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大开发中维修和保护新疆石窟寺遗迹应注意事项

属于佛教寺院的石窟寺和佛教其他遗迹一样，由于地理环境、社会经济、历史传统和所在民族等差异，而出现不同的形制、形象、形象组合和装饰纹样等。根据这些不同，就分布地区来讲，我国石窟寺遗迹，可以粗分三个大区，那就是新疆地区、青藏地区和内地地区。内地地区，包括北方、中原和南方。就各地区的民族而言，内地主要是汉族，青藏主要是藏族，新疆早期是印欧语系的民族，后来是回鹘系（也就是维吾尔系等民族）。三个地区，地域毗连，尤其是各地区的边缘地带，由于民族杂聚，相互间的贸易往来与文化交流，因而相互影响是可以理解的；但这并不排除它们各有特点，而这些特点应当是主要的，所以才能明显地区分开来。

佛教最早是从我国西部传入的，所以西部是早期石窟寺遗迹最集中的地方。新疆、青藏这两个大区都在西部，内地的石窟寺遗迹，至少有一半以上的重要石窟群也在西部，像敦煌、炳灵、麦积、须弥山等。因此，今天我们开发西部，作为旅游重点的石窟寺遗迹就突出了。而这些石窟寺开始雕凿的时间绝大部分都在千年以上，还经过程度不同的自然的和人为的损坏，它们又都没有经过全面的科学研究，甚至还没有完整的档案资料。而这些工作，就是说全面的科学研究和完整的档案资料，又不是短期内所能补做竣工的。这种情况下，摆在我们文物考古人员面前的已经是刻不容缓的石窟寺遗迹的维修保护工作，在更好地迎接旅游大潮的今天，该如何进行呢？尽管这个工作已经是刻不容缓，但我们还要做心中有数的准备。现在，我以一个对保护工程完全外行的人，从文物考古的角度，根据过去的工作，包括新疆同志们的工作，谈谈自己的一些想法，请同志们指正。我想就以新疆地区石窟作为重点来谈谈它的特点和维修保护中应予注意的事项。

新疆临近中亚、印度，佛教大乘、小乘向中国传播大都首先经过新疆，一般说大乘流行在以于阗为重点的天山南路的南道，小乘流行于以龟兹为中心的天山南路的北道。在南道上，多兴建地上的寺院；北道除建地上寺院外，还多开凿石窟。北道石窟的集中点主要是龟兹和高昌这二区，再集中一点，龟兹石窟可以拜城、库车的克孜尔和库木吐喇作代表；高昌就是吐鲁番地区，可以吐峪沟和伯孜克里克为代表，下面谈新疆石窟特点，我想大都不超出这几个地点，主要还是龟兹石窟。

新疆大约从4世纪的龟兹石窟起，就出现了合释迦立像和表现释迦在帝释窟说法的坐像、还有释迦的涅槃卧像在一起的这种石窟，我们一般称它为中心柱窟；还有旁边开凿门道、里面建灶台的僧房窟。主要是出现这两种窟，这两种窟都是券顶，前壁开门窗。到4、5世纪出现了组窟，那就是成组的石窟，也可以说是石窟寺院吧。这种成组的石窟，大约先是简单的，只有中心柱和僧房这一类型的，如38～40窟（图一）。后来石窟的种类和数量增多了，增加了大概是高僧讲经的方形窟，如38、39、40窟。再后来，主要是数量再增多，最好实例是克孜尔的96～105窟（图二），这组窟可以表现一个组窟的发展过程：96～98窟至96～102窟，即又在右方开凿了一大二小中心柱窟和一座僧房窟，并把原来的僧房窟（98窟）改造为中心柱窟，这样就形成了五个中心柱窟位于中央的一组窟，之后又在102窟的右方开凿了一大中心柱窟、一僧房窟和一方形窟即103～105窟，这样从96～105这组窟就包括十个窟了。此例出现应是成组的石窟最繁荣的时期，然后就进入了衰落期。进入衰落期再回复到数量减少、种类简单，时间约是6世纪以后。还以克孜尔为例，克孜尔组窟衰落时期的特点是较大的中心柱窟减少，小型窟增加，僧房窟被改造，克孜尔181～191这十座窟的组合变化最为清晰（图三）：181～191这十座窟只有两座较大的中心柱窟（184、186窟），方形窟和小型窟多到四座（181、183、185、187窟），还有一座较大的僧房窟（189～191窟），这座较大的僧房窟后来又被改造为僧房，即189、190、191窟则属方形和小型窟，前者即191窟，后者即满壁画千佛的190窟，此190窟原是僧房窟的门道。以上是克孜尔主要的石窟形制的特点^[1]。

形象和形象组合方面的特点：4～6世纪主要的尊像，只有释迦和弥勒的形象，窟内的主像包括中心柱前站着的大立佛或帝释窟说法的那种坐佛以及涅槃像的卧佛像，窟前壁上方多画未来佛在兜率天说法的弥勒坐像，反映的是小乘佛教。在这个时期，小乘佛像的服饰，从现存的塑像来看，较多受到流行在中亚地区的犍陀罗后期服饰的影响，壁画则较多地受到中印度笈多时期的影响。这是说龟兹在早期和盛期的情况，到了7～8世纪，由于和内地的往返频繁，特别是内地的僧人到新疆布道，有的还在这里建寺修禅，因而出现了不少所谓的汉寺，库木吐喇的窟群区的汉风石窟是一批典型实例，这种石窟，在形制上有上述龟兹式的中心柱窟；也有中建佛坛的内地式，塑像已毁不存在了，壁画则存有不少，所据大约是从内地带来的粉本绘制的大幅各种变相如无量寿经变、观经变。除了这种汉寺之外，内地影响到的还有千佛壁画也出现在许多新疆石窟中，有的还出现了密教壁画，如库木吐喇7号窟的千手观音的形象。再晚一些，像吐鲁番伯孜克里克回鹘时期的石窟的大幅所谓誓愿画和库木吐喇75号高僧窟的壁画也都是一派内地风格的形象，从形象看是属于佛教大乘系统的。其实吐鲁番较早的吐峪沟石窟已有不少内地因素，最近在库车东雀离大寺（即苏巴什佛寺遗址）的北方铜厂河畔又发现有汉文“文殊师利菩萨，似先兰^[2]为合家大小敬造”“清信佛弟子寇廷俊敬造卢舍那佛”等榜题和刻画“己巳年五月十五日”字样的大约开凿于8世纪后期迄9世纪的阿艾石窟一座。其实这类从内地来的人们开凿的石窟并不罕见，7世纪20～30年代王玄策出使印度，就记载了罽宾（即克什米尔）都城内有汉使所建汉寺，罽宾又远在新疆的西南界外了。

到了10世纪和11世纪这个阶段，伊斯兰教进入新疆。新疆居民就开始逐渐改奉伊斯兰教。所以有些石窟的早期破坏是因为宗教的一些问题。但是，伊斯兰教传入新疆中部以东那就比较晚了，有的晚到14世纪和15世纪，所以在吐鲁番回鹘时期的石窟里面可能还有流行藏传佛教——喇嘛教的因素，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另一类问题。

根据新疆石窟形制和现存各种形象及形象组合的特点。我们进行维修保护，应予注意什么呢？我认为要考虑以下七个方面：

（一）石窟崖面上的遗迹。石窟成组，它的遗迹既要在平面上找根据，更主要是在立面上找证据。因为石窟崖面上遗留下来的表现窟檐的这种痕迹和这种痕迹的变化，说明这组窟的发展过程，如克孜尔38～40窟崖面的刻画（见图一），就是重要的证据。另外，石窟上下层的布局，如2～17窟上中下三层分布，这就产生了如何从下层向上去中、上两层的问题^[3]，梯道早已无存，其遗迹只有根据插置梯道的桩孔来推测。为了说明石窟的发展过程，上述的窟檐痕迹和插置木桩的孔穴，都要保护，不要因维修给弄没了；后者如果还可适用今天修复梯道用，也可以全面考虑后利用旧孔，以免再损坏崖面。关于这类崖面遗迹，20世纪60年代敦煌常书鸿先生请铁道兵团搞莫高窟崖面维修之前就做了各种记录，现在遗迹虽被覆盖，但有记录可考察研究。

（二）石窟前面的遗迹。许多石窟前壁已崩塌，但原地面还埋在窟前，有的可能还存有前室遗迹，如克孜尔4、5窟（图四），有的甚至还保存有遗物和崩塌下来的壁画、塑像残块，这些遗迹、遗物需要维修前做考古发掘和清理。另外一些曾被前人发掘过的遗迹，如德国人在新疆各地石窟清理过的遗迹也要弄清楚，看明白他们盗掘的情况和遗留下来的问题。因此石窟维修不仅是维修，还有考古工作要做在维修之前。这在新疆有好的经验和效果，如1989～1990年维修克孜尔谷西区中段50～57窟之间、60～77窟之间和90窟附近时，清理发掘了三十多座下层洞窟，从洞窟形制到各种生活用品等遗物看，这类下层洞窟主要应是人们居住生活的所在。这里发现的遗物有木器、陶器、铜器、铁器、石雕、残塑、残画，还有麦、粟、豆、羊骨、梵文贝叶经和木简、龟兹文纸文书、织品、骰子、铜钱（五铢、龟兹小钱、开元通宝、大历元宝）等。又如在有的崩坏的窟前发现原接建木结构的遗迹。上述这两次工作在石窟考古工作中是很重要的，可惜我们只发了两篇简报^[4]，图印得也不清楚，更重要的是没有注明各种遗物出土时的上下层次，因而削弱了我们工作的影响面，没有得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应尽快整理出详细的正式报告刊行。

（三）石窟内部的清理。有些石窟内部有很多堆积，更不应忽视，有些高处、僻处的石窟，近现代很少有人上去，过去西北科学考察团黄文弼先生就曾在克孜尔这类石窟中发现不少开元时期的重要文书和残存的文件，德国人也曾从克孜尔和吐鲁番石窟中盗掘去不少重要文件和各种文字的佛经以及木雕、泥塑，甚至还有牙雕和各种供具。这类文物，解放后我们在1989～1990年也曾清理出不少。

（四）注意石窟形制。要保存现存的原状，石窟因自然崩塌，窟面不规整，维修时不要为了好看轻易加工复原，也不要轻易整齐化。

（五）新石窟的发现。在下层居住生活用窟的上面和附近也有被沙石埋盖的石窟，维修上层石窟时，无意中被发现。这些石窟内的塑像、壁画往往保存较好，但重见天日最易风化，因此要在维修前，做好这方面的准备。解放前韩乐然先生在克孜尔发现的新1窟即是一例，我们要吸取这个经验，不要让它重见天日后又很快地毁损。

（六）现存壁画和极少数塑像的处理问题。一定要保存原状，在没有经过试验前不要轻易维修。残破的也要保持原状。特别要注意新安装门窗时，不要触及壁画、塑像。壁画起甲问题要向敦煌研究所求教，看看他们的办法是否可取。这类洞窟最好暂不开放。

（七）石窟附近的寺院遗址，过去和近现代都有不同程度的破坏。新疆佛教寺院大多历史悠久，延续时间长，遗迹丰富，很有考古发掘价值，所以应予保护现场。有些寺院遗址位于交通要冲，因此附近还有古代关隘等军事遗迹^[5]，这就更应特别注意保护现场，不应忽视和轻易清理发掘。

总之，我们认为维修保护这种石窟工程，不是一个简单的工程问题，应当在石窟研究工作的基础上进行。维修保护工作的水平，实际是反映研究工作的一个侧面。因此，我们建议维修保护工作一定要和石窟研究人员结合。因为维修保护哪一个石窟必须要对哪个石窟有深入的了解，不然这个维修保护工程是做不到家的，甚至还会出现意料不到的差错，就新疆石窟而言，我建议维修保护工作的班子中，一定要有从事石窟研究的同志认真了解新疆的历史，特别是石窟所在地的历史，其次是新疆佛教史，然后再浏览一些新疆历史考古资料和石窟考古资料，后者还应包括点印度、中亚方面的佛教考古资料，如果有条件还可参考一点外国人有关新疆石窟的著述，哪怕是通过汉译本也好。以上提出的要了解的方面虽然不少，但数量都不太多，准备时间也不需要太长，只要持之以恒，是不难完成的。

注释

[1]参看拙作《新疆拜城克孜尔石窟部分洞窟的类型与年代》，刊《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一，文物出版社，1990年。

[2]南宋邓名世于绍兴四年（1134年）撰就的《古今姓氏书辨证》记似先是高丽复姓，见该书卷二十二上声六止下：“似先，高丽扶余种也。唐武德中有右骁卫将军似先英问。又《陈儒传》荆南监军朱旼攻杀节度使段彦謩，僖宗遣中人似先元锡慰抚之。又《李训传》训尝遣中人似先希逸按边。”按似先希（义）逸见《新唐书》卷一七九《顾师邕传》：“（李）训遣宦官……似先义逸、刘英誗按边，既行，命师邕为诏赐六道杀之，会训败不果。”李训败在大和九年（835年）十一月，同年十二月顾师邕赐死，事见《新唐书·文宗纪》。［西安碑林博物馆藏1993年西安东郊灞桥区务庄出土《似先义逸墓志》记义逸“以大中四年（850年）二月廿四日薨于大宁里之私第，享年六十五”］似先元锡见《新唐书》卷一八六《陈儒传》：“僖宗入蜀……（朗州刺史段）彦謩代（荆南）节度，彦謩与监军朱敬旼不平，谋杀之。敬旼觉，先率兵入其府，彦謩……俄见害……（敬旼）诬彦謩以罪。帝遣中人似先元锡、王鲁琪慰抚，密戒曰：若敬旼可诛，诛之……敬旼盛兵出迎，元锡等不敢发而还。”中和元年（881年）僖宗入蜀，是《新唐书》所记两中人似先事，皆在9世纪中后期。较多的高丽人移居内地，甚至西及陇右，其时多在初盛唐，此两似先中人，特别是似先兰合家大小奉养题记出现在中晚唐阶段遥远的新疆中部石窟中。殊值注意。有谓似先兰如当时寄寓龟兹，则可能是天宝九载（750年）随高丽族大将高仙芝西讨军中之一员或其后裔之留居安西者，此亦别无根据之推测。

[3]参看《新疆克孜尔石窟考古报告》第一卷，文物出版社，1997年。

[4]参看《1989年克孜尔千佛洞窟前清理简报》，刊《新疆文物》1991年3期；《1990年克孜尔石窟窟前清理报告》，刊《新疆文物》1992年3期。

[5]如库车库木吐喇石窟附近的遗迹。清雍正四年（1726年）迄乾隆元年（1736年）谪居外蒙古乌里雅苏台的谢济世奉大将军平郡王福彭命，巡视库车地区，其《戎幕随笔》中记：“丁谷山（即《唐书》所谓阿羯田山，亦即库车北侧的白山）千佛洞（即库木吐喇石窟）……山势自西北迤逦趋东南，天山所分一大干也……上下山谷，佛洞以百数……考白山以西北唐为突骑施沙雁州界，东为鹰娑都督府地，皆隶于安西府者。白山西北势极悬绵亘如崇墉，坚垒开合云气中。自（库车城北）石浮屠至千佛洞可五六十里，东南斩崖一带，横亘如城，减隘至顶，下层望上层呼之可应，然陡绝不可登，须绕出山背，盘道迂回几十里，乃得到。有潭水亩许，不涸不盈，唐时有关隘以防御突骑施。塔下旧有两截碑，文字可辨者三之一，唐开元三年（715年）安西都护吕休璟为监察御史张孝嵩平阿了达干纪功碑（按：此碑已佚）也。孝嵩以奉使至，愤吐蕃之跋扈，念拔汗那之式微，以便宜征兵戎落，出安西数千里，身当矢石，俘斩凶夷，故碑中多以常惠、陈汤比之，今仆以大将军之命奉使至此，其有愧于古人多矣。”（转引自俞浩《西域考古录》卷十二“库车”条）是除关隘遗迹外，谢济世在此关隘附近还意外发现记录战事的碑石，这类文字遗物当是更为重要的历史文物。

本文发表后，得读金宪镛、李健超合撰的《陕西新发现的高句丽人、新罗人遗迹》（刊《考古与文物》1999年6期），该文记录20世纪80年代永寿县发现的北魏神龟三年（520年）造像碑，碑记邑子题名中有高丽似先氏四人。1982年黄陵县发现的西魏大统十四年（548年）造像碑供养人题名中有似先氏十一人。可见高丽似先氏迁入今陕西中部由来已久。此阿艾石窟题记中出现的似先兰一家，或许来自今陕西、陇西一带。

本文系2000年9月在乌鲁木齐出席国家文物局西部文物工作会议上的发言稿，
原刊《中国文物报》2001年2月21日第7版。这次整理刊发，除改动正文少许词句外，还增补了文末的第（七）项和最后的全部注释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