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释云冈石窟的分期
——《云冈石窟卷》画册读后

即将刊行的《云冈石窟卷》画册是《山西文物精品典藏》中的一册，它与已出版的同类画册相比，较突出地显示了云冈石窟可分早、中、晚三期的时间特征。我想就这个问题汇辑一些具体内容试述如下。这样的文字作为全面概括《云冈石窟卷》画册的序言很不合适，勉强跋于书后，供读者作为欣赏古代雕塑之余的参考吧。

云冈早期石窟即《魏书·释老志》所记“和平初（460年）……昙曜白（文成）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亦即今云冈第16～20窟。此五窟内早期设计并雕凿的部分，有近椭圆形平面、穹隆顶、模拟草庐形式的窟室；充满窟内的巨大佛像；佛像的主要内容是与昙曜当时一再翻译佛教历史《付法藏传》相配合的三世佛^[1]；以及佛像的姿态、布局和浑厚磅礴的造型等。这些都与比它早的河西北凉以佛塔为中心的塔庙式石窟有异。因此，似可认为是综合了东方和西方多方面的因素，在当时北魏都城平城新出现的一种模式。五窟中第19窟的西胁洞、第16窟和五窟内外的小龛大都竣工较晚，有可能迟到云冈中期乃至晚期。

中期即位于云冈石窟中部的第7、8窟，第9、10窟，第11～13窟，第5、6窟和东端的第1、2窟与第3窟^[2]等。这一期石窟有前后两室，也有单室，俱较方整，顶多凿平棋，且多双窟并开的组窟；窟内壁面上下分层、左右分栏地排列，内雕佛龛和本生、佛传题材，后者并附雕榜题；还有佛像出现宽大多襞的衣着和石窟的整体雕饰追求工丽等，都与前期情况异趣，显然这是石窟日趋东方化的演变。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中期石窟的造像，出现了汉译《妙法莲华经》和《维摩诘所问经》的内容（前者如《见宝塔品》所记释迦、多宝并坐塔内的形象，后者如《示疾品》所记维摩诘和侍者像）。这些形象早于云冈的，现仅见于甘肃永靖炳灵寺石窟第169窟壁画一处，壁画的时代约与该窟第6号龛左侧的墨书题记中西秦建弘元年（420年）纪年相距不远^[3]，而炳灵壁画的来源有可能与406年鸠摩罗什与门下在西秦东邻——当时佛教圣地的姚秦都城长安，重新译就并宣讲《法华》《维摩》两经有关^[4]。至于云冈中期《法华》《维摩》形象题材的雕造，似亦受到长安影响。云冈中期的具体时间，主要在北魏迁洛之前文成文明皇后冯氏执政时的孝文帝在位时期（471～494年）。冯氏，长乐信都人，家世奉佛^[5]，5世纪中期其父朗曾任秦、雍二州刺史，441年生冯氏于长安，冯氏执政后又于长安为父朗兴建燕宣王庙。417年姚秦亡，罗什弟子留中原者东聚彭城，其后彭城高僧又多为冯氏和孝文帝所敬重，且颇有北入平城者^[6]。因可推测，冯氏、孝文期间崇奉的佛教与长安派系关系密切^[7]，因而云冈中期和前期比较，石窟的许多方面出现了差异，这种差异应是北魏平城地区佛教更进一步汉化的反映。

晚期石窟的时期，始于迁洛（494年）前后迄于正光年间（520～525年）。迁洛后，上层亲贵对“旧都意重”（《魏书·广陵王羽传》），宣武帝时（500～515年），犹“冬朝京都（洛阳），夏归部落”（《魏书·尔朱荣传》），景明四年（503年）“诏尚书左仆射源怀抚劳代都、北镇，随方拯恤”（《魏书·世宗纪》），孝明帝熙平二年（517年）诏还说：“北京根旧，帝业所基，南迁二纪，犹有留住，怀本乐故，未能自遣，若未迁者，悉可听其仍停，安堵永业……”（《魏书·肃宗纪》）可见迁都二十余年之后，平城尚大体维持着旧都风貌，云冈当亦不应有太大变化。云冈晚期石窟的特色，主要表现在多建中小型窟室和单独的佛龛：中小型窟龛多开凿在云冈西部，其形制在中期平棋顶近方形平面的石窟的基础上缩小、简化，流行三壁三龛式或三壁设坛式的窟内布局；单独的佛龛遍布于早中期石窟内外，龛楣雕饰复杂。此外，窟龛中的造像多成组配置，佛像都渐趋清秀，下垂衣襞折叠增多，菩萨披帛出现交叉穿璧装饰等，也多展现于晚期。这类云冈晚期窟龛的新情况，应予关注的是它们发生或流行的时间，都早于类似的洛阳龙门的北魏窟龛，前引熙平二年诏明令“若未迁者，悉可听其仍停”，但接着又说“门才术艺应于时求者自别征引，不在斯例”，因知此时平城仍有“门才术艺”之士为洛京所征求，所以推测龙门魏窟受到云冈晚期发展的影响，并不是不可理解的^[8]。

2007年12月5日

注释

[1]参看《云冈石窟分期试论》，刊《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后辑入《中国石窟寺研究》，文物出版社，1996年。《历代三宝记》卷九记元魏北台译经云：“《付法藏传》四卷……和平三年（462年）诏玄统沙门释昙曜慨前凌废，欣今载兴，始于北台石窟寺内集诸僧众，译斯传经流通后贤。”为了译文内容准确，文字工丽，“西域沙门吉迦夜……延兴二年（472年）为沙门统释昙曜于北台重译，刘孝标笔受”（《付法藏因缘传》六卷）。462～472年，恰是昙曜于武周塞（今云冈）石窟雕造“昙曜五窟”期间。开窟、译经和译经地点显然不是偶然集聚，而当是关系密切的反映。这种密切关系，汤用彤先生《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佛教之北统》“昙曜复兴佛法”条论释云：“太武帝毁法之时，诬言佛法本是虚诞，胡无此教，乃汉人无赖者所伪造。昙曜于大法再兴之后，乃译《付法藏传》以明释教之传来历然可考。而且不数年中，吉迦夜又为曜重译之，盖皆意在昭示传灯之来由，而‘庶使法藏住持无绝’也。”

[2]以上皆以开凿石窟的时间言，有的窟内龛像雕造较晚，甚至迟至北魏以后，如第3窟右侧的一佛二菩萨。

[3]炳灵寺第169窟内约绘于西秦时期的壁画有此二内容的共三号：第10号壁画右侧绘“维摩诘之像”，中绘“释迦牟尼佛”，左绘“文殊师利”；第11号壁画分上、下两栏，上栏绘“维摩诘之像”与“侍者之像”，下栏绘“释迦牟尼佛多宝佛”并坐塔内；第24号壁画千佛下方绘“多宝佛与释迦牟尼佛”并坐塔内。其中第10号壁画维摩诘示疾的布局与大同云冈石窟第7、8两窟同题材的雕刻极为相近。参看炳灵寺文物保管所《炳灵寺石窟内容总录》，刊《中国石窟·永靖炳灵寺》，文物出版社，1989年。

[4]僧人宜讲，多辅以有关宣讲内容的壁画——“变相”，《历代名画记》卷五记晋宁兴中（363～365年）顾恺之“曾于瓦棺寺北小殿画维摩诘”，应是较早之例。

[5]参看《中国石窟寺研究》第132页。

[6]如《广弘明集》卷二十四孝文帝为亡僧《施帛设斋诏》所记“唱谛鹿苑”（平城北苑西山鹿野佛图）的徐州慧纪和“唱法北京”（平城）的徐州僧统等。

[7]参看《云冈实力的集聚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刊《中国石窟·云冈石窟》一，文物出版社，1991年；后辑入《中国石窟寺研究》。490年，冯氏卒，孝文亲政，494年迁洛后，益重罗什，《续高僧传》卷六《道登传》记罗什再传弟子道登及其同学法度“及到洛阳，（孝文）君臣僧尼莫不宾礼”。496年，又诏曰：“罗什法师可谓神出五才，志入四行者也，今（长安）常住寺……可于（罗什）旧堂所为建三级浮图。”并访其“子胤，当加叙接”（《魏书·释老志》）。

[8]参看《中国石窟寺研究》第139～192页。

本文原刊《文物》2010年7期，第63～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