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威天梯山早期石窟参观记

1994年5月，应甘肃省文物局之邀去河西，想看一看武威天梯山和肃南马蹄寺千佛洞、金塔寺三处早期石窟。十多年前，我写《凉州石窟遗迹和“凉州模式”》^[1]时，只是根据50年代史岩先生发表的记录^[2]和60年代甘肃同仁们的调查文章^[3]，略作排比，自己并没有亲临现场。这次参观总算是完成了多年想看一看的心愿。调查的时间很短，三个地点，大约每个地点只有两三个小时，所以只能算是参观。现就当时仓促间看到的情况，参照北京大学考古系同学的实习记录^[4]，先对天梯山五个早期洞窟做一点简单描述，然后提出立佛像和立佛殿窟与塔庙窟可能是组合窟两个问题，进行初步探索，最后对所谓凉州模式再增订一点新的认识。因此，这篇文字实际是对《凉州石窟遗迹和“凉州模式”》做一次必要的补充和纠正。

凉州位新疆与中原北方之间，是佛教从西向东传播的重要中继点，古文献对其地石窟的建年、内容和它（凉州）与中原北方佛教，特别是与中原北方最早石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的关系，都有较明确的记录，因而凉州石窟遗迹在中国佛教石窟发展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当然，短暂的参观不可能有深入的发现，所谓提出的几个问题，也仅是肤浅的设想，希望得到对石窟有兴趣的朋友们的指教。

一

天梯山位武威南约百里，属祁连山脉东端的冷龙岭，山上冬有积雪，“春夏消液，下流成川”^[5]。《晋书·张轨传附子寔传》记张寔（314～320年在位）时，即有“京兆人刘弘挟左道客居天梯第五山，然灯悬镜于山穴中为光明，以惑百姓”，可知沮渠蒙逊于412～429年间^[6]，在天梯开窟造像的百年之前，其地已是宗教布道之所。此种情况，颇与“怀道玄宗之士，皮冠净发之徒，亦往托栖”^[7]之炳灵所在之小积石山相似。

甘肃东部是经常发生地震的地区，一般的地震大都波及武威。距今最近的1927年大地震，破坏天梯山石窟的遗迹至今犹存^[8]。近年由甘肃省文物局和天梯山石窟保管单位组织的清理崩塌土石工作中，在史岩先生曾经著录的第1、第4两座早期石窟的上方和左侧，又发现第16和第17、第18三处早期石窟。这五座早期石窟俱位于现存天梯山石窟群的左侧，自下向上的第二、三、四排：第4、第18两窟位第二排；第1、第17两窟位第三排；第16窟位第四排（图一）。为了说明这五座早期石窟的相互关系，下面除了对新发现的三座石窟做简略的描述外，还对第1、第4两窟做了补充记录。

第1窟（图二）　塔庙窟，平面近方形，覆斗顶，中立方形塔柱，塔柱的顶部适位于近方形的覆斗斗心。塔柱前面的窟顶和窟的前壁皆崩毁，左、右壁亦俱残。史岩先生记此窟尺寸“窟高5.15公尺，广5.78公尺，左壁残存4.48公尺，右壁残存更少”，“塔基台每面阔各2.27公尺”^[9]。我们这次实测的数字是：进深6米，宽6.1米，中心塔柱现高4.48米，基台长2.8米，宽2.83米。两次测量尺寸多有差异，大约是由于前者当时“窟内地面满积岩块和土沙的缘故”^[10]。窟室残存壁面皆未开龛，但自壁面中部以上设三层凹入的龛台，龛台上多存贴饰影塑千佛的印痕。中心塔柱基台之上，四面各缩进约0.8米起塔身。塔身以突出的平棱分上下三层，每层上下俱有收分。上层塔身每面各并列二圆栱浅龛，龛内各竖一立佛像。中、下两层每面各开一圆栱浅龛，各龛内奉一坐佛，龛外壁面或绘或塑胁侍菩萨。以上立佛、坐佛皆仅存石胎轮廓，绘或塑的菩萨亦只余痕迹。

第4窟（图三）　开凿在第1窟下面，也是一座平面近方形的覆斗顶塔庙窟，但崩塌情况甚于第1窟。该窟进深5.7米，宽5.55米，方形塔柱基台每面宽约2米，塔身缩进约0.5米。四面塔身各分两层，上下俱有收分。每层各开一圆栱浅龛，龛内坐佛也仅存石胎轮廓，较史岩先生所见时更为残损，但左面下层龛右侧和右面上层龛外左侧上方绘出的胁侍菩萨（图四）和供养菩萨（图五）壁画，由于1959年揭取保存于甘肃省博物馆，得以略窥其原貌。这两幅菩萨都作高鼻细目，面相宽圆，与现存敦煌莫高窟早期洞窟第268、第272、第275等窟壁画中的菩萨异趣^[11]；周绕两菩萨的散花（图六）也与莫高窟早期洞窟壁画中的落花不同^[12]。又1959年曾于此窟揭取化生边饰一段^[13]，大约也是早期壁画的遗迹。

第16窟　开凿在第4窟的上方，是一处立佛殿窟，窟室前部、左壁和窟顶俱塌毁，仅存后部和残长1.55米的右壁。后壁长约4.6米，其前残存头部已佚、左手下垂的立佛像石胎和石胎下低平的长方形石台。台和残像共高约2.85米。残立佛右侧有立菩萨石胎和半圆形石台，左侧菩萨仅存石台和部分足迹，据此可知此窟的主像是——立佛像和二胁侍菩萨。

第17窟　位第16窟的左下方，也是一座立佛殿窟，但较第16窟宽大。前部和窟顶俱塌毁，窟底亦洞穿。从左右两壁残迹实测，该窟进深约9.2米，宽15.4米。后壁前正中有立像痕迹。该像痕右侧尚存有木骨胎的胁侍菩萨的泥塑残体，左侧胁侍已崩毁。

第18窟（图七、八）　位第17窟下方，是较第1、第4两窟为大的塔庙窟。平面呈凸字形。敞开的前部的前壁和顶部虽已塌毁，但前壁右隅尚存，前壁中间入口部位还存有两柱遗迹，因可测得此前部深5.5米，宽14.9米。顶从残迹可推知为前后坡式，敦煌则呼之为人字披顶，顶最高处可达5.5米以上。凹入的后部略窄，深8.6米，宽10.5米，覆斗顶，中心立塔柱。塔柱基台面阔约4.4米，其上塔身面阔约3.8米，高约5米。塔身分三层，每层皆有上大下小的收分。上层每面开五龛，龛宽60厘米、深25厘米、高80厘米。中下两层各开三龛，中层龛宽90厘米、深30厘米、高10.5厘米。下层龛宽95厘米、深30厘米、高110厘米。三层龛皆作圆拱形，龛梁两侧下垂为龛柱，与第1、第4两窟同。此种龛梁下垂为龛柱即梁、柱连续，无梁尾、柱头之设的做法，应是佛龛模拟草庐的原始形制。各龛内各奉一坐佛，虽只存石胎，但可窥其作禅定姿态，部分坐佛尚存通肩袈裟自肩部垂下的遗迹。壁画残存有略同于第4窟的莲花化生忍冬边饰的片断。

二

第1窟塔柱上层每面各奉二立佛像，第16、第17两窟主像俱为立佛像——即位于后壁前的立佛与胁侍菩萨。7世纪道宣（596～667年）撰《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中记沮渠蒙逊于凉州开窟造像事云：

凉州石窟塑瑞像者，昔沮渠蒙逊以晋安帝隆安元年（397年）据有凉土二十余载，陇西五凉斯最久盛。专崇福业，以国城寺塔修非云固，古来帝宫终逢煨烬，若依立之，效尤斯及。又用金宝，终被毁盗。乃顾眄山宇可以终天。于州南百里，连崖绵亘，东西不测，就而斫窟，安设尊仪，或石或塑，千变万化，有礼敬者惊眩心目。中有土圣僧，可如人等，常自经行，初无宁舍，遥见便行，近瞩便止，视其颜面如行之状。或有罗土坌地，观其行不？人才远之，便即踏地，足迹纳纳，来往不住。如此现相，经今百余年，彼人说之如此。

此“常自经行，初无宁舍，遥见便行，近瞩便止”的土圣僧，或可拟为立佛塑像，不知与第16、第17两窟的立佛有无关系。此种立佛形象，原为犍陀罗和罽宾地区流行的释迦成道后、游行各地广为弘法之像。此像向东传播以龟兹地区为最盛，《出三藏记集》卷十一《比丘尼戒本所出本末序》云“晋孝武帝（373～396年在位）世出”此戒本，其中述及龟兹高僧佛图舌弥统领龟兹僧尼寺以及僧尼远集其寺和龟兹佛寺与王室俱奉立佛形象事：

拘夷（龟兹）国寺甚多，修饰至丽，王室雕镂立佛形象与寺无异。有寺名达慕蓝……右四寺佛图舌弥所统……。阿丽蓝……右三寺比丘尼统，依舌弥受法戒。比丘尼，外国法不得独立也。此三寺尼，多是葱岭以东王侯妇女，为道远集斯寺，用法整，大有检制。……今所出《比丘尼大戒本》，此寺常所用者也。舌弥乃不肯令此戒来东。僧纯等求之至勤……末乃得之^[14]。

可知立佛形象为4世纪中期龟兹所习见。龟兹立佛兴建之盛迄7世纪20年代末，玄奘路出龟兹时仍然如此，《大唐西域记》卷一：

屈支（龟兹）国……大城西门外，路左右各有立佛像，高九十余尺，于此像前建五年一大会处。

可知龟兹供奉立姿游行像有悠久的传统。上述龟兹城外、王宫和地上寺院早已无存，但龟兹的几处重要的石窟寺院还多存有立佛遗迹^[15]。北凉佛教西与龟兹关系密切^[16]，东又受有当时中原佛教重地长安影响^[17]。当沮渠蒙逊在412～429年间，于凉州塑造瑞像前不久，后秦弘始十五年（413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译就《长阿含经》于长安^[18]，该经前面所收的《游行经》即记释迦自耆阇崛山经摩羯王阿阇世处，游行各城，广为诸比丘说戒、定、慧、七法、六法乃至入涅槃、分舍利、建塔庙等事迹^[19]。由是或可推知，沮渠兴造释迦游行立像之因缘，似亦不应排除东方之因素。凉州以东最早的立佛形象见于凉州、长安间的炳灵寺石窟。该窟早期的立佛如第1窟立佛^[20]，和第169窟第12号坐佛壁画右上隅的两身立佛^[21]，其绘制年代都略早于有西秦建弘元年（420年）题记的同窟第6号无量寿佛龛^[22]，即与沮渠凉州瑞像约略同时，则推断凉州立佛不能排除东方因素，又非仅一《游行经》译就之旁证^[23]。

自5世纪中叶起，即自铸出北魏太平真君四年（443年）铭的铜立佛^[24]和和平初（460年）于平城武州山（即今山西大同云冈）开凿昙曜五窟出现立佛始^[25]，立佛形象即流行于东方，不仅多见于武州山石窟，且为此后的洛阳、巩县诸石窟所承袭^[26]，而它的铜石个体造像更盛于6世纪，四川成都万佛寺和山东青州龙兴寺窖藏，应是最集中、也是最典型的两处^[27]，这两处一西南，一东北，恰好可以作为当时南北朝双方佛教遗迹的代表，而东北的青州地区立佛形象数量之多，尤为突出^[28]。看来，5、6世纪即十六国后期迄南北朝阶段，东方也确曾一度流行立佛形象。6、7世纪之际，立佛形象在东方急剧减少。其时，隋唐一统，立像之衰，或许是汉族地区传统的坐而论道式的宣讲姿态恢复盛行的一种反映。

三

以立佛为主像的第16窟，位第1、第4两塔庙窟的上方；另一立佛及胁侍为主像的第17窟位第18窟塔庙窟的上方。游行弘法，宣讲解脱，最后入涅槃，建塔庙，这两类连续的事项，似可自然毗连成组。肃南马蹄寺千佛洞另有一处较上述天梯山石窟为晚，约建于6世纪初的立佛殿窟与塔庙窟组合的石窟，即千佛洞中段的第1、第2两窟（图九）。两窟前壁皆塌毁，第1窟中设中心柱，柱前壁即窟的正壁，雕塑高4.5米的大立佛。第2窟为塔庙窟，窟中间雕下具基座的四层塔身。两窟左右比邻（两窟后部有相通连的甬道，疑为后辟）^[29]。此类立佛殿窟与塔庙窟成组的石窟，据李崇峰同志告我又见于昌马的第2、第4两窟^[30]。以上两处组窟，似皆源于新疆古龟兹地区。新疆古龟兹地区石窟以拜城克孜尔石窟群最为典型。该石窟中早期约于4～5世纪开凿的大像窟，是组合大立佛与塔庙于一窟的形制^[31]，其例如第47、第77、第10等窟（图十）^[32]。各窟皆原奉大立佛于中心塔柱的前壁，而置塑或绘的涅槃像于后室后壁之前，其中后室宽阔、后壁前建长坛塑涅槃像者较早，后室较窄、绘涅槃于后壁者^[33]较晚。与较晚的立佛、塔庙同窟的大像窟约略同时，克孜尔的中心柱窟中，出现了一坐佛、一立佛的双窟组合，如第192窟和第193窟，前者中心柱正面即前壁龛内原塑坐佛，而后者正面龛内原塑立佛^[34]。此种形制可能与马蹄寺千佛洞和昌马的双窟组合关系更为密切。至于上述克孜尔大像窟类的向东影响，似仅及敦煌莫高窟，其最相类之例是第332窟，即武周圣历元年（698年）李君（义）所修“勒丰碑于塔前”^[35]的佛龛。该龛兴建之年已晚至7世纪末，盖其时王孝杰收复四镇不久^[36]，僧俗往返龟兹道路畅通，因疑此乃偶习西域窟寺形制之作，并非较大规模佛教交流之产物（图十一）。

甘肃以东似无单纯的立佛与塔庙的石窟组合，而多包括立佛、塔庙在内的题材繁缛的窟龛，以北魏平城武州山石窟即今山西大同云冈石窟为例，如第4、5、6、11等窟^[37]，特别是第6窟。该窟约始凿于5世纪80年代，是云冈工程最大、内容最丰富、雕饰最豪华的一座，不仅中心塔柱上层四面俱雕立佛；窟后壁（除塔柱外最重要的壁画）上方和窟左右壁也雕立佛；此外，塔柱下层除雕释迦坐像龛，还杂有释迦、多宝对坐龛，交脚弥勒龛；窟内四壁壁面和部分塔柱壁面雕文殊、维摩龛和佛传、佛传与坐佛相结合的列龛等^[38]。北魏迁洛以后，约开凿于6世纪前期的巩县大力山第1窟（塔庙窟）创造出另一种立佛与塔庙的组合形象，即于塔庙窟窟门外壁两侧各雕一组立佛与胁侍，窟内除了弥勒、释迦多宝、维摩文殊诸龛外，还出现了龛内雕凿比丘辩论造型而具体含义不详的内容^[39]。甘肃以东这些题材繁缛的立佛与塔庙结合的石窟，虽与河西乃至龟兹诸窟尚有某些关联，但反映在佛教信仰上，则应有一定差异。这种差异，大约与4～6世纪自龟兹向东传播的佛教，随着时间的推移，小乘因素渐趋微弱，而大乘内容逐渐增多有密切关系。

四

《凉州石窟遗迹和“凉州模式”》曾对我国新疆以东现存最早的佛教石窟模式——凉州石窟模式的大体内容进行过初步分析，现据此次参观天梯山早期石窟所了解的新情况，试作以下六项补正。

1．石窟形制有塔庙窟、佛殿窟两种。

2．方形平面的塔庙窟，顶作覆斗形即盝顶。其前有的残存横长形的前室遗迹。从遗迹可知：其前壁敞开，中部列置廊柱，横长的前室室顶为前后两坡式，即敦煌谓之为“人字披”者。

3．塔庙窟中心塔柱上开凿的浅龛，皆作圆拱状，龛梁两端下垂为龛柱。龛内坐佛皆作禅定姿态，立佛皆作游行像。

4．塔庙窟左右壁主要布置上下成列的千佛。

5．佛殿窟的主像为立姿的游行像，两侧各立一胁侍菩萨像。

6．塔庙窟与游行像为主像的佛殿窟或上下布置，或左右毗邻，有可能是以前未曾留意过的组合石窟。此类组合石窟与《长阿含经·游行经》先叙释迦游行布道，后讲涅槃建塔的内容有一定联系，而《长阿含经》又与新疆龟兹石窟，特别是分布于拜城、库车一带的早期石窟有密切关系^[40]。因此，似可推测新疆龟兹石窟与现存新疆以东各石窟的关系，最为接近的当首推凉州石窟；而它们相互接近的石窟，其重要内容又皆与小乘佛籍《长阿含经》有关，这是值得研究者注意的。

注释

[1]该文发表在《考古学报》1986年4期，修订后收入《中国石窟寺研究》，文物出版社，1996年。

[2]史岩《凉州天梯山石窟的现存情况和保存问题》，刊《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2期。

[3]甘肃省文物工作队《马蹄寺文殊山昌马诸石窟调查简报》，刊《文物》1965年3期。

[4]实习报告存北京大学考古系资料室。当时参加实习的暨远志同学曾发表两篇文章可以参看。两篇文章分别是《武威天梯山早期石窟分期试论》，刊《敦煌研究》1997年1期；《张掖地区早期石窟分期试论》，刊《敦煌研究》1996年4期。

[5]引自《魏书·崔浩传》。

[6]关于沮渠蒙逊在凉州开窟造像的年代问题，参看注〔1〕。

[7]引自《水经注·河水》。

[8]参看注〔2〕。

[9]引自注〔2〕所录史岩记录。

[10]引自注〔2〕所录史岩记录。

[11]参看《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一，图版6、8～10、12、17。

[12]参看《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一，图版8～10著录的第272窟落花和图版12～14、17～18著录的第275窟落花。

[13]参看注〔1〕引文的图2。

[14]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十章《鸠摩罗什及其门下》记：“此序原失作者之名，但审之当是道安亲闻僧纯所言而记出者。”

[15]参看拙作《新疆拜城克孜尔石窟部分洞窟的类型与年代》，该文收入《中国石窟寺研究》。

[16]参看注〔1〕。

[17]参看注〔1〕。

[18]见《出三藏记集》卷九所收僧肇《长阿含经序》。

[19]4世纪迄5世纪初，《游行经》多别出异译本。李崇峰同志于《开元释教录》卷十三译有本录中声闻三藏录中检出“《佛般泥洹经》二卷，西晋河内沙门白法祖译；《大般涅槃经》三卷，东晋平阳沙门法显译；《般泥洹经》二卷……附东晋录。右三经，出《长阿含经》第二至第四卷，与初分《游行经》同本异译”。可证《游行经》当时在东方流行之盛。

[20]参看阎文儒、王万青《炳灵寺石窟》图3，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

[21]参看《中国石窟·炳灵寺石窟》图版6，文物出版社，1989年。

[22]参看注〔21〕图版21。又常青《炳灵寺一六九窟塑像与壁画的年代》，刊北京大学考古系《考古学研究》一，文物出版社，1992年。

[23]炳灵寺石窟第169窟表现的画塑内容亦多有异于凉州者，如该窟第12号坐佛左下方有释迦多宝对坐和维摩诘等壁画题材罕见于凉州及其以西，而为此后东方所习见。上述两题材，东方石窟中最早见于云冈石窟第7窟。参看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云冈石窟》卷四“第七洞”，图版29，103～104页，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52年。该窟的开凿时期约在孝文帝初年，即5世纪70年代初期，参看拙作《云冈石窟分期试论》，刊《考古学报》1978年1期，修订后收入《中国石窟寺研究》。

[24]该像为日本大阪某氏收藏，参看松原三郎《增订中国佛教雕刻史研究》，图12，13a、b，吉川弘文馆，1966年。

[25]和平初（460年）开凿的昙曜五窟第18、第16两窟主像皆为立佛，第18、第20两窟主佛左右两像皆为立佛。参看《中国石窟·云冈石窟》二，图版141、162、171～172、183，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5窟立佛左右两侧亦各雕立佛，参看《中国石窟·云冈石窟》一，图版28～31，文物出版社，1991年，此窟开凿时期当在太和十八年（494年）迁洛之前。

[26]如洛阳龙门石窟宾阳中洞内左右两立佛，参看《中国石窟·龙门石窟》一，图版8、9，文物出版社，1991年。又巩县大力山第1窟外两立佛，参看《中国石窟·巩县石窟寺》，图版3、30，文物出版社，1989年。

[27]参看刘志远、刘廷璧《成都万佛寺石刻艺术》，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1958年。又《山东青州龙兴寺出土佛教石刻造像精品》，文物出版社，1999年。

[28]参看拙文《青州龙兴寺窖藏所出佛像的几个问题》，刊《文物》1999年10期。

[29]参看注〔4〕所引暨远志有关文章。

[30]昌马两窟左右布局与肃南马蹄寺千佛洞第1、第2窟相同。

[31]克孜尔石窟除大像窟外，后室置涅槃像，前室中心塔柱正龛多有安奉释迦坐像者，如第38窟，参看《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三（文物出版社，1997年），图版82。此类窟据考证为帝释窟，参看Grünwedel A., Altbuddhistische Kultstätten in Chinesisch-Turkistan, Berlin: Druck und Verlag von Georg Reimer，1912。又姚士宏《克孜尔石窟部分窟主室正壁塑绘题材》对克孜尔石窟保存较好的十一个窟内佛像为帝释宣说正法的绘塑详细描述，并论证“这些窟约修建于4世纪中期至5世纪中期这一阶段”。姚文刊《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三。

[32]除克孜尔石窟，库车龟兹石窟中亦多此类大像窟，如森木赛姆第11窟、克孜尔尕哈第23窟、库木吐喇第63窟，参看注〔15〕引文的图47～49。

[33]参看注〔15〕。

[34]参看《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三，图版82、86。

[35]引自原竖于第332窟前室左侧的《李君莫高窟佛龛碑》，参看拙文《〈武周圣历李君莫高窟佛龛碑〉合校》，该文收入《中国石窟寺研究》。

[36]参看《旧唐书·王孝杰传》。

[37]参看《中国石窟·云冈石窟》一，图版23、29～30、32；《中国石窟·云冈石窟》二，图版76。

[38]参看《中国石窟·云冈石窟》一，图版51～140。

[39]参看《中国石窟·巩县石窟寺》，图版43、46、62～63。

[40]参看李崇峰《克孜尔中心柱窟主室正壁画塑题材及有关问题》，收入《汉唐之间的宗教艺术与考古》，文物出版社，2000年。

本文原刊《燕京学报》新8期，第215～225页，2002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