杜僧逸为亡儿李佛施敬造育王像。”^[31]另一件为北周保定二至五年（562～565年）益州总绾（管）柱国赵国公（宇文）招敬造阿育王造像（图四：7）^[32]。后者应是源于前者，而前者疑即渊源前述梁武于建康供奉之传阿育王所造像之仿品^[33]。类似上述两种衣纹的薄衣单身立佛，俱见于青州高齐遗物中。按高齐礼仪受有萧梁影响^[34]，约亦影响及于崇奉的佛教形象，但青州薄衣立佛数量多，形制繁杂，其源头似远非江南一处所能尽括。

2．葱岭东西诸胡和天竺僧众的影响

6世纪“不信佛法，多事外神”^[35]的嚈哒雄踞中亚，居住在葱岭东西的诸胡或以商贩，或以技巧东来中原，北魏分裂之前宅洛者众^[36]，543年高欢迁孝静于邺，多附高齐东去^[37]，盖高欢集团出身北镇，以鲜卑自居，既沿拓跋旧制，崇信佛教^[38]；又深染胡俗，优处胡人故也^[39]。东魏初，安吐根投奔高欢是较早之例^[40]，其后有亲狎于高湛的和士开^[41]；及至后主高纬时，《北齐书·恩幸传序》记：

甚哉齐末之嬖幸也……西域丑胡，龟兹杂伎，封王者接武，开府者比肩。

西域、龟兹约系泛指葱岭东西，其地向以歌舞名世，“龟兹者，起自吕光灭龟兹，因得其声。吕氏亡，其乐分散，后魏平中原复获之”。^[42]高齐得之于魏，至隋因有“齐朝龟兹”与七部乐之“龟兹伎”^[43]。

《北史·恩幸·韩宝业等传》后附记恩幸之西域子弟云：

武平时（570～576年），有胡小儿，俱是康阿驮、穆叔儿等富家子弟，简选黠慧者数十人以为左右，恩眄出处，殆与阉官相埒，亦有至开府仪同者。其曹僧奴、僧奴子妙达以能弹胡琵琶甚被宠遇，俱开府封王。又有何海及子洪珍开府封王，尤为亲要。洪珍侮弄权势，鬻狱卖官。其何朱弱、史丑多之徒十数人，咸以能舞工歌及善音乐者，亦至仪同开府……至于胡小儿等眼鼻深崄，一无可用，非理爱好，排突朝贵，尤为人士之所疾恶。

此外，《隋书·音乐志中》还记有：

（齐）后主唯赏胡戎乐，耽爱无已。于是繁乎淫声，争新哀怨。故曹妙达、安未弱、安马驹之徒，至有封王开府者，遂服簪缨而为伶人之事。

上面所记康、穆、曹、何、史、安诸姓，皆属昭武九姓之粟特民族。当时，龟兹、粟特亦盛行佛教^[44]，粟特曹姓中有精于梵像的曹仲达。唐初道宣于《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中“隋释明宪五十菩萨像缘”条记相传天竺阿弥陀佛五十菩萨像，魏晋以前即传来洛阳，年代久远，殆将不见，有曹国画工曹仲达于北齐传模西瑞，遂广流传事：

阿弥陀佛五十菩萨像者，西域天竺之瑞像也。相传云：昔天竺鸡头摩寺五通菩萨往安乐所请阿弥陀佛，娑婆众生愿生净土，无佛形象，愿力莫由，请垂降许。佛言：汝且前去，寻当现彼。及菩萨还，其像已至……汉明感梦，使往祈法，便获迦叶摩腾等至洛阳，后腾姊子作沙门，持此瑞像方达此国，所以图之，未几，赍像西返，而此国传不甚流广，魏晋以来，年载久远，又经灭法，经像湮除，此之瑞迹殆将不见。隋之开教，有沙门明宪从高齐道长法师所得此一本。说其本起与传符焉，是以图写流布遍于海内。时有北齐画工曹仲达者，本曹国人，善于丹青，妙尽梵迹，传模西瑞，京邑所推，故令寺壁正阳皆其真范。

事虽可疑，但早期天竺佛像东传，除南海舶来外，亦有自西北陆路赍至并中介粟特画工之手而流布之事，可借此知悉。曹仲达又见誉于唐初的高僧彦悰所著之《画评》：

曹（仲达）师于袁^[45]，冰寒于水。外国佛像，亡兢于时^[46]。

9世纪精于鉴赏的张彦远撰《历代名画记》卷八北齐画家录有仲达简介：

曹仲达，本曹国人也。北齐最称工，能画梵像，官至朝散大夫。国朝宣律师撰《三宝感通记》，具载仲达画佛之妙，颇有灵感。

同书卷二“叙师资传授南北时代”条称曹画佛自成一派：

曹创佛事画。佛有曹家样、张（僧繇）家样及吴（道玄）家样……吴道玄师于张僧繇。

吴师于张，约可说明南北朝末期迄盛唐，我国佛画有两派：张—吴；曹。此两派特征，11世纪中叶郭若虚撰《图画见闻志》卷一“论曹吴体法”条有进一步的描述：

曹吴二体学者所宗……吴之笔，其势圜转而衣服飘举；曹之笔，其体稠叠而衣服紧窄。故后辈称之曰：吴带当风，曹衣出水……雕塑佛像，亦本曹吴。

“其体稠叠”，系形容曹画人物衣褶重叠垂下；“衣服紧窄”，则指衣服质料轻薄，紧贴躯体；“雕塑铸像，亦本曹吴”，谓雕塑铸像的风格特征与绘画相同，也有曹吴二体的区别。由此可知，高齐流行的新型的稠叠薄衣佛像，即是当时粟特人所工的“曹衣出水”式的天竺佛教形象。不巧的是，现存可以肯定的粟特佛教遗迹颇为罕见，幸好其东邻同属接受印度艺术影响较深的龟兹，多有遗迹存世。龟兹与高齐的密切关系，并不限于前述的歌舞，其佛教寺院也得到了高齐的重视。《北齐书·赵郡王深附子睿传》记邺都内苑建有雀离佛院：

（睿）出至永巷，遇兵被执，送华林园，于雀离佛院，令刘桃枝拉杀之。

此雀离佛院当是仿效远近驰名的龟兹雀离大清净所兴建^[47]。雀离大清净，《出三藏记集》卷十四《鸠摩罗什传》作“雀离大寺”：

鸠摩罗什……天竺人也……父鸠摩炎……辞避出家，东度葱岭，龟兹王闻其弃荣，大敬慕之，自出郊迎，请为国师。王有妹……逼炎为妻，遂生什。什之在胎，其母慧解倍常，住雀离大寺听经，忽自通天竺语，众咸叹异……什生之后……于雀离大寺读大乘经……^[48]

7世纪玄奘西行，经龟兹，《大唐西域记》卷一记此寺作昭怙厘^[49]：

屈支（龟兹）国……荒城北四十余里，接山阿隔一河水，有二伽蓝，同名昭怙厘，而东西随称。佛像庄饰，殆越人工，僧徒清肃，诚为勤励。

该寺遗址在今新疆库车东北约20公里的苏巴什村库车河（铜厂河）东西两岸。寺址内发现的佛像虽少（图三：3）^[50]，但库车、拜城一带的4～6、7世纪的龟兹石窟寺院和佛寺遗址尚存有与雀离大寺风格相同的壁画（图三：4、5）^[51]和被劫去国外的木雕形象^[52]、木版画（图三：6、7），其中佛、菩萨等人物服饰大部与高齐新型造像有共同的薄衣透体或叠褶的特征。所以，研讨高齐新造型的缘起，龟兹遗迹亦极宜重视^[53]，其实叠褶服饰之天竺檀像东来与龟兹颇具密切关系，唐初释氏间已有传闻，《续高僧传》卷二十五《唐京师胜光寺释慧乘传》即记有鸠摩罗什从龟兹负来旃檀像事：

（东都）龟兹国檀像，举高丈六，即是后秦罗什所负来者，屡感祯瑞，故用传持，今在洛州净土寺……

至于此罗什故事是否可信^[54]，则属另外一研讨课题。

龟兹与粟特地区虽非此种新型造像的最后源头，而两地区同为中印佛教联系中继点上的流行佛教地区，其地人民又多东来高齐，且多居权要职位，以其习闻乐见之天竺佛像的形制影响东方，应是不难理解之事^[55]。

除流滞高齐的葱岭东西诸胡外，直接自天竺东来中原的沙门、信士，尤应予以关注，李崇峰同志从《续高僧传》卷二检出北天竺那连提黎耶舍事迹：

那连提黎耶舍隋言尊称，北天竺乌场国人……舍年十七，发意出家，寻值名师备闻正教。二十有一得受具篇。闻诸宿老叹佛景迹……遂即起心，愿得赡奉……六人为伴，化行雪山之北……循路东指到芮芮国，值突厥乱……远投齐境。天保七年（556年），届于京邺。文宣皇帝极见殊礼……安置天平寺中，请为翻译三藏……初翻众经五十余卷，大兴正法，弘畅众心。宣帝重法殊异，躬礼梵本……耶舍每于宣译之暇，时陈神咒，冥救显助立功多矣。授昭玄都，俄转为统。所获兵禄不专自资，好起慈惠，乐兴福兴……又往突厥客馆劝持六斋……又曾遇病百日不起，天子皇后躬问起居。耶舍叹曰：我本外客，德行未隆，乘舆今降，重法故尔……（《隋西京大兴善寺北天竺沙门那连提黎耶舍传》）

同书同卷又有中天竺优婆塞达摩般若事迹：

优婆塞姓瞿昙氏，名达摩般若，隋言法智……中天（竺）国人，流滞东川，遂响华俗，而门世相传，祖习传译。高齐之季为昭玄都。齐国既平，佛法同毁，智因僧职转任俗官……（《隋西京大兴善寺北贤豆沙门阇那崛多传附传》）

天竺僧人、信士在高齐除了译经，还可立其他的功绩，所以他们可以被授予掌管佛教事务和中央诸卿寺并列的昭玄寺的官员——昭玄都，有的甚至可以升任更高一级的昭玄统。可见他们“极见殊礼”并非虚辞。因此，高齐出现天竺形制的佛像，大约和他们也不无关系，唯目前尚乏直接证据，仅可芹献此疑耳。

3．高齐反对北魏汉化政策例

高齐上层深染胡俗，提倡鲜卑化，佛教造像一反北魏孝文以来褒衣博带式之服饰，接受多种形式之薄衣叠褶的印度服制。佛像天竺化，高齐远较同时之南方的梁陈和西部的北周为积极、彻底。此种情况虽不见记载，但从当时处于北齐统治集团上层的“鲜卑车马客”^[56]对汉人采取蔑视压制态度可知，如《北齐书》所记文宣后李氏及其子殷事：

文宣皇后李氏……赵郡李希宗女也……及帝将建中宫，（平原王）高隆之、（侍中）高德正（政）言：“汉妇人不可为天下母，宜更择美配。”（《文宣李后传》）

废帝殷……文宣之长子也，母曰李皇后。天保元年（550年）立为皇太子……文宣每言：“太子得汉家性质，不似我。”欲废之。（《废帝纪》）

又如后主时，“累迁侍中、领军、总知内省机密”的韩凤，动叱汉族人士：

凤于权要之中，尤嫉人士……每朝士咨事，莫敢仰视，动致呵叱，辄詈曰：“狗汉大不可耐，唯须杀却。”若见武职，虽厮养末品亦容下之。（《恩幸·韩凤传》）

类似之例，屡见齐史^[57]。由是约可推知，此次高齐急剧改变了源于南朝贵族服饰的佛装，应是反对北魏孝文以来汉化政策的最具形象的一项实例。

此后，隋及初唐寺院多有沿袭高齐佛装如前引道宣所记曹仲达所“传模西瑞……今寺壁正阳皆其真范”者^[58]，此既因隋唐礼乐多承高齐旧制^[59]，更多因中印之间王路大开，往还渐多。故佛教形象更多地是直接接受天竺影响，如玄奘携归模拟印度各地的重要佛像^[60]，王玄策使“宋法智等巧穷圣容，图写圣颜，来到京都，道俗兢模”^[61]等事迹最关綦要。唯此问题已超出本文范围，容当另文讨论。

注释

[1]青齐入魏虽强迁人士于京畿，实力受到削弱，但仍是东方重镇。故孝文之初，即以威服秦雍的京兆王子推刺青，其后又委“镇抚代京，内外肃然”的广陵王羽、“都督……北讨，大破蠕蠕”的阳平王颐任青州刺史。宣武景明时，继任青州刺史的有“高祖时历内外显任”的江阳王继及其子罗等重要宗室，是青齐地区之重要当可推知。

[2]引自《北齐书·文宣纪》。

[3]《司空公青州刺史临淮王像碑》现存青州市偶园内。全碑录文以《嘉靖山东通志》卷二十“寺观·弥陀寺”条为最早。《金石萃编》卷三十五、《益都金石记》卷一皆有录文。

[4]引自山东省青州市博物馆《青州龙兴寺佛教造像窖藏清理简报》，《文物》1998年2期。

[5]参看拙作《凉州石窟遗迹和“凉州模式”》，《考古学报》1986年4期。后辑入《中国石窟寺研究》。

[6]北魏雕凿较大的石质佛教造像，以和平初（460年）开凿的平城武州山石窟（即今大同云冈石窟）昙曜五窟的形象为最早，也最著名。参看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等《云冈石窟》，图版82、88、92、96，文物出版社，1997年。

[7]傅亮《光世音应验记》中土佚书。1943年日本发现古抄本。此据1994年中华书局排印、孙昌武点校《观世音应验记三种》本摘录。此节《法苑珠林》卷六十五《救厄篇·感应缘》有引文。

[8]陆杲《系观世音应验记》中土佚书。为注〔7〕所录《观世音应验记三种》中之一种。此节为《法华经传记》卷六《讽诵胜利篇》所引，但记道人名为慧胜。

[9]参看常叙政《山东省博兴县出土一批北朝造像》，《文物》1983年7期；杜在忠等《山东诸城佛教石造像》，《考古学报》1994年2期。

[10]青齐地区出土正光造像计有：青岛市发现正光二年（521年）造像碑（孙善德《青岛市新征集一件北魏石造像》，《文物》1985年1期）；博兴般若寺发现正光六年（525年）王世和造像碑（引自刘凤君《山东地区北朝佛教造像艺术》，《考古学报》1993年4期）；青州市西王孔庄发现的正光六年张宝珠造一佛二菩萨立像（山东省博物馆《北魏正光六年张宝珠等造像》，《文物》1961年12期）。现藏山东省博物馆原出土于黄县的皇兴三年（469年）赵埛造弥勒菩萨像（引自《山东地区北朝佛教造像艺术》）是否为青齐地区所雕凿尚需斟酌。盖皇兴二年（468年）三月慕容白曜始自历城东围东阳；三年正月陷东阳，四月徙青州民于京畿；四年（470年）十月青州刺史慕容白曜被冤见诛。可见皇兴二年迄四年，青州战乱不靖，人民流离，该区域内雕造佛像的条件似未具备。

[11]北魏石质造像纪年最早的是太平真君元年（440年）。该年雕凿的佛像现知有二件：一件是著录于史岩《中国雕塑史图录》卷二的路定造石佛像（1988年）；另一件为现藏正定县文物保管所的禅定佛像，见张秀生等《正定文物精华》，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

[12]河北流民多迁青州，并非偶然，盖其前随慕容德南徙颇多河北人士，清河崔氏、张氏、傅氏，渤海封氏、高氏皆其尤著者。参看唐长孺《北魏的青齐士民》，该文辑入《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

[13]河北工艺重心在定州，参看拙作《定州工艺与静志、净众两塔地宫文物》，《文物》1997年10期。

[14]引自《北史·魏诸宗室·常山王遵传附三世孙晖传》。

[15]引自《魏书·灵征志上》。

[16]邢杲所聚河北流民的数字，《资治通鉴·梁纪八》亦作“十万余户”。参看中华书局标点本《北史·魏本纪五》《校勘记》三。

[17]参看杨伯达《曲阳修德寺出土纪年造像的艺术风格与特征》，《故宫博物院院刊》1960年2期。

[18]参看注〔9〕。

[19]参看R. C. Sharma，Buddhist Art：Mathura School，图版113、128、138，1995年。

[20]我国新疆中部的主要遗迹，如拜城克孜尔石窟的龟兹遗迹，参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等《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一～三卷。于田喀拉墩古城南的于田佛寺遗址，参看中法克里雅河考古队《新疆克里雅河流域考古调查概述》，《考古》1998年12期。和田北拉瓦克大塔遗址，参看A. Stein，Ancient Khotan Ⅱ，图版15a，1907年。

[21]炳灵寺实例参看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等《中国石窟·炳灵寺石窟》，图版18、27、29、30、32～35。甘肃以东各地铜、石佛像例：太平真君四年（443年）高阳蠡吾任丘村菀申造鎏金立佛，参看松原三郎《增订中国佛教雕刻史研究》图12、13a，1996年；云冈第16窟西南隅罗睺罗因缘中的释迦立像，参看中国美术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美术全集·云冈石窟雕刻》，图版164，文物出版社，1988年。

[22]褒衣博带式的释迦形象，以云冈第6窟最为典型（参看《中国美术全集·云冈石窟雕刻》图版47、58）。该窟完工于太和十八年（494年）迁洛前。云冈有纪年可考的褒衣博带式佛像，以“太和十三年（489年）七月十二日敬造”的第11窟外崖面左上方附号14窟后壁释迦多宝两像为最早（参看《中国石窟寺研究》图版42）。

[23]再现的时间，从已知的实物观察，大约从东魏后期即已开始，其例如河北曲阳修德寺出土武定以来的造像（参看注〔17〕）此后，河北邯郸北响堂石窟（参看丁明夷《巩县、天龙、响堂、安阳数处石窟》，《中国美术全集·巩县、天龙山、响堂山、安阳石窟雕刻》，文物出版社，1989年）和河北灵寿祁林院天保七年（556年）赵郡王高睿造像（刘建华《北齐赵郡王高睿造像及相关文物遗存》，《文物》1999年8期）等皆属北齐较早实例。以上诸例约可略窥东魏北齐之际，此类薄衣造像已渐普遍地出现于青齐以西地区。

[24]参看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下“佛教之南统·梁武帝”条。

[25]《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中《东晋扬都金像出渚缘》亦记此事，可参看。

[26]《法苑珠林》卷十四《敬佛篇·观佛部感应缘之余》“梁荆州优填王旃檀像缘”条记此事，可参看。

[27]此像据北宋僧元照《四分律行事抄资持记》卷下三之二《释僧像篇》据《龙光壁记》诠释道宣《行事抄》卷下之二所记，“今在扬州长乐寺，又曰龙光瑞像”云：“（系鸠摩）罗什赍至姚秦，后南宋孝武破秦，躬迎此像还于江左，此龙光寺，故号龙光瑞像，至隋朝于扬州置长乐寺。”后入洛转长安，北宋迁汴，奉于太宗诞生之地开圣禅院（《佛祖统记》卷四十三）。金陷汴，“天会五年（1127年）迎旃檀瑞像到燕京，……奉安于悯忠寺”（《日下旧闻考》卷六十“城市·悯忠寺”条引《归田类稿》，按《四库》所收二十四卷本《归田类稿》佚此记录）。入元，移圣安寺、万安寺等处（《楚国文宪公雪楼程先生文集》卷九《旃檀佛像记》）。明初迁庆寿寺，嘉靖十七年（1538年）迁鹫峰寺。清康熙四年（1665年）奉像于新建之弘仁寺（《日下旧闻考》卷四“皇城·弘仁寺”条）。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陷北京，寺与像并毁于兵火（陈宗藩《燕都丛考》第二编第七章）；一说寺毁之际，像为俄国人攫去，已北运俄罗斯（日人高田修《仏像の起源》，18页，岩波书店，1994年）。此像西藏康马乃宁寺存永乐十年（1412年）临摹绢本轴画，画左侧书《大明皇帝御制旃檀佛像赞》，知为明廷所颁下者（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康马县乃宁曲德寺的明代佛像绢画》，《南方民族考古》第四辑，1991年）。又圣安寺天王殿后有瑞像亭，内奉铜摹旃檀佛像；东廊有万历己酉（十七年，1589年）旃檀佛像刻石。前者乾隆时移大内寿宁宫供养（《日下旧闻考》卷六十“外城西城·圣安寺”条）；后者有拓本传世（叶恭绰《印旃檀佛像石刻拓奉跋》，《遐庵小品》，北京出版社，1998年，叶跋系徐苹芳同志检示），刻石已不知去向。

[28]参看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等《成都市西安路南朝石刻造像清理简报》，《文物》1998年11期。太清是梁武最后一个纪元。梁武重视育王，除前引广建阿育王寺外，《续高僧传》卷一《梁扬都正观寺沙门僧伽婆罗传》又记天监五年迄十七年（506～518年）间，敕召扶南国沙门僧伽婆罗译《阿育王经》事：“初，翻经日于寿光殿，武帝躬临法座，笔受其文。”可见梁武敬慕育王之兴隆正法，故汤用彤先生据《广弘明集》卷二十六《慈济篇》所录梁武帝“《断酒肉文》有曰：‘但经教亦云，佛法寄嘱人王，是以弟子不得无言。’盖其弘法似阿输迦，而且或以之自比也”（参看注〔24〕）。因此，似可推测此成都所出太清五年铭育王贴金石立像与梁武于扬都所奉之育王像当有关联。参看注〔31〕。

[29]此像即传写貌于汴梁者，日人谓之为“清凉寺式释迦像”，平安后期日本开始摹刻，镰仓时期极盛一时，据统计仅京都、奈良一带，此像之摹本即近百尊。参看《古寺巡礼·京都清凉寺》，图23～35，清水善三《解说》，淡交社，1978年。

[30]据刘志远等《成都万佛寺石刻艺术》录文。

[31]太清五年像铭据《成都市西安路南朝石刻造像清理简报》录文。此像雕造时，益州实际的统治者是武陵王萧纪。《南史·梁武帝诸子传》记武陵王事迹云：“武陵王纪，字世询，武帝第八子也……纪特为帝爱……大同三年（537年）为都督益州刺史。以路远固辞。帝曰：‘天下方乱，唯益州可免，故以处汝，汝其勉之。’纪歔欷既出，复入。帝曰：‘汝尝言我老，我犹再见汝还益州也。’纪在蜀，开建宁、越嶲，贡献方物十倍前人。朝嘉其绩。（大同十一年，545年）加开府仪同三司……太清初（547年），帝思之，使善画者张僧繇至蜀，图其状。”梁武帝卒，益州沿用太清纪元。简文太宝三年即太清六年（552年），纪僭号于蜀，“四月乙巳，（纪）改号天正元年”（《梁书·武陵王纪传》）。是武陵王纪虽“在蜀十七年”，但为梁武所特爱而与建康联系密切，此太清五年所雕育王像，自可疑其源出京师也。又李裕群同志见告，纪亦像教信徒，出京时，邀丹阳释慧韶入蜀，于诸寺讲论，开导如流，且“营尊像未就……遗属道俗，凭为庄严”，事见《续高僧传·梁蜀郡龙渊寺释慧韶传》。可知受纪之召同由京师西来益州的高僧，有经营尊像之事，然则太清五年育王像渊源建康，或亦非无因之推测。

[32]据《成都万佛寺石刻艺术》记录。

[33]参看注〔31〕。

[34]《隋书·薛道衡传》：“武平初，诏与诸儒修定五礼。”武平初（570年），南朝陈立国已十余年，是北齐修礼参考江南者，不能不注意陈制，而“陈因梁旧，史志所载甚明”，故可推知高齐礼仪受到萧梁影响。参看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二、礼仪”，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35]引自《洛阳伽蓝记》卷五引《宋云行纪》。

[36]引自《洛阳伽蓝记》卷三：“西夷来附者处崦嵫馆，赐宅慕义里。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门巷修整，阊阖填列，青槐荫陌，绿柳垂庭。”

[37]《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五、音乐”曾作此推断：“（高齐）为承袭北魏洛阳之遗风……并北魏洛阳既有万有余家之归化胡人居住，其后东魏迁邺，此类胡人当亦随之移徙。”

[38]参看《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下“佛教之北统·东方佛法与经学”条。

[39]迁邺后，东西往返仍甚频繁，如《周书·异域·吐谷浑传》记：“魏废帝二年（553年）……（吐谷浑主）夸足又通使于齐氏，凉州刺史史宁觇知其还，率轻骑袭之于州西赤泉，获其仆射乞伏能拔、将军翟潘蜜、胡商二百四十人、驼骡六百头、杂彩绢以万计。”《续高僧传》卷二《阇那崛多传》：“建德隳运，像教不弘……五众一期同斯俗服……（崛多）路出甘州……为突厥所留……有齐僧宝暹、道邃、僧县等十人，以武平六年（575年）相结同行，采经西域，往返七载，将事东归，凡获梵本二百六十部，回至突厥……”取道突厥，似为高齐晚期西行之通道。职是之故，高齐领域多有胡人形象之石刻、器物之发现，其著者如传河南安阳出土的石刻（参看O. Siren，Chinese Sculpture Ⅳ，图446～449，1925年）、安阳武平六年（575年）范粹墓所出黄釉瓷扁壶（参看河南省博物馆《河南安阳北齐范粹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1期）和山东益都北齐石室墓之线刻画像（参看夏名采《益都北齐石室线刻画像》，《文物》1985年10期）。1996年，龙兴寺窖藏所出北齐石佛绘有深目高鼻的胡人，看来并非偶然。

[40]参看《北史·恩幸传·安吐根传》。

[41]《文艺英华》卷七六一卢思道《北齐兴亡论》：“有和士开者，素有和氏之庶孽，其面目亦似胡人轻薄儿，猥为衣冠所弃。武成在田日，引为参将，闻好弹胡琵琶，亦解歌舞，一面之后，便大爱悦……”

[42]引自《隋书·音乐志下》。

[43]引自《隋书·音乐志下》。

[44]参看日人羽溪了谛《西域之佛教》第三章《安息国及康居国之佛教》、第五章《龟兹国之佛教》（贺昌群译本，1933年）。

[45]此袁皆疑为“颇善画，入梁官至中书监”的袁昂（《历代名画记》卷七）。据《梁书》本传，昂卒于大同六年（540年），享年八十。然《名画记》卷七引僧悰云：“（昂）禀则郑公，亡所失坠。”此郑公即自周入隋的郑法士，故《名画记》卷八记：“郑法轮、郑德文、袁昂、陈善见、刘乌、阎立本皆师郑公（法士）。”“皆师郑公”似宜解作师法郑公，非有亲炙师弟之谊也。《名画记》卷三记“开业寺，《裴录》云：有曹仲达、李雅、杨契丹、郑法士画”。按开善寺位长安丰乐坊横街之北，“本隋胜光寺，文帝第二子蜀王秀所立”（《长安志》卷九），是曹仲达于齐亡后，亦自周入隋，因得与郑法士同画于一寺。

[46]引自《历代名画记》卷八。彦悰，《宋高僧传》卷四有传。

[47]《资治通鉴·陈纪四》胡注：“《释氏西域记》：龟兹国北四十里山上有寺，名雀离大清净。故仿以建佛院。”按胡说是也。所引《释氏西域记》系据《水经注·河水》。《释氏西域记》为释道安“据西来人传述而作”（《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下《南北朝释教撰述》）。龟兹大清净之雀离一名源于东邻印度河之乾陀罗城之雀离浮图。该浮图为迦腻色迦王所建，“上有铁柱高三百尺，金盘十三重，合去地七百尺……西域浮图，最为第一”（《洛阳伽蓝记》卷五引《宋云行纪》）。参看法人伯希和《吐火罗语与库车语》，1934年。此文冯承钧先生译汉，辑入《吐火罗语考》，中华书局，1957年。

[48]《高僧传》卷二《晋长安鸠摩罗什传》亦记雀离大寺事，文字略有差异：“……什在胎时，其母自觉神悟超群，有倍常日。闻雀离大寺名德既多，又有得道之僧，即与王族贵女德行诸尼弥日设供，请斋听法。什母忽通天竺语，难问之词必穷渊致，众咸叹之。”

[49]参看注〔47〕所引《吐火罗语与库车语》；王炳华《新疆库车玉其吐尔遗址与唐安西柘厥关》，该文辑入王著《丝绸之路考古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

[50]库车苏巴什寺址，1907年曾经盗掘，出有壁画及其残片和残塑、舍利盒等遗物，见Douldour-Aqour et Soubachi第一、二、四章和第三编（1982年）及该书图版XLV～CX Ⅲ，1967年。

[51]参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等《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一～三。

[52]例如Douldour-Aqour et Soubachi，图版XXX：59所录燃灯佛本生木雕，该像出土于库车西21公里的都勒杜尔—阿胡尔（夏克吐尔、玉其吐尔）遗址。

[53]北魏以来，并州胡酋多曹、白两姓，曹是昭武九姓之一，白是龟兹国姓，可见粟特与龟兹人入居高齐兴起的区域由来已久（参看周一良《北朝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下“四种胡”条，《燕京学报》39期，1950年。后辑入《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中华书局，1963年）。因可推知高齐上层对龟兹的了解，并非偶然。所以武平四年（573年）十月陈将吴明彻陷寿阳，事闻北齐内廷，后主曾谑戏作“龟兹国子”，事见《北齐书·思幸·韩凤传》：“寿阳陷没，凤与穆提婆闻告败，握槊不辍曰‘他家物，从他去’。后使于黎阳临河筑城戍曰：‘急时且守此，作龟兹国子，更可怜人生如寄，唯当行乐，何因愁为。’君臣应和若此。”《资始通鉴·陈纪五》太建五年记此事略有差异：“齐穆提婆、韩长鸾闻寿阳陷，握槊不辍曰‘本是彼物，从其取去’。齐主闻之颇以为忧。提婆等曰：‘假使国家尽失，黄河以南犹可作一龟兹国，更可怜人生如寄，唯当行乐，何用愁为。’左右嬖臣因共赞和之，帝即大喜，酣饮鼓舞，仍使于黎阳临河筑戍。”

[54]《法苑珠林》卷十四《敬佛篇·观佛部感应缘之余》引《宣师感通记》又云此像“乃宋孝武帝征扶南获之……何得云什师背负而东耶”。按此像即元照释道宣《行事抄》所记之像。参看注〔27〕。

[55]高齐上层接受西域宗教影响，《隋书·礼仪志二》记有后主事胡天事：“（北齐）后主末年，祭非其鬼，至于躬身鼓舞以事胡天……其仪并从夷俗，淫僻不可纪也。”以此可窥北齐接受西域佛教情况，应较祠祅为尤甚。

[56]《北齐书·杜弼传》：“显祖（高洋）尝向弼云：‘治国当用何人？’对曰：‘鲜卑车马客，会须中国人。’”

[57]参看周一良《领民酋长与六州都督》，《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0本（1948年），后辑入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集》。

[58]道宣所谓今寺壁正阳所奉之传模西瑞的真范，虽不可见，但洛阳龙门敬善寺石窟有唐显庆、龙朔间（656～663年）的薄衣倚坐优填王像（龙门文物保管所《龙门石窟》，图版131，文物出版社，1981年），其雕凿的时间适与道宣为同时，因可参考。

[59]参看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60]《大唐西域记》卷十二《记赞》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六皆列有玄奘携归自西域各地所摹造的释迦形象的名单。

[61]引自《法苑珠林》卷二十九《感通篇·圣迹部》引《王玄策行传》。参考冯承钧先生《王玄策事辑》，《清华学报》八卷1期（1933年），后辑入《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中华书局，1957年。《王玄策行传》此处所录宋法智等图写之圣颜，是弥勒菩萨像。《历代名画记》卷三记：“（东都）敬爱寺佛殿内菩萨（提）树下弥勒菩萨塑像，麟德二年（665年）自内出王玄策取到西域所图菩萨像为样，巧儿张寿、宋朝塑，王玄策指挥，李安贴金。”应即是宋法智等图写之圣颜。70年代洛阳龙门文物保管所在宾阳南洞西壁左下方发现一处王玄策造像铭“王玄策……敬造弥勒像一铺，麟德二年九月十五日”（李玉昆《龙门石窟新发现王玄策造像题记》，《文物》1976年11期）。遗憾的是，该铭所在的像龛已残毁。

此文发排后，李裕群同志告我，文中自《成都万佛寺石刻艺术》转引的中大通元年鄱阳王世子造像记录文（参看注〔30〕所注文字）有讹误；1990年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高文、高成刚所辑《四川历代碑刻》收有该造像记全文：“中大通元年太岁己酉籍莫（姥）道猷（予）见景光（及）景焕母子侍从鄱阳世子西上于安浦寺敬造释迦像一躯。”知此像系随鄱阳王世子西上的侍从人士所造。侍从人士来自建康，其造像图样渊源当亦出自建康。

本文原刊《文物》1999年10期，第44～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