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墓札记

北朝墓葬以北周墓资料最少。

50年代初，陕西咸阳底张湾曾有发现，出土随葬品1954年在北京历史博物馆展出一部分^[1]，其中四件选入《全国基本建设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览图录》（1955年）^[2]。1958年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在陕西华县发现一座土洞墓（58、H、C、M4），出有五行大布二枚，墓室壁面尚存壁画残迹^[3]。这两次发现，迄无报告发表。1983年9月，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西南郊深沟村发现的北周天和四年（569年）李贤夫妇墓，不仅年代明确，墓主人夫妇又都是西魏北周间的显赫人物；该墓虽早年被盗掘，但墓室基本完好，还存有较多的壁画和遗物；1985年又公布了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和固原博物馆编写的《宁夏固原李贤夫妇墓发掘简报》（刊《文物》1985年11期）。因此，这座墓应是目前了解北周墓葬的重要实例。1984年9月，我应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和文化厅之邀，参加了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墓学术座谈会，现将会上发言和读了《发掘简报》后的一些不成熟的看法，整理如下，请指正。

一

李贤夫妇墓凿斜坡墓道、甬道开天井、方形土洞墓室（4×3.8米）、室壁做出向外突出的弧线和墓室门开在前壁中间等做法，都是沿袭北魏旧制。但北周时期关中及其以西较大墓葬甬道顶上的天井数字日益增多，此墓与咸阳建德元年（572年）步六孤氏墓都开三天井^[4]。其后隋唐时期关中陇右地区大中型墓天井的数字愈来愈多的做法，当是渊源于这个地区的北朝晚期墓制。李贤墓甬道后部和墓室皆铺设砖地面，这种制度也为关东所罕见，但在关中直迄隋唐沿用不歇，尤为西安附近武则天时期的中型土洞墓所习见，天册万岁元年（695年）李崇艺妻王氏墓^[5]、神功二年（698年）独孤思贞墓^[6]和神龙元年（705年）李思贞墓^[7]皆是其例。

二

李贤夫妇墓墓道、甬道前部（过道、天井）、后部和墓室各壁皆绘有壁画。壁画虽因塌方已有残缺，但其经营布置还大体可考。现依所在位置列其内容如下（表一）：

表一

位置			内容
墓道左右两壁			大口袴褶、双手拄环首仪刀的侍卫，“现存两幅”[8]
甬道前部（即过道）	天井左右壁		大口袴褶明光装两裆甲、手持环首仪刀的侍卫，“原有十二幅，现存十幅”
	过洞	左右壁	“六幅，衣冠服饰、执刀方式的侍卫与天井内所绘，基本相同”
		入口上方	第一过洞上方绘上下两层各设斗栱的门楼。第二、三过洞上方各绘单层设有斗栱的门楼
甬道后部左右壁			内容不详
墓室	右壁（西壁）		“东西两壁各有五幅”，“画幅均用红色边框分隔”，“西壁南端第一幅绘一侍女……右手执拂尘（拂子），左手于腹前握一物……第二幅亦画一侍女……左手执团扇，右手握物屈至上腹前”
	左壁（东壁）		“东壁南端一伎乐女工……腰前挂一细腰鼓，左手拍击鼓面”
	前壁（南壁）	左侧	“南壁墓门两侧原各有二幅”，“南壁东端绘一伎乐女工……左侧画一鼓，双手执槌击鼓”
		右侧	“南壁西端残剩一女头像……双目前视，身着高领衣”
	后壁（北壁）		“原有六福”，“画幅均用红色边幅分隔”，内容已漫漶

从上表可知李贤墓壁画可分三部分，以墓室门为界，第一、二部分在门外，第三部分在墓室内。

第一部分是两列值卫墓门的侍卫，绘于甬道左右壁。甬道两壁绘侍卫见于河北磁县东魏武定八年（550年）茹茹公主墓^[9]和山西寿阳北齐河清元年（562年）厍狄回洛墓^[10]，这大约是北魏旧制。

第二部分是绘于过洞上方的门楼。墓门上方仿作门楼，关西地区由来已久，陕西潼关吊桥杨氏墓^[11]、甘肃酒泉下河清墓^[12]皆东汉实例。甘肃嘉峪关市段清墓^[13]、敦煌翟宗盈墓^[14]属魏晋时期。此后，有内蒙古伊克昭盟巴图湾水库发现的北魏墓^[15]和山西祁县发现的北齐天统三年（567年）韩裔墓^[16]。以上皆用雕砖仿砌，其以壁画摹绘之例应以此墓为最早。与此墓约略同时的关东大型墓多于甬道入口上方正中绘朱雀，如上引茹茹公主墓和磁县北齐天统三年（567年）尧峻夫妇墓^[17]，摹绘门楼之例迄未发现。因此，可以推测陕西唐墓过洞和甬道入口上方绘两层或单层门楼，如三原贞观四年（630年）李寿墓^[18]，礼泉永徽四年至上元二年（653～675年）阿史那忠夫妇墓^[19]，长安景龙二年（708年）韦泂墓等^[20]，都系沿袭关西旧制。

第三部分即墓室内壁画，其内容可分两组：靠近棺椁的壁画为一组，即右壁和前壁右侧，内容是侍女；面对棺椁的一组，即左壁和前壁左侧是伎乐。墓室壁画可以如此分组，似未见前例。约略同时的关东大中型墓墓室壁画的主要内容有（表二）：

可见关东地区墓室壁画出现伎乐较晚。西安附近唐墓墓室壁画布局与李贤墓相近处颇多（表三）：

唐墓墓室不仅多乐舞壁画，且多与李贤墓相同，布置伎乐画面于棺椁对面的左壁之上，这种情况，不能不使人考虑此类唐墓墓室壁画的来源，关西本地的因素要比关东为多。

三

李贤夫妇墓墓室内部的安排，有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墓室前部与甬道后部连成一体，墓志和大部分随葬器物布置于此；特别是随葬陶俑置于甬道后部的做法，不见于同时的东魏北齐墓葬^[30]。其制上承北魏，北魏洛阳诸墓情况不明，但山西大同延兴四年至太和八年（474～484年）司马金龙夫妇墓^[31]、曲沃太和二十三年（499年）李诜墓^[32]［西安正光元年（520年）邵真墓（任家口M229）置墓志于甬道^[33]］都有此例。西安附近一部分较大唐墓的镇墓兽，天王俑和武卫俑置于甬道内如前引独孤思贞墓等，当是沿袭魏周之制。又李贤墓甬道后部和墓室南部所置俑群等随葬器物的排列次第清晰：“从甬道（后部）门限处开始，前面左右各放置一件独角镇墓兽……其后各置镇墓武士俑一件……以后依次排列具装甲骑俑、风帽俑、武官俑、女官俑、文吏俑各一排，骑马俑两排，间置男胡俑、女侍俑。在甬道口和墓门东侧发现散置的墓志两合……墓室东南角主要放置陶制的井、磨、灶、碓、房屋（仓）、狗、马、骆驼等，西南角放置陶制的盆、钵、罐、马、牛等。”北朝墓葬多经早年盗掘，随葬器物原来位置大部不明，李贤墓虽也被盗扰，但这部分变动不大，是了解北朝随葬器物布局的难得资料。

第二，墓室右侧顺置棺椁，其左侧中部无随葬品，一片空敞。前引司马金龙墓、厍狄回洛墓、娄叡墓和高润墓也大抵如此。从厍狄回洛、娄叡两墓该部位的四隅各置石础一件，娄叡墓石础之前还置有石狮，可以估计该处原置帷帐一座，石础原系竖植帐杆之用^[34]。厍狄回洛墓四个石础之间所出铜质熨斗、鐎斗、瓶、碗、高足杯、唾盂、盒、烛台等，当是原置于帷帐内的生活用具。李贤墓左侧后部所出银质提梁小壶、匙、筷等，亦应与厍狄回洛墓这组铜用具用途相同。棺椁左侧设帷帐，洛阳太康八年（287年）中郎某墓（墓室左侧中部出卧虎帐座一件）、元康九年（299年）徐美人义墓（墓室左侧后部出石帷帐座一件）^[35]，是现知最早之例。看来，上述北朝晚期诸墓皆是通过北魏上承西晋旧制。唐墓此制犹存，最明确的例证有西安麟德元年（664年）何刚墓^[36]、神龙二年（706年）李仙蕙（永泰公主）墓^[37]和前引李重润墓^[38]以及西安开元十六年（728年）薛莫墓^[39]。

四

李贤夫妇墓所出随葬器物甚多，据《发掘简报》统计，数字在七百七十件以上，其中以棺椁附近所出器物最为重要。

“男棺内相当死者胸腹处有玉璜一件，稍下右侧有玉佩一对，右左两侧各有蛋形石珠二枚，上百枚玛瑙珠分散在棺内前半部。棺椁间右侧有带鞘铁刀（银装）一把”，刀“通长86厘米”。这是李贤佩绶带剑入殓的遗迹。两晋南北朝时期品官盛行朝服葬，前此较明确之例甚多，如南京西晋永宁二年（302年）侯某墓^[40]、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41]和北齐厍狄回洛、娄叡两墓^[42]。此后历代相沿，隋唐实例有西安大业六年（610年）姬威墓^[43]、大业七年（611年）田德元墓^[44]和独孤思贞墓^[45]等。

随葬品中较特殊的是女棺右侧发现的鎏金银壶、玻璃碗各一件和出自女棺的一枚金指环。

鎏金银壶，高37.5厘米，鸭嘴细颈，上小下大皮囊形腹，单把，束腰圈足高座，嘴上原有盖，已佚。形制与苏联列宁格勒冬宫博物馆藏圣兽银壶、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藏圣树狮子银壶相似^[46]，是一件较典型的萨珊器物，唐时呼之为胡瓶^[47]。值得注意的是它的纹饰：颈腹之间，高座束腰处和座底边缘各饰联珠纹一匝；把上方饰一头戴盔形帽的胡人头像；把两端与壶身相接处做出羊头装饰；腹上部饰以叶纹一匝；腹下部线雕波浪海兽游鱼；纹饰的主要部分应是腹周锤鍱出的人物图像三组。每组一男一女，三组人物面貌相同，但动作各异，似是一个故事的连续画面。男女装束颇具希腊风格。因此，有的研究者怀疑它是萨珊工匠模拟希腊图像的产物；或是出自萨珊治下旧属大夏地区受希腊影响较深的工匠之手^[48]。此说如果不误，那么这件银壶的历史价值就远远超过过去所知的萨珊银壶；其实它的艺术成就，也比一向认为最精致的萨珊银壶——伊朗德黑兰国立考古艺术馆藏五女神银壶更具气魄^[49]。总之，它是反映东西文化交流的一件极为重要的遗物，是无可置疑的。

玻璃碗，碧绿色，直口矮圈足，高8厘米、口径9.5厘米、最大径在腹下部9.8厘米。外壁饰以凸起的圆形装饰两匝。60年代，在伊朗北部里海南沿的吉兰（Gilan）州发现一批具有这种装饰的玻璃器及其残片^[50]，其时间约在5、6世纪。由此推知这些玻璃碗也是来自萨珊。类似的玻璃器物残片曾在新疆巴楚脱库孜萨来依遗址发现^[51]；日本冲之岛8号祭祀遗址^[52]也有出土，这应是经中国大陆东传过去的。

金指环，环正中的圆形部分上镶圆形青金石，“石面上雕一人双手举一弧圈，弧圈两端各垂一囊形物”。类似的指环曾发现在河北赞皇李希宗夫妇墓中李妻崔氏棺侧［李希宗东魏武定二年（544年）葬，崔氏北齐武平七年（576年）祔葬］^[53]，但该指环青金石面雕一大角驯鹿。同雕大角驯鹿的青金石面饰件又见于西安隋大业四年（608年）李静训墓所出的金项链上^[54]。李静训系李贤孙李敏之女。上述两指环和金项链的样式和镶嵌青金石以及石面上雕刻的纹饰，都与我国传统同类饰物不同；青金石多产于阿富汗；以青金石做装饰自古以来流行于葱岭以西；大角驯鹿又多见于中亚和西亚纹样中，因此，可以估计以上青金石饰物当亦来自葱右。

此墓所出陶俑半模制成，半模俑渊源于北魏洛阳^[55]，但李贤墓俑造型简朴，远不能和关东相比。某些器形东方早已改变，这里还沿袭旧式，如短脸灶、不设圆槽的磨、方形碓和圆孔井等。镇墓兽最使人注目，它居然还是西安北魏正光元年（520年）邵真墓所出的蹲卧式。咸阳底张湾建德元年（572年）步六孤氏墓所出陶质器物与李贤墓虽有个别差异，但大体近似。可见北周文物形制的变化晚于关东，随葬陶俑和模型器具可略示一斑。

五

李贤“大周柱国河西公墓志”和其妻吴辉“魏故李氏吴郡君之铭”，可与史文互证的内容甚多。李贤志云：“十世祖俟地归聪明仁智，有则哲之，监知魏贤帝齐圣广渊，奄有天下，乃率诸国定扶戴之意。凿石开路，南越阴山，竭手爪之功，成股肱之任。建国（拓）拔，因以为氏。”可知李贤原为拓跋氏，故《周书·于翼传附李穆传》记西魏恭帝元年（554年）贤弟穆以征江陵功，“寻进位大将军，赐姓拔氏”。此云赐姓，实复其原姓也^[56]。因知李贤先世系随北魏之扩展而南迁，《北史·李贤传》谓：“后随魏南迁，复归汧陇。曾祖富，魏太武时以子都督讨两山屠各，殁于阵，赠宁西将军、陇西郡守。”复归云云当是托词。《周书·李贤传》记贤祖父始居高平：“祖斌，袭领父兵，镇于高平，因家焉。”故志仅云“公即平凉府君之孙，司空公原州史君之子”，并未上溯其祖父以前。

北朝时期，关中秦渭多变乱，自长安西趋陇右、西域，多取道泾河、清水河谷，然后西北上一线，高平据此路要冲；西魏北周之际，原州^[57]又为宇文氏根本，其地一时竟跻凉州之上，故与宇文氏关系密切的原州李贤一家多获陇西西域间重镇——敦煌之职、爵。《周书·李贤传附弟远子基传》云：“魏恭帝即位（554年），迁（基）使持节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加散骑常侍，进爵敦煌郡公。”李贤本人更于保定中出任瓜州刺史，《周书·李贤传》记贤：“保定二年（562年）……仍授瓜州刺史……四年（564年），王师东讨，朝议以西道空虚，虑羌浑侵扰，乃授贤……河州刺史。”志云：贤“利建茅社，启土宇于河西。分竹敦煌，仍专万里之务；褰帷兆岳，兼总六防之师。践境临民，每有来苏之咏；秩满旋阙，咸垂去思之涕”。因此，李贤墓多胡俑，其妻棺侧多出西方器物，均不足怪。即其重孙女李静训墓中的西方器物［金项链、手镯和萨珊卑路斯所铸（457～473年）银币各一件］，或许也与此背景有关。

原州当时既位于东西交通要冲，故多西方关系。1982年，固原西南王涝坝发现的史家墓地^[58]，更可进一步说明这一问题。墓地的第一号墓出有饰以联珠圈、圈内雕一蹲兽的圆形金饰，东罗马金币^[59]和面部的金殓具（殓具中的额饰上方雕作新月，月上雕一圆球，与萨珊银币王冠上的装饰^[60]相似），皆西方遗物；所出仪凤三年（678年）史道德墓志叙其先世及自己的身世云：“原夫金方列界，控绝地之长城……棱威边鄙，挺秀河湟。盟会蕃酋，西穷月竁之野；疏澜太史，东朝日域之溟。于是，族茂中原，名流函夏……远祖因官来徙平高^[61]，其后子孙家焉，故今为县人也。曾祖度，河渭鄯三州诸军事，祖多随，开府仪同左卫安化府骠骑将军……考皇朝正议大夫平凉县开国侯……（君）起家东宫左勋卫……总章二年（669年）拜给事郎，迁玉亭监……又龙朔三年（663年）诏除兰池监……”此史家即是魏晋以来由今苏联乌兹别克沙赫里夏勃兹地区东迁，后定居于原州的昭武九姓中的史国人氏^[62]。此墓地的发现，使原州与西域的密切关系获得了实证。

六

李贤志记李家之盛云：“官爵隆于四世，子孙茂于八凯。略叙一门之中，为柱国者二、大将军者三、开府者七、仪同者九、孤卿者六、方伯者十有五焉。至于常侍、侍中之任，武卫、武率之职，总管、监军之名，车骑、骠骑之号，冠盖交错，剑佩陆离，胡可称矣。”《北史·李贤传》后史臣曰：“李贤和（贤字贤和）兄弟……各著勋庸，遂得任兼文武，声彰内外，位高望重，光国荣家，跗萼连晖，椒聊繁衍，冠冕之盛，当时莫与比焉。自周迄隋，郁为西京盛族，虽金、张在汉，不之尚也。”隋高作相，李贤弟穆密表劝进，高祖受禅，即诏褒穆，《隋书·李穆传》记其荣耀云：“穆来朝，高祖降坐礼之。拜太师，赞拜不名。真食成安县三千户。于是，穆子孙虽在襁褓，悉拜仪同，其一门执象笏者百余人。穆之贵盛，当时无比……岁余，下诏曰……太师上柱国申国公器宇弘深，风猷遐旷，社稷佐命，公为称首，位极帅臣，才为人杰……”故《隋书·列传》后妃之后，即录李氏一门，猗欤盛哉！然穆开皇六年（586年）卒后，不过三十年，满门倾覆，《通鉴·隋纪六》大业十一年（615年）记其事云：“（炀）帝即位，（穆子）浑累官至右骁卫大将军，改封郕公。帝以其门族强盛，忌之。会有方士安伽陁言，李氏子当为天子。劝帝尽诛海内凡李姓者。浑从子将作监敏（贤子崇之子），小名洪儿，帝疑其名应谶^[63]，常面告之，冀其引决。敏大惧，数与浑及善衡（浑兄之子）屏人私语。（宇文）述谮之于帝……述诱教敏妻宇文氏为表，诬告浑谋因度辽与其家子弟为将领者共袭取御营，立敏为天子……三月丁酉，杀浑、敏、善衡及宗族三十二人，自三从以上皆徙边徼。（《隋书·李穆传附子浑传》云：‘自余无少长，皆徙岭外。’《隋书·炀帝纪下》记：‘并族灭其家。’）后数月，敏妻亦鸩死。”敏妻即北周宣帝宇文赟之女，炀帝之甥，李静训之母。由上可知，李贤一门俱殁于大业十一年（615年）三月。原州旧茔，此后则为无主孤坟，贤墓被盗发，亦当距此时不远。其后之事，不见史载，或寥若晨星^[64]，一代豪杰，灰飞烟灭。

注释

[1]参看郑振铎《在基本建设工程中保护地下文物的意义与作用》，刊《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9期。

[2]北周大腹武士俑、拥抱俑、骑马俑和陶牛车各一件。

[3]见北京大学1958年度考古实习资料。

[4]见北京大学考古系资料室藏全国基本建设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览会资料。

[5]见北京大学1962年考古实习引用资料。

[6]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长安城郊隋唐墓》，科学出版社，1980年。

[7]同注〔5〕。

[8]本文凡不注出处的引文，皆引自《宁夏固原李贤夫妇墓发掘简报》。

[9]见汤池《东魏茹茹公主墓壁画试探》，刊《文物》1984年4期。

[10]见王克林《北齐厍狄回洛墓》，刊《考古学报》1979年3期。

[11]见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潼关吊桥汉代杨氏墓群发掘简记》，刊《文物》1961年1期。

[12]见甘肃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酒泉下河清第1号墓和第18号墓发掘简报》，刊《文物》1959年10期。

[13]见嘉峪关市文物清理小组《嘉峪关汉画像砖墓》，刊《文物》1972年12期。此文发表后，在段清墓所出陶罐外壁发现魏甘露（256～259年）纪元。

[14]见夏鼐《敦煌考古漫记》，刊《考古通讯》1955年1期。

[15]见陆思贤《巴图湾水库区的古墓》，刊《内蒙古文物考古》1981年创刊号。

[16]见陶正刚《山西祁县白圭北齐韩裔墓》，刊《文物》1975年4期。

[17]见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东陈村北齐尧峻墓》，刊《文物》1984年4期。

[18]见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等《唐李寿墓发掘简报》，刊《文物》1974年9期。

[19]见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阿史那忠墓发掘简报》，刊《考古》1977年2期。

[20]见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长安县南里王村唐韦泂墓发掘记》，刊《文物》1959年8期。

[21]见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太原市北齐娄叡墓发掘简报》，刊《文物》1983年10期。

[22]见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北齐高润墓》，刊《考古》1979年3期。

[23]见山东省博物馆《山东嘉祥英山一号隋墓清理简报》，刊《文物》1981年4期。

[24]见陕西省文管会《西安羊头镇唐李爽墓的发掘》，刊《文物》1959年3期。

[25]见陕西省博物馆等《唐懿德太子墓发掘简报》，刊《文物》1972年7期。

[26]见陕西省考古所《西安东郊唐苏思勖墓清理简报》，刊《考古》1960年1期。

[27]见张正龄《西安韩森寨唐墓清理记》，刊《考古通讯》1957年5期。

[28]同注〔5〕。

[29]见贺梓城《唐墓壁画》，刊《文物》1959年8期。

[30]东魏北齐诸墓多于甬道后部与墓室入口之间砌一封门墙，故甬道后部不置随葬品，茹茹公主墓（见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东魏茹茹公主墓发掘简报》，刊《文物》1984年4期）、娄叡墓、高润墓等皆如此；不砌封门墙者，甬道位置亦不置随葬器物，如厍狄回洛、尧峻等墓。

[31]见大同市博物馆《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马金龙墓》，刊《文物》1973年3期。

[32]见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山西省文管会侯马工作站工作的总收获（1956年冬至1959年春初）》，刊《考古》1959年5期。

[33]见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安任家口M229号北魏墓清理简报》，刊《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12期。

[34]司马金龙、高润两墓随葬品混乱严重，前者帷帐石础已分散于后甬道前部、后室左侧前部和椁内，帐内屏风残件也出在后甬道前部；后者出鼻着铁环的石狮座三件，分散于墓室左侧。狮鼻之铁环，盖用以牵系帐绳，因知该墓帷帐原作帐篷式。

[35]洛阳两墓俱见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二队《洛阳晋墓的发掘》，刊《考古学报》1957年1期。按汉制，墓具前后两室者，帷帐置于前室，洛阳涧西魏墓有正始八年（247年）铭的铁帐构即出于该墓前室，见李宗道等《洛阳16工区曹魏墓清理》，刊《考古通讯》1958年7期。江苏南京永宁二年（302年）侯某墓亦置帷帐座于前室，见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板桥镇石闸湖晋墓清理简报》，刊《文物》1965年6期。前后室皆置棺木者，帷帐或置于棺首之前，如江苏宜兴元康七年（297年）周处墓，见罗宗真《江苏宜兴晋墓发掘报告》，刊《考古学报》1957年4期；或置于棺木相对的一侧，如河南偃师第34号晋墓，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河南偃师杏园村的两座魏晋墓》，刊《考古》1985年8期。西晋以来多单室墓，且棺椁多置墓室之右，故移帷帐于墓室左侧。

[36]同注〔5〕。该墓墓室左侧后部有长方形土台，台四隅各置莲花覆盆陶础一件。

[37]见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永泰公主墓发掘简报》，刊《文物》1964年1期。该墓后室左侧中部尚存一石帷帐座。

[38]李重润墓后室左侧中部存石帷帐座三件，另一件已被移至后甬道中部。

[39]见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安东郊唐墓清理记》，刊《考古通讯》1956年6期。该墓存石帷帐座三件，两件出在墓室左侧，另一件位于右侧前部。

[40]南京永宁二年（302年）侯某墓见注〔35〕，据该墓所出墓砖铭记知墓主人生前任大中大夫高平太守。该墓后室右侧出有圭形石板一件、玉璜一件、玉珌二件和铁刀一件。

[41]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破坏严重，遗物零乱。铁剑出于墓室左壁下，各种珠饰满布室内，附蝉饰金的大冠残件出于甬道。原报告谓冠为漆器；蝉形似龙或虎形皆误。类似的大冠亦出于辽宁北票北燕大司马辽西公冯素弗墓［冯卒于北燕太平七年（415年）］，见黎瑶渤《辽宁北票县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刊《文物》1973年3期。冯也是朝服葬，所以也有各种珠饰和玉装铁剑随葬。

[42]《北齐厍狄回洛墓》记该墓木棺内中间骨骸的情况云：“头戴绿色纻漆类编织成镂空的冠饰，碎冠不成形。身穿粉红丝绸衾衣。胸际佩挂玛瑙和绿松石组成的串珠、玉璜等装饰品。腰系铁剑一把。”娄叡墓棺床上出金缘玉佩，墓室左侧前部出有料珠，另外尚出有玛瑙珠、玉珠和漆蚌饰等。回洛，北齐孝昭即位，封顺阳郡王，卒赠六州诸军事定州刺史太尉公。娄叡孝昭时封东安王，卒赠假黄钺右丞相太宰太师太傅十州诸军事朔州刺史。

[43]见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安郭家滩隋姬威墓清理简报》，刊《文物》1959年8期。该墓出有玉璜、玉琚、玉环、玉带饰和鎏金铜带钩。姬威的官爵是司农卿敦煌太守汾源县公。

[44]见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安郭家滩隋墓清理简报》，刊《文物》1957年8期。《简报》记田德元墓“葬具和骨架已腐蚀……葬式不明，从置物的分布上推知（骨架）可能为东西向……木剑东西放置，柄靠头骨。玉珩、璜在头骨以西，与木剑平，珩在剑的右方，璜居剑的左方。玉琚在靠近两壁的地方。玭珠散布在头骨以西至玉琚处”。田德元生前官职据墓志所载只是豫章郡西曹掾。

[45]独孤思贞墓墓室棺床东侧出有料珠和玉璜、玉琚和玉佩。据墓志记载思贞官职是朝议大夫行乾陵令上护军公士。

[46]参看深井晋司《ァナーヒター女神装饰の银製把手付水瓶に関すゐー考察》，该文收在《ペルシヤ古美术研究——ガラス器·金属器》，吉川弘文馆，1968年。

[47]《旧唐书·李大亮传》：“（大亮）出为凉州都督，以惠政闻……太宗下之书曰：‘以卿兼资文武，志怀贞确，故委藩牧，当兹重寄……今赐卿胡瓶一枚，虽无千镒之重，是朕自用之物。’”《通鉴·唐纪九》系此事于贞观三年（629年）冬十一月。

[48]见1986年2月B.I.MARSHAK与穴泽和光的通信，据穴泽寄来的复制件，未刊。

[49]参看注〔46〕。

[50]参看深井晋司等《ペルシァのガラス》，淡交社，1973年。

[5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采集品。见安家瑶《中国的早期玻璃器皿》，刊《考古学报》1984年4期。

[52]见冈崎敬《沖ノ岛8号祭祀遗跡出土の玻璃碗》，刊《宗像沖ノ岛》，1978年。

[53]见石家庄地区革委会文化局文物发掘组《河北赞皇东魏李希宗墓》，刊《考古》1977年6期。

[54]同注〔6〕。

[55]半模俑源于贴壁影塑的形象。内蒙古包头市固阳县白灵淖北魏城址西北隅佛寺址中发现北魏影塑佛、菩萨残件甚多，见内蒙古文物工作队等《内蒙古白灵淖城圐圙北魏古城遗址调查与试掘》，刊《考古》1984年2期。同样形象近年大同市博物馆在大同城郊也有发现。以上都是北魏迁洛以前的遗物。迁洛后，熙平元年（516年）胡太后建永宁寺，寺中大塔内部亦置影塑佛像，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北魏永宁寺塔基发掘简报》，刊《考古》1981年3期。因知北魏末洛阳出现的半模俑，大约也是原贴壁而立者。李贤墓半模俑多排列于墓室入口与甬道后部中间，盖已失去半模制造之原意。

[56]李穆《北齐书·斛律金附子光传》作拓跋显敬，参看中华书局标点本《周书》卷三十校勘二十八。姚薇元《北朝胡姓考》（1962年）疑李贤源出高车泣伏利（即叱李）氏。

[57]《魏书·地形志下》：“原州，太延二年（436年）置（高平）镇，正光五年（524年）改置，并置郡县。治高平城。”

[58]见宁夏固原博物馆《宁夏固原唐史道德墓清理简报》，刊《文物》1985年11期。

[59]此枚东罗马金币边缘铭文磨损不清楚，何时所铸已不可辨，但正背的图像与咸阳开皇二十年（600年）独孤罗墓所出查斯丁二世（565～578年）金币相似。参看夏鼐《咸阳底张湾隋墓出土的东罗马金币》，刊《考古学报》1959年3期。

[60]参看夏鼐《青海西宁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刊《考古学报》1958年1期。

[61]《隋书·地理志上》：“平高，后魏置太平郡，后改为平高，开皇初郡废。大业初置平凉郡。”

[62]参看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63]晋世多有因道书言“老君当诏，李弘应出”（《老君音诵诫经》）而托名李弘起义事，参看汤用彤《康复札记》“妖贼李弘”条，刊《新建设》1961年6月号。隋末亦有号李弘举事者，见《隋书·炀帝纪下》：大业十年（614年）二月“丁丑，扶风人唐弼举兵反，众十万，推李弘为天子”。李弘或作李洪，故谓李敏小名洪儿，其名应谶。参看唐长孺《史籍与道经中所见的李弘》，该文收在《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

[64]1940年，罗香林于广西桂林西山摩崖佛像中发现调露元年（679年）铭释迦坐像，其铭云：“大唐调露元年十二月八日随太师太保申明公孙昭州司马李寔造像一铺。”李穆谥曰明，此申明公孙即申国公李穆之孙。昭州即今桂林东南的平乐。是贬徙南徼的李氏，唐初仍家岭外。参看罗香林《唐代桂林之摩崖佛像》，中国学社，1958年。

本文原刊《宁夏文物》1989年，总第3期，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