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乐寺观音阁与蓟州玉田韩家

独乐寺观音阁兴建年代，现知以清康熙间朱彝尊《日下旧闻》卷三十引《盘山志》的记录为最早，其文云：

独乐寺不知创自何代，至辽时重修。有翰林院学士承旨刘成碑，统和四年（986年）孟夏立，其文略云：故尚父秦王请谈真大师入独乐寺，修观音阁，以统和二年（984年）冬十月再建。上下两级，东西五间，南北八架，大阁一所。重塑十一面观世音菩萨像^[1]。

所记尚父秦王，1932年梁思成先生撰《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拟之为辽太祖异母弟南府宰相苏之孙耶律奴瓜^[2]。1980年莫宗江先生校订梁文时，附注云：

查辽史，统和四年碑上提到的故尚父秦王，应是韩匡嗣，而不是开泰初（1012年）始加尚父的耶律奴瓜^[3]。

按莫说是也。韩匡嗣赠尚父、封秦王俱不见《辽史》本传，但著录于本纪：“（乾亨元年，979年）十一月乙卯，燕王韩匡嗣遥授晋昌军节度使，降封秦王。”（《景宗纪下》）“（乾亨四年，982年）十二月辛未，西南面招讨使秦王韩匡嗣薨……（统和三年，985年）秋七月……赠尚父秦王韩匡嗣尚书令。”（《圣宗纪一》）至于匡嗣号尚父的时间，据乾亨三年（981年）十一月文秀撰《彭城郡王刘公（继文）墓志》所记“以昭义军节度使检校太傅耿绍纪长女以妻之，即尚父秦王韩氏之甥也”^[4]，知在乾亨三年十一月以前。是韩匡嗣封秦王，号尚父，皆始于生前，《契丹国志·耶律隆运传》云“匡嗣追封秦王”有误。匡嗣具尚父秦王衔，又见统和三十年（1012年）史克忠撰《漆水郡夫人耿延毅妻耶律氏墓志》和重熙六年（1037年）李万撰《宣徽南院使韩橁墓志》。前者记耿延毅妻耶律氏“王父讳匡嗣，西南招讨使、晋昌军节度使、尚父、秦王，赠尚书（令）”，后者记韩橁伯祖父“西南路招讨、晋昌军节度使、行京兆尹、尚父、秦王讳匡嗣”^[76]。

韩匡嗣蓟州玉田人，与父知古俱发迹于太祖之初起，其后一门贵盛于辽代。辽亡，犹有裔孙企先及其子铎显于金太祖迄世宗之世^[77]。现先谱韩氏世系^[78]，次择录韩家重大事迹。所据大抵源于《辽史》（本文征引《辽史》皆据1974年中华书局点校排印本）和近年出土石刻，宋人记录得自传闻，故仅略为摘引。若《契丹国志》系年既不详，纪事又夸诞，因多不取；其偶与《辽史》、石刻可互证者，除个别情况外，均移录于附注，以资参考（表一、二）。

据韩氏世系和事迹系年两表，大致可以勾画出已知的韩家情况。现就韩家与契丹皇室、后族和韩家与独乐寺两事，略辑其始末如下。前一事中的引文，凡不附注出处者，俱已见于事迹系年。

一

唐末，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略蓟北。韩知古为淳钦皇后（应天皇后）兄欲稳所获。太祖元年（907年），知古与子匡嗣俱作为淳钦后之媵属来归，因受知于太祖^[87]。知古初总汉儿司事，后累官至中书令。匡嗣更早得太祖信任，“以善医，直长乐（宁）宫”，“皇后视之犹子”（《匡嗣传》）。此知古一家所以煊赫于辽代，并与后族关系极为密切之最初缘由。故淳钦故后，淳钦弟室鲁之外孙穆宗因任匡嗣为太祖庙详稳。

世宗怀节皇后为淳钦另一弟阿古只之女，生景宗。“景宗在藩邸，常与韩匡嗣……等游，言或刺讥”穆宗时政（《耶律贤适传》），并与匡嗣长子德源善。及即位，匡嗣兄弟子侄俱贵显。保宁、乾亨间，匡嗣王燕；弟匡美为“元后（景宗睿智后）腹心”（《韩瑜墓志》），任燕京统军使，王邺；弟匡胤任镇安军节度使（《韩相墓志》）；匡嗣子德源、德让、德崇、德凝皆任节度使；德威任西南面招讨使；德让更右迁南院枢密使；匡美子瑜任左羽林军大将军；匡胤子琬亦任节度使。乾亨元年（979年），匡嗣都统大军与宋战，败绩，景宗怒，“（睿智）皇后引诸内戚徐为开解”，“降封秦王”。匡嗣卒，“睿智皇后闻之，遣使临吊”，乾亨三年（981年），赠匡嗣尚书令，诏世宗弟吴王稍领匡嗣葬祭事。

德让“事景宗以谨饬闻”，其为人“重厚有智略，明治体，喜建功立事”^[88]（《耶律隆运传》）。景宗卒，德让“与耶律斜轸俱受顾命，立梁王（即圣宗）为帝，（睿智）皇后为皇太后称制，隆运（即德让）总宿卫事”，参决大政，“有宠于太后”（《耶律隆运传》）。统和四年（986年）圣宗纳德让之甥萧氏为后（后册为齐天皇后）。统和中，德让“位兼将相，其克敌制胜，进贤辅国，功业茂矣”（《耶律隆运传论》），至王齐、晋，赐国姓，属籍于宗室。圣宗亲政，又“赐名隆运，联其御讳”（《韩橁墓志》），“位亲王上”。及卒，为建庙于景宗与睿智后之乾陵侧，谥文忠，“拟诸宫例，建文忠王府”。统和之际，当辽盛世，德让位极人臣，盖亦韩家之最盛期也。

德让弟德崇子制心，“以皇后外弟，恩遇日隆”，太平中，先王燕，寻迁南院大王，卒“赠政事令，追封陈王”。德让弟德威之孙涤鲁，“幼养宫中”，“圣宗子视之，兴宗待以兄礼”，重熙初，历北院宣徽使，封漆水郡王。时涤鲁叔子“坐罪籍没”^[89]，韩氏约即因此中衰，故《辽史》兴宗一代，少韩家纪事。然重熙六年（1037年）《韩橁墓志》犹谓除知古、匡嗣、匡美、德让、遂贞（即制心）外，韩氏“其余戚属族人，拜使相者七，任宣猷者九，持节旄，绾符印，宿卫交戟入侍纳陛者实倍百人”^[90]。

道宗立，擢拜涤鲁为南府宰相，徙王邓、汉；又以圣宗弟隆祐子魏王贴不之子耶鲁为德让嗣。耶鲁早卒，天祚帝更以皇长子晋王敖卢斡嗣德让。敖卢斡“性乐道人善，而矜人不能，……一时号称长者，及长，积有人望，内外归心”（《晋王敖卢斡传》）。保大二年（1122年）“金克中京，进下泽州，上出居庸关，至鸳鸯泺”（《天祚纪三》），“知敖卢斡得人心……令缢杀之”（《晋王敖卢斡传》）。后三年，天祚为完颜娄室所获，辽亡。是韩家之兴衰，概与有辽一代相终始^[91]。

又据已知资料统计，韩氏女适后族者四人，萧家女适韩氏者九人，萧韩世代联姻，迄于辽亡。1964年，河北省博物馆、文物管理处于迁安上芦村清理开泰六年（1017年）韩相墓，所出墓志记相为匡嗣弟匡胤之孙，其父琬曾任辽兴军节度使、检校太师，相墓地则“近太师玄堂”。墓地所在群岗相连，墓室所据之长岗俗呼娘娘岗。辽时皇后皆出萧氏，而相与其父琬俱娶萧家女，俗名来源久远，亦韩萧联姻一考古发现。

辽官制有北面、南面之别，南面官治汉人，北面官治契丹。北面官又分南、北府，南府要职多出皇族四帐，北府要职多出国舅五帐^[92]。韩氏一族既多任南面官，又兼任北面两府要职。其任南府之要职，有南院枢密使（德让）、南府宰相（涤鲁）、南院大王（制心）、南院宣徽使（橁）；其任北府之要职，有北院枢密使（德让）、北府宰相（德让）、北院宣徽使（德威、橁、涤鲁）。此外，韩氏尚多任皇族四帐要职和北面边防要职，前者如惕隐（谢十、涤鲁、制心）、详稳（匡嗣），后者如西南面招讨使（匡嗣、德威）、西北路招讨使（涤鲁）等。韩氏家族多任北面官和皇族、舅帐要职，可见其与耶律、萧氏之关系，远非其他汉官所能比拟。大中祥符初（1008年）宋路振使契丹时，“虏相韩德让……韩氏世典军政，权在其手”，故幽州客司刘斌言：“虏政苛刻，幽蓟苦之……征敛调发，急于剽掠，加以耶律、萧、韩三姓恣横……”（《宋朝事实类苑》卷七十七引《乘轺录》）。大中祥符初即当统和晚年，其时幽州人以耶律、萧、韩三姓并称，应为当时契丹情况之实录。

二

蓟州玉田韩家自被掳离蓟之后^[93]，其主要人物或随宫卫迁移，岁无宁居；或驻任所，亦多迁转。神册初（916年），太祖命知古葺柳城，遂“徙居柳城”（《金史·韩企先传》）。故其次子匡美之裔瑜、橁墓志出土于“柳城白（崖）山之朝阳”（《韩橁墓志》），即今辽宁朝阳西二十里朝阳沟。但知古三子匡胤子琬一系之墓地，则在“辽城西安喜县砂沟乡福昌里”（《韩相墓志》），即今河北迁安县西南五十里之上芦村。因知韩氏遇俘之后，并未集居一地^[94]。且幽蓟地区，太宗天显十年（935年）即正式划入契丹版图，韩氏仍重蓟州之旧贯可以推知。匡嗣在蓟州重建独乐寺，除一般做功德外，立佛寺于乡里，应是其主要目的。

前引统和四年（986年）刘成碑云：“故尚父秦王请谈真大师入独乐寺，修观音阁，以统和二年（984年）冬十月再建。”知观音阁兴建于统和二年冬十月，统和四年刘成撰碑文时应已竣工。按匡嗣卒于乾亨四年（982年）十二月辛未，是请谈真大师入独乐寺当在乾亨四年十二月辛未之前。匡嗣于景宗初（969年）王燕，任南京留守，乾亨元年（979年）十二月降封秦王，其关心独乐寺似应在王燕之时，即在969年迄979年之间。由上可知，观音阁兴工时，匡嗣已卒，该阁当系其子女追匡嗣遗志而营缮者。其时，匡嗣子女皆跻显要，且有睿智太后之奥宠：赠匡嗣尚书令，并诏营葬祭，为再建阁后一年事；立刘成碑之后五年，又诏立匡嗣私城为全州。是自兴建观音大阁迄建碑纪事，正当韩家势盛之世，在这种形势下，大阁使用较高规格之形制，如结构形式采用金箱斗底槽的做法，又如上下檐斗栱俱用七铺作，上檐更用双抄双下昂的组织和阁内设置平暗、藻井等；约建于同时之山门，使用分心斗底槽的殿堂结构，其屋顶亦用高规格之庑殿形式，皆是不难理解之事（图一）。

观音阁正南，面对观音寺内之砖建白塔，过去梁思成先生曾推测该塔原与观音阁有关：“登独乐寺观音阁上层，则见十一面观音，……随菩萨目光之所之，则南方里许，巍然耸起，高冠全城，千年来作菩萨目光之焦点者，观音寺塔也。塔的位置，以目测之，似正在独乐寺之南北中线上，自阁远望，则不偏不倚，适当菩萨之前。故其建造，必因寺而定，可谓独乐寺平面配置之一部分。”（《蓟县观音寺白塔记》）^[95]

1976年，唐山地震，波及蓟县，该塔中裂。1983年，天津市文物管理处修理时，于塔内发现舍利石函，石函三面有铭记：

“中京留守、兼侍中韩知白^[96]葬定光佛舍利一十四尊”（前面）；“守司空、辅国大师沙门思孝^[97]葬释伽佛舍利六尊”（右面）；“知州、守太子太保秦鉴^[98]葬定光佛舍利二尊^[99]。清宁四年岁次戊戌，四月二日记”（左面）^[100]。

知该塔为清宁四年（1058年）中京留守韩知白、沙门思孝、知州秦鉴等建。按清宁四年，即道宗以德让无子，命皇族魏王子为文忠王嗣之后一年。文忠王府所属川州和匡嗣弟匡美一系葬地所在属于兴中府的柳城，皆为中京所辖，中京留守韩知白或即以此种因缘而为独乐寺增建此舍利塔欤！

1979年，独乐寺保管所于寺内东北隅发现乾统九年（1109年）十一月独乐寺沙门云□等新立的唐大兴善寺沙门不空译《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大悲心陀罗尼》经幢残石。乾统六年（1106年）十一月，天祚帝出皇子敖卢斡为德让后，封晋王，此幢之建上距此事仅三年。而敖卢斡本人，据宋人相传，因“诵经受诛”（《侯鲭录》卷七），知亦一佛教信徒也。自乾亨四年十二月以前匡嗣请谈真大师入独乐寺起，统和二年至四年修建观音阁、山门和立刘成碑，清宁四年建舍利塔，乾统九年立千手千眼观世音陀罗尼幢，约皆与韩家特别是匡嗣、德让一系有密切关系。

五代以来，建立家寺之俗盛于辽境。后晋大同节度使沙彦珣，山阴人，入辽，太祖“礼遇同于宿将，以功升始平安（军）节度、检校太尉，忠诚天植，百战开疆”（《崇祯·山阴县志》卷四），后建佛寺于乡里。乾隆《大同府志》卷六记：“沙家寺，在（山阴）县南三十里迎岚里，……寺或其（彦珣）故宅也。”^[101]又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缪荃孙抄本《顺天府志》卷七^[102]引《元一统志》：“胜严寺，在（燕京）旧城仙露坊，辽侍中牛温舒建为新兴院，至今俗呼为牛家道院。乾统五年（1105年）赐额曰净土，金大定初（1161年）改名胜严。”此营家寺风习，亦影响及于契丹上层，“太宗幸幽州大悲阁，迁白衣观音像，建庙木叶山，尊为家神”（《礼志一》）。木叶山，契丹始祖诞生之地。道宗母仁懿皇后，即“兴宗皇后萧氏，应州人”（《契丹国志·兴宗萧皇后传》），清宁二年（1056年）道宗于应州建宝宫寺，仁懿皇后父晋国王萧孝穆，重熙间“称国宝臣，目所著文曰宝老集”（《萧孝穆传》），宝宫寺名即因此而得，是应州宝宫寺即孝穆一系之家庙^[103]。韩家重建后之独乐寺，疑亦具有韩氏家寺之性质，故其与韩家兴衰之关联特为紧密。

顷检《高丽史·智蔡文传》，悉1010年韩杞遇害于高丽西京。文云：“（辽）帝又差遣其阁门引进使韩杞以突骑二百至西京城北门，呼曰：皇帝昨遣刘经、卢等赍诏晓谕，何至今无消息也？若不拒命，留守官僚来听我旨谕。（城守卓）思政闻杞语，与蔡文谋，使麾下郑文等将骁骑突出击，斩杞等百余人，余悉擒之，无一人还者。”然则，上文疑韩杞即韩橁有误，应予更正。

1985年4月校后记

注释

[1]乾隆初，厉鹗撰《辽史拾遗》，该书卷十四记独乐寺所引智朴《盘山志》文字，除在“不知创自何代”之前，多“在州治西南”一句外，皆与此同。但查阅北京图书馆藏康熙刻本《盘山志》［前存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智朴自述］，却无此条。朱、厉所据或有别本。1982年刊印的陈述《全辽文》卷五录《重修独乐寺观音阁碑》，亦引智朴志，并云该碑撰于统和十年（992年），与朱、厉引文不同。又关于刘成碑问题，韩嘉谷《刘成碑考略》曾详述该碑存佚始末，兹不赘。韩文刊《独乐寺重建一千周年纪念论文》（1984年）中。

[2]梁文原刊《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三卷2期，1932年。后收入清华大学建筑系编辑的《梁思成文集》（一），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2年。

[3]见《梁思成文集》（一），44页。

[4]《刘继文墓志》，《全辽文》卷四有录文，该志1926年出土于今辽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图萨喀喇山麓，参看《国立历史博物馆丛刊》第一年第3册，1927年。

[5]《宋朝事实类苑》卷七十七引《乘轺录》云：“（萧后）鸩杀德让之妻李氏。”《宋会要辑稿·蕃夷一》记此事云：“（知雄州贺令图等）又访得……（隆绪）母萧氏与韩（德让）私通，遣人缢杀其妻。”

[6]德让无子，其嗣《东都事略》卷一二三和《契丹国志·耶律隆运传》所记与《辽史》有异。《事略》云：“（隆运）无子，以隆裕子周王宗业为后。”《国志》云：“隆运薨，无子，帝特以皇侄周王宗业绍其后，始封广王，未几，徙封周王，历中京留京、平州锦州节度使，宗业薨，葬乾陵侧。宗业无干，帝复以周王同母弟宗范继隆运后，历龙化州节度使、燕京留守，封韩王。”此周王宗业，疑即《辽史·皇族表》所记圣宗弟隆祐子周王胡都古。宗范或即胡都古弟魏王合禄；也有可能是《皇子表》所记胡都古之弟贴不。总之，道宗以景宗一支嗣德让，以明其隶属季父房也。

[7]见《耿延毅妻耶律氏墓志》。参看罗振玉《宣徽南院使韩橁墓志跋》，罗跋收在罗福颐《满洲金石志》卷二（1937年）。

[8]见《耿延毅妻耶律氏墓志》。

[9]制心《韩橁墓志》作直心：“陈王讳遂贞，赐名直心。”遂贞一名亦见《圣宗纪六》：“开泰元年（1012年）秋七月丙子，以耶律遂贞为辽兴军节度使，遂正北院宣徽使。”疑遂正亦匡嗣裔。又《圣宗纪七》：“（太平）二年（1022年）秋七月己卯，以……耶律遂忠长宁军节度使，耿延毅昭德军节度使。”耿延毅系遂贞婿，其前所列之遂忠，亦遂贞之兄弟行欤！又《圣宗纪八》：“太平七年（1027年）十二月丁卯朔，遣耶律遂英、王永锡充贺宋太后生辰（使）。”此遂英，不知与遂贞有无关系。参看前引罗振玉《韩橁墓志跋》。

[10]见太平七年（1027年）王知微撰《耿知新墓志》，该志《全辽文》卷六有录文。耿知新与其父延毅同一墓地，该墓（第1号辽墓）发现于1975年，参看注〔76〕。

[11]见太平七年（1027年）王知微撰《耿知新墓志》，该志《全辽文》卷六有录文。耿知新与其父延毅同一墓地，该墓（第1号辽墓）发现于1975年，参看注〔76〕。

[12]见太平七年（1027年）王知微撰《耿知新墓志》，该志《全辽文》卷六有录文。耿知新与其父延毅同一墓地，该墓（第1号辽墓）发现于1975年，参看注〔76〕。

[13]见《耿延毅墓志》。

[14]见《耿延毅墓志》。

[15]见《耿知新墓志》。

[16]见《耿知新墓志》。

[17]见《耿知新墓志》。

[18]见《耿延毅妻耶律氏墓志》。

[19]见《耿延毅妻耶律氏墓志》。

[20]《辽史·韩匡嗣传》记匡嗣五子。《耿延毅墓志》云：“彼懿舅氏，丞相太傅，而复封王，以晋易楚（按指德让），七人昆弟，尽开相府，以侄以孙，节旌森布。”《契丹国志·耶律隆运传》又云：“隆运兄弟九人，缘翼戴恩，超授官爵，皆封王。”俱与《辽史》不同。又《匡嗣传》记：“五子：德源，德让——后赐名隆运，德威，德崇，德凝。德源、德凝附传，余各有传。”中华书局点校排印本《辽史·匡嗣传》后附《校勘记五》云：“今按德让、德威传见卷八二，德崇仅于其子韩制心传中追叙，无专传。此处当是沿袭耶律俨或陈大任旧史之文，而德崇传实已删去。”按今本《辽史》，韩氏传分列两卷：一即卷七十四《韩知古传》，后附传匡嗣及其子德源、德凝两支；一即卷八十二《耶律隆运传》，后附传其弟德威、德崇两支。如此分列，当有所准。德崇子制心，《圣宗纪六》作耶律遂贞，德崇女适耿延毅，其墓志题“耶律氏”，是德崇亦有国姓之赐，故附传于耶律隆运。因疑德威一系附传隆运，或亦有赐姓之宠。《辽史》简率，未能详记原委，姑献此疑附此备考。

[21]《耿延毅墓志》：“齐天彰德皇后乃（延毅）姨兄妹也。”《东都事略》卷一二三：“（圣宗）其妻曰齐天皇后，妃曰顺圣元妃（即钦哀后）。齐天，平州节度使萧猥思之女，耶律隆运之甥，有姿色，隆绪宠爱之，事其姑燕燕（即睿智后）甚谨，燕燕亦以隆运故，深爱之。”《契丹国志·兴宗文成皇帝纪》记“法天后（即钦哀后），平州节度使萧思猥之女，丞相耶律隆运之甥”云云，系误引《事略》文，非隆运另有一法天甥也。

[22]见《耿延毅墓志》。

[23]见《耿延毅墓志》。

[24]关于耿延毅先娶德崇女，继娶制心女事，参看前引《辽耿氏墓志考略》。

[25]见《刘继文墓志》。

[26]见《韩瑜墓志》。

[27]见《韩瑜墓志》。

[28]见《韩瑜墓志》。

[29]见《韩瑜墓志》。

[30]见《韩瑜墓志》。

[31]见《韩瑜墓志》。

[32]见《韩瑜墓志》。

[33]见《韩瑜墓志》。

[34]见《韩瑜墓志》。

[35]见《韩瑜墓志》。

[36]见《韩瑜墓志》。

[37]见《韩瑜墓志》。

[38]见《韩瑜墓志》。

[39]见《韩瑜墓志》。

[40]见《韩瑜墓志》。

[41]见《韩瑜墓志》。

[42]见《韩瑜墓志》。

[43]见《韩橁墓志》。

[44]见《韩橁墓志》。

[45]见《韩橁墓志》。

[46]见《韩橁墓志》。

[47]见《韩橁墓志》。

[48]见《韩橁墓志》。

[49]见《韩橁墓志》。

[50]见《韩橁墓志》。

[51]见《韩橁墓志》。

[52]见《韩橁墓志》。

[53]见《韩橁墓志》。

[54]见《韩橁墓志》《高丽史·显宗世家》。

[55]见《韩橁墓志》、陈襄《神宗皇帝即位使辽语录》。

[56]见《韩橁墓志》。

[57]见《韩橁墓志》。

[58]见《韩橁墓志》。

[59]见《韩橁墓志》。

[60]见《韩橁墓志》。

[61]见开泰六年（1017年）赵用撰《韩相墓志》。韩相墓，1964年发现于河北迁安上芦村，参看河北省博物馆、文物管理处《河北迁安上芦村辽韩相墓》，刊《考古》1973年5期。《全辽文》卷六有该志录文。

[62]见开泰六年（1017年）赵用撰《韩相墓志》。韩相墓，1964年发现于河北迁安上芦村，参看河北省博物馆、文物管理处《河北迁安上芦村辽韩相墓》，刊《考古》1973年5期。《全辽文》卷六有该志录文。

[63]见开泰六年（1017年）赵用撰《韩相墓志》。韩相墓，1964年发现于河北迁安上芦村，参看河北省博物馆、文物管理处《河北迁安上芦村辽韩相墓》，刊《考古》1973年5期。《全辽文》卷六有该志录文。

[64]见开泰六年（1017年）赵用撰《韩相墓志》。韩相墓，1964年发现于河北迁安上芦村，参看河北省博物馆、文物管理处《河北迁安上芦村辽韩相墓》，刊《考古》1973年5期。《全辽文》卷六有该志录文。

[65]见开泰六年（1017年）赵用撰《韩相墓志》。韩相墓，1964年发现于河北迁安上芦村，参看河北省博物馆、文物管理处《河北迁安上芦村辽韩相墓》，刊《考古》1973年5期。《全辽文》卷六有该志录文。

[66]见开泰六年（1017年）赵用撰《韩相墓志》。韩相墓，1964年发现于河北迁安上芦村，参看河北省博物馆、文物管理处《河北迁安上芦村辽韩相墓》，刊《考古》1973年5期。《全辽文》卷六有该志录文。

[67]见开泰六年（1017年）赵用撰《韩相墓志》。韩相墓，1964年发现于河北迁安上芦村，参看河北省博物馆、文物管理处《河北迁安上芦村辽韩相墓》，刊《考古》1973年5期。《全辽文》卷六有该志录文。

[68]见开泰六年（1017年）赵用撰《韩相墓志》。韩相墓，1964年发现于河北迁安上芦村，参看河北省博物馆、文物管理处《河北迁安上芦村辽韩相墓》，刊《考古》1973年5期。《全辽文》卷六有该志录文。

[69]见开泰六年（1017年）赵用撰《韩相墓志》。韩相墓，1964年发现于河北迁安上芦村，参看河北省博物馆、文物管理处《河北迁安上芦村辽韩相墓》，刊《考古》1973年5期。《全辽文》卷六有该志录文。

[70]见开泰六年（1017年）赵用撰《韩相墓志》。韩相墓，1964年发现于河北迁安上芦村，参看河北省博物馆、文物管理处《河北迁安上芦村辽韩相墓》，刊《考古》1973年5期。《全辽文》卷六有该志录文。

[71]见开泰六年（1017年）赵用撰《韩相墓志》。韩相墓，1964年发现于河北迁安上芦村，参看河北省博物馆、文物管理处《河北迁安上芦村辽韩相墓》，刊《考古》1973年5期。《全辽文》卷六有该志录文。

[72]见开泰六年（1017年）赵用撰《韩相墓志》。韩相墓，1964年发现于河北迁安上芦村，参看河北省博物馆、文物管理处《河北迁安上芦村辽韩相墓》，刊《考古》1973年5期。《全辽文》卷六有该志录文。

[73]见《金史·韩企先传》。

[74]见《金史·韩铎传》。

[75]见《金史·韩铎传》。

[76]《耿延毅妻耶律氏墓志》，《全辽文》卷五有录文。该志与开泰九年（1020年）李万撰《耿延毅墓志》，1976年同出辽宁朝阳姑营子第2号辽墓中，参看朝阳地区博物馆《辽宁朝阳姑营子辽耿氏墓发掘报告》，朱子方、徐基《辽耿氏墓志考略》，两文俱刊《考古学集刊》第3册（1983年）。《韩橁墓志》，《全辽文》卷六有录文，该志出土时间不明，当在1916年发现橁父《韩瑜墓志》［统和九年（991年）郝云撰，《全辽文》卷五有录文］之后，参看日人园田一龟《朝阳縣出土の韓公墓誌銘に就て》，刊《奉天图书馆丛刊》第20册（1935年）。

[77]见《金史·韩企先传》《韩铎传》。

[78]注〔76〕所引园田文中即附有韩氏世系表，其后，《全辽文》卷五《韩瑜墓志铭》后和日人松田光次《辽朝汉人官僚小考》（刊《小野胜年颂寿纪念·东方学论集》，1982年）中附表，增谱匡胤一系。本文世系表除补正前三表之遗误外，增配偶一项和官职栏，并择列较重要的婿家世系，以见韩氏显盛之大略。又附注根据，用备复核。

[79]太祖有二十一功臣，曾喻以心腹、耳目、手足。其中汉臣，《辽史》明确记录的，有康默记、韩延徽、韩知古三人。见《辽史·列传》一至四。

[80]匡美，《辽史》只记此一事。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缪荃孙抄本《顺天府志》卷七（按即《永乐大典》卷四六五〇《顺天府七》）引《元一统志》：“大开泰寺，在（燕京）昊天寺之西北。寺之故基，辽统军、邺王宅也。始于枢密使魏王（耶律汉宁，见《续通鉴长编》卷七十九引《王曾行程录》）所置，赐名圣寿，作十方大道场。圣宗开泰六年（1017年），改名开泰。殿宇楼观，雄壮冠于全燕。”此统军、邺王当即匡美。《韩瑜墓志》记邺王“文武敌万人之英，将相备累朝之杰，三分上爵，一字真封，忠贞则元后腹心，仁惠则黔黎膏沐……邺王夫人方承天眷，深被国恩”。《韩橁墓志》记“行魏州大都督府长史、上柱国、邺王匡美……抱船骥之宏用，膺带砺之宗盟，高揭将坛，始縻王爵。先娶秦国太夫人，……又以寿昌恭顺昭简皇帝（即太祖第三子李胡）失爱之嫔妻之，……后娶魏国夫人邺妃之侄，皆出于萧氏矣”。知匡美于景宗时，曾极煊赫，唯具体事迹不传，斯为憾耳。松田光次从匡美继娶淳钦侄女一事，推测匡美受宠于淳钦。参看前引松田《辽朝汉人官僚小考》。

[81]参看《东都事略》卷一二三、《契丹国志·耶律隆运传》。

[82]995年，韩德威败绩事，又见《宋会要辑稿·兵二七》、《方域二一》和《续通鉴长编》卷三十七。

[83]韩杞疑即韩橁。按杞或为杶之讹，《书·禹贡》“杶干栝柏”，《孔传》：“木似漆，或作橁。”《说文》：“橁，杶也。”《左传·襄公十八年》“孟庄子斩其橁以为公琴”，知橁为琴材，故《韩橁墓志》云：“公讳橁，字正声。”

[84]《高丽史·显宗世家》作“阁门引进使韩杞”。

[85]天庆二年（1112年）孟初撰《萧义墓志》，《全辽文》卷九有录文。该墓1976年发现于辽宁法库叶茂台西山，参看温丽如《法库县叶茂台古墓群》，刊《法库文物考古》1977年4期。

[86]参看罗继祖《韩橁墓志补考》（《满洲金石志》卷二）。

[87]《辽史》记录知古入辽事迹，有脱误，参看前引罗振玉《韩橁墓志跋》。

[88]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缪荃孙抄本《顺天府志》卷八（按即《永乐大典》卷四六五一《顺天府八》）引《析津志》：“耶律隆运，本汉人，姓韩名德让，性忠厚谨恪，智略过人。”

[89]《涤鲁传》：“臣叔先朝优遇，身殁之后，不肖子坐罪籍没。”涤鲁叔当即德崇子制心（遂贞），制心显贵于圣宗朝，其传无一语记其子辈事，《耿知新墓志》亦仅记舅氏官职，未及名字，概皆以“坐罪籍没”之故。此“坐罪籍没”，《辽史》未详记此事，疑与重熙二年（1033年）钦哀皇太后谋废立，事发，兴宗剪芟后党有关。事见《兴宗纪一》、《刑法志下》和《圣宗钦哀皇后萧氏传》。《东都事略》卷一二三和《契丹国志·圣宗萧皇后传》记兴宗严治后党情况较详。《事略》云：“景祐元年（即重熙二年），（兴宗）率兵逐其母，以黄布车送至庆州，使守隆绪（圣宗）冢。杀永兴军都统高常哥及内侍数十族，命内军都提点王继恩、内侍都知赵安仁监南北面蕃汉臣寮。”《国志》云：“太后之废也，诸舅满朝，权势灼奕，惧内难，乃与殿前都点检耶律喜孙、护位太保耶律刘三等定谋废后，召硬寨拽刺护位等凡五百余人，帝立马于行宫东之二里小山上，喜孙等直入太后宫，驱后登黄布车，幽于庆州，诸舅以次分兵捕获，或死或徙；余党并诛，是时乃重熙之二年也。”

[90]文献记录德让时期贵盛情况，又见《耿延毅墓志》：“（舅氏德让）七人昆弟，尽开相府，以侄以孙，节旄森布，女嫔后族，甥匹天枝。”《契丹国志·耶律隆运传》亦云：“隆运兄弟九人，缘翼戴恩，超授官爵皆封王，诸侄三十余人一时王者五人，皆任节度使、部署等官。”参看前引《辽耿氏墓志考略》。

[91]金初，知古九世孙企先，虽“入相两朝凡二十年，成功著业，世宗称其贤”（《金史·企先传赞》），然亦仅跻一般汉人大臣之列，故其贵显只及其子铎，铎以后遂泯无闻。这种情况，显然与韩家在契丹之世所具有之特殊地位完全不同。

[92]参看中华点校排印本《辽史·百官志一》之《校勘记二》。

[93]《太祖纪上》：“［唐天复三年（903年）］冬十月，引军略至蓟北，俘获以还。”韩知古被掳当在此时。其后太祖经常侵扰蓟州：太祖五年（911年）三月，“复略地蓟州”；又十一年即太祖天赞元年（922年）“夏四月甲寅，攻蓟州，戊午拔之，擒刺史胡琼，以卢国用、涅鲁古典军民事”（《太祖纪下》）；天赞三年（924年）夏五月，“徙蓟州民实辽州地”因疑韩氏家族有可能非同时离蓟，故匡美一系与弟匡胤一系之墓地不在一处。

[94]德崇女耿延毅夫人葬于“霸州西青山前”（《耿延毅妻耶律氏墓志》），耿延毅“葬于章武军霸城县八角山前原，以祖考（绍纪）之茔，即柳城西北是也”（《耿延毅墓志》）。延毅父绍纪为匡嗣婿，是匡嗣、德崇父子之婿家墓地，与匡美一系的墓地相距不远，因知北迁柳城之韩氏应是其主要一支。又此支韩氏或因多官于南京而有迁居于燕者，故《金史·韩企先传》既谓知古“徙居柳城”，又云其九世孙“韩企先，燕京人”。

[95]《蓟县观音寺白塔记》附刊《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之后，参看注〔2〕。

[96]韩知白，疑非蓟州玉田韩氏家族。知白圣宗晚期，太平九年（1029年）六月曾“充贺宋两宫生辰及来岁正旦使副”（《圣宗纪八》）。后知名于兴宗朝，曾与杨绩、杜防等“擅给进士堂帖”（《杨绩传》），“重熙十九年（1050年）十一月壬子以前任南府宰相，后迁武定军节度使”，见《兴宗纪二》。元好问《中州集》卷八记知白家世云：“韩内翰玉……五世祖继宁，仕石晋为行军司马，从出帝出迁，居析津。曾孙知白，仕辽为中书令。孚为中书门下平章事。赐田盘山，遂为渔阳人。”孚或为知白兄弟行，《道宗纪二》记：“咸雍二年（1066年）九月壬子……以参知政事韩孚为枢密副使。”此韩知白或即石函铭记之韩知白。

[97]思孝，辽代高僧。王寂《辽东行部志》记其事云：“《海山文集》乃辽司空大师居觉华岛海云寺所制也，故目其集曰海山。师姓郎，名思孝，早年举进士第，更历郡县。一旦厌弃尘俗，祝发披缁，已而行业超绝，名动天下。当辽兴宗时，尊崇佛教，自国主以下，亲王贵主皆师事之。尝赐大师号曰崇禄大夫守司空辅国大师。凡上章表，名而不臣。自重熙十七年（1048年）离去海岛，住持缙云山。”

[98]秦鉴，又见《兴宗纪一》：“重熙六年（1037年）十二月……遣耶律斡、秦鉴……贺宋生辰及元旦。”

[99]定光佛或译锭光佛、燃灯佛。《太子瑞应本起经》卷上记：“锭光佛时，释迦菩萨名儒童……具地泥泞，解皮衣覆地，不足，乃解发布地，使佛蹈之而过，佛因授记。”舍利塔合瘗定光、释迦两佛舍利，似流行于辽末，除此塔外，朝阳南曾发现辽灵感寺塔地宫，地宫壁嵌天庆二年（1112年）慧材撰《释迦定光二佛舍利塔记》，文记重和（即重熙）十五年（1046年）铸铁塔，天庆二年移建该塔时，“坼至千檐，获定光佛舍利六百余颗，至地宫内，获释迦佛舍利一千三百余颗……依旧如法安葬”（《道光·承德府志》卷五十）。

[100]舍利石函铭记，承蓟县文物保管所白晨旭同志见告，又承天津市文化局魏克晶、蓟县文物保管所王桂贞两同志抄示录文，谨此致谢。

[101]1950年8月，雁北文物勘查团曾去该寺调查。该寺建于高台上，现存殿宇皆明以来建筑，唯散置之覆盆石础和沟纹残砖，尚是辽金旧物。乾隆《大同府志》卷六所记“明正德中（1506～1521年），水冲出”之“辽节度使开国伯沙彦珣墓碣铭”已无存。

[102]按此卷系过录《永乐大典》卷四六五〇《顺天府七》。参看赵万里辑本《元一统志》卷一。

[103]应州宝宫寺即今山西应县佛宫寺，清宁二年（1056年）敕建之释迦塔，尚保存完好。关于宝宫寺与释迦塔，予别有文论述，兹不赘。

本文原刊《文物》1985年7期，第32～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