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唐代长安佛教寺院的等级问题

试论唐代长安佛教寺院的等级问题

隋唐一统,南北佛教趋向融合。因而促使公私佛寺的兴建盛况空前,于是寺院占地面积范围大小的不同似可视为寺院等级差别的反映,还有寺院主院布局较明显的变化以及主院以外各类别院的建置等。以上情况隋代资料所知甚少[1],唐代记录较多,且有可资参考的国内外的考古遗迹,因辑唐代长安佛寺的有关资料和长安以外的佛寺资料两目,现就前目组成的初稿录文如下,敬祈叱正。

从唐开元韦述所撰《两京新记》和宋熙宁间宋敏求所撰《长安志》对长安佛寺位置的记录,大体可知唐代长安知名的寺院,即是所谓官赐寺额的佛寺,至少有大小悬殊的四五个等级,至于其内部布局的较详记载虽少,但据其他资料亦可推测不同等级寺院除了具有不同的安排之外,亦多有类似的共同的规制(图一)

图一 本文例寺在唐长安城的位置(据安家瑶《唐长安西明寺遗址的考古发现》图1增绘)
1.庄严寺 2.总持寺 3.大兴善寺 4.章敬寺 5.大慈恩寺 6.大荐福寺 7.大安国寺 8.西明寺 9.青龙寺 10.资圣寺 11.兴唐寺 12.千福寺 13.崇义寺 14.真化尼寺 15.清禅寺 16.慧日寺

第一等级 “尽一坊之地”

唐代长安明确占一坊之地的三处佛寺,都是继续隋代的建置。

庄严寺、总持寺 即位于和平、庄严两坊的隋二禅定寺各占两坊之半。两寺隋代的主要建置是各自兴建的木浮图。《两京新记》卷三记此两寺的其他建置云:

寿三年(603年)(文帝)为献后立禅定寺……寺内复殿重廊,天下伽蓝之盛,莫与为比……武德元年(618年)改为庄严寺。

大业元年(605年),炀帝为父立……(禅定寺),制度与庄严寺同……武德元年改为总持寺[2]

宋咸平初(998年)赞宁撰《宋高僧传》卷十六《唐京兆圣寿寺慧灵传》记:

大中七年(853年)宣宗幸庄严寺,礼佛牙,登大塔……望寺西北废总持寺,乃下敕曰:朕以政闲赏景,幸于庄严,其寺复殿重廊,连甍比栋,幽房秘宇,窈窕疏通,密竹翠松,垂阴擢秀,行而迷道,天下梵宫高明寡匹。当建之时,以京城西昆明地势微下,乃建木浮图高三百尺。藩邸之时游此伽蓝,睹斯盛事。其总持寺,大业中立,规制与庄严正同,今容像则毁,忍草随荒,香径芜侵,尚存基址。

总持之毁当在会昌废佛之际,宣宗敕文所记庄严布局较《两京新记》似仅描述词句的扩展,其后《长安志》除沿袭《新记》文字外[3],亦无新内容,可知两寺入唐仍以塔为中心,在寺院布局上并无较大的改变。但“复殿重廊”“幽房秘宇”之记录,似应包括众多别院,如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三《西京寺观等画壁》所记之三藏院:

总持寺三藏院小佛殿四壁严琳、李昌画。

又如《太平广记》卷一〇〇《僧齐之》引牛肃《纪闻》记:

胜业寺僧齐之……天宝五载(746年)……移居东禅定寺,院中建一堂,极华饰,专座横列等身像七躯。

此院当是庄严寺一正堂供奉七佛的别院。又日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记庄严寺有翻经院:

[开成五年(840年)二月八日]登(大庄严寺)佛牙楼上,亲见佛牙,顶戴礼拜,兼入翻经院,见义净三藏影。

大兴善寺 《长安志》卷七记另一延续隋家国寺的大兴善寺云:

大兴善寺尽一坊之地……寺殿崇广为京城之最,号曰大兴。佛殿制度与太庙同[4]。总章二年(669年)火焚之,更营建,又广前居二十亩之地[5]

只强调“寺殿崇广”且指出“佛殿制度与太庙同”,无前二寺特重佛塔的记录。但大历九年(774年)不空卒,敕建顶骨舍利塔于寺院,见《宋高僧传》卷一《唐京兆大兴善寺不空传》:

(大历九年)六月十五日……以大印身定中而寂……七月六日荼毗……其顶骨不然,中有舍利一颗,半隐半化,敕于本院别起塔焉。

起塔之院即不空所处的翻经院,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记其位置云:

[开成五年(840年)十月]二十九日往大兴善寺,入敕翻经院……于翻经堂南,有大辩正广智不空和尚舍利塔。金刚智、不空三藏会于此院翻经也。

翻经院又名不空三藏院,故另一日僧圆珍《请弘传真言止观两宗关牒案再稿》记:

复冬至日,至街东大兴善寺不空三藏院,礼拜三藏和尚骨塔,并见三藏第三代传法弟子三藏沙门智慧轮阿阇梨。

不空塔建于该院翻经堂南,翻经堂应为翻经院的主要殿堂,不空塔建于该院主要殿堂之南即前方,是别院建塔,其位置约亦沿袭寺主院前塔后殿之传统布局。

除上述延续隋代三寺外,李唐于长安城内未另兴建“尽一坊之地”规格的大寺,但大历初,鱼朝恩在通化门外经营之章敬寺可能不小于一坊之地。《长安志》卷十记此寺云:

章敬寺,大历元年(766年)作章敬寺于长安之东门,总四千一百三十余间,四十八院。内侍鱼朝恩以通化门外庄为章敬皇后立寺,故以章敬为名。《代宗实录》曰:“是庄连城对郭,林沼台榭形胜第一。”(鱼)朝恩初以得之,及是进奉,穷极壮丽[6]

由于该寺面积宽广,所以中唐以后,拥兵各方欲进据都城者多驻扎此寺[7]

第二等级 二分之一坊地或略强

其寺院计有大慈恩寺、大荐福寺、大安国寺三寺。

大慈恩寺 大慈恩寺的位置与创建经过,见《长安志》卷八:

(晋昌坊)半以东大慈恩寺,隋无漏寺之地,武德初废。贞观二十一年(647年)高宗在东宫,为文德皇后立为寺,故以慈恩为名,仍选林泉形胜之所。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七记寺的规模云: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夏六月]庚辰,皇太子以文德皇后早弃万方,恩报昊天,追崇福业……于是有司详择胜地,遂于宫城南晋昌里,面曲池,依净觉故伽蓝而营造焉。瞻星揆地,像天阙,仿给园,穷班倕巧艺,尽衡霍良才,文石梓桂櫲樟栟榈充其材,珠玉丹青赭垩金翠备其饰,而重楼复殿云阁洞房凡十余院,总一千八百九十七间……(冬十月)戊申,皇太子又宣令曰:营慈恩寺渐向毕功,轮奂将成,僧徒尚阙,伏奉敕当度三百僧,别请五十大德同奉神居,降临行道。其新营道场宜名大慈恩寺。别造翻经院,虹梁藻井,丹青云气,琼础铜榻,金环华铺,并加殊丽。令法师移就翻译,仍纲维寺任。(永徽)三年(652年)春三月,法师欲于寺端门之阳造石浮图,安置西域所将经像,其意恐人代不常,经本散失,并防大难。浮图量高三十丈,拟显大国之崇基,为释迦之故迹。将欲营筑,附表闻奏。敕使中书舍人李义府报法师云:所营塔功大,恐难卒成,宜用砖造。亦不愿师辛苦,今已敕大内东宫掖庭等七宫亡人衣物助师,足得成功。于是用砖,仍改就西院。其塔基面各一百四十尺,仿西域制度,不循此旧式也。塔有五级,并相轮、露盘凡高一百八十尺……时三藏亲负篑畚,担运砖石,首尾二周,功业斯毕。

值得注意的是唐高宗即位之初,对玄奘慈恩寺设计所做的一项改变,对佛教寺院布局的东方化至关重要,将自汉末以来,我国沿用印度制度置浮图于佛寺主院的主要位置,即玄奘所拟的“于寺端门之阳”,高宗敕令“改就于西院”。此后,在中原地区兴建的大型寺院,大多以佛殿为主,“塔庙”形制即趋消失。《三藏法师传》所记建于慈恩西院的五层砖塔,长安中(701~705年)更拆改造。天祐元年(904年)韩建筑新城,慈恩远弃南郊,寺院荒芜。宋金以还,就塔院建寺,现存所谓之大雁塔,即此长安中改建并经明代修整之砖塔。

又慈恩寺“塔就西院”之制,似与隋文帝独孤后姊安定长公主子窦琎为其母于延康坊静法寺西院建木浮图有关[8]。唯文献无征,仅以窦琎亦为母建塔在寺院西院的位置相同;时间又当在永徽之前,因附此疑耳。

大荐福寺 寺院位置与兴建,见《长安志》卷七:

(兴化坊)半已南,大荐福寺……文明元年(684年),高宗崩。后百日立为大献福寺……天授元年(690年)既为荐福寺。中宗即位,大加营饰。自神龙(705~707年)以后,翻译佛经并于此寺。寺东院有放生池,周二百余步。

荐福寺亦多别院,初步辑录即有十一院之多[9],其中浮图院位安仁坊,与位于兴化坊的荐福寺寺门隔街相对,《长安志》卷七记此事云:

(安仁坊)西北隅,荐福寺浮图院。院门北开,正与寺门隔街相对。景龙中(707~710年)宫人率众所立。

荐福寺亦废于唐末,宋以来亦于浮图前建殿堂,现存唐迹亦仅一塔,与慈恩寺同。

大安国寺 寺兴建较晚。宋元丰三年(1080年)吕大防《长安城图》残石中刻画该寺占地面积约为长乐坊三之二(图二)。《长安志》卷八,亦记大安国寺范围大于半坊:

图二 吕大防《长安城图》残石部分摹本
(据小野胜年《中国隋唐长安寺院史料集成·解说篇》卷首附图)

(长乐坊)大半以东大安国寺,睿宗在藩时旧宅。景云元年(710年)立为寺,以本封安国为名。

安国寺亦多别院,初步辑录即得十一院[10]。《酉阳杂俎续集》卷五《寺塔记上》记其东禅院有塔:

长乐坊安国寺……东禅院亦曰木塔院。院门北西廊五壁,吴道玄弟子释思道画释梵八部,不施彩色,尚有典型。

《历代名画记》卷三记:

安国寺……东廊大法师院塔内尉迟画及吴画。

此疑即指东禅院木塔。

以上三寺《长安志》皆冠以大字[11],前引吕大防《长安城图》上的长乐坊内的安国寺亦冠以大字,坊内所绘安国寺建筑亦确占如《长安志》所记该寺占坊地“大半以东”。《长安志》记录开元以前的文字,大多沿袭《两京新记》,因此似可估计长安占地半坊面积的寺院,唐人即可能视之为大型佛寺。

第三等级 四分之一坊地

现明确之例有延康坊的西明寺和新昌坊的青龙寺。两寺范围都经过考古钻探,并发表了测图。

西明寺 《两京新记》卷三记其位于延康坊“西南隅”,寺建置见录于《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十:

(西明)寺以(显庆)元年(656年)秋八月戊子十九日造。时有敕曰:以延康坊濮王故宅为皇太子分造观、寺各一,命法师案行其处。还奏地窄不容两所。于是总用营寺……其年夏六月营造毕。其寺面三百五十步,周围数里,左右通衢,腹背廛落。青槐列其外,渌水亘其间,亹亹耽耽,都邑仁祠此为最也。而廊殿楼台,飞惊接汉,金铺藻栋,眩目晖霞,凡有十院,屋四千余间。庄严之盛虽梁之同泰、魏之永宁所不能及也[12]

《三藏法师传》所记“面三百五十步”,系指西明寺东西宽度,此数字与延康坊东西宽之半数接近;“左右通衢”即谓西明寺西临皇城西第二街,东临延康坊内南街。其具体方位已由中国社科院考古所西安唐城工作队于1985年和1992年测出(图三)[13];已进行发掘的部位在寺范围内的东北隅,系周绕廊庑,中建三座殿堂的一组建筑(图四)。从所处位置可以推知它是西明寺所属十院内位于寺东侧之一院。该院南北分三进。中殿面积最大,南殿次之。中殿和南殿之间有廊屋相接,这是现知最早的一处工字形殿堂平面遗迹。北殿未发掘,但此殿址北距寺北壁甚近,可推知其面积较小。此院如可参考后面所附道宣《关中创立戒坛图经》附图所绘中院东侧北端为“诸仙”与“他方诸佛之院”之例(参看图七:1),则应属西明寺主院东侧另一奉佛的别院,与长安佛寺多设的××法师院、禅院、浴堂院、库院等不同。至于西明寺主院可据8世纪初在唐十八年(702~719年)、主要在长安学习的日僧道慈仿效西明规模设计奈良平城京左京大安寺主院的布局仿佛之。道慈的设计多见日本古籍,现转录《扶桑略记》的记录如下:

图三 西明寺遗址位置(据上引安文图2)

图四 西明寺遗址已发掘部分(据安文图4)

天平元年己巳(开元十七年,729年)……(圣武)天皇欲改造大官大寺,为遵先帝遗诏也,遍降纶命,搜求良工,爰有称沙门道慈者奏天皇曰:道慈问道求法自唐国来,但有一宿念欲造大寺,偷取图西明寺结构之体。天皇闻而大悦,以为我愿满也,敕道慈改造大寺。缘起云:“中天竺舍卫国祇园精舍以兜率天内院为规模焉,大唐西明寺以祇园精舍为规模焉,本朝大安寺以唐西明寺为规模焉。”……寺大和国添上郡平城左京六条三坊矣……二七年间营造既成……法师法慈性受聪悟,为众所推,尤妙工巧,构作形制,皆具其规,所有匠手莫不叹服焉。

平城京大安寺自日本宽仁(天禧元年至五年,1017~1021年)纪年以来日益朽损[14],其遗址经上世纪50年代迄90年代四十八次调查发掘[15],其主院布局大体清楚,如图五所示。图中所绘主院的布置,绕主院东、西、北三面的僧房和僧房外侧设别院的情况,皆与道宣《图经》附图相符(参看图七),而有可能源于西明;但大安寺主院之南兴建东西两塔的塔院,既不见于有关长安西明寺的记载,也有异于道宣《图经》所绘塔的方位[16],当如日本学者认为系由于各种原因变更道慈原设计所致[17]

图五 奈良大安寺遗址复原平面(据安文图5)

青龙寺 《长安志》卷九记其位于新昌坊“南门之东”。具体地点1973年即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工作队测出(图六)[18]。该寺建置《唐会要》卷四十八有云:

图六 青龙寺遗址位置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西安唐城队《唐长安青龙寺遗址》图1)

青龙寺,新昌坊,本隋废灵感寺。龙朔二年(662年)新城公主奏立为观音寺[19],景云二年(711年)改名。

大历(766~779年)以来,青龙显密并盛。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记青龙寺情况云:

开成五年(840年)十月十三日,差惟正共怀庆阇梨遣青龙寺,令见知法人。于东塔院有义真和尚能胎藏。日本国行阇梨于此学法。更有法润和尚解金刚界,年七十三,风疾老耄……[会昌元年(841年)五月]一日,敕开讲;(长安)两街十寺讲佛教……青龙寺圆镜法师于菩提寺讲《涅槃经》。

又青龙寺“北枕高原,南望爽垲,为登眺之美”(《长安志》卷九),故多集游息之士。《东观奏记》卷中记宪宗(805~820年)、宣宗(847~859年)皆曾游此寺,宣宗并于夹城辟便门直通寺内:

上(宣宗)至孝劲,遵元和故事,以宪宗会幸青龙寺。命复道开便门至青龙佛宫,永日升眺,追感元和圣迹,怅望久之。

因疑至迟中唐时青龙寺范围东抵长安郭城东壁之下,如是则恰同于考古钻探测出的范围,其面积当占新昌坊的东南隅四分之一。

青龙寺亦多别院,前引圆仁《行记》记有东塔院外,1973年发掘的遗址4为中心的院落,应是位于寺主院西侧的一处别院。近年辑录有关青龙文献,计得别院六[20],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五处出自大历以后的著述。

第一、二、三级佛寺皆属唐代于长安兴建的大型寺院。此属唐代大型寺院的布局,除具备重楼复殿云阁修廊等壮丽的建筑外,最重要的特点是(一)浮图不建在主院,(二)继承甚至发展了南北朝晚期梁与北齐兴建颇多的别院。

唐代大型寺院布局的来源,当然不能不植根于前代佛寺的形制,但有关慈恩、西明两寺的文献记录都提出了另外的因素。《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谓创建慈恩“像天阙,仿给园”。“像天阙”言其建筑之壮丽有若宫殿,主要是指其立面结构而言;“仿给园”应是就规划形制而言,即指寺院整体平面布局系仿效舍卫城逝多林给孤独园之设置。西明寺亦以祇园为准,多见于日本古籍,前引《扶桑略记》谓“大唐西明寺以祇园精舍为规模”。祇园亦即给园。约自东晋南北朝较晚的时期始,东土营造佛寺即重祇园规制[21]。至唐乾封二年(667年)春末,道宣始折中各种记录,并托以“觉梦虽异,不足怀疑”,撰《中天竺舍卫国祇洹寺图经》,该书卷前录道宣序记此事云:

夫寺院之基,其源远矣……自大圣入寂以来,千六百岁,祇园兴废经二十返,增损备缺事出当札,故使图经纷纶,藉以定断,其中高者三度殊绝,自余缔构未足称言。隋初魏郡灵裕法师名行夙彰,风操贞远,撰述《寺诰》,具引祇园。然人代寂寥,经籍罕备,法律通会,缘叙末伦……余以祇园本寺,主久所居二十五年,一期化迹,七处八会之鸿业,形不从于此园,五部四含之玄籍,法多从于斯寺,由是搜采群篇,特事通叙。但以出没不同,怀铅未即,忽于觉悟,感此出灵,积年沈露,霈然顿写……余即所列事等文宣天王之录,亦同建安石佛之作,觉梦虽异,不足怀疑。

在撰上书之前的当年仲春,道宣曾撰《关中创立戒坛图经》,该书《戒坛高下广狭第四》记:

今约祇树园中总有六十四院,通衢大巷……余以恒俗所闻,唯存声说……故示见图开张视所……一佛化相事迹极多,备在本图……案北齐灵裕法师《寺诰》述祇园图经具明诸院,大有准的……

并附寺院布局图纸(即下文所引的《戒坛图经》附图)。道宣两图经行文繁缛不便征引,《戒坛图经》附图虽与两经文字互有差异,但应与灵裕《寺诰》等引述祇园的记录有密切关系,且图绘形象较为简明,因转刊如下,备了解唐大型寺院布局的参考(见图八:1)。又为了便于阅读该图,按一般地图方向,并择要以文字说明改编图纸一幅附《图经》附图之次(见图八:2)。从《图经》附图可知:(一)寺院中院即主院,位于中门之内,有四重院落,“此中院准佛独居,不与僧共”[22];(二)第一、二两重院正中建筑为佛殿(前佛殿为单层建筑,后佛殿为说法大殿,双层建筑);(三)第二重院院庭中间建七层浮图;(四)第二重院院庭即说法大殿前东侧建钟台,西侧建经台;(五)第三重院正中建筑为三层楼,第四重院正中建筑为三重阁;(六)第一重院院庭两侧各建一戒坛;(七)各重院正中建筑两侧各建左右对称的三或五层楼;(八)主院之外东、西、北侧各建三周房,即是众僧所处的“明(名)僧院,三方饶佛……僧房院外三周大巷通彻无碍”[23];(九)主院和僧房之外四周建别院;(十)别院外东西两侧隔大路设园林厨库。以上布局不可能特合祇园建置,也同样非唐长安兴筑大型寺院完全如实的写照,但以当时有“声振竺乾”“美留天下”[24]高誉的道宣著作的宣传和慈恩、西明两皇家大寺的模拟传闻,祇洹对东方佛寺的设置当有一定的影响。唯上述十项中的第三项置浮图于前后佛殿中间的布置,却不见于唐代长安大型的六座寺院,除西明、章敬两寺无塔外,慈恩更将原拟建塔于殿前“端门之阳”的安排,奉敕改置西院,荐福、安国、青龙三寺亦建塔于主院之前,或主院之东。此种大型寺院回避置塔于主院中轴线上的安排,应是源于东方以突出殿堂为主的传统布局,而有意区别祇园的设计。

1.道宣《关中创立戒坛图经》附图[据1962年金陵刻经处复刻宋绍兴二十二年(1152年)刻本]

2.据前图改绘(并附部分说明)

图八 《关中创立戒坛图经》所附唐初传闻的祇树园寺鸟瞰及据改绘的平面示意图

第四等级 寺院可分A、B两组

长安城坊里内部除皇城之南四列坊只开东西门外,其余诸坊即皇城左右七十四坊内部都开设东、西、南、北四门,设十字街划坊内为四大区,四大区内又可各设小十字街将该坊里分划为十六小区。每小区从《两京新记》和《长安志》的记录,知各以在坊内所处的方位而有不同的三类命名:一类,坊的四隅四小区为“××隅”;二类,坊四门内两侧八小区为“北(南)门之东、西”和“西(东)门之南、北”;三类,大十字街中部四隅四小区为“十字街东(西)之北、南”和“十字街西之北、南”(见图七)[25]。部分一、二两类命名的小区为A组;部分一、二两类和三类命名的小区为B组。

A组 初步以资圣、兴唐、千福三寺为例。

资圣寺 《长安志》卷八记此寺云:

图七 长安皇城两侧各坊内划分十六小区(附各区名称)示意(据《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附图)

(崇仁)坊东南隅资圣寺,本太尉赵国长孙无忌宅。龙朔三年(663年)为文德皇后追福,立为尼寺。咸亨四年(673年)改为僧寺。

《太平广记》卷七十九“秀禅师”条引《西京记》记此寺建置云:

洛都天宫寺有秀禅师者……长安中(701~704年),入京住资圣寺。忽戒禅院弟子灭灯烛,弟子留长明灯,亦令灭亡。因说:火灾难测不可不备,尝有寺家不备火烛,佛殿被灾;又有一寺钟楼遭火;一寺经藏焚爇,殊可痛惜。寺众不知其意,至夜失火,果焚佛殿、钟楼及经藏三所[26]

此外,《酉阳杂俎续集》卷六《寺塔记下》记寺有中三门、净土院、团塔院、观音院。《历代名画记》卷三记有“寺西门直西院”。

兴唐寺 见《长安志》卷八:

(大宁坊)东南隅兴唐寺,神龙元年(705年)太平公主为武太后立为罔极寺,穷极华丽,为京都之名寺,开元二十六年(738年)改为兴唐寺,明皇御容在焉。

《历代名画记》卷三记有三门楼、中三门、讲堂、般若院、净土院、东塔院。《太平广记》卷二一二引《唐画断》记有御注金刚经院。

千福寺 《两京新记》卷三记:

(定安坊)东南隅千福寺,本章怀太子宅。咸亨四年(673年)舍宅立为寺。

《历代名画记》卷三记此寺有中三门、东塔院、西塔院、佛殿东院、西行南院。日僧圆珍《智大师请来目录》记此寺有多宝塔院。

B组 其例如崇义、真化、清禅、慧日四寺。

崇义寺 见《两京新记》卷三:

(长寿坊)十字街西之北崇义寺,武德二年(619年)桂阳公主为驸马赵景慈所立焉。

《法苑珠林》卷三十八《故塔部感应缘》记此寺云:

武德七年(624年)日严寺废,僧徒散配,其舍利塔无人守护,时有道宣律师门徒十人配住西市南长寿坊崇义寺;乃发掘塔下,得舍利三枚……将至崇义寺佛堂西南塔下,依旧大石函盛之,本铭覆上,埋于地府。

真化尼寺 见《长安志》卷十:

(群贤坊十字)街东之北真化尼寺,开皇十年(590年)冀州刺史冯腊舍宅所立。武太后改为光化寺。神龙元年(705年)复旧。

《金石萃编》卷一〇〇录大历十年(775年)《大唐真化寺多宝塔院故寺主临坛大德尼如愿律师墓志铭》记寺有多宝塔院。

清禅寺 见《长安志》卷九:

(兴宁坊)南门之东清禅寺,隋开皇三年(583年)文帝为沙门昙崇所立。大中六年(852年)改安国寺。

《续高僧传》卷三十《唐京师清禅寺释慧胄传》记唐初此寺竣工情况:

(慧胄)后位京邑清禅寺,草创基构,并用相委,四十余年初不告倦[27],故使九级浮空,重廊远摄,堂殿院宇众事圆成……春秋六十九(卒),即贞观初年也。

慧日寺 见《两京新记》卷三:

(怀德坊)东门之北慧日寺,开皇六年(586年)。本富商张通宅,舍而立寺。寺内有九层浮图一百五十尺,贞观三年(629年)沙门道说所立。

以上A、B两组寺院,每寺范围似不应超过各该坊面积的十六分之一,但A组例寺原皆为皇室和显贵所建,并为京都名寺,且都建有中门和众多别院,与道宣《图经》附图所绘设有中门的寺院即应于主院外围建有多座别院相符,当是大型佛寺建置的简化[28],因此,A组例寺的面积有的不宜等同于B组例寺。如考虑按坊里四隅小区和四门两侧的小区,即南(北)门之东、西与东(西)门之南、北共八小区的范围有的可扩及该坊面积十六分之一以外,即大于十六分之一坊如前述第三等级寺院占地四分之一坊的西明(位于延康坊西南隅)、青龙(位新昌坊南门之东)两寺之例,或许亦有八分之一坊的寺院,如是则可将B组分出第四级寺院,别增一第五级寺院,唯此八分之一坊的寺院既无考古实证,又乏文献根据,纯属推测而已。

第四级A、B两组寺院在建置布局上,可注意者有下列诸项:

A组千福寺东西塔院之制,应是前此东西对峙双塔和如慈恩、荐福等单设塔院相结合的新布局。又长安中(701~705年)资圣寺已建有与佛殿毗邻的钟楼、经藏,此是现知并建钟楼、经藏的较早记录。其时,上距道宣《戒坛图经》甚近,《图经》附图即于后佛说法大殿前两侧绘出经台、钟台,因疑此两建置的来源,约与道宣撰述有关。

B组寺院应属《两京新记》《长安志》所记唐代长安佛寺中规模较小者,四例仅知真化尼寺有一塔院。崇义、清禅、慧日三寺浮图明确建于初唐,其所处位置殊值注意:慧日建置只记九层浮图,清禅更于建置中突出“九级浮空,重廊远摄”,崇义则记埋舍利于佛堂西南塔,似在提示佛堂东南另有对应之塔,若然,此寺的布局即与隋大兴光明寺“寺内有浮图东西相值”[29]同。以上三例显然皆位塔于主院。前引大历十年(775年)真化尼寺《如愿律师墓志》记律师生前主持该寺多宝塔院,按多宝塔院出现于长安,现知以前引咸亨四年(673年)所建千福寺为最早,疑真化尼寺多宝塔院之建约亦不早于高宗时期。综长安第一至第四等级佛寺建置塔院最早之例为永徽三年(652年)改建慈恩砖塔于西院,可以估计长安佛寺主院不建佛塔即始于高宗之初。十余年后之高宗后期,此建塔于别院之新式布局即成为长安佛寺流行之规制。

《长安志》著录长安诸坊内寺院有既不记面积范围,亦无在坊内的具体位置者,如卷八宣平坊所记之宣慈寺介于太子宾客罗珦与大理卿刘道遵古(故?)宅之间,又如卷十布政坊记善果寺于左神武大将军河间郡王舍利澄宅之后。此类寺院《长安志》和其他文献皆少有记录。因此,寺院内部布局既不能详,其面积亦不便推测,但排等级于第四等级B组之后似可不误[30]。若然,则宜列为唐代再低一等级的佛寺。至于更低等级的或即纯属民间兴建所谓私造的招提、兰若之类的佛教设置[31],在无考古发现的情况下,只有阙文矣。

注释

[1]参看拙作《隋代佛寺布局》,刊《考古与文物》1997年2期。

[2]《续高僧传》卷二十四《慧秉传》:“(大业)八年(612年),帝在东都,于西京奉为二皇双建两塔,七层木浮图。”

[3]宋敏求《长安志》与韦述《两京新记》的关系,由于宋以后《新记》已佚,难以探索。熙宁九年(1076年)赵彦若《长安志序》谓“韦氏所记……班班梗概不可复完”,宋书“尽收其轶而成之”;司马光《河南志序》云“唐丽正殿直学士韦述为《两京记》,近故龙图阁直学士宋敏求字次道演之为《河南长安志》,凡兴废迁徙,及宫室城郭、坊市第舍、县镇乡里、山川津梁、亭驿庙寺陵墓之名数,与古先之遗迹,人物之俊秀,守令之良能,花卉之殊尤,靡不备载,考诸韦记,其详不啻十余倍,开编粲然如指诸掌,真博物之书也”(《增广司马温公全集》卷九十六),但如何收轶而成,如何演之,并不清楚。对照日本《尊经阁丛刊》所收日本旧抄《两京新记》残帙卷三的影印本,始知京城市坊部分,《长安志》皆依《新记》体例,所演者主要是开元以后的事迹,即《长安志》所记各坊迄开元时的内容,大多沿袭《新记》,其收轶演之者皆开元以后的纪事。

[4]《续高僧传》卷二十一《灵藏传》:“藏与高祖布交知友……移都南阜,任选形胜,而置国寺。藏以朝宰惟重,佛法攸凭,乃京都中会,路均近远,于遵善坊天衢之左而置寺焉,今之大兴善寺是也。”

[5]《续高僧传》卷三十一《慧常传附道英神爽传》:“兴善大殿铺基十亩,棂扇高大……”

[6]《旧唐书》卷一八四《宦官·鱼朝恩传》:“大历二年(767年),朝恩献通化门外赐庄为寺,以资章敬太后冥福,仍请以章敬为名,复加兴造,穷极壮丽。以城中材木不足充费,乃奏坏曲江亭馆、华清宫观楼及百司行廨、将相没官宅给其用,土木之役仅逾万亿。”《册府元龟》卷九二七《总录·佞佛》记此事较详:“大历中……(鱼朝恩)请以通化门外庄为寺,以章敬为名,福资太后。许之,是庄连城对郭,林沼台榭形胜第一。朝恩初以恩赐得之,及是造寺穷极壮丽,以为城市材木不足充费,乃奏坏曲江馆、华清宫风楼月观及百司行廨署并将相殁官宅给其用焉,土木之役仅逾万亿。”

[7]其例如《旧唐书》卷一三三《李晟传》记:“[兴元元年(784年)五月二十八日]李晟军入京城,勒兵屯于含元殿前……二十九日令孟涉屯兵于白华(门),尚可孤屯望仙门,骆元光屯章敬寺,晟自屯于安国寺。”

[8]参看注〔1〕所引的《隋代佛寺布局》。窦琎系唐太宗母太穆后之从兄弟,窦家与周、隋、唐三代皇室关系密切,相互联姻由来已久,《旧唐书》卷六十一《窦威(琎从父)传》末载:“史臣曰:(窦氏)仍以懿亲俱至显位,才能门第辉映数朝……赞曰:诸窦戚里,荣胜无比。”其最盛阶段在隋迄初唐。有关事迹可参看《周书》卷十六《独孤信传》、《隋书》卷三十九《窦荣定传》、《旧唐书·窦威传》、《新唐书》卷九十五《窦威传》。窦琎,贞观七年(633年)卒,是静法寺西院木浮图之建,最迟当去琎卒年不远。

[9]此据小野胜年《中国隋唐长安寺院史料集成·史料篇》(京都法藏馆,1989年)“大荐福寺”条统计,计有东院(《长安志》卷七)、净土院、菩提院、律院、西南院(《历代名画记》卷三)、圣容院(《游城南记》)、僧道者院(《太平广记》卷三四二引《乾子》)、翻经院(《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后院(《全唐文》卷三七六任华文)、栖白上人院(《全唐诗》卷五八九李频诗)、南院(同前卷七〇九宋夤诗)。

[10]此据小野书“大安国寺”条统计,计有:经院、大法师院(《历代名画记》卷三)、东禅院亦曰木塔院、圣容院、山庭院、璘公院(《酉阳杂俎续集·寺塔记上》)、律院(《宋高僧传·圆照传》)、经藏院(《宝刻丛编》卷八郑薰碑)、用上人院(《全唐诗》卷二三九钱起诗)、红楼院(前书卷四三八白居易诗)、静居法师故院(前书卷八一四无可诗)。

[11]除此三寺外,《长安志》卷九尚记有丰乐坊大开业寺一例:“(丰乐坊)横街之北大开业寺,本隋胜光寺,文帝第二子蜀王秀所立,大业元年(605年)徙光德坊;于此置仙都宫,即文帝别庙……贞观九年(635年)……于此置静安宫,为高祖别庙。仪凤二年(677年)废宫,复立为开业寺。”知此寺址原曾一再为隋唐皇室设宫,并为开国皇帝建庙之地,且《长安志》记丰乐坊横街之北只此一寺,因疑此寺面积可能即占该坊之北半部(丰乐坊位皇城之南,坊内只设东西一横街,与皇城两侧诸坊内设十字街者不同)。又《旧唐书》卷十六《穆宗纪》记:“[元和十五年(820年)七月]壬戌,盛饰安国、慈恩、千福、开业、章敬等寺,纵吐蕃使者观之。”位开业于诸大寺之列,并纵吐蕃使者参观,可推知该寺在长安佛寺中的壮丽情况。

[12]开元四年(716年)苏颋《唐长安西明寺碑》亦云:“粤明(显)庆元年(656年)仲秋癸酉,诏于京兆延康里置西明寺……先是三藏法师玄奘惟应真乎乃成果者,首□视延袤财输,往以绳度,还而墨顺,次命少监吴兴沈谦之倾水衡之藏,彻阿(河)宗之府,制而缩版,参以悬矩……揆阴阳之中,居子午之直,从倚观阁,层立殿堂……罔不珠缀窱,琁题照烛,琉璃洞辙(澈),菡萏纷敷,白日为之隐蔽,丹冤为之舒卷者凡一十二所……中国之庄严未有,大荒之神异所绝……”(《文苑英华》卷八五五)

[1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唐长安西明寺遗址发掘简报》,刊《考古》1990年1期;安家瑶《唐长安西明寺遗址的考古发现》,刊《唐研究》第六卷,2000年。

[14]《七大寺巡礼私记》记:“自宽仁以来(1017~1021年)至于保延四年(1135年)百二十余年,星霜口积,多以朽损者也。”(据大安寺史编集委员会《大安寺史·史料·寺志》转引,奈良,1984年)

[15]奈良市教育委员会《史迹·大安寺旧境内发掘调查》,刊《南都大安寺论丛》,303~436页,奈良,1996年。

[16]道宣《图经》附图所绘塔的位置在前后佛殿之间,此应是按灵裕《寺诰》等记录印度祇洹寺布局的安排,参看本文图七。

[17]参看冈田英男《大安寺伽蓝之建筑》,刊《大安寺史·史料·发掘调查报告》。

[18]参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青龙寺遗址》,刊《考古学报》1989年2期;杨鸿勋《唐长安青龙寺真言密宗殿堂复原研究》,刊《考古学报》1984年3期。

[19]《宋高僧传》卷二十四《唐上都青龙寺法朗传》亦记此事:“释法朗……诵观音明咒,神效屡彰……龙朔二年(662年)城阳公主有疾沈笃……公主乃高宗大帝同母妹也,友爱殊厚……既疾绵困,有告言朗能持秘咒,理病多疗。及召朗至,设坛持诵,信宿而安……公主奏请改寺额曰观音寺以居之。此寺本隋灵感寺,开皇三年(583年)置……至唐武德四年(621年)废,至此更题额。朗寻终于此寺焉。”

[20]此据前引小野书“青龙寺”条统计,计有东塔院(《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西南角净土院(圆珍《行历抄》)、法全阿阇梨院(圆珍《大悲胎藏瑜伽记》卷下)、故昙上人院(《全唐诗》卷二六九耿诗)、上方院(前书卷二八四李端诗)、僧院(前书卷五〇一姚合诗)。

[21]其例如北魏太和十二年(488年)王庆时建《大代宕昌公晖福寺碑》所记:“太皇太后(即文成帝文明皇后冯氏)圣虑渊详,道心幽畅……绍灵鹫于溥天,摹祇桓于振旦……”(据《石交录》卷三录文)参看拙作《东汉魏晋南北朝佛寺布局初探》,刊《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又《水经注·漯水》亦记此人于平城建祇洹舍事:“(平城)东郭外,太和中,阉人宕昌公钳耳庆时立祇洹舍于东皋,椽瓦梁栋台壁棂陛、尊荣圣像及床坐轩帐悉青石也……京邑帝里佛法丰盛,神图妙塔,桀跱相望,法轮东转,兹为上矣。”

[22]引自《中天竺舍卫国祇洹寺图经》卷上。

[23]引自《中天竺舍卫国祇洹寺图经》卷下。

[24]引自《宋高僧传》卷十四《唐京兆西明寺道宣传》。

[25]参看拙作《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之“隋唐京城大兴——长安城”一节,刊《考古》1978年6期。

[26]《宋高僧传》卷二十四《唐湖州法华寺大光传》亦记此事:“释大光……生于邑之安邑也……及遂出家……西游京邑……后诏住资圣寺。此寺赵国公长孙无忌宅,龙朔二年(662年)为文德皇后追福造。长安七(?)年遭火荡尽,唯于灰中得数部经不损一字,以事奏闻,百姓舍施,数日之间已盈巨万,遂再造其寺。光览此经,倍加精进。”

[27]清禅寺自开皇三年(583年)建寺迄慧胄贞观初年(629年)卒,计四十六年。

[28]其中千福寺,如前文所引元和中更被敕与慈恩、荐福、章敬诸大型佛寺同列为吐蕃使者观光寺院,其面积似不宜限于十六分之一坊的较窄小的范围。又吕大防《长安城图》中表示资圣寺位置的殿堂图像所占面积甚至超出了如《长安志》所记该寺所在坊(崇仁坊)东南隅的范围(参看图二),亦是值得关注的一例。

[29]《长安志》卷十怀远坊记:“大云经寺本名光明寺,隋开皇四年(584年)文帝为沙门法经所立……内有浮图东西相值。”

[30]第四等级A、B两组寺院的面积是否可包括《两京新记》《长安志》所记全部的该小区,似亦不能完全肯定,如《两京新记》卷三记礼泉坊“西南隅三洞女官观,观北妙胜尼寺”,又如《长安志》卷八记胜业坊“街北之西修慈尼寺……寺西甘露尼寺”,可见第四等级A、B两组皆有在同一小区可见两处宗教建置之例。

[31]即如《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于会昌四年(844年)七月十五日记:“敕下令毁拆天下山房兰若、普通佛堂、义井村邑之斋堂,未满二百间,不入寺额者。”

本文原刊《文物》2009年1期,第27~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