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州工艺与静志、净众两塔地宫文物^(*)

河北定州西依太行，东展沃原，既富林木矿藏，又饶农植麻桑，且当大漠南下华北大平原之要冲，故自古以来，既是工艺精巧的城邑，又是中原与北方交往之重镇。结合历代出土文物与文献记载，探讨定州主要手工业的兴替情况，自先秦迄北宋大体可分四个阶段，静志、净众两塔地宫的时代适在第三阶段的末尾。

一

第一阶段　考古发现主要是战国两汉中山国遗迹。从太行山东麓唐县—平山一线，中山国陵墓的发现到两汉中山王墓的遗物，最引人注目的是精致的青铜器。中山国陵墓所出多有动物纹饰和动物吞噬造型以及黄金饰品^[1]。盖建国中山的鲜虞白狄，原自陕北迁来，其北方游牧民族之风习仍多遗存。两汉中山王墓多出各种精致的青铜器和锋利的工具，其中凡无明确标记为外地制造者，即不能排除产自中山^[2]。定州境内“有铜有铁”^[3]，故可资其长期发展器用。

第二阶段　六朝隋迄盛唐佛教艺术品和丝织工艺之兴起。公元4世纪，燕赵地区即建有塔、像，故北魏皇始二年（397年）拓跋珪平中山，致敬所径郡县佛寺^[4]。现存太武废佛之前，有明确纪年和造像人乡里铭文的佛教遗物多定州及其附近雕铸，如太平真君三年（442年）定州常山鲍纂所造弥勒石像^[5]和太平真君四年（443年）高阳蠡吾苑申所造金铜弥勒立像^[6]。文成初复佛法之明年，即453年，高僧昙曜即“自中山被命赴京”^[7]，可见定州佛教根基深固。复法不久，即有侨居定州的凉州张主大写佛经送回故乡流布^[8]。太和五年（481年），孝文帝与文明太皇太后“路径（定）州市临通逵”建五层佛图“于州东之门”^[9]，佛图下瘗石函，内藏有我国采用西亚吹制技法制造的七件玻璃制品和波斯萨珊银币四十一枚，这些都是定州与西方交往的直接物证^[10]。20世纪初，定州城内料敌塔前发现的北魏正始二年（505年）《七宝瓶铭》记有太和十八年（494年）僧晕为七帝建三丈八弥勒金铜大像事^[11]。兴铸如此巨像，说明定州雕铸工艺水平高超。所以，历年于定州及其附近发现自北魏太和迄盛唐的金铜、白石造像无虑千百^[12]，而一座高4米有余西向的北朝晚期雕镌的白石佛像犹立于州东垣内的原来位置。北魏至盛唐约三百年间，正处在我国佛教形象逐渐完成东方化的过程，定州工师在这个创新过程中，无疑做出了重要贡献^[13]。其金铜精品有太和元年（477年）安熹县堤阳□□造释迦闻佛坐像^[14]、正光五年（524年）新市县□午□造弥勒组像^[15]和开皇四年（584年）武强县丞董钦造弥勒组像^[16]。白石精品有天保八年（557年）张零根造释迦像^[17]和1975年西安汉城东北李家树村发现的北朝晚期白石方形塔龛^[18]，还有1959年西安唐大安国寺遗址发现的一批盛唐贴金敷彩的白石造像^[19]。定州多石材，美者出曲阳黄山、嘉山，其地世传哲匠迄今不绝^[20]。

丝绸织造也是这阶段定州的著名工艺。北齐太府寺中尚方领有“定州䌷绫局”^[21]，显然不是偶然的事。开元天宝间，定州土贡八种丝织品，其中绫有六种之多^[22]。张《朝野佥载》记：“定州何明远大富，主宫中三驿，每于驿边起店停商，专以袭胡为业。资财巨万，家有绫机五百张。远年老，或不从戎，即家贫破，及如故，即复盛。”^[23]可见当时定州民间织绫之盛和大批输出境外有密切关系。

第三阶段　自中唐迄于北宋初太祖、太宗之世。这阶段发展了绘画、浮雕和制瓷工艺。安史乱后，河北群藩割据，定、易介冀镇、幽州两雄藩之间，先有张孝忠一家固守安辑四十年，后有王处存三世招怀抚纳，续以后晋割地契丹，定州差谧又得六十余年；再后经孙行友弟兄或弃或保，旋入于宋。在此长时期变乱频繁之际，定、易虽屡罹兵祸，但平靖时多，故定州工艺不仅未曾歇废，转而趋向精细。北京房山万佛堂壁画镶嵌大历五年（770年）“文殊普贤万菩萨法会图”浮雕，系用三十多块曲阳白玉石拼接而成，通长23.80米、高2.47米^[24]，这样大型群体浮雕为前所未见。石料出自曲阳，当是定州雕作。1994年，曲阳发现的后唐同光二年（924年）王处直墓^[25]墓壁镶嵌的整幅奉侍人群和伎乐演奏以及单幅的十二时造像浮雕，在形象生动、起伏得序等方面，超过了“法会图”。该墓壁所绘大面积的初春山水，禽鸟牡丹，层次清晰，疏密有致，无论意境、技法都远在唐墓壁画流行的屏风人物、个体侍从之上。王处直墓多次被盗，残存的少量金银饰品亦多精细之作。一件敛口白釉瓷钵，底部阴刻行书“新官”，说明是定州官窑烧制。定州设官窑约在晚唐，近年西安在唐长安城西北隅发现窖藏定瓷盘、碟、碗、注子等三十多件，釉色莹白，胎薄无纹饰，真上乘佳作。器底多刻出“官”字^[26]，其烧造年代似应早于“新官”。定窑窑址在曲阳北涧磁岭下涧磁村北和村东^[27]，村东有五子山禅院遗址，光绪《重修曲阳县志》卷十一《金石录上》著录定州开元寺僧守所书后周显德四年（957年）《大周五子山禅院长老和尚（敬晖）舍利塔之记》碑文，文前所列职官中有署“□□使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兼殿中侍御史充龙泉镇使钤辖瓷窑商税务使冯翱”者。涧磁村附近多产瓷土和釉料，其地唐宋时隶龙泉镇^[28]，故《县志》卷十下《土宜物产考》谓：“县境三面皆山，土石相间，多不能种……龙泉镇则宜瓷器……白瓷龙泉镇出，昔人谓定窑是也。”以龙泉镇使钤辖瓷窑商税务使，可知其所司瓷器商税，主要出自涧磁诸窑，是五代时定窑作为商品生产，当已具有相当规模，故有司设瓷窑商税务于此。近年北京市，内蒙古赤峰，辽宁法库、建平等地发现的10世纪辽墓中，多出有“官”或“新官”款的素白定器，同样字款的白瓷，也出现在浙江临安和湖南长沙的晚唐五代墓中^[29]。看来，定瓷在这阶段已逐渐走向全国；其实已不仅走向全国，有“官”字款的白瓷片既出于遥远的埃及开罗南郊福斯塔特遗址^[30]，又发现于朝鲜半岛南部庆州的皇龙寺遗址^[31]，均是远输国外的佳例。按上述《大周五子山禅院长老和尚（敬晖）舍利塔之记》碑立后三年即960年，北宋代周。又十二年，即静志寺建真身舍利塔地宫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又十八年，即至道元年（995年），兴建净众院舍利塔地宫。

二

静志寺、净众院地面建筑俱已不存。1969年发现两寺舍利塔地宫^[32]。静志寺塔地宫系太平兴国二年新建，内藏自北魏兴安二年（453年）以来，经隋大业二年（606年）、唐大中十二年（858年）、龙纪元年（889年）、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等历代递藏供养舍利的各种遗物，而以最后一次新建地宫时奉纳的遗物为大宗。净众院创建于宋端拱元年（988年），地宫建于至道元年（995年），其中遗物多当时制造。两塔地宫供奉物和地宫建筑、绘饰是了解10世纪末期定州社会生活的重要史料。

两地宫供奉物中，定窑烧造的陶瓷器不仅数量多，质量好，而且时代可靠——最晚的也应是977年即太平兴国二年或至道元年即995年的产品。静志地宫入藏的一百六十多件陶瓷器中，过去较为罕见的瓶、盒、罐、炉类器物竟多达六十件以上。此外，波浪纹海螺（图一）、龟形水注（图二）和四人肩舆（图三）等更属初觏的珍品；三件仿金属器造型的青釉器——长颈瓜楞瓶、六曲盘（图四）、莲花龟心碗（图五）是耀州窑还是本地烧制？这种中原青瓷的制造地点，值得进一步研讨^[33]；酱釉盖罐（图六）不知是否是紫定前身；镶饰金口的洗和镶宽银口的盘，应是细巧金银扣定器的初期形态。但不知这几件的金银扣是出自本地，还是吴越新装^[34]，以上当然也都是稀见的定器。净众院地宫入藏陶瓷品计四十七件，其中把壶（图七）、竹节筒盒（图八）等亦属少有造型，而器高60.7厘米的刻花龙头大净瓶（图九），更是难得的大型定器。静志白瓷有“官”字款者十多件，其中一件有“新官”款；净众白瓷据说只有划书“官”字者，是两地宫的供奉瓷器多为官窑烧制。《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二之三七”记：“瓷器库在建隆坊，掌受明、越、饶州、定州、青州白瓷器及漆器以给用。以京朝官三班内侍二人监库。宋太宗淳化元年（990年）七月诏，瓷器库纳诸州瓷器，拣出缺璺数目等第……”^[35]此事与《太平寰宇记》卷六二记河北道定州贡瓷器对读，可知瓷器库纳诸州瓷器的时间，恰与两地宫入藏大批定瓷的时间相接，由此似可推知，当时定州官窑之生产其质量、数量并未降低，至少还保持着晚唐的水平。静志所出绿釉净瓶（图十）、黄釉鹦鹉壶（图十一）和净众所出的三彩（黄、褐、绿）净瓶等低温釉陶，系延续唐三彩工艺的佳作。应予注意的是，内蒙古和林格尔土城子较早的辽墓（M3）出土黄绿釉鹦鹉壶和静志的鹦鹉壶雕饰、造型如出一手^[36]。显然，这是定州低温釉陶也参与了向北输出的物证。

两地宫入藏不少玻璃器，据统计静志共三十七件，净众三十四件^[37]。据安家瑶女士调查，静志玻璃器有一部分属伊斯兰钠钙玻璃，净众则全部为国产的高铅玻璃^[38]。有些静志入藏的钠钙玻璃器，可以根据地宫内的几件石刻记录推测其入藏年代：

（一）大小直桶杯各一件，小者浅色无纹（图十二），大者蓝色有简单竖线磨纹。此二件直桶杯，疑即大中十二年《唐定州静志寺重葬真身记》^[39]所记大中二年（848年）发旧塔基时所得“银塔内有琉璃瓶二，小白大碧，两瓶相盛，水色凝结……”，其入藏年代比陕西扶风法门寺咸通十四年（873年）整修之佛骨舍利地宫中的伊斯兰玻璃器为早。

（二）细颈瓶二件，可能是太平兴国二年《重建静志寺真身舍利塔铭》^[40]所记：“开宝九年（976年）岁次丙子三月中旬，申上欲开塔基，重取舍利，寻蒙（祁廷训）太尉俞允，即日于塔身内取得银棺子一所……又于地宫内石函中得银塔子一、琉璃瓶二枚……”此二枚琉璃瓶中透明度好、略呈浅绿色的那枚（图十三），据说与日本唐招提寺所藏传由鉴真和尚携去“西国琉璃瓶”形制相似^[41]，此推断结果不误，这枚玻璃瓶的年代可能比上述二直桶杯尤早，应是国内发现的伊斯兰玻璃器中的最早例。

（三）大中十二年《唐定州静志寺重葬真身记》末记：“其塔中小石塔者，本天祐寺隋塔，有舍利两粒，贮瓶四重：琉璃、金、银、漆，安在小塔顶旧函中。”^[42]此四重瓶最里层的琉璃瓶，疑即无色透明的附有莲花银盖的方形小瓶（图十四）。此瓶据同位素X射线荧光分析，其成分与上述细颈瓶接近^[43]，它的时间可能也与细颈瓶相近。因此，也应是静志地宫所藏伊斯兰玻璃器中的较早者。

（四）另一件刻花细颈瓶（图十五），则应是上引《塔铭》中所记：“（郧）崇信因舍俸钱……筑石塔基三间，旧基取土，又掘得石函一所，内有……琉璃瓶子一。”^[44]此类刻花细颈瓶是10世纪伊斯兰玻璃器中常见物，国内外多有发现。就国内言，凡有可靠纪年器物为依据的，都已进入11世纪^[45]，而静志地宫系977年封藏，且此得之于旧基石函中，其年代最迟亦应在10世纪中期。

静志和净众入藏的国产玻璃器多小型薄体器，有各种颜色的葫芦瓶、成串的葡萄（图十六）、小细颈瓶、四联瓶，较大的只有六曲钵、侈口碗。两地宫所出国产玻璃器数量、种类都远比唐代为多，而净众的三十四件玻璃器竟全部为国产，这些清楚地反映了我国晚唐以来玻璃工艺的急剧发展^[46]，而它的发展有迹象表明与制瓷工艺的繁荣有直接关系，然而静志、净众的入藏很有可能是与定瓷同一产地。

太平兴国二年《重建静志寺真身舍利塔铭》最末记载新入藏的一批金银器云：“太平兴国二年岁在丁丑五月辛酉朔二十二日，三处舍利葬于地宫内。又新施到银棺子一、小金棺子三、银塔子二、银香炉一、银净瓶一、银香合子一、银瓮子一……相次起立石塔，伏愿一切有情，同沾福润。（郧）崇信素不能文，聊直书耳。”^[47]这批金银器中，有的还錾出供奉文字，如银香炉上錾有“……解脱……涅槃……太平兴国二年五月十六日造记”等字样。看来，是专为此次重葬舍利的功德而特制的^[48]。器物制作虽嫌单薄，但器类多，线雕纹饰简洁，与当时烧制的瓷器有相通处，这应是10世纪后期某些工艺品的共同特征。此外，还有高15.5厘米金铜天王和高14.6厘米的金铜力士各一件（图十七）。天王威武，力士雄张，两像既精练，又生动，应是定州长期雕铸佛教人物造型的传统作品。净众地宫入藏银器八件，其中缠龙银瓶和重层银塔皆遍体附贴龙云和莲瓣银片装饰（图十八），较静志银塔为繁缛。金银器上附贴工艺的发展，是晚唐五代为此后北宋金银器皿所开创的新的装饰技法。

静志地宫瓷器都有丝织品包裹。定州丝织自古有名。两地宫都出有多片紫绢地绣品（图十九），花叶纷陈，布局紧密，有可能是帐幔残件。同类帐幔如内蒙古赤峰大营子辽应历九年（959年）驸马赠卫国王墓所出加绣金线龙凤的残幔^[49]和辽会同四年（941年）赤峰阿鲁科尔沁旗东京太傅耶律羽之墓所出遍地球纹绣残幔以及同出的簇宝花绫、团窠卷草锦等残片^[50]，皆是当时的纂组精华，但不知与定州巧手有无关系。

两地宫除入藏大量珍贵供品外，建筑本身和附属于它的彩画、壁画也都是10世纪末罕见的遗迹。

静志地宫平面略呈方形，四壁砖砌仿木构建筑。四隅砌倚柱，转角内柱头铺作和后、左、右三壁上的补间铺作，皆砌出一斗三升斗栱一朵。转角内柱头正中耍头作出稍向前伸的栱头状，补间的耍头则斫作批竹式。铺作之上以通替木承托长榑，其下部的栌斗皆未设耳，宽大如盘。两倚柱柱头间的阑额异常纤细。以上做法多不见于木建筑，盖用砖仿木初期不能袭用木结构形制之处尚多，此种不甚成熟的仿木建筑的实例至为稀少。而尤应重视的是仿木结构上的鲜艳彩画：阑额画束莲；泥道栱或画流云，或画铺地卷成，或画鱼鳞旗脚；斗面多画团科柿蒂，或画松纹；通替木画松纹；长榑画牡丹；栱眼壁画各种写生花，空间填以云朵（图二十）。彩画题材大部与11世纪末的《营造法式图样》异趣，其偶有相近者，在布局和描绘上亦较《法式图样》为简洁明快。因此，它是了解唐宋之间建筑彩画演变的最好资料。静志壁画内容：北壁十弟子敬礼“释迦牟尼真身舍利”灵牌；南壁券门两侧各一天王（图二十一、二十二）；左右壁画范（梵）王（天）、帝释礼佛，帝释戴宝冠，饰璎珞，手执白拂（图二十三）。白拂画作麈尾状，应是源于较早的画本。梵天、帝释礼佛题材又见山西临猗双塔寺熙宁二年（1069年）西塔地宫入藏的石函和银棺^[51]，差异较大处是银棺左右壁线雕的梵天、帝释皆手持莲花，前后眷属人数增多并俱现于云气之中。此种差异，应是符合北宋中晚期各种工艺日趋繁缛的共同规律。净众地宫平面亦方形，但四壁无仿木构件，壁画内容亦与静志不同。北壁绘较大场面的涅槃图（图二十四），左右壁各绘乐人六，乐人皆戎装（图二十五）；就着装言，颇似《药师经变》中守护药师佛的十二神将^[52]。舍利地宫绘画戎装乐队，不知尚有他例否。净众地宫壁画应予注意的是墓顶，飞天、凤凰间以散花、流云，以白描笔法布满穹隆，如此设计似乎亦无先例。目前墓顶白灰皮层脱落严重，线条笔迹亦渐漫漶隐没，考虑保护措施已刻不容缓。

三

景德二年（1005年）澶渊之盟后，进入定州工艺的第四阶段。此阶段已在静志、净众两地宫之后，但直迄女真大举南下灭亡北宋的靖康之变（1126年）之前，其间基本承平百有余年，定州工艺达到了最盛时期。作为定州工艺较系统的说明，似有继续考察下去的必要。第四阶段就现有资料看，制瓷、丝织和建筑三个方面都留下了文字记录和实物。

11世纪，定瓷在装饰上发展了对称、清新的印花图案，在制造上流行了支圈覆烧技法。前者似乎受到当时丝织品纹样的影响，后者则大大地扩大了生产。“官”“新官”款罕见了，这大约是一方面窑业者直接承应了皇室、贵族的订货，所以发现了有“尚食局”、“尚药局”和“五王府”的刻铭。故宫所藏定瓷有“奉华”“风华”“慈福”“德寿”“聚秀”“北苑”“禁苑”等入宫以后在器底刻出的文字，更说明定窑在宫廷中并未因有芒而绝迹。另一方面供应民间的数量增多了，一些较粗的白瓷碗心书有段、李、刘、元等姓氏字样^[53]；这类粗瓷时代可能晚些，但可见定瓷已日渐走向民间。《光绪曲阳县志》卷十一著录后唐天成元年（926年）王都《重修五子山院碑》右侧镌有行书体铭：“愚尝谓此山乃境中绝胜之所也，然有记事之碑，经其雨雪，字体亏残，愚虽不达，恻然悯之，于是请匠以重镌之，庶后观者得以□。时宋宣和二年（1120年）庚子八月十五日，中山府贩磁器客赵仙重修记……院庄僧智弁，岳阳杨刊。”据此可知12世纪初已有专门贩瓷器客商到窑场附近洽谈生意，定窑盛况因可推知。20世纪40～50年代，东北博物馆李文信先生调查内蒙古东部未经金元利用过的辽城遗址和陵区，采集了大量瓷片，对其中定瓷情况和所占比例有所记录^[54]，现摘要如下表。

遗址名称	遗址地点	定瓷片在瓷片中所占比例和定瓷简况
上京临潢府址	巴林左旗林东街	约占50％，素白的最多，划花的次之，印花的较少。大内址中分布较多
祖州城址	巴林左旗林东街西，独石山中	约占80％，有光素、划花、印花三种。城内西北和东北两方分布较多
庆州城址	巴林左旗林东街西北白塔子村	约占70％，光素的最多，雕刻花的较少，印花的最少；定窑红瓷、黑瓷各获一片；较粗的仿定窑白瓷片约占5％
永庆陵区	巴林右旗庆州城址北	约占45％，雕印花纹的较少，较粗黄的仿定窑白瓷片约占总数35％

表中几处地点分布的定窑白瓷有些属于10世纪的产品，但大部分是这个阶段前半所烧造，其中较粗黄的仿定估计也有一部分是定窑的民间产品。至于广大地区发现的辽墓随葬的定瓷和辽塔天宫、地宫入藏的定瓷更屈指难数。而且除白瓷外，这阶段还烧造了上表所列的红定、黑定，另外还有紫定、绿定和金花定器。和制瓷关系密切的低温三彩器，似乎也应考虑在内，尽管目前尚未发现属于这阶段定窑烧造的三彩，但我们知道20世纪初易县西北山中发现一处罗汉窟，窟内供奉十多座三彩罗汉^[55]，这组群体塑像工艺水平在北宋罗汉造像中亦属上乘，因而似乎也应和有雕铸佛教人物传统的定州联系起来。按自唐建中三年（782年）设义武军节度使以来，一直到辽统和七年（989年）易州沦陷契丹之前，二百多年间易、定两州皆统领于义武军，而定州为设军衙之地，故此易县三彩即使非定州烧制，其技艺亦有出自定州之可能。

“河朔、山东养蚕之利，逾于稼穑”^[56]，而河北丝织中心向在定州。这个阶段，定州以发展了细巧的高技术的织物——缂丝闻名于世。泉州惠安人庄绰记两宋间佚事，撰《鸡肋编》^[57]，其卷上有云：“定州织刻（缂）丝，不用大机，以熟色彩经于木棦上，随所欲作花草禽兽状；以小梭织纬时，先留其处，方以杂色线缀于经纬之上，合而成之，若不相连，承空视之，若雕铸之象，故名刻丝。如妇人一衣终岁可就，虽作百花使不相类，亦可盖纬线非通梭所织也。”确凿的定州缂丝迄未发现，但10～11世纪的契丹贵族墓却多有缂丝出土，辽宁法库叶茂台辽墓出有金线龙云海兽缂丝尸衾、金线云水缂丝靴面^[58]，内蒙古翁牛特旗辽墓出有缂丝，简报未详记内容，但同出有金线海水龙云绣^[59]，以上织有金线的作品，不知是否是定州所产。另外存素堂朱氏旧藏传北宋紫鸾鹊缂丝匹料^[60]，颇有如庄绰所记“随所欲作花草禽兽状”，就织纹言，应属缂丝的早期作品，其为定州织造的可能性，似较上述加饰金线者为大。

其时，定州建筑艺术亦雄踞北方。现存著名的遗迹是定县城内开元寺的料敌塔。《民国定县志》卷二《古迹篇》记：“料敌塔，《康熙志》名曰大塔，在县治南。宋真宗时，开元寺僧会能尝往西竺取经，得舍利子以归。咸平四年（1001年）诏会能建塔，伐材于嘉山^[61]。至和二年（1055年）始成。高十三（一）级，围六十四步，因可以瞭望敌，又名料敌塔。知州宋祁尝记年月其巅……光绪间（十年，1884年），塔东北一角塌坏。”20世纪80年代已修整复原。该塔八角，外轮廓有轻微收分，外观至为秀丽，外壁内绕以回廊，自第1～7层廊壁上部设砖制华栱二跳，其上施支条、背版与木建筑同。背版结构在第2、3两层用方砖，浮雕各种花纹，无一雷同；第4～7层以彩绘版代雕砖；第8～11层只筑券洞，无斗栱、平棋。塔内部中央建一个八角砖柱，内置梯级。第1层高度较大^[62]，因建后不久即因故封阻，所以壁画、彩画仍极艳丽^[63]。此塔外观简洁，比例匀称，建筑装饰既整齐华丽，又富变化，是现存砖塔中最高大者，也是砖仿木建进入成熟时期的代表作。此外，见于著录的定州名建筑：如与料敌塔同年于城东北隅兴建的华塔；庆历八年（1048年）安抚使韩琦于县治后兴建的阅古堂和皇祐三年（1051年）于华塔侧营建的众春园，绍圣元年（1094年）知州苏轼于文庙营建的雪浪斋等虽早已不存^[64]，但1934年中国营造学社刘敦桢先生调查河北西部古建筑时尚在的易县开元寺辽建毗卢、药师、观音三座大殿，似可聊备参考。刘先生记开元寺三大殿云：“殿内平棋藻井的分划和襻间结构，多少与《营造法式》类似，而和我们从前所调查的辽建筑两样。”又云其中的毗卢殿“跪在平盘斗上的角神……在木建筑中此系第一次碰见的实例，可与《营造法式》互相印证……药师殿……明间（襻间）用两材，次间成为单材，和《营造法式》卷三十榑缝襻间一图异常接近，可算为辽代遗构的一个例外”^[65]。以上所记与辽建不同而与《法式》相近者，当是源于北宋中期以后的新发展。北宋中期以后的新情况出现于易州，应是自其南邻定州而北传者。刘先生又记毗卢殿内的佛像云：“殿内安置如来、文殊、普贤三像……姿态都很潇洒自然，一见之下，几疑与大同华严寺薄伽教藏殿诸像同出一人之手。”^[66]此事殊值重视，与薄伽教藏殿的佛、菩萨形象相似的造像，辽中京以南多有发现。然则辽圣宗以后一部分辽代佛教造像的变化，如涉及易州，应又与前述之三彩罗汉的情况相同。当和有造像传统的定州关系最为密切。

建炎三年（1129年），中山陷金。兴定三年（1219年）蒙古下中山，此北方重镇经金元兵燹，人物多有流散，旧有工艺虽时有恢复，如《金史·地理志中》记河北西路“真定府，上，总管府……产瓷器”^[67]和《元史·百官志一·工部》记真定路设纱罗兼杂制造局^[68]、中山设织染提举司等建置^[69]，实是定州传统工艺已进入尾声的部分反映。至于定州工艺的彻底衰落，盖由于明初燕王朱棣之南犯。建文初（1399年），都督平安守真、定，屡挫燕兵于燕南，《民国定县志》卷十七《志余兵事篇》分析此战役云：“燕兵之屠戮燕南，赤地千里，燕王厉讳之，不见史册一字。其实燕赵之民随在起义抗拒，燕兵所至屠戮无遗，观定州及各县氏族多永乐迁徙而来，土著绝少，即知当时残杀已空，不能不迁民以实之，其视战争蹂躏之害为尤烈也。”^[70]金元之世，定州工艺虽已式微，但两千年来工艺重地的走向解体，实是罹于明初所谓“靖难之役”。

注释

[1]参看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墓——战国中山国国王之墓》下，彩版15∶1、6、32、33、34、36∶2、37∶1，文物出版社，1996年。

[2]参看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省三十年来的考古工作·秦汉时期》，刊《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文物出版社，1979年。

[3]《新唐书·地理志三》：“定州博陵郡……县十……唐、上，有铜有铁。”

[4]《魏书·释老志》：“太祖平中山，经略燕赵，所径郡国佛寺，见诸沙门道士皆致精敬。”

[5]此像仅存石座，原为端方藏品，《陶斋藏石记》卷六有铭记录文。该座现藏日本东京书道博物馆。常山在今定县西南，北魏属定州。

[6]参看东京国立博物馆《金铜佛：中国·朝鲜·日本　特别展》，图版8，1987年。蠡吾在今定县东南。该像现由日本大阪私人收藏。

[7]引自《魏书·释老志》。

[8]敦煌发现薄黄绢《金光明经》卷二尾题云：“皇兴五年（471年），岁在辛亥，大魏定州中山郡卢奴县城内西坊里住，原乡凉州武威郡租厉县梁泽北乡武训里方亭南苇亭北张主……自慨多难……兴造素经法华一部、金光明一部、摩维一部、无量寿一部，欲令流通本乡……”该卷现藏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P. 4506。参看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98，1990年。

[9]引自石函盖铭，参看河北省文物局文物工作队《河北定县出土北魏石函》，《考古》1966年5期。

[10]参看夏鼐《河北定县塔基舍利函中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1966年5期。

[11]《民国定县志》卷十八《志余金石篇上》著录此铭石，石末署“前定州刺史彭城王元勰、定州刺史城阳王元鸾”。

[12]发现最多的一次，是1953～1954年曲阳修德寺遗址的发掘，共出土二千二百余件。参看罗福颐《河北曲阳县出土石像清理工作简报》；李锡经《河北曲阳县修德寺遗址发掘记》，两文俱刊《考古通讯》1955年3期。

[13]太平真君四年（443年），高阳蠡吾任丘村苑申所造弥勒佛装金铜立像犹是胡人形象。参看注〔6〕图版8。

[14]参看注〔6〕图版12。安熹即今定县。该像现由日本东京私人收藏。

[15]参看注〔6〕图版17。新市位今定县西南。该像现藏美国纽约大都会美术馆。

[16]图版见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千年古都文物胜地》，60页，1995年。武强在今定县东南。

[17]参看《全国基本建设工程中出土的文物》，图版47，《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9期。

[18]参看保全《西安文管处所藏北朝白石造像和隋鎏金铜镜》，《文物》1979年3期。

[19]参看程学华《唐贴金画彩石刻造像》，《文物》1961年7期。

[20]参看刘敦桢《河北省西部古建筑调查记略》附录《曲阳石刻》，《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五卷4期，1935年。

[21]见《隋书·百官志中》。

[22]《新唐书·地理志三》：“定州博陵郡上……土贡：罗、、细绫、瑞绫、两窠绫、独窠绫、二色绫、熟线绫。”《通典·食货六》记天宝末，博陵郡年贡绫五种，计一千五百七十五匹：“天下诸郡每年常贡……博陵郡贡细绫千二百七十匹、两窠细绫十五匹、瑞绫二百五十五匹、大独窠绫二十五匹、独窠绫十匹。”

[23]据《太平广记》卷二四三引。张，开元时人。《佥载》多有增补，增补部分有天宝间及其以后事迹。

[24]参看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万佛堂孔水洞调查》，《文物》1977年11期。

[25]参看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北曲阳五代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9期。

[26]这批定窑白瓷曾个别发表，如注〔16〕所引《千年古都文物胜地》40页之白瓷碗。此外，西安唐西市、含元殿等遗址亦曾发现刻有“官”字款的白瓷器。

[27]参看陈万里《邢越二窑及定窑》，《文物参考资料》1953年9期。

[28]《光绪重修曲阳县志》卷六《山川古迹考》；“（涧磁）岭在龙泉镇之北，（岭）下为涧磁村……龙泉镇今俗称南北镇里。”南北镇里位今涧磁村东1公里处。《县志》卷九《礼仪风俗考》又记：“曲阳龙泉镇唐宋以来旧有磁窑。”参看河北省文物工作队《河北曲阳县涧磁村定窑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1965年8期。

[29]参看李辉柄《关于“官”“新官”款白瓷产地问题的探讨》，《文物》1984年12期。

[30]参看马文宽等《中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四非洲，中国古瓷的宝库”，紫禁城出版社，1987年。

[31]参看韩国文化财管理局等《皇龙寺·遗迹发掘调查报告书I》，245页，插图9、10，1984年。

[32]参看定县博物馆《河北定县发现两座宋代塔基》，《文物》1972年8期。

[33]参看冯永谦《叶茂台辽墓出土的陶瓷器》，《文物》1975年12期。

[34]《吴越备史补遗》：“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九月十一日，王（吴越王钱俶）进朝，谢于崇德殿，复上金装定器二千事。”

[35]紧接这段文字，《宋会要辑稿》记：“景德四年（1007年）九月诏，瓷器库除拣封桩供进外，余者令本库将样赴三司行人，估价出卖……”已纳入宫廷的贡瓷既可出售，似可推知如定窑的白瓷器在产地出售多余的贡品，亦非不可能。大批官窑器出现于两地宫，或即来源于此。

[36]参看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墓发掘简介》，《文物》1961年9期和该刊封面图版。

[37]据注〔32〕引文后《五号塔基出土文物简表》统计。

[38]参看安家瑶《中国的早期玻璃器皿》，《考古学报》1984年4期。

[39]据注〔32〕文图14拓本。

[40]据注〔32〕文图6拓本。

[41]参看安家瑶《中国的早期玻璃器皿》，《考古学报》1984年4期。

[42]据注〔32〕文图14拓本。

[43]参看安家瑶《中国的早期玻璃器皿》，《考古学报》1984年4期。

[44]据注〔32〕文图6拓本。

[45]同注〔38〕。安文发表后续有发现，如蓟县独乐寺白塔上层发现的与清宁四年（1058年）石函同出的刻花玻璃瓶，见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考古队等《天津蓟县独乐寺塔》，《考古学报》1980年1期。由于定县、蓟县的发现，可以大体上排出刻花玻璃瓶的早晚顺序：定县地宫者最早（977年），其后颈、身俱向高发展，如安徽无为景祐三年（1036年）塔所出刻花瓶；蓟县白塔最晚（1058年），颈愈细，身愈高，而且出现了外翻的平口。浙江瑞安庆历三年（1043年）建成的慧光塔所出刻花瓶平口细颈与蓟县者同，但身作椭圆形，且出现了圈足，当是与以上三例不同的一种新类型。

[46]参看安家瑶《中国的早期玻璃器皿》，《考古学报》1984年4期。

[47]据注〔32〕文图6拓本。

[48]专为供奉舍利而特制的器物，不止此银香炉，净众地宫还有定窑带盖舍利瓶一件，该瓶瓶身刻铭云：“……至道元年四月日弟子□□记。”

[49]参看前热河省博物馆筹备组《赤峰县大营子辽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6年3期。

[50]参看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耶律羽之墓发掘简报》，《文物》1997年3期。

[51]参看乔正安《山西临猗双塔寺北宋塔基地宫清理简报》，《文物》1997年3期。

[52]药叉十二神将形象，可参看敦煌莫高窟第220窟贞观十六年（642年）所绘北壁《药师经变》，唯十二神将戎装持兵器与此戎装持乐器者不同。参看《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三，图版27，文物出版社、日本平凡社，1987年。

[53]参看冯先铭《古陶瓷鉴真·定窑及定窑系诸窑》，燕山出版社，1996年。

[54]参看李文信《辽瓷简述》，《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2期。

[55]其地位清西陵西北二十里山中，窟内原奉三彩罗汉于1913年被发现后，即陆续被盗运出国，现分藏于美、英、加拿大博物馆。参看原田淑人《隸省易縣舊在の陶羅漢に就ぃて》，《考古学杂志》第18卷1号，1928年。

[56]引自庄绰《鸡肋编》卷上。

[57]庄绰父公岳，《万姓统谱》卷五十记：“庄公岳，惠安人，嘉祐四年（1059年）进士，历秘书（丞）、吏部右侍郎，元祐初（1086年）上书极谏时事……”可知庄绰时代当在两宋之际。参看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十八“《鸡肋编》”条。

[58]参看辽宁省博物馆、辽宁铁岭地区文物组发掘小组《法库叶茂台辽墓纪略》，《文物》1975年12期。

[59]参看翁牛特旗文化馆等《内蒙古解放营子辽墓发掘简报》，《考古》1979年4期。

[60]该件纵132厘米、横56厘米，幅边完整，现藏辽宁博物馆，见《中国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图版143，文物出版社，1983年。参看朱启钤《存素堂丝绣录·宋刻丝紫鸾鹊谱轴》，《纂组英华》附录，1934年。

[61]《光绪重修曲阳县志》卷六《山川古迹考》：“嘉乐山，《元和郡县志》在县东十里。《旧志》平地崛起，蜿蜒十余里，挺拔耸秀……《州志》山本多乔木，固定州造浮屠，采伐一空，谚云：砍尽嘉山木，修成定州塔。”

[62]以上参看注〔20〕“定县开元寺塔”条。

[63]参看马瑞田《定县开元寺料敌塔基彩画》，《文物》1983年5期。

[64]华塔、阅古堂、众春园、雪浪斋均见《民国定县志》卷二《舆地志古迹篇》。

[65]以上均见注〔20〕“易县开元寺”条。

[66]以上均见注〔20〕“易县开元寺”条。

[67]金河北西路总管府设真定府，统辖府三，即真定府、彰德府和中山府。

[68]元中山府隶真定路，见《元史·地理志一》。

[69]《元史·百官志一》记中山织染提举司下尚有“中山刘元帅局”“中山察鲁局”两项。

[70]《民国定县志》记此役后，附载《盐山志》纪事，该纪事见《民国盐山新志》卷廿八《故实略兵事篇》，其文云：“燕王即位，屠戮忠节之士，凡畿南抗拒起义及燕军虔刘一空，均厉讳之。山西李柳西者，永乐时始迁盐山者也。初至时，白骨青磷，怵惊心目，乃搜访遗事，辑为《义民录》一书，以文禁方严，遣教子孙永不得示人，以贾祸其家。传至清代，犹守其训不敢出。”盐山位定、真之东，濒渤海湾，距燕兵南下路线甚远，建文初亦未逃脱屠杀，可见“靖难”为祸燕南之甚，殊出料外。

本文原刊《文物》1997年10期，第36～46页。日文版刊于《中国河北省定州北宋塔基出土文物展——地下宫殿の遺宝》，第9～18、19～24页，出光美术馆，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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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定州的范围约指以今定州市为中心，西界太行，南及平山，北逾满城，东抵博野、武强，大概相当北宋河北西路的北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