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新剥出的蓟县观音阁壁画

1972年1月，河北蓟县文化馆因修整辽统和年间所建独乐寺观音阁，在阁下层四壁剥出了十六罗汉和两天王壁画，其分布位置如下列图表（表一、图一）。

第一尊罗汉下方的供养牌记，给我们提供了考证壁画绘制年代的资料。牌记原文是：

“重修僧正司僧官玉（？）泉”

僧正司，是明代的建置，见《明会典》卷二二六“僧录司”条：“国初置善世院，洪武十五年（1382年）改僧录司……在外僧人，府属僧纲司，州属僧正司，县属僧会司管领，皆统于本司。”蓟县，明置蓟州，所以壁画上的供养僧官隶僧正司^[2]。因此，新剥出的壁画的绘制年代，不会早到明以前。两天王所执法器和璎珞上的金饰皆使用了沥粉；壁画人物的风格和山云形式、走龙细部都与十一面观音立像背后的倒坐观音塑壁相似，说明它们应是同时所制作。按壁画饰沥粉和倒坐观音这种题材，在冀晋北部，明中叶开始流行；又壁画中书写“重修信士”姓名的那种上覆莲叶、下设莲座式的供养牌记，更盛行在明嘉靖以后。因此，又可进一步推测新剥出的壁画的绘制，大约不早于明中叶^[3]。

壁画的绘制年代，并不等于壁画设计的创造年代。十六罗汉下部世俗男像中屡见有元代流行的斗笠帽，许多妇女的衣饰也和山西洪赵广胜寺元代壁画的描绘相仿佛（图二）。更值得注意的是，壁画的主要内容，即十六罗汉两天王的形象还比元代为早。十六罗汉皆作直立姿态，这是宋以来十六罗汉画像受禅宗影响，或依山石，或坐禅床以前的样式^[4]；而足踏莲座作力士形象的天王变相（东侧天王四臂，西侧天王三头六臂），更与观音阁立像十一面观音相应，同属唐辽密教的造像^[5]，因此可以推测，剥出的壁画，除“重修信士”的供养像外，一部分世俗题材应出自元代，而主要内容的设计还可早到元以前，说不定也许和塑造十一面观音的时间相近。《元一统志》“大都路古迹昊王寺”条引辽咸雍三年（1067年）翰林学士王观奉敕撰御笔寺碑云“中广殿而崛起，俨三圣之睟容，傍层楼而对峙，弇八藏之灵编。重扉呀启，一十六之声闻列于西东……”（《永乐大典》卷四五〇引）^[6]，如果这个“列于西东”的十六罗汉，可以理解为立像而不是坐像的话，倒是这十六罗汉立像设计时间的重要参考资料^[7]。

匆促间的初步调查，我们在东壁和北壁东侧的壁画下，发现有两次重层痕迹多处。现在剥出的壁画，除改画和增绘的“重修信士”的供养像外，大体上是在薄薄的一层浅色粉土上重描内层的内容；内层壁画下平涂了约半厘米厚的一层泥土，泥土层之下还有最内层壁画。这最内层壁画，从零散的显露处，推查其内容，似仍为罗汉像。上述迹象如无大误，那就正和我们从壁画题材分析出的结果恰相吻合，即新剥出的壁画，为明中叶重描内层的元代壁画；而内层元代壁画的主要内容，又渊源于元以前所绘的最内层壁画。因此，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新剥出的壁画，虽绘制于明代，但它主要内容——十六罗汉立像的设计，却远在元以前；而且这种题材，既在罗汉画的演变历史上有它一定的地位，又是现存古代塑绘中仅见的孤例。所以这个新发现是值得重视的。

注释

[1]框内文字系据玄奘译《大阿罗汉难提蜜多罗所说法住记》补，以下同。

[2]康熙《蓟州志》卷二记僧正司设于独乐寺。因疑此僧官即是独乐寺僧人。清中叶僧正司逐渐废除，所以道光《蓟州志》卷三记：“僧正司署在州治西，今无存。”

[3]1932年，梁思成著《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刊《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三卷2期），文末自道光《蓟州志》卷十抄录明万历间任蓟州户部分司的王于陛《独乐寺大悲阁记》全文，记中有云：“创寺之年，遐不可考，其载修则统和己酉（统和二十七年，1009年）也，经今久圮，二三信士谋所以为缮葺计，前饷部柯公实倡其事，感而兴起者殆不乏焉。柯公以迁秩行，予继其后，既经时，涂塈之业斯竟，因瞻礼大士，下睹金装辉映，其法身庄严钜丽……”因疑壁画绘制，大约即在此时。

[4]十六罗汉故事见《大阿罗汉难提蜜多罗所说法住记》，其形象在佛寺中出现，原和十弟子同列，为谛听佛法“常随护持”而设，所以作立像（见段成式《寺塔记》卷上“大同坊灵华寺”条）。自卢楞伽始有“坐立两样”（见邓椿《画继》卷九）。晚唐禅宗渐盛，五代贯休创“倚松石”“坐山水”“胡貌梵相”的禅坐式（见黄休复《盖州名画记》卷上），北宋则又别兴李公麟赋彩式白描增加了供养场面的坐于禅床上的汉僧形象。此后，无论塑、绘，如现存苏州甪直塑壁（北宋），原易县三彩（辽晚期），晋城、长清塑像（宋元），陆信忠、金大受卷轴（宋元），义县奉国寺壁画（明）等，皆折中上述两家，并踵事增华，而十六罗汉之立像遂不流行。

[5]足踏莲座作力士形象的天王变相流行于唐辽，见敦煌壁画和流传到日本的曼荼罗幡画。还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天王与独乐寺山门的辽塑天王形象（除变相部分）、姿态有共同处。

[6]见赵万里辑本《元一统志》卷一。

[7]辽代绘塑罗汉，尚多沿用十六之数，除上引大都昊天寺一例外，翻检所及，还有易州圣塔院寺堂塑像，见《辽文汇》卷八所录乾统三年（1103年）释惠察《易州重修圣塔院记》。

本文原刊《文物》1972年6期，第45～46页